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重要著作
勃蘭兌斯出生於猶太血統的商人家庭。在哥本哈根大學攻讀法律、哲學、美學，受黑格爾影響較深。大學畢業後，到歐洲各地旅行，在法國結識了泰納（丹納）。1871年回國在哥本哈根大學任教，講授《十九世紀文學主流》。這部巨著共6卷，即《流亡文學》《德國的浪漫派》《法國的反動》《英國的自然主義》《法國浪漫派》和《青年德意志》，評論了拿破崙稱帝前後到1848年法、德、英6個主要文學流派的作家，如史雷格爾兄弟、霍夫曼、夏多布里昂、拉馬丁、雨果、拜倫、喬治·桑、巴爾扎克、斯丹達爾（司湯達）、梅里美、海涅、維爾特等。巨著基本上運用泰納的種族、環境、時代三因素決定論來研究文學發展史，同時也注重作家的生平和心理狀態。1890年出版，轟動了丹麥思想界，也受到教會的猛烈攻擊。作者被迫到柏林寄居7年。
尼采的讚賞
在尼采看來，勃蘭兌斯“是一個優秀的歐洲人，是文化傳教士”。——也難怪尼采這么喜歡勃蘭兌斯，因為勃氏是第一個向歐洲推薦尼采的人。當1927年勃蘭兌斯逝世時，托馬斯·曼曾給丹麥的《政治報》發過一封電報(19世紀80年代勃蘭兌斯和他的兄弟愛德華是該報的創辦人之一，而且勃氏就是在此報上發表了無數的論文和書評)，標題為“創造性批評的大師”。他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30年前曾為年輕的知識分子們奉為聖經，以後也將在19世紀文化史上保持其經典文獻的地位。我們的德國朋友永遠不會忘記當一個叫喬治·勃蘭兌斯的人在哥本哈根大學開設“德國哲學家尼采”系列講座時，尼采那冰峰般的孤獨上便灑上了縷縷耀眼的光線。
歐洲年輕知識分子的聖經
當托馬斯·曼稱讚勃蘭兌斯那種“與形式等同的藝術清晰度”，以及他那“精神和美學意義上的心胸開闊和對那種不論歐洲輿論界態度如何，仍將繼續發揮作用的觀念的熱愛”時，他的稱賞還是極為小心的。他並沒說這是種什麼樣的觀念。不管怎么說，托馬斯·曼的訃文證明《十九世紀文學主流》在他年輕時代的影響：它是“歐洲年輕知識分子的聖經”。
個人作品
《十九世紀文學主流》《波蘭印象記》《俄國印象記》
社會評價
《十九世紀文學主流》
偉大的批評家勃蘭兌斯，其生涯即是一種中和。他的不朽著作即《十九世紀文學主流》。我們久已聽說這部著名的作品。他的思想很有吸引力，我希望不久即有人把它完整地介紹給中國。這足以證明勃蘭兌斯的影響了，尤其是其《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的真正全球意義。在勃蘭兌斯看來，我所討論的關於他的這篇文章屬於“文學的比較研究”；法國《大百科全書》更稱勃氏為“比較文學之父”。也許有人會尋找其他的人來做前輩，而且他的著作是否可作為比較文學的典範這點也有爭議，但顯然勃蘭兌斯著眼於更廣闊意義上的潮流。“正如你要想搞植物實地研究就要既會抓到扎人的蕁麻，又會碰見玫瑰一樣，你要想研究文學，就必須學會用自然科學家和醫生那種無所畏懼的眼睛來觀看不同形式的人類現象及其內在關係”，“當你從文學史上某一階段的一種類型變體轉向另一種時，你幾乎正像一個自然科學家那樣在跟蹤某一基本形態的變形。例如，通過動物學的一些技巧，手逐漸演化成腿、爪子、翅膀和鰭形肢”。這裡顯然借鑑了達爾文的理論。在別的地方，勃蘭兌斯還指出：“把語言、語文學作為一門自然科學來進行比較研究。”但這僅為這種智性模式的一個因素。
關於黑格爾
19世紀知識分子中，不光勃蘭兌斯一人把達爾文的進化觀與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聯繫起來。《十九世紀文學主流》最後一卷論述黑格爾及年輕的黑格爾主義者們與年輕德國之間的關係時，勃蘭兌斯的注意中心正是黑格爾“把世界歷史看作一部完整緊湊的戲劇，看作自由的一出偉大戲劇”時的高遠視界；這是“思想的詩”，一種“新詩”，是在黑格爾方法的具體套用已失去其魔力後所唯一剩下的“一些偉大的基本思想”。但“如果你年輕時在內心經歷過黑格爾時代，你就會充分理解那時年輕一代的那種熱情，以及他們從這些世界思想中所汲取到的力量”。黑格爾所能留存下來的只是歷史通向自由的那種內在發展觀，還有那種非線性進步觀；其辯證性體現在進步與反動的遇合，但這種反動又促進了進步的步伐。此即黑格爾的“揚棄”(Aufhebung)概念，勃蘭兌斯在他第四卷的序論中曾這樣說過：“真正的，起補充和校正作用的反動就是進步。”轉折點在戲劇詩學中相當於逆轉這一概念，而在歷史哲學中卻表現為一些辯證的轉向。?
