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劉伯泉（1876－1939），名廣潭，杞縣城人，生於醫家，自幼刻苦讀書，成年後考取縣學生員。民國初加入中國國民黨，擁護新三民主義。“五卅”慘案發生後，他組織杞縣各界人士募捐，支援上海工人鬥爭。1927年任杞縣清理廟產委員會副主任，用廟產收入開辦學校，動員熱心教育的教師義務教課，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1932年愛國民主人士王毅齋創辦私立大同學校，他被聘為校董，積極協助校長籌措資金、校舍，延請進步教師，並多次要求國民黨杞縣當局及縣城工商各界出資捐款，解決辦學經費。1938年1月，中共杞縣黨組織倡導建立“杞縣各界抗敵後援委員會”，劉與中共代表、各界名流等18人任委員，與中共杞縣地方組織共同開辦“抗日民運幹部訓練班”，組織抗日宣傳隊，募捐錢物，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1938年12月19日夜，日軍第二次占領杞縣城時將他逮捕，對他威脅利誘，逼他供出共產黨員、抗日分子、抗敵後援會委員名單，遭到嚴辭拒絕，1939年1月20日（農曆1938年臘月初一）被日軍刺殺於縣城西南城頭，年63歲。
1982年，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根據國家民政部批示，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人生經歷
一、幼年時代
劉伯泉先生，河南杞縣人，其先祖劉理順，明崇禎時期狀元，李自成農民軍進入北京時，以身殉職，世稱忠烈。劉氏在杞縣城內，本是望族。但至清朝末期，已趨沒落。伯泉先生於一八七六年（清光緒二年）出生，賴其父行醫，維持生活。伯泉出生後十八日，父親不幸病故，孤兒寡母，生計維艱。劉母勤儉持家，義方教子，受到親鄰稱讚。伯泉先生原名廣雲，乳名西方，七歲入私塾，勤苦攻讀，敏而好學，才華冠儕輩。十六歲入庠，文名益著。鑒於清廷腐朽無能，喪權媚外，不願再走入仕途。時值歐風東漸，伯泉思想受到影響，自學新學‘學成致用，同時設館授徒，培育英才，並藉以維持全家生活。二、走向進步
伯泉先生幼讀儒書，熟背五經四書，思想上受到局限。對清統治者的殃民禍國，雖極不滿，但忌於“犯上作亂”，不敢有所作為。武昌起義的槍聲，給伯泉先生以極大震動。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他對於孫中山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十分嚮往。在中國國民黨成立不久，即加入了國民黨，成為三民主義信奉者。清王朝覆滅後，代之而起的是北洋政府的黑暗統治，軍閥混戰，兵連禍結，國家的危機四伏，人民的苦難倍增。伯泉先生對此憂心如焚，一方注視時局發展，作獻身準備；一方致力於地方教育及公益慈善事業。在民國成立後的十年中，伯泉先生成為杞縣熱心教育及公益慈善事業的知名人士，有志青年的貼心人。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結成了國共統一戰線。劉伯泉對此，竭誠擁護，認為是救國救民唯一良策，願為此傾注全力。他後半生的大部活動，都是這種思想支配的。
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發生後，伯泉先生義憤填膺，不甘坐視。他的家境本不寬裕，為提倡捐款支援上海罷工工人，帶頭捐出大洋一百元，在他的帶動影響下，很快收到各界捐款四百餘元，申匯南方總工會，支援這次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
