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公共消費包括國家行政管理和國防支出，教科文衛事業支出，社會救濟和勞動保險方面的支出等。是指由政府和為居民服務的非盈利機構承擔費用、對社會公眾提供的消費性貨物與服務的價值。公共消費既是國民消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又能帶動居民（私人）消費，因此，擴大公共消費可以直接和間接地提升消費率，從而具有化解巨觀經濟運行中矛盾和促進社會事業發展的雙重功能。
內涵
公共消費管理系統公共消費需要是指主要通過分配社會基金而實現的需要。如基礎教育、衛生防疫、婦幼保健、公共運輸及公共文化、體育、娛樂等。公共消費需要是人們生活消費需要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已開發國家，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消費可以占到全社會消費的非常高的比重甚至一半以上。
現狀
公共消費社會最終消費由居民消費與公共消費兩者構成，擴大居民消費和擴大公共消費都能夠提升國民消費率。目前中國GDP居民消費率與公共消費率皆呈下降趨勢，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與長期以來對公共消費，尤其是對教育、醫療等社會性消費重視不夠有密切聯繫，這不僅直接導致公共消費率下降，也對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出效應”，降低了居民消費率。
從2000-2006年的數據來看，中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是不斷提高的，但與此同時，公共消費率是不斷下降的。這與前面分析的公共投資擴張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長期擴張公共投資，必然擠壓公共消費。尤其從地方政府更喜好投資的行為傾向來看，這一點更好理解。儘管投資與消費都能拉動GDP增長，都能滿足上級政府對GDP考核的要求，但投資還具有另一層作用：看得見。各種“面子工程”和“亮麗工程”都要依靠投資才行，而消費卻沒有這種作用。可見，公共投資與公共消費的格局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偏好。
公共消費率的下降趨勢還可以從它的反面，即公共儲蓄率的上升趨勢中得到印證。從部門與國民可支配收入的口徑來計算，政府部門的兩個公共儲蓄率都呈上升狀態，政府可支配收入儲蓄率的這種趨勢更為明顯。可見，無論從消費一面，還是從儲蓄一面，都可以確定無疑地看出，中國目前公共消費呈下降態勢。
從社會最終消費的構成來看，公共消費在最終消費中所占比重在26%-27%左右的水平徘徊。公共消費在國民消費中占多大比重適宜，在不同階段、不同時期和不同體制下是不一樣的。在計畫經濟時期，公共消費的比重要高。進入市場經濟之後，中國公共消費比重在下降，尤其對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帶有市場化傾向的改革更加劇了這種趨勢。近兩年又回歸到公益的定位，這方面的政府支出顯著增長，但公共消費在國民消費中的比重未發生大的變化。在福利國家，從搖籃到墳墓都由政府包攬，其公共消費自然比非福利國家要高。從效率與公平的取向上來看，更加關注公平，公共消費的比重就會更高；更加關注效率，公共消費的比重就會更低。因此，公共消費占國民消費比重的高低也與一定時期政府的政策取向有關。
如何來判斷當前的公共消費比重是否適當呢？大體有如下因素：一是消費率的高低，二是消費的不平等程度，三是公共政策取向。從這幾個因素來分析判斷，中國當前的公共消費比重偏低。從前面的分析中可知，中國當前消費率在不斷下滑，並已經成為世界上消費率最低的國家；其次是消費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劇，尤其在教育、醫療、社保、住房等方面；再就是政府倡導和諧社會建設和更加關注公平，這三個方面都要求提高公共消費的比重。換一個說法，就是要求擴大政府的公共服務以滿足人民民眾對公共服務的消費需求。
而公共消費由政府自身消費和社會性消費構成，擴大公共消費應主要是後者，而不是前者。當前政府自身消費呈現出強勁的上升勢頭，這對於公共社會性消費與居民消費都會產生抑制作用。2000-2005年間，國家財政支出總額年均增長16.39%，而其中行政管理費支出年均增長18.66%，高於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公共消費不足的現狀，集中表現為社會性消費的不足。
發展趨勢
公共消費在生產力水平提高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在不減少個人消費基金和犧牲個人消費質量的前提下，社會消費基金和公共消費數量不斷增加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第一，公共消費的比重將增加。
社會公共消費在消費基金中所占比重如何，從世界的情況來看，與一個國家經濟的發達程度具有正相關的關係。已開發國家的社會公共消費比重要高於開發中國家和落後國家，但總的規模一般均保持在20%以內，只有少數高收入石油國家略有超出。
第二，居民享受公共消費的差別將減小。
隨著市場機制的引入，市場調節和引導生產活動範圍的擴大，政府和企事業單位逐漸從許多公共消費領域退出，通過體制改革取消了很多生活福利，並把能夠由市場發揮作用的私人物品、準公共物品越來越多地交給市場來提供。同時，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個人貨幣收入水平的提高，使長期不得溫飽，或處在低水平溫飽的消費者對滿足偏好的差別化、個性化的消費對象提出了越來越多、越來越高的要求，也為滿足廣大消費者的個性化、差別化需要提供了必要的支付保障。居民享受公共消費的差別將減小。
社會主義
公共消費社會主義制度下由社會組織的滿足人們共同需要的消費活動。包括對文化娛樂、醫療衛生、婦幼保健、公共運輸以及其他公共消費設施和福利設施等的消費和享用，是人們生活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
