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四川
創四川簡介
“5-12”大地震中，四川人及其表現出來的堅韌、樂觀精神長留天地。國內第一本先鋒歷史雜誌《國家歷史》“5-12大地震周年特輯”——“創四川”集中了莫之許、陳世松、宋石男等著名學者、知名作家，從歷史中梳理今日四川人、四川性格和四川精神的形成，總結出四川精神的關鍵字：血性、人文、寬容與堅忍。在“5-12”大地震周年祭即將到來之際，《國家歷史》為讀者奉上這本歷史文化特輯意義非凡。
《創四川》的劃分
《創四川》將四川的歷史劃分為古四川、老四川和新四川三個段落。
1.第一部分追問了“古四川”，即以三星堆、金沙為代表的古蜀人的來歷和去向；而“老四川”則以李白、蘇軾為代表，以唐宋為高峰，以詩酒文化的典型特徵。
2.“新四川”起於明清之際的“湖廣填四川”，回溯今日四川人的形成。從秦滅巴蜀，移民萬戶到新中國三線建設，四川有七次大移民。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兩次“湖廣填四川”。
來自湖北、湖南、江西、廣東、福建、陝西、江蘇等省份的百萬移民，讓四川絕地重生，奠定了現代四川的面貌，今日川人、川話、川菜、川劇都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形成。
3.“四川與中國”這一篇章，提出四川與整箇中國的命運相契合，與中國的脈搏同律動。四川盆地常被看作中國的“後花園”，治世安樂，但每當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四川總能一次次站出來充當保留家園，接續火種，絕地反擊的根據地。從宋蒙對峙釣魚城，到保路運動成為辛亥革命急先鋒，再到八年抗戰的大後方，四川人的精神里都融入了家國意識。改革開放大潮中，也是四川率先進行了農村改革，百萬民工出川也成為改革的標誌性事件之一。
重塑四川精神
大地震發生後，四川人不僅在重建家園，也重塑四川精神。《國家歷史》認為，四川人的形成是一個遷徙與聚合的動態過程，四川精神是一個疊層累積而成的過程，這其中既有古四川的靈動，又有老四川的博大，更有以“湖廣填四川”而來的移民造就的新四川的堅韌與包容，在這期間，每一次巨變，都是對四川之魂的重塑，也正是其複雜，也成就了其博大。而“5-12”地震時爆發出來“四川精神”，正是這種文化與精神的數千年的厚積薄發。四川人在群山環繞，千江奔流的巴蜀之地，既安享風雨滋養，自然造化帶來的豐饒，也遍嘗家國離亂、天地損毀的苦難。而這豐饒與苦難，毫無疑問，不僅僅關乎四川本身，更關乎中國。
創四川刊物起源
1934年，《北京大學四川同鄉會會刊》在《發刊詞》中說：“四川是中國的縮影。”誠四川的每一次成長，每一次動盪，每一次安寧，無不與中國之成長，中國之動盪，中國之安寧息息相關。中國與四川，這對母與子，不僅僅是滋養與反哺的關係，更是休戚與共的精神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四川精神的成長，也是中國自身精神成長的歷程！
了解四川人，了解四川精神，不可不看此書
古蜀國 故鄉還是他鄉？
古蜀國並不是一個孤獨的文明，它的背後，隱藏著古羌人、夏朝貴族、商朝、巴人、杜宇、鱉靈部落的古老背影。不同時期、來自不同地域的部落，帶來了多樣的文化，而古蜀國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遷徙中，完成了它從寶墩文化到三星堆、金沙的轉變，走過了長達2000餘年的生命歷程。
1986年夏天的一個黃昏，廣漢鴨子河畔鱗次櫛比的磚廠冒出一團團黑煙，飄蕩在天空中。就在這天，磚廠的挖掘機意外發現了兩個埋藏著大量珍貴文物的祭祀坑，坑中出土了青銅大立人、縱目面具、青銅人頭像、金杖等大量珍貴文物。一個失落已久的古老王國就此呈現，即為三星堆。