一九二七年，肖人鵠、吳芝圃，領導農民，解放杞縣，建立革命政權。使劉伯泉先生初次看到祖國光明未來。同年六月．馮玉祥將軍主持豫政，號召改革，提倡婦女解放，破除迷信，劉伯泉先生首先說服他的女兒和侄女，剪髮放足，學習文化。一時全城傳為美談。杞縣各界，一致推選他為清理廟產委員會的負責人。他率領進步青年和民眾，衝破重重阻撓，在全縣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折廟宇、毀神像、辦學堂運動。短短几個月內，就把杞縣城內寺廟中的神胎打光，並在較大廟宇中，辦起了杞縣一小、二小、三小、四小等四所國小。以後杞縣著名的大同中學的校址，也是有由原的肖曹廟、天爺廟、文廟等改建的。位於縣城中心，規模較大的城隍廟，改成中山市場，相沿至今。
在多年的生活實踐中，伯泉先生進一步認識到，舊民主主義革命，已不完全適合中國的需要，蘇聯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的馬列主義，逐漸引起他的濃厚興趣。學習馬列主義，追求革命真理，成為他的主導思想。他總以為人民大眾，既是國家的主人，振興教育，啟迪民智，提高人民文化思想水平，自屬當務之急。在這樣的思想支配下，他決心創辦學校，培養革命青年，發展社會教育，提高民眾文化。在此期間，中共河南省委先後派王國權、張海峰等同志，到杞縣開展建黨活動。認為伯泉先生思想進步，在地方有聲望，傾向革命，對伯泉先生積極爭取。伯泉先生在共產黨人幫助下，思想很快得到飛躍，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由孫中山先生的追隨者，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擁護者。
一九三二年，劉伯泉和王毅齋兩先生，在王國權等同志協助下，創辦起大同學校。該校先設國小部，一九三四年九月以後在王國權、郭曉棠等同志籌備下增辦了中學部，此是培養革命青年的陣地，又是共產黨在豫東各縣發展黨團組織的重要據點。伯泉先生竭盡全力，辦好大同學校，掩護了大批革命同志，為共產黨培養輸送了數以百計學生，後有不少成為優秀黨員、革命幹部。並有不少的同學，為革命獻出自己的寶貴生命。
三、獻身教育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八年的數年中，伯泉先生專心致力於抗日教育事業。除創辦大同學校外，對社會教育，亦極關心。經常組織學校師生歌詠隊、劇團、講演隊，在杞縣全縣城鄉，演出抗日救亡節目。在校內的共產黨杞縣中心縣委及杞縣縣委的直接領導下，宣傳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民眾，積蓄力量。為了發展豫東革命組織，開展抗日救亡活動，上級黨組織先後派遣趙一萍、高秉坦、路嘯洲、王衡、梁丙田、杜省吾、段佩明、王樂超等同志，到大同中學，以教師身分作掩護，從事建黨及發動民眾活動。伯泉先生對他們的淵博學識，高尚風格，勤奮工作，深表敬佩。把他們引為知已，親如家人，彼此推心置腹，精誠協作。在他們的影響下，伯泉先生的政治覺悟，不斷提高，但因工作需要，未正式參加組織。當時大同學校的處境，十分艱難，因為是私立學校，官方不予撥款，所需經費，除靠少數廟產收入外，全賴校長王毅齋在河南大學當教授的工資收入和伯泉先生等人的私人補助。伯泉先生還把自有家宅後大片土地，劃歸學校，作為操場．當學校經費實在無法維持時，他就出面向國民黨政府要求補貼，或呼籲工商界予以支援，並親自帶動學生向社會募捐。使學校能夠繼續辦下去。為保證進步教師安全，他主動邀請祁慰農、黃舜閣老師及其家屬，到自己家中居住，以免發生意外。那時王毅齋校長在河南大學任教，常住開封，大同學校一切日常事務，大部由他操持。全校師生，都親切稱他為“老管家”。
