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祿坊中段有四座(落)一字排開的宅第,門牌號順序為34、32、30、28(舊10-13號),老福州人似乎更習慣稱之為“劉家大院”。劉家大院的主人祖籍河北大名府龍山鎮,明宣德年間遷到福州,到十三代劉照時,劉家於此購房居住。
劉家大院東起道南祠(今鼓三小),西至早題巷,南臨光祿坊,北與大光里何振岱故居相鄰,占地5000多平方米,現存4000多平方米,是三坊七巷最大的單姓宅第,號稱“劉半街”。
劉家大院坐北朝南,由自東向西相連的四座清式建築組成。現存的大院是清道光、鹹豐年間劉齊衢、齊銜兄弟大規模改建後的清式構築。院內構造基本上遵循當時的典型格局:兩道石框門後,是石埕鋪地、三面環廊的首進天井。經天井入前廳,廳堂闊五間,減柱造穿斗式木構架,兩邊正房。屏門隔開前後廳,由後廳經後天井而至二進、三井。四座大院間共牆相鄰、小門相通,臨街處則各建大門,每院落既可獨立,又能相互通連。據統計,劉家大院原有大廳12間、廂房48間、花廳6間、假山3座、魚池3口、亭台樓閣6處,另有藏書閣、觀音閣、佛堂等。其圍牆高達1.5-2丈,尤堅實耐火;長3米以上、寬0.6米的鋪地石板計300多條;3米左右長的抱圍大柱就有100多根;門窗戶扇盡用楠木。作為顯赫一方的大戶,劉家住宅建築用料考究,頗有不同凡響處。
本次修復的劉家大院本有三落,其中西落兩進、中落三進已修復,東落因為還住著人,尚未動工。另外最西側的花園已被毀,無法復原。
西落的建築,一進是清代的木構梁架,民國的隔扇。那些楠木窗格扇,基本上都是利用原有的木構件。二進的青石竹節窗,還有民國的兩層木樓,雕刻都很精緻。兩層木樓是由清建築改建而來,一樓檐下保留有懸鐘、雀替等木雕構件,二樓木雕欄桿上裝飾著木雕的禮器——壺和鼎。西落的門頭房原先被破壞缺失了,此次市古建所在修復設計時,根據地面挖出的遺址,恢復了西落的門頭房。
中落三進建築,最有特色的就是院牆檐下飾有彩色的灰塑。這些彩繪修復前,有的被水泥封堵。這次修復時,專門請來彩繪工匠慢慢清洗,再根據清洗出的原樣來恢復。彩繪左右兩側是漁樵耕讀圖,有漁夫打魚、農夫踩水車、樵夫打柴等圖案。中間是主人衣錦返鄉時的畫面和一些生活場景,此外還繪有荷花、鯉魚、牡丹、錦雞等吉祥物。
中落正廳的插屏門,是漆金團鶴圖。二進天井緊靠迴廊處,有一對直尺形的相對的短牆,不知是何用途。三進是民國風格的兩層樓。木欄桿、門扇上刻的都是幾何圖案的格子,很有藝術感。樓前是超過兩層樓高的百年白玉蘭樹。
中落最漂亮的還要數東側的花廳。這個花廳的半月池,與郎官巷二梅書屋、南后街葉氏民居的半月池有的一比。池邊環繞著海礁石堆砌的假山,還有爬藤植物、露台以及水榭。這個水榭又不同於水榭戲台中的水榭,它不是立在水面上,而是建在池邊的、一個類似軒廊的建築。在花廳廳堂有一個民國風格的雕花門扇,很特別。門扇上設計了上下兩層共12面橢圓形的鏡子,兩側的門上還各有一面橢圓鏡。從這些鏡里可以看到背後的半月池、假山,這可能就是當年主人設計這幅門扇的用意所在吧。在這些鏡子的下方,還刻有各種“壽”字的寫法,每扇門刻20個字,六扇共120個不同的“壽”字彰顯出主人生活的富足、情趣和講究,換句時髦的話,叫做“很會享受生活”。
在劉家大院中穿行,恍如遊走於深婉的歲月脈搏。誠然,劉家大院也未能避免歷史性的災厄,四座相連中的一座早被拆毀,假山魚池、亭台樓閣更蹤跡全無,再不復當年舊貌,但其餘韻尚存。首先是宅院的幽深委曲,初來乍到的我幾乎有如入迷宮之感:這邊一道小門,那裡一個轉彎;一環扣一環,一屋連一屋,仿佛繁複無盡。“庭院深深深幾許”的情趣在此處得以詮釋。
劉家人才輩出,即有轟動一時的“兄弟同榜兩進士”劉齊衢、劉齊銜(為林則徐大女婿),又有號稱“電光劉”的劉崇佑、劉崇偉八兄弟,還有陳寶琛的外甥、李鴻章幼弟李昭慶的孫女婿、民國中央銀行總裁,何應欽內閣財政部長劉攻芸,以及曾任福建鹽運使,號稱“福建理財三傑”之一的劉鴻壽。
