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醫

儒醫

"儒醫"是一種歷史悠久的社會文化現象。闡釋了"儒醫"的三重境界,即良醫、大醫、聖醫。"良醫"注重技,屬於知識論,追求的是"真";"大醫"注重德,屬於道德論,追求的是"善";"聖醫"注重道,屬於本體論,追求的是"美"。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必須重建天人合一的知識系統,全面弘揚和提升醫者的道德修為和職業素養,同時以一種審美的眼光來審視醫學,提升醫生的審美素養,真正把醫學升華為一種樂生的行為,最終實現醫生個體自由全面的發展。 儒醫的概念源自於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學說,其理論最初誕生於儒家聖典《周易》從而形成一個非常完整的傳統醫學系統。”鄒韜奮 《無所不專的專家》:“醫生原是一種很專門的職業,但在醫字之上卻加一個‘儒’字,稱為‘儒醫’,儒者是讀書人也。於是讀書人不但可以‘出將入相’,又可以由旁路一鑽而做‘醫’。”

簡介

儒醫,舊時指讀書人出身的中醫。廣義乃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識素養的非道、非佛的醫者。狹義乃指宗儒、習儒的醫者和習醫、業醫的儒者。以儒家易經為聖典。

宋代是我國科學技術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

李約瑟先生指出:“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要焦點就在宋代。”(《中國科學技術史》)儒醫在宋代的產生絕不是偶然的,它和當時的思想文化背景、社會政治因素、經濟科學條件及本身發展需要都有著密切關係。無可否認,宋以前確有儒士開始行醫,並取得輝煌成就。但是在宋代就大為不同呈現井噴的形態,整個社會上形成了一個儒醫階層。正如清代徐松在其《宋會要輯稿》中所言“政和七年……朝廷興建醫學,教養士類,使習儒術者通黃素,明診療,而施與疾病,謂之儒醫。”至北宋政和七年,儒醫之名正式開始流行。儒而知醫成為一種時尚”|12_},“以至於無儒不通醫,凡醫皆能述儒”…。

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通曉醫學,但並非都能稱之為儒醫。部分文人亦官亦醫,或者由儒轉醫,不僅著書立說,而且參與醫療活動,懸壺濟世,才稱得上真正的“儒醫”。比如許叔微,在習儒同時,刻意方書,精研醫學,為官後仍不忘行醫,人稱“許學士”,對《傷寒論》頗有研究,治病重視辨證,著有《傷寒百證歌》、《傷寒發微論》、《普濟本事方》等,流傳至今;又如朱肱,元禱三年進士,曾任奉議郎、醫學博士等職,後因忤旨罷官。他身處逆境,潛心醫學,以行醫著書為事,撰寫了《類證活人書》,流傳甚廣,影響深遠;此外像高若訥、孫奇、孫兆、陳高等都是當時有名的儒醫。

而宋代的多數文人士大夫廣泛涉獵醫學領域,通曉醫學、養生學,積極編撰方書,或者參與政府組織的修訂醫學典籍T作,卻未真正以醫為業,較少或者無臨床醫療活動,只能算是“儒而知醫”,“知”在此為“通曉”之意。如蘇軾、沈括、陸游、朱熹、歐陽修、王安石、范仲淹、辛棄疾、司馬光、黃庭堅、范成大、蘇頌、洪邁、鄭樵、蔡襄、文天祥、郭思、張載、文彥博等,幾乎到了“無儒不通醫”的地步。這些文人士子在從文從政的同時,兼攻醫學、養生學,既具有文學家的卓越成就,又有政治家的顯赫政績,還在醫學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他們對祖國中醫事業所做出的貢獻往往鮮為人知。