四、抗日先鋒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得寸進尺，占察綏，通平津。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發出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提出恢復國共統一戰線主張，取得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的一致擁護，從而掀起了席捲全國的抗日高潮。伯泉先生此時雖已年近花甲，但仍當仁不讓，和大同學校師生協力，編寫了《參軍》、《郊外遇劫》、《流亡三部曲》等抗日宣傳節目，到各地演出。並利用各種場合，宣傳抗日救國。他在城隍廟（中山市場）舉行的有數千人參加的大會上，痛斥日寇的侵華暴行，提出各界人民團結起來，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的雄壯口號，聽者動容，大家尊他為愛國老人。七七事變發生後，設在大同學校的共產黨杞縣中心縣委的領導人王靜敏、杜省吾、譚志正等同志，積極領導抗日活動，宣傳黨的抗日救國的方針政策，在學校師生中發展黨員及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先後輸送校內革命青年穆青、馮若泉、李秀芝、徐樹森等多人，分赴延安及山西等地，走上抗戰第一線。伯泉先生對此給予全力支持，多方幫助。在這一時期內，伯泉先生以其老國民黨員的身份和在地方上的聲望，對在大同學校內的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盡力掩護。一九三七年，黨員教師王衡儒同志，被國民黨逮捕並押到開封，經校長王毅齋及校董劉伯泉大力營救，得獲釋放。七七事變爆發，全國各地，紛紛組織抗日後援委員會，共產黨通過大同學校地下黨員段佩明、劉耕初和劉伯泉先生，取得了杞縣抗日後援會的領導權。他們三人，都被選為該會委員，伯泉先生掌管財務，每次開會時，伯泉先生均遵照共產黨計畫，首先發言，取得與會者同意，然後執行。利用這一公開組織，既可積極進行抗日活動，又能掩護共產黨同志，在以後一段時間中，都是按照這種方針進行的。為著鼓勵民氣，擴大影響，以抗敵會名義，沒收了著名漢奸惡霸田產，充作抗日經費。查抄焚燒奸商隱匿的日貨，廣大民眾拍手稱快。
五、組織武裝
一九三八年初，河南省豫北大部縣城，淪入敵手，黃河北岸敵軍的出現，使杞縣的革命領導人和廣大民眾，認識到抗日活動，應立即由宣傳準備階段，轉入實際行動階段。成立人民武裝，已屬刻不容緩。為了給抗日游擊訓練班籌備武器彈藥，由杞縣縣委軍事部長譚志正負責，與伯泉先生，孟海若等出面，多次和國民黨政府交涉，搞到了十五支步槍和少量彈藥。為擴大抗日隊伍，伯泉先生首先動員在大同中學女生部求學的外甥女李秀芝和侄女劉桂芳參加抗日部隊。在她們的影響帶動下，大同學校中的很多青年，紛紛投筆從戎，走上抗日第一線。一九三八年五月杞縣淪陷前夕，中共杞縣中心縣委作出決定，由王靜敏、段佩明、杜省吾、韓小亭、王東超等同志，帶領大同中學師生五十餘人，組成抗日游擊隊，撤出縣城，深入農村，發動民眾，開展武裝鬥爭，準備打擊進犯日寇。這支游擊隊剛剛成立，槍枝彈藥均極缺乏，伯泉先生又多方設法，搞到一支“金鉤”步槍和五十發子彈，讓其十四歲的長子劉知非帶著參加抗日游擊隊。知非臨行前，伯泉先生諄諄教育兒子說：“你走了不要想家，沒有國，家也保不住，為了保衛祖國，在前方多殺幾個鬼子，把日本強盜早日趕出中國，是我對你的希望。”在黨組織撤出縣城之後，伯泉先生住所，又成為黨在縣城的聯絡站，傳遞情報，輸送人員，很多工作都通過伯泉先生進行聯繫。