2001年，成都蘇坡鄉金沙村傳來訊息，那裡又發現了大量象牙、青銅器、金器、玉器。這個遺址被命名為金沙。金沙與三星堆顯示出了強烈的聯繫，他們就如同父與子，一脈相承。
不過，這可能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奇怪的一對父子了，它們詭異的青銅器不僅在中國找不到原型，就連世界上都找不到同類，有人甚至將其想像為外星人的傑作。
三星堆、金沙的發現，大抵還意味著對歷史的顛覆。中國古代政治中心在北方，西南地區則被視為蠻夷之地，《後漢書》中的《西南夷列傳》，就是對西南邛人、滇人、夜郎、僰人、叟人等部族的統稱，可見當時中原史官的心態；唐代詩人李白面對古蜀，尚有“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的感慨。在這些觀點面前，三星堆、金沙就格外引人注目——誰是它的主人？它究竟根植於四川本土，還是從他鄉遷徙而來？
近年來的考古發現漸漸揭示，古蜀國並不是一個孤獨的文明，它的背後，隱藏著古羌人、夏朝貴族、商朝、巴人、杜宇、鱉靈部落的古老背影。不同時期、來自不同地域的部落，帶來了多樣的文化，而古蜀國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遷徙中，完成了它從寶墩文化到三星堆、金沙的轉變，走過了長達2000餘年的生命歷程。蜀地對於他們而言，自是故鄉，但其文化底色上，也一遍遍塗抹著他鄉的色彩。
羌人南遷：第一縷文明曙光
關於古蜀文明的起源，史書一直語焉不詳，惟有一個個上古傳說，暗示其皇家血脈。傳說炎帝姜姓，為西羌牧羊人。黃帝入蜀，迎娶西陵國國王之女嫘祖，成了蜀人的乘龍快婿，把成都平原先進的養蠶繅絲技術帶到了中原，西陵國與黃帝部落，也在婚媾關係的前提下，聯合在一起。黃帝與嫘祖的長子玄囂生在“江水”邊，也就是現在的青衣江，次子昌意生在“若水 ”畔，也就是雅壟江畔。
繼三皇五帝之後的，則是大禹，“禹興於西羌”，出生在北川縣禹里鄉一塊叫“石紐”的巨石中。帝舜時代，一場大洪水肆虐了整箇中國，大禹率領部落走出成都平原，治理了滔天洪水，並開創了中國第一王朝——夏朝。
傳說時代的古史已經難辨真偽，而考古學上，古蜀第一縷文明之光，並不如後人想像在三星堆或是金沙，它來自一個叫寶墩的古老文化。自1995年以來，考古學家陸續發現了新津寶墩遺址、溫江魚鳧城遺址、都江堰芒城遺址、崇州市雙河遺址、大邑高山鎮遺址和紫竹遺址、郫縣古城7座古城。
伴隨寶墩文化出現，成都平原也產生了諸多變化。此前的成都平原並未發現古城的痕跡，寶墩文化的幾處遺址已經出現城牆，為典型的夯土結構，面積最大的是新津寶墩遺址，城牆周長3200米，寬約25米、高5米，面積有60萬平方米，這個面積，甚至遠遠超過了商朝附屬國的都城：盤龍城面積僅有7萬平方米，山西夏縣東下馮商城還要略小。
寶墩人以狩獵為主，傳統農業尚未啟蒙，遺址出土了數十件石箭鏃；陶器也在此時出現，迄今為止，寶墩共出土了千餘陶器，有小平地罐、圈足尊、喇叭口高領罐等等類型。學者段渝認為，寶墩遺址的出現，暗示著成都平原已經進入酋邦社會。
1998年，成都市考古隊對郫縣古城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古城中央，有一個大型房屋遺址——白色的碎石圈成一個長方形，中間等距離分布著5個用竹編圍成的卵石台基，代表5個祭台。這裡是寶墩人的神廟，它預示著寶墩人已經有了圖騰崇拜與信仰，這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一個重要標誌。
寶墩文化是後人能在成都平原尋找到的最古老章節，距今大約4500-3700年，而在此之前，成都平原並未發現文明的痕跡，寶墩文化可能是一個外來部落。