儒而知醫

宋代統治者奪取政權以後,推行“崇文抑武”的國策,文人具有優越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他們大都是社會的主體,曾是宋代社會治理的參與者和宋代社會變革的主導力量,在宋代社會進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如王安石、歐陽修、范仲淹、司馬光、蘇軾等。受儒家濟世救人的醫德思想影響,統治者又高度重視醫學與養生學,屢次頒布醫學詔令,普及醫學教育,大量吸收有文化素養的儒生學醫,官方多次組織醫學專家和文臣編修方書和本草著作等。這一系列的舉措營造了社會上濃厚的重醫風氣,大大提高了當時醫學醫師的社會地位。另外,宋朝的幾位皇帝大都自身愛好醫學,對世人們學醫起了一定的引導和示範作用,據《宋史》記載,宋太祖趙匡胤就懂醫道,曾親自為其弟宋太宗艾灸治背;宋太宗趙炅素喜醫術,曾親自收集名方有驗者千餘首等,正所謂“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加之范仲淹“不為良相,則為良醫”思想的傳播影響,鼓舞了眾多的文人士大夫步入岐黃之路,為一代儒醫成長開了風氣之先。

儒而知醫的具體表現

整理編撰方書

宋代官方多次組織醫學家和知醫文臣整理醫著、編修方書。此外,也有不少文人士大夫廣泛蒐集民間驗方,擇其精要而編纂方書,成績斐然。

北宋時期。大儒科學家沈括雖非以醫為業,然其對於醫藥學有著濃厚的興趣,晚年更是致力於醫藥學的研究,在《夢溪筆談》里,《藥議》、《采草藥》等文對藥學方面的論述十分精闢,從採藥、用藥到辨藥、製藥均有論述。他所著的《良方》、《靈苑方》影響深遠。文壇巨匠蘇軾對中醫藥學也頗有研究,著有《蘇學士方》,後人將其與沈括所著的《良方》合稱作《蘇沈良方》,流傳至今。清代陸錫熊、紀昀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蘇沈良方提要》中記載,“宋士大夫類通醫理,而軾與括尤博洽多聞。其所徵引,於病證治驗,皆詳著其狀,確鑿可據。”王安石推崇醫道,愛讀醫書,《難經》、《素問》、《本草》諸書無所不讀,他有兩處方流傳後世,一是《蘇沈良方》所載的“王荊公偏頭痛方”,另一方是葉天士《臨證指南》所載的“王荊公妙香散”,醫家醫案中屢用之。

南宋時期。洪遵,進士出身,官拜資政殿學士,著有《洪氏集驗方》,流傳至今,影響深遠。北京中醫藥大學錢超塵教授親自對《洪氏集驗方》一書做了考注,在序言裡寫道“所錄驗方多有出處及獻方人,不作模稜兩可語,至今對臨床醫師仍有啟發,可資借鑑”@。洪邁,紹興十五年進士,為官端明殿學士,紹興知府,“學識淵博,自經史百家以至醫卜星算皆有論述”⑤,在《夷堅志》中對於中醫藥學內容如疾病症狀、單方驗方、方劑來源等的內容有大量篇幅進行介紹,《容齋隨筆》中亦有專篇論述。陸游是古代文人中不可多得的壽星,自幼飽讀儒家經典,又精心研讀《周易》、《本草》、《黃帝內經》等,終生好學不輟。晚年蟄居山陰,他一邊讀書耕作,一邊行醫鄉里,採藥、種藥、合藥,廣泛收集醫方,並將自己編撰的醫方專著定名為《陸氏續集驗方》。類似以上的例子還很多,如史學家司馬光著《醫問》;任將相五十年的文彥博,著《節要本草圖》、《藥準》;史學家、目錄學家鄭樵著《本草成書》、《本草外類》、《食鑒》等。這些名家輯錄的方集,促進了兩宋時期方書的空前繁榮,為弘揚醫道、傳播醫學知識起了很大作用,使得宋代醫學打破了師徒相承、父子家傳的方式,吸引了更多非專業人士。

探求中醫之理

宋代學風不同於漢唐,它一反漢唐的訓詁註疏之學傳統,而強調“窮理”,提倡“格物致知”,形成了頗具革新意味的“義理之學”。朱熹解釋“格物致知”意謂窮究事物之理,而獲取知識。新儒學提倡對自然界和人本身觀察,注重對客觀事物一般規律的探討,從而參悟出天地人之間的道理。在這一學術思潮的影響下,不少文人士大夫也把研討醫學作為格物致知的內容,窮究天人關係、醫學原理以及醫藥知識。

