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民

刁民

帶有無賴，狡猾,奸詐特徵的人被稱為刁民。

“刁民”的由來

翻開字典，“刁”，是狡猾的意思，從原始意義上講，“狡猾”應該是一個中性詞，不具有褒貶意義。“刁民”絕對不是愚民。它是民眾中的聰明人。
“刁民”，是與官員相對應的，是官員對一些難對付的民眾的專用稱呼。“刁民”就是對官員刁難，很難對付的一類百姓。“刁民”的稱呼是官員賜予的，“刁民”的貶義也應該是官員賦予的。自古以來，官員是不大喜歡“刁民”的。“刁民”多了，工作難做，官員難當。
產生“刁民”的兩個基本條件：
一是百姓享有一定的人權。中國之所以“刁民”歷史悠久，是與中國的“民本”思想占主導地位有關係的。民眾享有基本的人權，才會有“刁民”出現！ 在生存權力隨便可以被剝奪的社會中，是沒有“刁民”的，只有“順民”或者“暴民”！曾國潘在衡陽練兵時，對搶糧的饑民，一次性砍下二十多顆血淋淋的人頭。曾的解釋是亂世要用重典。在這種重典下，誰還敢作刁民呢？在日本統治的中國滿洲，是沒有人敢同“皇軍”使刁的，所以那時只有“良民”和抗聯戰士，而沒有“刁民”。
十多年前，有一個鄉幹部公開抱怨說，“如果象以前我當支部書記時候一樣，有兩個耳光的權力，工作也不會這么難做了”。我當面反問他，如果給你兩個耳光的權力，誰應該接受被你打兩個耳光的義務呢？他無言可答。在幹部有“兩個耳光權力”的時代，也是沒有“刁民”的。
因此，“官府越惡，‘刁民’越多”這個等式並不成立。
二是民主制度還不健全。 在健全的民主社會中，維護自身權益，發表不同意見是每一個人天經地義的權力，所謂“天授人權”。所以沒有官員敢於把民眾稱作“刁民”。
但是，我國的民主畢竟還不健全，“民本”同“民主”畢竟差了一大步！在當前以民為本的環境下，有“刁民”是很正常的，這恰恰說明我國人權的進步。

“刁民”的特徵

“刁民”是充分運用現有法律法規爭取和保護自身利益的人。因此，法律法規對民權的許可和民生的保障範疇就是“刁民”的活動範疇。因之，這個範圍越廣，產生“刁民”的土壤也就越深厚。這就同關在籠子裡的鳥一樣，如果籠子與鳥的大小差不多，鳥是不會掙扎的。籠子越大，鳥越會試圖飛出籠子。但當籠子足夠大的時候，鳥也不會再想著逃出去了。這就是真正的民主體制不會再有“刁民”的原因。
“刁民”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這種利益包括經濟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刁民”不同於孤注一擲的“暴民”。但有“刁民”利益的最大化，就沒有官員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官府總要千方百計地整治“刁民”。封建時代，官員對“刁民”可以打板子，那時候“刁民”使刁的程度往往以不被打板子或者使刁的收益超過打板子為度。但是，官員對“刁民”打板子不能打出人命，“人命關天”，百姓的性命是天子的財產，是不能由地方官隨便剝奪的。這就為“刁民”被打板子之後進一步上訪告狀留下了本錢。這使官員不得不有所忌憚，因為官員的既得利益遠遠高於“刁民”，如果魚死網破，官員是得不償失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官府不是沒有辦法對付“刁民”，而是因為對付“刁民”的風險太大。
正因為利害得失是“刁民”的優先算計，因此，對付“刁民”的最佳辦法是“以利動其心”。這就讓“刁民”往往可以得到較多的利益，並因此在民間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民間用一句形象的話形容，就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吃”。
做“刁民”並不是一本萬利的買賣，“刁民”也是有風險的。因為他們是行走在合法與非法的界線上，有時難免越界，有時界線模糊。不看封建時代，單看新社會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毛澤東時代被打成右派的，有一部分就是“刁民”。鄧小平時代的“農民上訪代表”更是基本上屬於“刁民”，而這些人被打、被抓的不少。孫志剛也一定是一個不肯屈服的“刁民”，否則就不會在收容站里被活活打死。但也正因為有了孫志剛，才使得中國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
刁民同暴民也容易轉化.刁民無路可走時就會變成暴民,這是刁民大敗虧輸時的選擇。這種轉化,是刁民的失算,也是官府的失策.是雙輸的局面。
“刁民”不是一個道德範疇，而是一個利益群體，是一個客觀存在。“刁民”中有正直義勇之士，也有奸滑頑劣之徒。所以他們既非英雄，也非垃圾，對他們一味的崇拜或鄙視都是偏頗的。
“刁民”的價值
“刁民”是貪官庸吏的剋星。 “刁民”可以使官府行事更慎重，這是“刁民”的社會價值。它有利於維繫官與民之間的生態平衡，這是符合相生相剋的生物學原理的。如果說，民是草，官是羊，“刁民”則是毒草，它可以防止羊暴殄天物。如果說，民是羊，官是狼，“刁民”則是刺蝟，它可以使狼謹慎下口。
正因為“刁民”起的是維護生態平衡的作用，如果官對“刁民”失去了制約，“刁民”迅速繁殖，現有的生態平衡必將打破，它帶來的是物種的更新或滅絕。或者說，它帶來的短期效果是管理效率的降低，它帶來的長期效果是社會變革的到來。
因此，如果天下都是“刁民”，要么更專制，讓“刁民”無權使刁，使天下“刁民”都成為“順民”。但是“刁民”和“順民”都可能在高壓下轉變成“暴民”，這時暴力革命就產生了。
如果天下都是“刁民”，要么更民主，使天下刁民都成為主人。當“刁民”意見被充分尊重的時候，刁民會更多，刁民會成為民眾的代名詞，那時刁民也就不成其為刁民了。 如果天下都是刁民，民眾自己當家作主會是天真地義的事情，既不要地方官員為他們作主，也不要高官們為他們作主！這時候，民主的決策機機制、民主的管理體制、民主的官吏制度都將應運而生。