這個猜測數年後即被證實。2000年，四川茂縣營盤山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露面，遺址出土陶器與寶墩文化乃至馬家窯文化極為相似，如同針線一般把成都平原上的寶墩與長江上游的馬家窯串連起來。
在四川羌寨，流傳著一首叫《羌戈大戰》的古老史詩，史詩出自羌族釋比的經文之中，講述了祖先遷徙的歷史：他們 (羌人)由西北高原南下，翻過許多大山，終於來到岷江上游。他們決定在這裡定居下來。但是，這一帶卻住著高顴骨、短尾巴、身體健壯的戈基人，他們個頭不大性情卻很兇猛，互相爭奪牧場，雙方經常發生戰爭。
《羌戈大戰》是羌人的創世史詩，描述了羌人從西北高原向岷江上游乃至成都平原的遷徙過程，戈基人(可能是一個氐族部落)成了他們最強勁的對手。遠古時代，整箇中國西部，從甘肅河湟一帶一直往南，到四川岷江上游，再到金沙江流域，基本上都是羌人的活動範圍。古羌人從甘青草原到岷江，再從岷江遷徙到成都平原，如同一幅捲軸畫，隨著歷史的演進，慢慢拉開。
傳說這支羌人的首領，便是古蜀第一位蜀王蠶叢，西漢揚雄《蜀王本紀》記載，蠶叢“其目縱，始稱王”，三星堆出土的眾多縱目面具，也被看成族人對他的追憶。這也是古蜀歷史上第一次大遷徙，這一次遷徙，給成都平原帶來了陶器、古城，乃至圖騰崇拜，成都平原由混沌邁入了新石器時代，從荒誕不羈的神話傳說，回到了人間。
有緡氏逃亡：青銅鑄造技術傳來
人們常說的三星堆，其實只是一個籠統的稱呼，從文化上分析，曾經有過三種文化或文明在三星堆交匯：1期的寶墩文化，年代與中原龍山文化相當；2、3期三星堆文明；4期則已經跟金沙早期接軌。也就是說，寶墩人的最後一次遷徙，來到了三星堆。
從寶墩文化到三星堆文明的轉變，是從一些文物的劇變開始的。1987年一個傍晚，幾個磚廠工人在廣漢一個叫倉包包的地方，發現了兩塊鑲嵌著綠松石的銅飾牌，同時出土的還有矛、斧、鉞等玉石禮器。歷史上，銅飾牌是一種地域性極強的文物，在中國，只有二里頭出土過類似的銅牌。
自1986年開始，考古隊對三星堆遺址展開全面發掘，一種叫盉的陶器屢有出土，似乎怎么也出土不完。陶盉有三隻袋形大足作為底座，一側有柄，中國文明史上，盉的發明，要歸到二里頭人名下，他們仿製雞、鳥的形態，創造出這種特殊的陶器。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陶豆上，有一個孤零零的符號，這是只正視的眼睛。而這隻眼睛的符號，卻大量出現在二里頭文化中。所謂的二里頭遺址，是夏代晚期的一處都邑，二里頭文化其實就是夏文化。
從年代上說，二里頭在前，三星堆在後，它們的聯繫是不可能通過交往而相互影響，惟一的途徑是傳承。而在古代，這種傳承又多以部族遷徙為基礎。或許可以推斷：在夏代的某個時期，有一支人群，從二里頭出發，穿越了湖北江漢地區和渝東峽江來到成都平原，成為三星堆王國中占據統治地位的氏族。這個推斷可以引出一段遠古傳說。
夏朝末年，今山東金鄉一帶，有個部落叫有緡氏。他們與夏朝國君有聯姻關係。《左傳》記載，夏朝太康失位後，後緡的兒子少康最終復興夏朝，可見其戰功赫赫。
《左傳》昭公十一年記載，夏桀為了炫耀威力，命令諸侯率本國軍隊在有仍氏國盟會。有緡氏國君一向對夏桀的暴政不滿，在盟會中途憤然歸國。夏桀看竟然有人敢公然違背他的意思，親率大軍征討有緡氏。有緡氏終於招架不住，四處逃散。《楚辭·天問》和《漢書》中都留下了記載。而有緡氏最終遷徙到何方，懸而未解。
北京大學考古學家孫華認為，二里頭與三星堆文明可能與有緡氏有關，有緡氏戰敗後，先逃亡到河南一帶，站穩腳跟後，陸續向陝西、成都平原遷徙。這也是三星堆與二里頭具有如此之多相似性的原因——這些逃亡的有緡氏即便是兩手空空而來，他們掌握的製作工藝、審美觀念、宗教信仰乃至故土情結，必定會在文物中有相似的體現。
夏人其時已經掌握了高超的青銅冶煉技術，而遠古時代，部族往往將青銅鑄造技術視為珍寶，是斷然不會外傳的。有緡氏的遷徙，是古蜀歷史上第二次大遷徙，這支流亡的夏朝貴族，給蜀地帶來了陶盉、銅飾牌，帶來了王朝血脈，乃至青銅文明的火種。
蜀人與商：戰爭與和平