劉齊衢(1813-1860),字本樞,號綺田,閩縣(今福州市區)人。父親早亡,由其伯父劉家鎮教養。劉家鎮是劉家十四代,林則徐的摯友,曾創辦聖功書院和鳳池書院。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齊衢與弟齊銜“兄弟同榜兩進士”,轟動一時。劉齊衢歷知四川興文、榮縣、江津等縣。江津為蜀境要衝,開支繁多,積案不少,民眾苦不堪言。齊衢到任後,江津得以“少安”。然終因積勞成疾,逝於任上。
劉齊銜(1815-1877年),字本銳,號冰懷、又號冰如,閩縣(今福州市區)人。劉齊衢之弟,林則徐大女婿。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進士,簽分戶部。鹹豐四年(1854年),授湖北德安知府。不久,移任襄陽、漢陽兩郡。同治元年(1862年),擢陝西督糧道,旋代理布政使兼總糧台。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浙江按察使,又升河南布政使,還曾一度署理巡撫。光緒三年(1877年),病卒於開封。他用二十多年為官積蓄的錢財,在宮巷購置了三座大宅院供子孫居住,還在福州北門、雷峰山、石倉、閩侯縣科貢鄉等地購買大片土地出租。劉家還開設德成、即成、復成典當鋪和天泉錢莊。劉家通過當鋪、錢莊、土地、房屋賺得了大筆收入,為發展民族工商業奠定了物質基礎。
到劉齊銜之子劉學恂時,開始投資創辦近代工業。1890年,劉學恂創辦了一家糖廠,因技術落後,管理不善,不久停辦。1893年,劉學恂將廠房改為倉庫,囤放紙張,經營紙行,不幸遭火災。兩次失敗並沒有阻止劉家發展工業的嘗試。1910年,劉學恂的幾個留學日本的兒子與林長民等人,出資購買耀華電燈公司改名為“福州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劉學恂次子劉崇偉為發起人,擔任公司董事兼經理,五子劉崇倫為技師長(總工程師),劉家一開始就掌握了公司的經營和技術管理權。1912年,劉家收購“福建電話公司”,成立“福建電話股份有限公司”,曾留學日本學習電氣工程的劉崇偉任公司董事長兼經理。隨著電氣、電話公司的成功,劉家又先後創辦電氣公司附屬修理廠、精火廠、福州冰廠、福州油廠、建興鋸木廠、兩家電料廠、玻璃廠等二十多家企業,成為福州首富。
劉攻芸是中央銀行總裁,何應欽內閣財政部長。劉齊衢是他的曾祖父。光緒帝師陳寶琛是他的舅舅。他也是李鴻章最小的弟弟李昭慶的孫女婿,李國珍的丈夫。
劉攻芸幼年曾就讀於福州鰲峰書院,早年在清華學校學習,後來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留學歐美,主攻財政金融並獲得英國倫敦大學的博士,1927年回國,任教於清華大學。1929年,從清華調任中央大學,教授銀行學並進行銀行實踐,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到當時中國金融界的實權人物。1929年8月,劉為時任中國銀行總經理的張嘉璈所賞識,出任中國銀行總會計。後張嘉璈被委任為央行總裁,邀請劉攻芸作為副手出任副總裁,1949年初,在國民黨核心人物都準備滑腳之際,劉攻芸出任央行總裁,後又出任李宗仁政府的財政部部長,毅然挑起了這個財政破攤子。劉攻芸的晚年也是不如意的:他在台灣呆不下去,又輾轉到香港;1963年,新加坡獨立後,去新加坡經營礦業,做事又百般不順,事業一敗再敗;於1973年,帶著諸多遺憾離開了人世。
劉家大院的花廳還曾為現代著名作家郁達夫(1896-1945)與其妻王映霞的借居處。1936年至1938年,郁達夫來閩任福建省參議,在福州生活了三年,創作了大量描繪福州山川氣候、飲食人物的優美散文。 其中有一年他們就寄寓在劉家大院。