價值

“刁民”是貪官庸吏的剋星。“刁民”可以使官府行事更慎重，這是“刁民”的社會價值。它有利於維繫官與民之間的生態平衡，這是符合相生相剋的生物學原理的。如果說，民是草，官是羊，“刁民”則是毒草，它可以防止羊暴殄天物。如果說，民是羊，官是狼，“刁民”則是刺蝟，它可以使狼謹慎下口。
正因為“刁民”起的是維護生態平衡的作用，如果官對“刁民”失去了制約，“刁民”迅速繁殖，現有的生態平衡必將打破，它帶來的是物種的更新或滅絕。或者說，它帶來的短期效果是管理效率的降低，它帶來的長期效果是社會變革的到來。
因此，如果天下都是“刁民”，要么更專制，讓“刁民”無權使刁，使天下“刁民”都成為“順民”。但是“刁民”和“順民”都可能在高壓下轉變成“暴民”，這時暴力革命就產生了。
如果天下都是“刁民”，要么更民主，使天下刁民都成為主人。當“刁民”意見被充分尊重的時候，刁民會更多，刁民會成為民眾的代名詞，那時刁民也就不稱其為刁民了。如果天下都是刁民，民眾自己當家作主會是天真地義的事情，既不要地方官員為他們作主，也不要高官們為他們作主！這時候，民主的決策機機制、民主的管理體制、民主的官吏制度都將應運而生。

典故

“窮山惡水，潑婦刁民”
傳說出處：乾隆最後一次下江南途中
地點三說：徐州、鎮江、蕭縣
典故演義：話說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山山水水都玩膩了，山珍海味也吃厭了。最後一次下江南途中，忽然心血來潮：“這裡的名山大川我都見識了，只有民間的小巷兒還不曾逛過，不如我出去溜達溜達。”
轉眼間，乾隆老爺子換了一身便裝，瞞過隨行大臣，獨自一人從後門溜出，不知不覺走到一條小街上，正在東張西望，忽聽得吱嘎一聲響，街旁一家人家開了門兒，走出一位家常打扮，模樣兒卻十分標緻的年輕女子，乾隆老爺子一，哇噻！魂被勾去了一大半，就裝作丟了東西，在這家門前東尋西找，不住偷瞧那年輕女子。
年輕女子本想在門口兒等個貨郎來，買點針頭線腦兒什麼的，沒承想貨郎沒等到，卻看到一輕浮男子，一雙色迷迷賊眼直勾勾盯著自己，不覺臉上一紅，正要轉身回家，乾隆老爺子生怕錯過時機，十步並作一步趕到她身邊：“請問小娘子姓甚名誰？看你家境不寬，與其愁柴愁米，不如跟我上京城享受榮華富貴去吧。”
女子見他說話不著調，又動手動腳的，真是又怕又恨，立馬兒掄圓了給了乾隆老爺子倆脆嘴巴子，同時大聲喊“救命”，眨巴眼兒的功夫，家裡人出來了，左鄰右居也趕到了，乾隆老爺子頓時想到好漢不吃眼前虧吧您吶，趕緊腳底下抹油，撒丫子了。
乾隆回到行宮，本想拿民女問罪，可又仔細一琢磨，不行啊，您想啊，萬一老百姓知道自己是皇帝，那自己這人就丟大發了，心裡真丫掃興搓火，最後只好悻悻御賜了八個字“窮山惡水，潑婦刁民”用以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