商代的三星堆古國，正處盛年。這個生機勃勃的文明，擁有著龐大的領土與強大的國力，他們為了爭奪附屬國、水源、土地、礦藏，很快與中原一帶的商朝兵戎相見。
關於三星堆與商朝的關係，中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在《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中有如下論斷：“三星堆是方國” ，“方國已是比較成熟，比較發達、高級的國家，夏商周都是方國之君”。古蜀與商朝，都是各霸一方的方國，相互間並不存在隸屬關係。
歷史上，商朝人曾經如此布置自己的防禦體系：中心是京畿重地殷，最外面是臣服的異族，異族與京畿之間則是諸侯的領土。臣服於商的附屬國頗多，有羌方、鬼方、土方、人方、虎方等。讓商朝人煩惱的是，成都平原上的蜀國，卻獨立於他們的防禦體系之外。蜀國並非商的附屬國，甲骨文中迄今也沒有“蜀方”的記載。
商王朝的國家大事由商王與一個叫“貞人”的神職集團共同決定，爾後寫在甲骨文上，當作國家機密封存起來。殷墟發現後，商朝的國家機密也在塵封的檔案中被發掘出來，學者發現，成都平原上的蜀人，頻頻出現在甲骨文中，不過，有蜀人的地方，卻往往意味著戰爭。
“登人征蜀”；“丁卯卜，王敦缶於蜀”；這兩句甲骨文，記載了蜀與商的兩場戰役。“登”的意思是徵集兵員，商王已糾結兵力準備討伐蜀人；缶是今山西永濟一帶的缶人部落，蜀人與缶人曾經聯合抗商，缶人不幸戰敗，故流落至成都平原投靠蜀人，商王對此頗為在意，最後連自己也御駕親征了。
成都平原距殷都有千里之遙，況且蜀道艱險，商朝人出兵伐蜀，頗為困難。且勞師襲遠，乃是兵家大忌。甲骨文中商人伐蜀記載雖多，卻少見商朝人炫耀勝利，反倒是深入腹地的他們往往不能全身而退。1959年，四川彭縣出土了8件青銅器和13件兵器，青銅器上刻有“覃父癸”和“牧正父”字樣。這兩個人是商朝的貴族，青銅器是蜀人繳獲商朝人的戰利品。這兩個不幸的貴族可能早已在蜀國丟了性命。
戰不能勝，從商朝中期開始，商朝人開始調整外交政策，他們對蜀人的態度緩和了許多。在這樣的友好旗幟下，商朝巫師時常“至蜀有事”，到蜀地舉行祭祀儀式；蜀人還曾經答應給商朝提供“蜀射三百”，射的意思是弓箭手；商王在宗廟中秘密占卜，也常常幫蜀人算上一卦，有一次，“王占曰蜀其受年”，意思是商王占卜出蜀人將獲豐收。
商朝精湛的青銅鑄造技術，也在此時影響著古蜀人，三星堆出土文物雖然頗為神秘，不少青銅器與商朝如出一轍，如青銅尊、青銅罍等等，應該是蜀地工匠模仿中原青銅器製作的；而三星堆的玉戈、玉瑗在安陽殷墟都能找到原型，可見三星堆傳承著中原地區的玉石祭祀體系。
早在3000多年前，極富探索意識的古蜀人已經走出成都平原，積極與外界交流，建立了與黃河文明的聯繫，從浩瀚的商文明中吸取了諸多精華，卻又自成一體。
與古羌人、有緡氏的遷徙帶給成都平原的劇變比起來，殷商文明則在戰爭與和平的間隙流傳到蜀地，給三星堆的青銅器、玉器注入了中原文明的基因。這也使得三星堆古國在保留了它天馬行空的幻想的同時，卻又加入了殷商文明的大氣與磅礴。
金沙：巴人入侵還是杜宇復國？
似乎在一夜之間，三星堆人偏好的小平底罐、高柄豆、陶盉換成了一種全新的風格——尖底陶器，諸如尖底杯、尖底盞、尖底罐大量出土。尖底陶器是早期巴人使用的典型風格，這種陶器的出現往往意味著巴人的到來，歷史上的巴人素來以剽悍善戰聞名於世，戰爭與死亡，追尋著這個好戰的部落。