公共消費在不同社會形態下，具有不同的性質。它的發展不僅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科學、文化的發展程度,而且取決於社會生產關係的性質。資本主義社會在文化娛樂、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公共消費，主要是有利於有產者並且是為維持與鞏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而且，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消費資料屬於私人所有，資本家壟斷了如運動場、游泳場、花園、避暑勝地等大量的消費資料，這些在性質上本來適於公共消費的消費資料，往往採取個人消費的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共消費相對說來是不發達的，它與生產的社會化和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化遠遠不相適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了一部分消費資料採取社會消費基金的形式用於滿足社會的公共需要。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國民收入的增長，消費基金的增加，社會消費基金也將逐步增多，公共消費的規模會逐步擴大。尤其是滿足社會主義勞動者共同需要而又適宜於實行公共消費的部分發展更快。馬克思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用來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保健設施等。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將會立即顯著增加，並將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增加”。社會主義消費的一個特徵在於：公共消費的發展能與生產的社會化和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化的發展相適應。
社會主義的公共消費，是由社會消費基金來支付的，人們消費這些消費資料，有的實行免費，有的實行減價優待。發展社會主義的公共消費形式有利於勞動者的共同需要的滿足，有利於適當縮小各類勞動者的消費水平的差別，特別是能夠解決一部分收入較低的勞動者的困難；有利於勞動者的文化科學水平和熟練程度的提高，促進勞動者的全面發展；有利於公共消費資料的合理利用，提高消費的社會效果。社會主義公共消費表明廣大勞動者對社會公有的消費資料的共同享用，反映了消費者之間的平等權利和體現了勞動者的共同富裕。它對於全面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從長遠來說，社會主義公共消費的比重將逐步提高，但並不是說公共消費發展越快越好，比重越大越好。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個人消費是消費的主要形式。當生產力水平還不高，國民收入增長速度、消費基金增長速度還不快的情況下，公共消費基金不應增長過快，公共消費的比重也不宜過大，以免影響個人消費的增長。否則，會助長平均主義，削弱按勞分配的作用。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國民收入增長的數量，原有的個人消費水平與集體消費的狀況，社會各階層需要的狀況等等，正確確定個人消費和公共消費的合理比例。
比較財政支出
燃油補貼社會消費性支出是政府直接在市場上購買並消耗商品和服務所形成的支出，是購買性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執行其政治和社會職能的財力保證。在國家財政支出項目中，屬於社會消費性支出的有行政管理支出、國防支出、文教科衛事業費、工業交通等部門的事業費、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流通部門事業費等。
財政支出（public finance expenditure）也稱公共財政支出，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為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滿足社會共同需要而進行的財政資金的支付。包括基本建設支出；企業挖潛改造資金；地質勘探費用；科技三項費用；支援農村生產支出；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用；工業交通商業等部門的事業費；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支出；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國防支出；行政管理費；政策性補貼支出；債務利息支出。
缺陷
公共消費消費上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是公共消費品的基本特性，它決定了公共消費品領域同時具有市場缺陷和非市場缺陷。公共消費品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使其市場價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困難性，競爭機制不能充分發揮作用，形成市場缺陷。在市場機制下，私人不願或不會提供足夠數量的公共消費品。庇古早已指出了這類市場缺陷的後果——供給不足。但是，當公共消費品由政府公共部門供給時又存在非市場缺陷。
影響
擠出效應公共消費的擴大可以促進居民消費水平與質量的提高，可以直接降低政府儲蓄和間接影響居民儲蓄，進而可以降低中國的國民儲蓄率。
公共消費不足給居民帶來消費風險。一度推行的公共領域市場化改革和由此帶來的消費不確定性，在降低公共消費，尤其是社會性消費的同時，給居民消費帶來了一系列風險，導致居民消費長期處於相對萎縮狀態。
從內容上看，居民消費風險包括三種：一是可及性風險，二是可獲得性風險，三是信息不對稱風險。無論哪一類居民消費風險，都可通過政府的公共消費行為來防範與化解。反過來說，政府公共消費不足，尤其是社會性消費不足，將會給居民帶來消費風險。居民消費風險的大小與政府公共服務提供的多少密切相關，也就是與公共消費水平的高低密切相關。
由於中國公共消費不足，導致了居民消費面臨較多的不確定性與消費風險，在缺少保障的條件下，公共消費不足使得居民部門的儲蓄率居高不下。中國居民部門的儲蓄率長期在較高水平徘徊，沒有呈現出正常的下降趨勢。若是擴大公共消費，意味著居民有了更多的保障，消費風險和未來支出的不確定性降低了，居民將會更傾向於消費，而不是儲蓄，這樣居民儲蓄率就會下降。
