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故事
1968年，經濟大師Lewis提出著名的路易斯拐點論。指出對於處於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初期中的開發中國家而言，因為第二三產業不發育，農村集結了大量剩餘勞動力，農業人均生產力低下，收益甚微，生活貧困。因此只要城鎮就業的收益略高於農業，剩餘勞動力將源源不斷向城鎮流動，從而使城鎮就業市場始終是供給嚴重過剩的狀態。資方只要提供的工資略高於農業收益，就不愁招不到人。這樣，工人的工資始終很低，僅僅略高於農業收益而已。於是，工資十年不漲也就不足為奇了。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完畢，新增就業人口趕不上增加的用工需求，就業形勢開始向供不應求轉變。這個區間，就是著名的路易斯拐點。之後如果經濟繼續高速發展，勞動力短缺就開始出現，工人在勞資博弈中開始處於優勢地位，工資待遇開始有可觀的提升。
勞動力價格的大幅上漲嚴重損害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力，從而迫使產業升級加速。這一點在1991—1996年的韓國體現得尤為明顯。這短短五年間韓國LT1產品的顯性比較優勢從4.17跌落到1.47，LT2產品從1.73降到0.93，表明已經不再具有比較優勢。不過我感覺韓國的這種跌落實在太快了，對中國而言這意味著失業率的回升。
產生經過
威廉·阿瑟·劉易斯認為，在一國發展初期存在二元經濟結構，一是農業傳統經濟，一是以城市為中心的現代工業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一方面是工業不斷擴張，另一方面是日益萎縮的農業傳統經濟產生了大量剩餘勞動力。由於現代工業的勞動生產率遠遠高出農業，可以支付的薪金也遠遠高於農業收入，只要工業部門對這些從農村來的民工能夠提供足以維持其生存的最低工薪，他們就會滾滾而至，為工業部門供應無限的廉價勞動力。
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餘變為短缺，相應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向上傾斜，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經濟學把聯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
1972年，劉易斯又發表了題為《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劉易斯提出了兩個轉折點的論述。當二元經濟發展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由於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第一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在“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二元經濟發展到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的第二階段後，隨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剩餘進一步增加，農村剩餘勞動力得到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足以超過人口的增長，該部門的工資最終將會上升。
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時，也就是說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結束二元經濟的勞動力剩餘狀態，開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第二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二拐點”開始到來。顯然，“劉易斯第一轉折點”與“劉易斯第二拐點”的內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標誌性的象徵意義，前者的到來為後者的實現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條件，但後者的意義是決定性的。對照“費景漢—拉尼斯模型”中的三階段劃分，該模型中從第一階段轉化到第二階段的過渡點即為 “劉易斯第一拐點”，該模型中從第二階段轉化到第三階段的過渡點即為“劉易斯第二拐點”。
與人口紅利
與“路易斯拐點”相對應的是“人口紅利”，由於年輕人口數量增多形成的廉價勞動力，提供給經濟發展相對便宜的要素價格。對於很多開發中國家而言，廉價勞動力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要素，這一點，在我國目前的經濟成長模式中也表現得較為明顯。
而“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之間似乎有一種正相關的關係，前者的顯現，往往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一個前兆。開發中國家面臨的“拐點”更多的是指 “初級勞動力”領域，相對應的，以技師、技工為代表的“中級勞動力”數量卻越來越不足（大學本科生以上的“高級勞動力”倒是在增加，但質量並不樂觀），這更加加劇了未來發展的風險。
並非所有的國家都會經過“劉易斯拐點”，它更多涉及人口存量結構的改變，而人口紅利拐點關注人口年齡分布結構的變化，是所有國家在經濟發展中都必須經過的，其更多涉及人口增量結構的改變。具有二元經濟的國家，一般首先經過“劉易斯拐點”，但是經過“人口紅利拐點”的時間則有所差異。
日本在20世紀60 年代末通過“劉易斯拐點”，90 年代遭遇人口紅利拐點；韓國在 80 年代通過“劉易斯拐點”，至今仍在享受人口紅利，預期在 2015 年通過“人口紅利拐點”。而中國經過“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拐點”的時間頗為接近，前後相差10 年，因此面臨的勞動力供給壓力更大；不同於日韓收入分配縮小之後才遭遇“人口紅利拐點”，中國是先到達“人口紅利拐點”，也就是未富先老。
影響
“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拐點”對經濟的影響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二者都將抬高勞動力供給價格，勞動者工資的上漲將推動價格中樞的上升，勞動力供給充分條件下的低通脹、高增長態勢將不可持續；
第二，勞動力供給的緊張將對經濟成長產生不利影響，越過拐點後經濟成長中樞將出現系統性下降；
第三，勞動力供給約束將改善國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勞動報酬占比上升，從而帶動消費興起；
第四，消費上升將導致儲蓄下降，投資增速將出現下降，經濟成長的動力將由投資轉向消費；
第五，收入分配將更趨合理，貧富差距縮小。
第六，從日本的經驗來看，其經歷“劉易斯拐點”之後，工業企業特別是製造業的利潤率也曾出現系統性下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