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知識分子]凱恩斯的轉型
凱恩斯的轉型
題記：經濟學家的爭論向來都是引人注目，在中國尤其如此，他們不僅帶有專業辯護，更有救世的狂熱情懷，好像不信奉其觀念，就國將覆毀，嚴重之極。事實上，任何所謂的信奉都是有邊界的，世界上沒有完全救世的理論，更沒有完全救世的人，冀望學人們還是平和一些，低調一點。用凱恩斯的批判者哈耶克的話說或許更具警醒：上述那種抱負、“一步到位”和“根本解決”的取向，對於個人常常是可羨的，但是當人們用它們來指導強制性權力時，又當自由傳統的完善工作需依賴於那些以為其權力之中便存有著最高智慧從而有權將其信念強加於他人的掌權者時，它們就極具危害性了。我謹希望我們這一代人能夠習知：正是形形色色的至善論，不時摧毀著各種社會業已獲致的各種程度的成就。如果我們多設定一些有限定的目標、多一份耐心、多一點謙恭，那么我們事實上便能夠進步得更快且事半功倍；如果我們“自以為是地堅信我們這一代人具有超越一切的智慧及洞察力，並以此為傲，”那么我們就會反其道而行之，事倍功半。
1906年，22歲的凱恩斯從英國出發，開始到歐洲旅行，他發現根本不用護照就能夠穿梭整個歐洲，水、路交通十分便利，隨身攜帶的金幣可以按照各國匯率換成當地的貨幣，而各地的郵政系統也可以很快把他的感想寄給朋友。——當我們重新掀開這個20世紀偉大人物的人生歷程時，發現當時的世界，除了硬體基礎和今天保有差距以外，軟性的約束卻遠遠少於今天，甚至比今天更加全球化和一體化。人口的遷徙少受限制，經濟的往來本自由原則，基本沒有關稅壁壘，文化上也是，雖然英國文明如同今天的美國，但她的那種態度卻遠不及今日的美國對什麼都指手畫腳，讓人反感。當時，凱恩斯在享受自由經濟的同時，也是自由經濟的信奉者。
後來學人們評價說，自由經濟體制的信奉者往往過於樂觀，是的，當時就有人在“一戰”前夕認為“爆發世界性戰爭的可能性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世界的經濟把人們緊緊相聯”。可是，“一戰”仍然不可制止的爆發了，整個歐洲成為了戰場。戰爭的創傷尚未修復，1929年又爆發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一時間，自由經濟失靈成為了最流行的時髦用語。此時的凱恩斯與許多國家的政要一樣，開始懷疑自由競爭，逐漸轉向保護主義——主張政府干預，進行調控和計畫引導。
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自由經濟的信念更加收到摧毀，尤其是戰前蘇聯經濟的出色表現（被認為是計畫的成功）和戰後“鐵幕”理論的衍生，導致世界性的保護主義抬頭，貿易和關稅壁壘頻頻出現。此時，國際間自由交換的基石已經為意識形態的對立所替代。
戰後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的凱恩斯，一方面為各界的讚揚所包圍，另一方面也為重建國際自由經濟體制的矛盾心態所困擾。政府的干預讓他深深憂慮，但是遠離政府干預，他卻又對自由競爭缺乏信心。在他的經濟主張被以政治組織的形式予以確定的時候，這個偉大的人物與世長辭了。
他後來的信徒們驕傲的聲稱自己為“凱恩斯主義者”，在祭奠他的同時，也以此來作為贏取顯赫社會職位的門票。在此背景下，整個西方開始了國有化和社會福利化步伐，直至哈耶克對凱恩斯的批判重新贏取人們的尊重時，直至柴契爾夫人的上台和里根主義的興起時——整個西方才重新轉向自由主義經濟。
近一個世紀，歷史劃了一個圓圈，重新回歸。
探討凱恩斯轉型，不是想批判凱恩斯，不是想否決國家主義的興起，不是主張歷史循環論調，更不是為自由經濟或者自由體制唱讚歌，我們不能重構歷史，我們也沒有這個資格。
我只是想說，對待歷史人物，我們應該報科學態度，偉人都是多元的，不能一葉障目，遮蓋全部。一直以來，許多人都以為凱恩斯是“國家主義”的奠基人，就是堅決的自由主義的反對者，但是沒有想到他早期是一個狂熱的自由主義信奉者——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對自由主義保有熱情，只是缺乏信心，更根本的是，他雖然後來轉型，但他卻從來都沒有放棄過自由經濟理念。
對待歷史理論，我們更應該如此，理論的演變更加需要我們保有科學審慎的認知態度，對待任何理論結論，都只能有時勢觀念，不能單純以對錯論之。
那么信奉起來更是如此，要有度，要有歷史感，而不是盲目信服——任何理論都有作用，也都有界限，更都有失靈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