公共消費對居民消費具有“擠入效應”和“擠出效應”。在一些領域，公共消費和居民消費具有此消彼長的替代關係。也就是說，如果政府的公共消費上升了，居民部門將大量替換出用於教育、醫療等方面的開支，並將其轉化為其他方面的消費，居民部門的消費由此擴張，產生消費的“擠入效應”；如果政府的社會性公共消費不足，那么對居民來說，他們將在教育、醫療等方面花費更多，其他方面的消費就會被迫減少，表現為對居民消費的“擠出效應”。當前，由於公共消費不足而導致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已經是一個客觀事實。
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的比重，自1996年開始總體呈下降趨勢，這意味著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收入份額在減小，而企業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和政府部門的可支配收入份額在擴大。若是進一步考慮這種情況，公共消費不足的影響實質上是放大的。一方面，對居民消費產生的“擠出效應”加大，因為公共消費不足在擠壓了居民其他消費的同時，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額的減小也在擠壓居民的消費。另一方面，強化居民儲蓄傾向，居民儲蓄率相對平穩，這種平穩是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額減小的情況下實現的，這意味著居民的儲蓄動機被強化。例如居民甲的月收入過去是3000元，現在是1000元，假設其儲蓄率為40%，即使該比率保持不變，其實際含義卻是不一樣的。在收入減少的情況下，要維持原來的儲蓄率，只能靠壓縮消費來實現。
至於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比重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分配關係在市場化過程中不斷向資本一方傾斜，勞動所得的比重下降，而資本所得的比重上升。在改革開放的初期，1978-1983年，中國勞動所得占GDP比重從42.1%上升到56.5%，自此之後卻是持續下降，2005年下降到36.7%，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勞動所得是社會多數成員的主要收入來源，其在GDP中的比重下降，說明大多數人沒有同步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成果。在這樣一種趨勢下，居民所得的不確定性加大，必然強化儲蓄意願，使大多數居民的消費難以提升，如果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的比重趨於上升，那么，公共消費不足對居民消費的擠壓或可減弱，但現實卻是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趨於下降與公共消費不足同時出現，對居民消費的擠壓形成了“疊加效應”，也就導致了居民消費的整體相對萎縮和部分社會成員消費的絕對減少，由此形成了諸多的民生問題。所謂“上不起學”和“看不起病”等廣為存在的民生問題直觀地反映出消費的不足。
從這裡看，提高國民消費率有兩個途徑：一是調整勞動與資本的分配關係，二是擴大公共消費來彌補，而後一方面具有更直接和快速的效果。
結論與建議
衛生建設公共消費可以成為政府調控經濟，並同時化解社會矛盾的有效手段。
以公共消費為重心，在經濟學的意義上，其實質是轉換經濟成長的動力，從主要由投資、出口拉動轉變主要由消費來拉動。單純從GDP數字上看，無論靠什麼來拉動並沒有什麼差別，但增長的內容及其分配格局將會有很大的不同。以消費為主要動力的經濟成長，意味著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長方式發生改變，增長質量提高。在社會學的意義上，增長動力的轉變同時也意味著增長成果將會使更多的社會成員分享，改變高投資下形成的過分向資本傾斜的初次分配格局，並通過公共消費直接調整第二次分配結構，從而可以最佳化社會結構，促進社會公平。
因此，以公共消費為重心的財政政策可以把經濟政策的功能和社會政策的功能融於一身，有利於協調生產與消費、經濟與社會、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
擴大公共消費，需要把握支出的輕重緩急。公共消費的實現形式是財政支出，在調整支出結構過程中，應以公共消費為導向，以社會性公共消費為重點，不斷提高教育、醫療、社保等領域的即期消費支出和相關的消費性投資，壓縮政府自身消費引致的過高行政運行成本，盡力提高公共消費對居民消費的帶動作用。
這需要從三個層次入手來進行調整：一是調整公共投資與公共消費的比例關係，逐步提高后者的比重；二是調整公共投資中生產性投資與消費性投資的比例關係，也就是在傳統體制下我們常講的“骨頭與肉”的比例關係，適當提高消費性投資的比重；三是調整公共消費結構，逐步降低政府自身消費，也就是行政運行成本，同時提高社會性消費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
擴大公共消費，不只是一個量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通過公共消費規模的擴大來推進基本消費的平等化。這是社會公正與公平的實際載體，也是判斷其改進與否的重要標準。基本消費的平等化至少包括基本營養、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和基本保健四方面，公共消費的作用最終要體現到這四個方面來。社會的“公平”有很多種，可以從財富、收入、消費多個角度進行衡量和測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基本消費的平等化。當然，從財富與收入分配的角度來測度社會公平也很重要，但基本消費的平等化更直接和更接近問題的本質，因為對於消費而言，任何財富與收入都只是手段，惟有消費才是目的。促進基本消費的平等化，對於財政政策而言，那就是要通過擴大公共消費來實現。就此而言，平等化是目標，而擴大公共消費不過是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