商代末年，巴人忽然做出了一個令世人備感意外的舉動，他們放棄了鄂西這塊生長已久的土地，轉而向三峽、川東一帶舉族西遷，並迅速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政權。巴人的舉動刺痛了古蜀國當權者，然而，三星堆古國的財富被過分堆砌到了神壇之上，孱弱的軍隊不但未能教訓越過國界的巴人，反而吹響了三星堆古國走向衰弱的號角。考古學家猜測，一部分巴人轉而向成都平原進發，老態龍鐘的三星堆古國再也經不起刀光劍影的洗禮，古蜀國破，古蜀人也踏上了遷徙之路。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三星堆亡國，與赫赫有名的牧野之戰有關。商朝末年，商王紂昏聵無能，崇信奸臣，殘害忠良，迷戀女色。岐山周原一帶的周人最早起事，回響者有八百諸侯，蜀王魚鳧也派兵參戰，古蜀國精銳征戰在外，國力空虛，被敵人偷襲得手。率兵滅蜀的正是杜宇，在子民擁戴下，杜宇自封為蜀王，是為望帝。金沙遺址發現後，不少學者猜測，金沙就是杜宇的國度，金沙遺址年代在商末周初，這正是杜宇的活動年代。
2007年12月，我曾與雲南省昭通市文管所所長游有山到魯甸縣野石村考察這裡的古遺址，魯甸野石遺址出土了大量“鳥頭形”陶器，與三星堆鳥頭形陶器幾乎如出一轍。游有山說，西漢揚雄《蜀王本紀》記載：“後有一男子，名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朱提是昭通古稱，古代是濮人地盤，濮在上古，族系繁多，多伴水而居，故又有百濮之稱。蜀王杜宇部落，可能正是一個來自昭通的濮人部落。
杜宇最大的功勞，就是帶來了農耕文化。按照一些學者的觀點，蜀王魚鳧時代，古蜀人尚以漁獵與畜牧為主，農業經濟並不占太大比重。《華陽國志》記載，杜宇“教民務農”，而根據一些學者的調查，“三星堆遺址中紅燒土裡有很多禾本植物莖葉印痕”，可能是粟、皮大麥之類，可見當時的旱作農業已經頗為發達，成都平原就在此時完成了漁獵時代向農耕時代的過渡。
究竟是巴人來到成都平原，還是杜宇以戰爭取代了魚鳧，傳說時代的古史，真偽莫辨，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金沙古國繼承了三星堆諸多基因，比如青銅雕像、金面具、玉戈等等；而隨著巴人或者杜宇部落的進入，古蜀國再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頗具代表性的變化，便是祭壇與宮殿的出現。
成都駟馬橋外，曾經有一座邊長為140米，高10米的土台，為四方三層型，形制很像一個去頂的金字塔，形制、結構與1983年發現的上海福泉山祭壇大體一致，應該是商周時期成都平原的國家祭壇。學者段渝在《四川通史》中，提出了羊子山土台建築工程的問題。他認為，羊子山土台“總面積約10733平方米，估計用泥磚130多萬塊，用土總量在7 萬平方米以上。若徵發2萬人修建，至少要3年或4年才能建成。”
成都十二橋遺址曾出土過一些殘長5米的木構件和一些殘長12米的地梁，從這些巨大的零件看來，這裡或許曾經屹立著一所高大宏偉的宮殿。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學上，金沙與羊子山、宮殿遺址同屬於十二橋文化，也就是說，他們可能是同一古國的產物。
規模宏大的祭壇、宮殿暗示著古國的實力，它們的出現，背後必定有一個強大統一政權的支持。《華陽國志》記載，古蜀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褒斜在陝西漢中附近，熊耳、靈關靠近雲南。在古代，疆域是衡量一個國家實力的重要砝碼。杜宇也好，巴人也罷，三星堆國亡之後，他們的遷徙建立起一個更為恢弘的古蜀國。異域文明與古蜀文明也在不斷的交流中碰撞、迸發。
鱉靈治水：楚文化進入成都平原
杜宇晚年，洪水再次肆虐成都平原，《蜀王本紀》記載，三峽一帶的鱉靈部落，為了躲避楚人追殺，逃亡到成都平原，被杜宇委任為相，治理洪水，“蜀得陸處”，又成了人民康樂、物產豐饒的天府之國。鱉靈最終取代杜宇，建立開明王朝，是為叢帝。開明王朝傳位12代，統治古蜀國300多年，公元前316年，秦軍由金牛道入蜀，蜀亡。