1936年春,著名作家郁達夫來福州,住南台基督教青年會宿舍。稍後,因他兼任省政府公報室主任,公務繁忙,從南台到省府路很不方便,就在城內光祿坊早題巷1號賃屋居住。1937年歲首,郁達夫訪問日本、台灣歸來,因王映霞來福州才在光祿坊劉宅11號(現光祿坊30號)賃屋居住。1984年初,日本研究郁達夫的專家鈴木正夫教授曾尋訪到劉宅,拍照多張。2005年冬,郁達夫的長孫郁峻峰曾帶領富陽電視台工作人員到劉宅拍攝紀念郁達夫專題片。
郁達夫1937年1月21日在榕致黃華表的信談到:“內子杭州來,得悉足下已遷柳浪新村。”此信載於1937年2月10日杭州《東南日報》。推算起來,郁達夫是1937年1月初回榕後,就接王映霞攜其子郁雲來,住進光祿坊劉宅花廳,(丁丑年)春節是在這裡過的。
郁達夫住光祿坊劉宅期間的生活,與抵榕初期大不相同。知名作家董秋芳1937年4月3日抵榕後,當天就到劉宅拜訪郁達夫。他撰文告訴讀者:“我願報告一件最使我驚異的事,就是郁達夫先生的生活改變。他的生活,現在很有規律了,經辦的事也很多。每天早晨七時便出去辦公,到正午十二時回家午餐,下午一時以前又匆匆出去,直到夜晚才回來。這種生活,要說阻礙他的創作,未始不可,至於說他坐領乾薪,卻是冤枉煞人。而實際上,這裡的工作都是很緊張的,連郁夫人料理家務,買菜煮飯,都得親自動手……”(《到福州後》)。
當時,應郁達夫之邀來榕工作的還有:進步作家楊騷、許欽文、樓適夷,成為福州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動的骨幹,他們常到光祿坊劉宅與郁達夫敘談。
郁達夫有記日記的習慣。《回程日記》(1937年4月30日至5月4日)就是他寓居劉宅期間寫的。為促使郭沫若早日回國,共同抗日。他在杭州會見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邵力子等,請他們向南京當局進言,取消對郭沫若的通緝令。當他回福州後得知奔走見效後,喜不自勝,5月18日一天裡給郭沫若寫兩封信(原信後來曾披露),翌日又給郭沫若的妹夫胡灼三寫一信,要他“亦去一快信,使他得安心回來。只說郁某決非賣友之人,可以回來矣”。這些信流露真情,至今讀來仍十分感人。
這段期間,郁達夫與王映霞的關係比較融洽。王映霞帶著次子郁雲,還帶了一個保姆來,原有在榕久住之意。郁達夫陪王映霞拜訪朋友,遊覽榕城名勝古蹟,品嘗閩中名菜,併到照相館合影留念。王映霞是媒體常報導的人物,加以衣著時髦,引起鄰里閨秀的注意。後來因時勢變化,夫婦商量後,王映霞帶郁雲先回杭州去,她在劉宅大約住了5個月。
抗戰爆發後,郭沫若由日本秘密回國,於7月27日抵達上海。郁達夫專程赴滬迎接。他回福州後,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被推選為福州文化界救亡協會理事長。該會成立後,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創辦《文救周刊》,由郁達夫、楊騷主編。出版三期後,為加強團結抗日,附刊於《小民報》的幾個文藝周刊與《文救周刊》合併為《救亡文藝》(日刊),仍由郁達夫、楊騷主編。這些文章迸射著耀眼的戰鬥的光芒。因而,引起國民黨福建省黨部和省保全處的驚慌與破壞。福州文化界救亡協會被迫停止活動。《救亡文藝》編輯部受到特務持槍威脅,要抓責任編輯樓適夷,被迫停刊。然而,郁達夫仍下定決心,要為抗戰而獻身。他在光祿坊寓所為文學青年程力夫的題詞中寫道:“我們這一代,應該為抗戰而犧牲。”
1937年12月,日軍攻陷杭州、富陽後,郁達夫的七十多歲老母親不願做亡國奴,被迫絕食,除夕那天餓死於家鄉的鸛山。噩耗傳到福州已是1938年春初,國讎家恨,雙錘齊下,郁達夫悲慟欲絕,即在劉宅景屏軒設靈堂遙祭,並親自書寫一聯:“無母何依;此仇必報”,懸掛於其母遺像旁。決心化悲痛為力量,投入更廣泛的全國性抗日洪流中去。1938年3月,他應郭沫若之邀,離開福州赴武漢,參加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的抗日宣傳工作。