世界思想
這種把歷史看作自由理想的遞進式實現的“世界思想”是勃蘭兌斯從黑格爾那裡吸收來的，它貫穿整部作品。這正是“直覺”(奧爾巴赫意義上的)背後那種個人投入中的超個人因素。《十九世紀文學主流》在其他地方也談及詩歌中的“立場”問題。勃蘭兌斯號召人們要站在“本質上不囿於任何地方(像民族)的理念體系，也即世界思想、人類那些偉大的普遍利益這邊”。這裡自由理念的實現有雙重含義：一方面是自由思想，另一方面是實踐世界中的自由。
事業的核心
勃蘭兌斯事業的核心則是思想的自由；它隱含於其作品的中心。尼采對社會需要的組織化表達並不友好；他不僅蔑視他所說的“怨恨”情緒，也嘲弄組織化勞動，這在他那本不合時宜的《歷史的作用》一書中表現得尤其明顯。那么屢屢提及法國大革命理想的勃蘭兌斯，又是怎么熱情接受尼采的這種思想的呢??他寫海因利希·海涅的那一部分談到了類似的問題，其答案闡明了他自己的立場。海涅雖被認為是個革命派，但他身上並沒有一種對民主的熱情。對此勃蘭兌斯是這樣解釋的：“海涅既是一個自由的偉大耕耘者，同時又是個徹頭徹尾的貴族。他熱愛那種企慕自由的感情，他渴望自由但失去了它，於是就全心愛上了它；但他同時也有源於偉大感情的對人類偉大之處的愛，以及源於優美感情的對任何平庸的東西的一種純神經質的反感厭惡。”“平庸”在這裡很關鍵，它描述的實即勃蘭兌斯自己的性情。有一個細節不應忽視，即這種厭惡是純“神經質”的。它幾乎是一種高雅的趣味，一種貴族氣質，一種對任何限制貴族自由的東西的自動拒斥： 他的政治同情和政治努力之間的這種明顯衝突是由於他熱愛偉大和美，這與他對自由的愛同樣強烈。因此他拒絕以人性發展的最高成果為代價來換取虛假的平等和真正的平庸。海涅預言“未來社會將由一些被解放的奴隸構成，他們不再按其奴性而卑躬屈膝僅僅是為了發泄其滿心嫉妒，而嫉妒正是其道德核心”。這些話簡直直接出自尼采的《道德譜系學》。勃蘭兌斯在論斯達爾夫人的那一部分中更把“公眾意見”看作敵人。面對公眾意見，“傑出人物的位置正如一個混賬班級里的最優秀學生一樣勇敢地矗立著”。平等並非勃蘭兌斯的首要關注點。他害怕並痛恨平庸。對他來說，法國大革命的思想曖昧不明：“自由、平等和友愛這些口號至少意味著兩條基本原則，而不是一條。作為一條基本原則，自由主要和伏爾泰有關，而友愛則與盧梭這個名字相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