隨著鱉靈的進入，楚文化也悄然進入成都平原。2000年7月29日，成都商業街發現了一處長30米，寬21米的船棺合葬群，最長的一具18.8米，直徑1.7米，由整根楠木雕鑿而成，歷史上的船棺安葬的風俗，是從荊楚一帶發源並流傳到全國的。而自春秋以後，水田在成都平原大為盛行，平原的低洼之地此時被大量運用起來，成為旱作農業的必要補充，而荊楚之地，卻有著悠久的水田開墾歷史。鱉靈的逃亡其實是一個部落的遷徙，楚人的耕作技術、喪葬習俗無疑會隨之帶到成都平原。
李白有感於古蜀歷史的撲朔迷離，三星堆、金沙遺址也往往被視為外星人的文明。而在我看來，古蜀國是不同時期的文明在成都平原的產物，古羌人、夏朝貴族、商朝的巫師與軍隊、杜宇、鱉靈部落是它流動的基因，遷徙或許帶來了短暫的動盪與征戰，然而，幾乎每一次遷徙，都給成都平原創造了新的契機，成都平原也以其博大的胸懷接納著來自全國的遷徙者與逃亡者。
如果將眼光觸及四川歷史，秦滅蜀後，強遷六國豪強入蜀；兩晉流民入蜀就食；五代十國，前蜀、後蜀穩固的政權吸引著中原仕子、百姓遠道而來；清代“湖廣填四川”，兩湖、兩廣、浙江、江蘇、陝西等地百姓紛紛入川，以及抗戰年間的高校內遷、建國後的三線建設。今天，當我們追溯成都平原歷史上波瀾壯闊的大遷徙時，那些曾經匆忙的背影，那些曾經給成都平原帶來光榮與夢想的背影，那些流淌著四川血液的背影，再次清晰地出現在我們視線中。
南遷：古蜀人的背影
公元前316年，秦朝踏滅蜀國，留下金沙、三星堆這樣燦爛文明的部族何去何從？大部分蜀人從蜀國的臣民變成了秦國的百姓，這批人的生命、生活、遷徙，已經沉沒在歷史長河之中，無從追索，但他們在秦、漢、唐、宋、元、明、清一代一代的民族融合和遷徙中，和來自各地的移民一起塑造了如今的川人。而另一支隊伍，卻在數千里外的南國被發現蹤跡。
公元前316年，秦滅蜀，開明王朝遂亡，蜀王、太子、相國、太傅相繼被殺。秦人伐蜀的目的在於將其作為大後方，為逐鹿中原提供充足的糧草與兵源。戰爭一結束，秦軍即進駐成都，蜀人群龍無首，從蜀國的臣民變成了秦國的百姓。只有蜀王子安陽王帶領一支殘部輾轉南遷，最後到達交趾，也就是今越南北部，建立甌雒國，一延續就是大半個世紀。
2004年9月，一批越南考古學家走進三星堆“尋根”，他們此行的目的是比較越南長睛遺址與三星堆遺址的相似性。三星堆遺址精美的出土文物，讓越南考古學家驚異不已，他們認為，從文物上分析，三星堆與越南無疑頗有淵源，史前蜀人的南遷，可能由來非虛。
交趾：蜀人南遷路線
從成都南下雲南，乃至越南交趾，南方絲綢之路是最為便捷的古道，其路線是出成都至雅安，越大相嶺至漢源，再逾小相嶺至瀘沽、會理，經雲南昆明、楚雄，從晉寧至通海，循盤龍江(清水河)直抵交趾。古道早在商周年間便已開通，成為溝通中國與異域一條重要通道。2007年11月，我參加“探秘三星堆尋訪南絲路”科考活動，一路上，安陽王的背影幾乎如影隨行，出人意料的是，遠遷越南前，安陽王與秦朝可能還有過一次大決戰。
上世紀70年代，滎經嚴道古城附近發現了一批軍事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巴蜀式兵器與一種奇怪的銅質印章。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銅戈、銅矛、銅劍，上面雕刻著虎的頭顱、蛇的尾巴；印章上則雕刻著令人費解的圖案：手持利刃的武士，張開的手，鮮紅的心臟。
在四川考古發掘中，這種印章屢有出土，考古學上稱為“巴蜀印章”，迄今四川出土的“巴蜀印章”總共有百方，單滎經一地就出土有70餘方。有學者提出，這些印章其實是臣服於蜀的各部族首領的徽記，是安陽王分發給各部族的信物。古蜀國破後，蜀人停留在滎經俟機復國，各部族亦在滎經匯合，準備與秦人的決戰。
滎經北接成都平原，東、南、西三面被海拔達三、四千米的氂牛山、瓦屋山和邛崍山環繞，南下便是邛人、笮人等部落地盤，安陽王選擇在這裡決戰，應該是一個頗為合理的決定。不過，秦人的強大已超出了古蜀人的想像，決戰以慘敗告終，安陽王繼續南遷，那些部族首領也在這場大決戰中，或降或亡。