劉家大院的輝煌遠不至此,向前追溯,你會驚奇地發現在劉家入住之前,這四座大院的主人並不遜色於劉家。
大院西側的兩座,即32、34號(舊12、13號)曾是清代藏書家、書法家林佶與哥哥考古學家、金石家林侗的讀書處“樸學齋”,後歸林則徐好友、刻書家馮縉所有,之後又幾易其手,最後為劉家買下。
林佶(1660-1720後),字吉人,號鹿原,福州人,林侗之弟。清代藏書家、書法家。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舉人,奉旨入武英殿抄寫聖祖御集。五十一年(1712年)欽賜進士,授內閣中書。卒於清聖祖康熙五十九年以後,年六十餘歲。博學能文,好金石,工楷書,又善篆隸,尤精小楷。文師汪琬,詩師陳廷敬、王士禛。曾手書汪琬之《堯峰文鈔》、陳廷敬之《午亭文編》、王士禛之《漁洋山人精華錄》與《古夫於亭雜錄》付雕,即著名的“林佶四刻”。在中國印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雍正元年(1723年)罷歸,築“樸學齋”,設“陶舫書屋”,藏書達十餘萬卷。著有《樸學齋詩集》、《漢甘泉宮瓦記》、《全遼備考》等。其師堯峰先生(汪琬字苕文,號鈍翁,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曾任刑部郎中,戶部主事等職,以疾告假歸。結廬太湖之堯峰山,閉戶撰述,研究六經,不問世事,時稱堯峰先生。)贈詩,有“區區仆學待君傳”句,乃以名齋。
林侗(1627--1714)字同人,福建侯官(一作閩縣)人。生於明熹宗天啟七年,卒於清聖祖康熙五十三年,年八十八歲。貢生。康熙中,署尤溪教諭。侗所著有荔水莊詩草、來齋金石考、昭陵石跡考略、李忠定年譜及井野識塗,《清史列傳》傳於世。是考古學家,著有《來齋選古》、《來齋金石考》等。
馮縉,字光敦,號笏駢,又號棲鶴。侯官人。嘉慶三年(1798年)舉人,僅一次進京考進士,落選後便放棄仕途,“日以書籍自娛。喜為詩,有《儋甄、稊米集》”。又撰《蘭話室後金石存》、《唐昭陵陪葬名氏考》和《陶舫拾慧》等。馮縉是刻書家,曾刻印林佶兄林侗《來金石考》和鄉前輩孟超然《亦園亭全集》。又準備刻印宋梁克家《三山志》,雕板都備好了,只因財力不足而作罷。其弟馮光祚,字恪甫,嘉慶五年(1800年)舉人,被“梁章鉅招入藤花吟社”。
道光元年(1821年)七月,林則徐因父林賓日病,辭了去年剛到任的浙江杭嘉湖道的官職,回到福州。第二年春舉人馮縉邀請林則徐到其光祿坊家作詩飲酒,林則徐寫了《陶舫詩二十韻為馮笏駢孝廉(縉)賦》,詩中說:“馮君招我文字飲,遺蹟流傳話疇昨。誅茅歸傍光祿台,自署巢居號棲鶴。樸學齋連蘭話新,忽在樓中醉星落。”“樸學齋”就是藏書家林佶的書屋,“蘭話堂”是馮縉的書齋,兩家連在一起。
馮縉60歲生日時,林則徐還寫了《和馮笏駢〈六十自壽詩〉》四首,由此可見,林則徐與馮縉的交情是很深厚的。
大院東側的兩座,即28、30號(舊10、11號)聲名更為顯赫,是清初詩畫家許友的故居“米友堂”。
“米友堂”因許友欽慕米芾的書法而得名,中有紫藤花庵、岸船齋、樵歇齋、君到軒、見山軒、浮岡、陶舫諸勝。許友字甌香,工書善畫,詩尤孤曠,時稱詩、書、畫“三絕”。他繼承父親許豸的遺產,住在光祿坊的房子中,烏石山著名的“濤園”是他的別墅,早題巷4號也是他送給外甥黃任居住的,現為“黃任故居”。許友後因福建布政使周亮工貪污案受牽連,他通過《學啞》、《學瞽》、《學擔糞》、《學死》等詩表示對當局的不滿。許家的名氣還在於許家一門四世出過六位詩人,至許友曾孫許王臣時更因“七世同居”獲乾隆皇帝欽賜“七世同居”匾額、詩章,榮耀一時。
劉家大院於2005年5月被公布為福建省文物保護單位。劫後重生,它並未被歷史的塵埃深埋,正如大院內倖存的百年玉蘭與辛夷(又名木筆),花期來時,依舊花開滿樹,芳香襲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