大同中學師生組成的抗日游擊隊，由縣城進駐杞、太、睢邊區，與吳芝圃同志領導的武裝力量匯合，組成游擊第三支隊，後又改編為新四軍第六支隊。他們在豫東發生的各次戰役中，英勇殺敵，鬥志昂揚，部分同志為國捐軀，成為烈士。大部分同志均於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建國後各條戰線上作出優異成績。他們對伯泉先生對他們的關懷幫助，常念念不忘。
六、從容就義
一九三八年秋、冬，豫東及睢杞太邊區的抗日游擊隊，不斷給敵人以沉重打擊，引起了日本侵略軍的注意，他們糾集了駐在開封、蘭封、睢縣的日偽軍數百名，由漢奸特務引導，向杞縣縣城圍攻，於農曆十月三十日，二次攻占了杞縣縣城。日軍進城第二天清晨，即由大漢奸田友望引導包圍劉家，逮捕了伯泉先生。並在院中放起火來，把劉推到火堆跟前，把西門不少民眾，押到院內，鬼子兵用刺刀對準劉的胸膛威逼說：“這些人誰是共產黨，快說。”漢奸田友望為敵人助威，指著劉說：“你放明白點，不把共產黨及抗日分子指出，馬上就燒死你。”伯泉先生昂首挺立，環顧著四周的人們，眼光從共產黨員、抗日人士和自己的學生們身上掃過，沉著果斷地說：“他們的人全走了，這裡沒有。”敵人又追逼說：“他們的武器都藏在那裡？統統交出，不交馬上槍斃你。”伯泉先生的答覆是：“我不知道。”敵人對劉宅多方搜查，毫無所獲。黔驢技窮，即將伯泉先生帶到日軍兵營關押。
在被關押期間，敵人先是逼他交出共產黨員及抗日後援會委員名單，一無所得，又以高官厚祿為誘餌，要他出面主持地方維持會。伯泉先生志堅金石，嚴詞拒絕。敵人無計可施，就將伯泉先生繼續關押，進行折磨。十餘日後，突然又押著伯泉先生在大西門裡，從東到西，逐院搜查，聲稱有人報告：“在這些院子裡，窩藏有抗日游擊隊和你的大兒子，你不把他們找出，別想活著回去。”伯泉先生對敵寇怒目而視，一言未發，使敵人陰謀，又遭到可恥的失敗。之後，敵人每夜都對伯泉先生嚴刑審訊，用盡毒辣手段，一無所獲。到了白天，敵人把他用鐵絲捆在城門口的柱子上，讓他觀察過往行人，指認誰是抗日人員。伯泉先生目送往來人員，一言不發，致使敵人陰謀又一次落空，從而保護了革命力量和抗日組織。
伯泉先生被捕的訊息傳出，游擊隊三支隊和共產黨的杞縣縣委領導馬慶華、杜省吾等同志極為關切，派付集聯絡員史煥章入城營救，因敵人防範嚴密，未能如願。伯泉先生被捕後，受盡酷刑，加以年逾花甲，身染重病，生命垂危。經在日軍據點內作“苦力”的劉傳德同志多方設法，利用請醫生看病機會，把伯泉先生一個小兒子帶去看望他，趁孩子代醫生進行灌腸手術的時候，伯泉先生喘息著對兒子說：“孩子，我不會回去了，你們要快快出城，免遭毒手！找到我們的游擊隊，記著給我報仇！”果然不出所料，在敵人殺害伯泉先生後，立即派人搜尋劉宅，企圖對劉全家斬盡殺絕，可是劉的眷屬，早已逃出虎口了。
一九三八年農曆十二月一日，伯泉先生被捕整整一個月後，敵人一切鬼蜮伎倆，全被挫敗，就對伯泉先生下了毒手。日寇把他拉到小西門南邊城牆上，用刺刀亂捅亂刺，被刺數十刀，鮮血滿地，臨終時猶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抗戰勝利萬歲！”、“中華民族萬歲！”。時年六十四歲。敵人惱羞成怒，將伯泉先生慘殺後又用磚頭將其屍體砸得稀爛，慘狀目不忍睹！
伯泉先生被害噩耗傳出，全縣善良人民，莫不義憤填膺，在敵人魔爪之中，只有暗自飲泣。殘酷兇狠的敵人，並不善罷干休。竟將烈士遺體，橫陳城頭，不準掩埋，經其家屬親友，湊款數百元交付敵偽，始準將烈士屍體，用繩從城上卸到城外，掩埋於西城堤跟。日寇兩次侵占杞縣時，杞縣人民犧牲者，難以數計。但象伯泉先生之英烈氣概，實不多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