於是，公元前316年，靈關道出現了一支行色匆匆的遷徙隊伍，他們之中，有丟盔棄甲的士兵，有驚惶失措的官吏，還有尚未來得及脫下巫袍的巫師，衣衫襤褸、扶老攜幼的百姓尾隨其後。他們身後，隱約還能聽到刀劍碰撞的聲響以及悠長的號角聲。《交州外域記》記載下了這次壯觀的遷徙，“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候，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為安陽王。”
漢源小堡鄉團結村發現過一批戰國土坑墓，墓中出土了柳葉劍、刀等巴蜀式青銅器；而在南絲路沿途的越西、西昌、鹽源、昭覺、會理等地，都有蜀式器物與巴蜀土坑墓發現。大、小相嶺以南歷來是“西南夷”部落地盤，並非蜀人勢力範圍，數目眾多的文物似乎暗示著安陽王極有可能順著南方絲綢之路進入交趾，沿途的墓葬與青銅器，令安陽王的遷徙路線，逐漸清晰起來。
甌雒國：異國故鄉
長晴遺址位於越南北部，長期以來一直被考古界認定是甌雒國都城。在這座被認為是古蜀文明延續的遺址中，又一個三星堆彷佛降臨了。長晴遺址出土了一些的牙璋，這是古人的祭祀用品，同樣的牙璋在三星堆都能找到原型。這種聯繫在越南東山文化遺址中得到更為充分的體現，東山文化的陶器蓋、玉璧、玉璋、陶豆、玉戈、銅瑗，都顯示了與三星堆強烈的聯繫。
2005年2月與12月，受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邀請，四川考古研究院先後派遣兩個考古隊到越南進行考古發掘，以考察古蜀文明與越南東山文化的聯繫，考古發掘出土的大量珍貴文物，其中不少在四川都能找到“娘家”。歷史上的開明王朝盛行船棺葬，成都十二橋船棺葬一度被認為是蜀王的家族墓葬，而在越南海防、朱芹、朱山、越溪等地卻屢有船棺出土，只不過年代稍晚，大約相當於中國的秦漢之際，墓中出土的銅斤、環首銅削、銅拍在四川都能找到原型。而這裡正是史前甌雒國的疆域。
從年代上說，古蜀文明在前，越南馮元、東山文化在後，它們的關係自然不會是相互交流而產生的，唯一的途徑便是傳承。一個民族不會使用其他民族的陶器、青銅器，除非他們有某種傳承關係，也就是說，越南東山文化可能繼承了古蜀文明的一些傳統。考古學家發現，在甌雒國，祭祀仍然是一項重要內容，雖然趕不上古蜀國的奢華與繁榮，卻擁有著相同的模式。
顯而易見，安陽王的遷徙隊伍除了3萬軍隊外，幾乎囊括了古蜀文明的各個方面，在這支隊伍中，有專司祭祀的巫師，有負責築城的工人，有製造青銅器的工人，他們帶來了古蜀文明最精華的部分，與其說是蜀人的遷徙，還不如說是古蜀文明的一次有去無回的出訪，交趾的面目由此改變。
歷史上的甌雒國定都螺城，螺城築于越裳，廣千丈盤旋如螺形，又名思龍城。裸國在交趾附近，“男女裸體，不以為羞”，可能是當時一個土著部落，裸國曾經與甌雒國相鄰，除此之外，甌雒國旁邊還有文朗國和南越王趙佗的割據勢力。史載交趾先屬雒人，後屬甌雒國，最後歸趙佗所有。安陽王其時已經占據了交趾和鄰近的九真，人口約20萬，卻一直試圖擴大疆域。
神弩：離鄉的戰士
三萬蜀人把他們的生命毫無保留地投入到戰爭中，人生卻不曾厚待他們，歷史也永遠的遺忘了他們，甚至連他們為之奮鬥的國家，也在若干年後，重新滅亡。
有關甌雒國的戰爭，一直跟神弩聯繫在一起，傳說有隻神龜在甌雒國居住了三年，臨行時，神龜脫其爪化為神弩。《越史略》則採用了另一個說法：皋通造柳弩一張，“十放，教軍萬人。”著名歷史學家徐中舒認為，安陽王來自蜀地，跟雒人作戰，可能暫時處於優勢。千弩齊發，一放殺三百人或有可能，皋通也只不過是甌雒國一個善於治弩的大臣。
相反，雒人經濟文化長期處於射獵採集階段，“射生為活，吞噬昆蟲”，在強大的蜀人軍隊面前，雒人很塊喪失了他們賴以生存的領土，不得不遷徙到更加荒涼的地區。神弩也讓南越王趙佗吃盡了苦頭，“一發殺三百人”，越軍聞之喪膽；到了宋初，《太平廣記》、《太平寰宇記》更把神弩的威力誇大，“一放殺越軍萬人，三放殺三萬人”。
