大概介紹
動態不一致(dynamic inconsistency)也叫時間不一致(time inconsistency),是巨觀經濟分析常見的一個概念.動態不一致最早見於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90年的公用信用報告.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當時在卡耐基梅隆大學現在在明尼蘇達大學的普雷斯科特(Prescott.E.C)和挪威經濟學家基特蘭德(Kydland.F.E )對它進行了深入的闡述.
20世紀70年代，“滯脹”成為美國經濟的重要問題。對此解釋眾說紛紜,不同的經濟學家由不同的解釋.當時的主流學派堅持在凱恩斯主義總量經濟學的框架內解釋,但其解釋無法令人信服.1977年,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在其合作的論文"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中提出了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並認為其是歐美各國在20世紀70 年代產生“經濟滯脹”的根本原因。兩位經濟學家也因為此方面的理論貢獻和“商業周期驅動力”理論方面的貢獻(即實際經濟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簡稱REC）而分享200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主要是從最優控制理論進行角度進行研究.根據最優控制理論,在既定的條件和既定的將來可供決定的選擇理性當事人的選擇都是最優的.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在他們的經典論文中證明了最優控制理論不適用於作為政策制定的工具,即使給定了一個定義明確的（well-defined)、取得共識的（agreed-upon）、固定的社會目標函式(fixed social objective functon),而最合適的工具是博弈論。因為根據假定經濟參與人都是理性的，如果如果在每一時期t ( t= 1, 2, ..., T) , 給定公眾的最優選擇x1, x2, ... , xT- 1 以及任何將來時期s ( s> t) 政府按照相同規則選擇的情況下, 政府選擇的可以使社會福利函式S= ( x1, ... , xT, ... )最大化, 這樣的經濟政策從動態上來看就是一致性的經濟政策.但是政策制定者面對的不是與大自然的簡單博弈, 而是與理性個體的動態博弈, 理性個體能夠觀察並預期到政府政策會隨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從而使許多經濟政策的可信度下降, 這時時間一致性問題就會產生。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理性個體偏好隨時間的不規則變化; 二是政策制定者與理性個體之間的預期目標差異; 三是理性個體之間偏好不同, 且都只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而政府則希望能夠代表所有經濟個體福利的社會福利函式最大化。這樣個體的最優選擇會通過社會福利函式來影響政府決策, 從而對其他經濟個體產生外部性, 進而導致動態不一致性問題。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證明了一致性的政策不是最優的，它也有可能會導致經濟不穩定。就是說政策制定者如果要選擇一個帕累托最優的政策，那么其政策就應該遵從一定的政策規則。
補充說明
在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基礎上, Barro、Gordon( 1983)和Barro(1986) 詳細闡釋了貨幣政策中動態不一致問題。就貨幣政策目標來說, 實行低通脹是最優的, 然而低通脹政策是時間不一致的。由於存在收入稅、失業補貼等調節, 導致了勞動力市場扭曲, 自然失業率過高, 因而政策目標又具擴大就業、增加產出的動機。根據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 政府只能通過意外通脹來實現擴大就業的目標。如果個體預期政府會實行低通脹政策, 則政府的最優決策是相機抉擇行事, 實行較高的通脹, 即政府有通脹傾向。由於個體是理性預期, 他們預期到政府會採取欺騙行為, 因而在預期目標中, 會把未來可能發生較高通脹這一情況考慮進去, 結果導致均衡時的通脹率較高, 而就業和產出仍然維持在自然率水平上。因此, 政府和公眾之間博弈所導致的政策的均衡是有通脹偏差的( inflation bias) 。Barro等人提出的解決方法是建立政府的信譽機制,提高政府在公眾中的信譽.
動態不一致的問題的實質是個博弈論問題，因此它可以套用到其它方面，比如委託代理關係分析，進入遏制分析、政府間競爭關係分析以及寡斷企業定價或者產量競爭分析等序貫博弈問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