張載,字子厚,嘉祜二年進士,北宋哲學家。張載認為,儒和醫為一家,醫理通於文理,提出“‘仁者壽’,安靜而久長,壽之象也”的觀點。聰邵氏聞見錄》卷十五記載有張載為邵雍診病之事:“子厚知醫,亦喜談命,診康節脈日:‘先生之疾無慮。”也可見張載頗通醫道。

蘇軾也具有深厚的醫學理論素養,在《求醫診脈》一文中指出“至虛有實候,而大實有贏狀,差之毫厘,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他認識到中醫理論中虛實辯證的重要性。

沈括對醫理也頗有研究,其《良方自序》實際上是一篇較系統的診療理論,開篇指出:“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

程顥、程頤二兄弟對醫理造詣之深,超過其他宋儒。關於切脈,二程說:“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的道理。人脈起於陽明,周旋之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沖,亦如氣口。”@二程居然能像醫家一樣根據“三部九候”的全身遍診法,分辨出複雜的脈象,判斷出人有無壽考,可見其在脈學方面造詣頗深。他們對人體生理解剖也有研究,提出了“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的道理,通過認識人的生理狀況來反求天地之理,萬物之理。對精神衛生知識更為熟諳,提出了“明理可以治懼”的精神治療方法,他們認為,內心的恐懼是由於不明事物的性質和道理。二程還提出了“知醫為孝”論,程顥說:“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⑧程頤也認為,人子事親學醫“最是大事”。由此可見二程的醫學知識是比較系統和全面的。……兩宋文人士大夫精通醫理者還很多,不一一列舉。

記載醫學史料

宋人筆記雜著中有豐富的醫學史料,包括醫家小傳、醫林箴語、醫林軼事、醫方藥理、中醫養生、針灸推拿等。散見於許多文人作品中。如周密《志雅堂雜鈔》中記載了三十多條治溺死、治喉癰、治暴聾、治金瘡刃傷、治暑天痱子等各種疾病的實用方藥:

此外,宋代文人的詩詞中也蘊含著豐富的藥物知識,其中藥名詩占有相當的數量,如辛棄疾《定風波·靜夜思》:“雲母屏開,珍珠簾閉,防風吹散沉香。離情抑鬱,金鏤織流黃,柏影桂枝交映,從容起,弄水銀塘,連翹首,驚過半夏,涼透薄荷裳。一鉤藤上月,尋常山夜,夢宿沙場。早已輕粉黛,獨活空房。欲續斷弦未得,烏頭白,最苦參商。當歸也!茱萸熟,地老菊花荒。”整首詞以24味中藥連綴得如穿線珍珠,既表達了詞意,又不顯得牽強,作者文采、學識盡顯其中。又如黃庭堅《荊州即事藥名詩八首》之二:“前湖後湖水,初夏半夏涼。夜闌香夢破,一雁度衡陽。”在讚美荊州住所環境優雅、寄託對意中人相思之情的同時,天衣無縫地諧出了四種中藥名:前胡、半夏、蘭香、杜衡。黃庭堅還時常親自製作一些丸劑自用贈人,也常指導友人治疾之方,其《宜州乙酉家乘》記載:“二月二……累日苦心悸,合定志小丸治疾之方,其《宜州乙酉家乘》記載:“--,9二……累日苦心悸,合定志小丸成”,“三月初十……送含笑花兩支,作順氣丸成。”等可見當時的文人有相當程度的醫藥知識。

儒醫對中醫的影響

兩宋時期“儒而知醫”這一社會現象的產生,對醫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其一,文人士大夫普遍涉獵醫學領域,他們整理編撰方書,探求中醫之理,諳熟養生之道,在筆記雜著中記載豐富的醫學史料,引用藥名作詩作詞等,促使了醫學知識的廣泛傳播,推動了醫學理論的發展,並因此而創造了豐富多彩的中醫藥文化。

其二,他們借儒學研究醫理,將仁義納入醫德,“仁愛”、“修身”、“孝親”、“利澤生民”等儒家思想滲透到醫學的方方面面,使醫學隊伍素質明顯提高,弘揚了“醫乃仁術”的傳統醫道,提高了醫家的人文境界。

中醫學綿延兩千餘年,他深深植根於中華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中,新時代的醫生不僅要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也要具有豐富的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素養,才能真正成為醫術精湛、道德高尚的蒼生大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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