攻占交趾不久，安陽王又吞併文朗國，這場戰爭同樣沒有花費古蜀人太多的時間，從那以後，雄偉的都城，先進的文明，銳不可當的軍隊，一個新的古蜀王國在交趾冉冉升起。考古學家更傾向於把戰爭看成文明之間的碰撞，在早期蜀人剛到達交趾時，這種文明的碰撞引發的戰爭優勢表現得更為明顯。
安陽王和南越王之間的戰爭則一直持續到甌雒國滅。早期占據優勢的情況終究短暫，在與中原文明的對抗中，蜀人遇到了強勁的對手，始皇三十七年，趙佗率大軍侵甌雒國，安陽王以靈弩防禦，擊退佗軍。趙佗見以武力勝不了安陽王，使了個心計，派遣兒子趙仲向安陽王之女媚珠求婚。趙仲婚後引誘媚珠偷看神弩，趁機毀壞，失去了神弩的安陽王再無招架之力，秦二世二年，趙佗再次來攻，甌雒國遂滅。
這把決定了甌雒國命運的神弩，終究只是一個傳說而已。自商鞅變法以後，秦國迅速完成了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公元前316年，秦人的堅兵利甲讓蜀人嘗到了亡國的苦楚，爾後，中原文明的發展速度超乎了蜀人的想像，在南越王趙佗勢如潮水的進攻面前，古蜀人再次完敗。
安陽王滅國後，有關古蜀的歷史歸於平靜，只有它的傳說被納入歷史。我們現在已經不能觸摸它，僅僅可以從它的故事和傳說中看到古老和荒涼之美，從某種程度上說，安陽王和甌雒國就像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秦國軍隊鋒利的刀劍割斷了它的動脈，此後，它一直苟言殘喘，直至滅亡。
有學者認為，甌雒國還不是蜀國的終點，國破以後，他們遷徙的腳步就沒有停過，在比交趾還要遙遠的西卷和西屠，蜀人又相繼建立起他們的國度，一直延續到幾百年後的唐朝。究竟什麼地方，才是蜀人南遷的終點？
037 蜀道何曾難
042 秦代蜀地百年移民潮
點評
國內第一本先鋒歷史雜誌《國家歷史》的“創四川”特刊問世。
“創四川”集中了莫之許、陳世松、宋石男等著名學者、知名作家，從歷史中梳理今日四川人、四川性格和四川精神的形成，總結出四川精神的關鍵字：血性、人文、寬容與堅忍。
大地震發生後，四川人不僅在重建家園，也重塑四川精神。四川人的形成是一個遷徙與聚合的動態過程，四川精神是一個疊層累積而成的過程，這其中既有古四川的靈動，又有老四川的博大，更有以“湖廣填四川”而來的移民造就的新四川的堅韌與包容。“5·12”地震時爆發出來“四川精神”，正是這種文化與精神的數千年的厚積薄發。四川人在群山環繞，千江奔流的巴蜀之地，既安享風雨滋養，自然造化帶來的豐饒，也遍嘗家國離亂、天地損毀的苦難。而這豐饒與苦難，毫無疑問，不僅僅關乎四川本身，更關乎中國
創四川四川人的成長史四川魂的進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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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四川》感想
讀了《創四川》專刊，不得不為以往對四川的淺見而感到慚愧，我對四川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川菜、變臉和諸葛孔明這些簡單的符號之上，不曾想，它竟然是中國的一個縮影、一個鏡像。它不但有秀美的山川，更有悠久燦爛的文明；它的成長曆程是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的過程，中華文明也是這樣發展而來；從古至今，它經歷了無盡的苦難，但卻從沒有被打垮，而是一次次頑強地絕地重生，進而成為民族復興的希望和根基之所在。作為中國精神、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必要重新認識和弘揚四川精神、四川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