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劉伯勤，今年（2013年）61歲，2013年6月，他在媒體上登廣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鬥、抄家和騷擾的眾多師生、鄰里道歉。他在廣告中說，“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
引事一出，引起輿論沸騰，大大出乎他的意料。道歉廣告受到輿論的廣泛讚譽和肯定。同時承受了巨大的家庭壓力。但劉伯勤說：“通過這次道歉，我覺得心結算是基本解開了。這個解開，不是說人家原諒我了。是我應該給你說，但沒有機會給你說的，現在我說了，讓你看到了。從這個角度上說解開了。”
文革經歷
文化大革命
劉伯勤刊發在媒體上的道歉廣告 1966年6月，文革”到來時，劉伯勤14歲，在濟南一中初一（3）班就讀。 上國中後，劉伯勤比較調皮，有點叛逆，經常和老師作對。他參與了批鬥濟南一中教導主任李昌義、教高年級的老師畢德質，時任濟南一中副校長朱琳等人。
其中在批鬥教導主任時，劉伯勤在他頭上打了一巴掌，之後還朝李昌義啐口水。
“當時打人是想‘嘗嘗滋味’。現在反思，我和李主任沒有接觸，也談不上什麼階級仇恨。對我個人來講，這是人性惡的一種流露，那個瘋狂的年代，把人性惡的一面全激發出來了。”劉伯勤說。
1966年8月18日後，山東省大中學校成立紅衛兵組織。濟南紅衛兵走上街頭破四舊，還抓人、揪斗、抄家。劉伯勤兩個同班同學張念泉和韓桂英家被抄。兩次抄家他都參加了。
被抄家後，韓桂英再也沒有去過學校，因為去學校她抬不起頭。她也沒有出現在班級的畢業照當中。劉伯勤再也沒有見過她，“五六年前我一直打聽她，想給她當面道歉，卻聽說她去世了。”
反思
1966年9月，濟南大中專和中學學生到全國各地串連，串連熱潮持續了7個月之久。
1966年11月，身為紅衛兵的劉伯勤也上北京串聯去了。但當他回到老家山東省政協大院的時候，讓他震驚的事發生了：全院子貼滿了打倒他父親的大字報、標語等。他父親被說成“有歷史問題”，“是叛徒”，受到不公正對待。後於1979年平反。
“‘文革’初，我的心態是‘我們是黨內，你們是敵對勢力’，潛意識中優越的心態在作祟。後來我也變成‘黑五類’了，心態變化很大，內心受衝擊很大。你還造人家的反，結果你家也被抄了。慢慢地開始反思了。”
“文革”中劉伯勤曾下鄉，回來後在鐵路上幹了裝卸工、調車組、食堂採購3個工種，一待8年。
道歉
1972年，開始興考試了。劉伯勤當時想通過上大學改變命運，於是重新學習，在鐵路系統自學。那時他開始請教老師並得到了幫助。“‘文革’當中對老師有些不恭敬的地方，私下裡道歉了。”這是劉伯勤道歉的開始。
後來他發憤讀書，於1978年參加高考，考上了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
劉伯勤產生登廣告道歉的想法有四五年了。幾年前他就想，當年傷害過的有些人去世了，登廣告可以給人家後人有個交代，通過這種辦法把該做的做了。但當時他有顧慮，因為和他一塊做那些事的還有其他人。“我道歉了，他沒有道歉，他怎么想?我又不能替他道歉。客觀上不能給別人形成壓力”。“現在和我一起幹這事的人不在了。”
2013年4月13日，劉伯勤偶然登錄一家媒體網站，看到有“讀者留言”欄目，就詢問做不做道歉廣告業務。後來幾經溝通，最後在這家媒體登載了那則道歉廣告。在這家媒體網站“讀者留言”欄目，劉伯勤留言稱，“本人‘文革’時年幼無知，受人蠱惑，傷害了一些人，這些年來已當面向其中部分當事人道了歉，也獲得他們諒解。但還有一些先生因年久無法聯繫（有些甚至已經過世），願意在貴刊登廣告向他們及其家屬道歉，以贖前愆，不知貴刊能否成全?”
廣告道歉事件影響
道歉廣告受到輿論的廣泛讚譽和肯定。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在微博上評價，“在一個沒有懺悔傳統的國度，該信可視為人性覺醒的稀有證據。”
在張羅道歉事宜時，劉伯勤承受了巨大的家庭壓力。家人告訴他，“你一道歉，人家反而認為你是惡棍了。”道歉廣告刊登後，他兒子發E-mail對他說，“廣告費很值啊，你現在是名人了。”這句話後面加了括弧，裡面是一個苦笑的表情。
他的同學也打電話、發電郵來詢問。有的同學說，“你搗鼓這個幹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