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醫理論

儒醫理論

中國傳統的儒家心性修養理論和中醫學理論,二者在健康認識方面基本吻合,合稱為儒醫理論。儒醫理論對當代心身疾病的研究具有兩個方面的價值。從人類心身疾病的研究角度,儒醫理論的研究範式補充了西方心身疾病研究的某些空白,使人類心身疾病研究具有更多角度,因此也更加全面。從中國人身心疾病的研究角度,儒醫理論研究能夠更多的揭示中國人心身疾病的發病原因、特點和解除途徑。

作為當代中國人,無論背叛傳統文化還是熱愛傳統文化,傳統文化都將對其心身形成影響。不了解傳統文化,也就無法洞悉中國人心身疾病的特殊性,所進行的心理干預也就缺乏針對性。

一、儒醫理論下的心身疾病研究範式

譬如一個不僅僅涉及到心身問題的健康話題,這就是衰老問題。在活性氧致衰老的實驗中,通過對人體進行活性氧增加試驗,得出活性氧導致衰老的結論,並由此認為衰老的某些機理被揭示。當用增加活性氧進行衰老性試驗的時候,人體胰島素分泌受到抑制、血糖迅速升高 ,由此認為胰島β細胞受到活性氧的破壞。甚至得出結論,人體內活性氧的增加是導致老年糖尿病的原因。

這是一種非常通行的研究範式:改變一種變數,然後測試其對健康的影響。如果這種改變使健康出現了問題,或者說出現了某種疾病的典型特徵,就可以得出該變數的變化是這種疾病產生原因的結論。

事實上,如果老年的糖尿病來自胰島β細胞損傷,那么老年人應該出現血漿胰島素濃度降低。但是,老年人的糖耐量降低卻伴隨著血漿胰島素濃度升高 。也就是從發生的時間順序上,血漿胰島素水平的降低是在高血糖之後發生的。因而在上面的研究過程中,邏輯上出現了悖論。

出現這種邏輯錯誤的原因,是首先假定了人為地補充某種物質,或者改變某種環境因素之後,人體所作出的反應將會等同於人體在自然環境下對該因素的反應。實際上並不是這樣。人體對環境中的一些和諧變化的因素,往往是適應的。而對人工製造的環境的突兀變化,則是警覺的和抵抗的。

在儒醫理論下,心身疾病的研究強調功能平衡和環境適應;強調人體的各種主動性;強調人心身運動的協同性;等等。筆者在《儒家心性心理學研究》中,對朱熹理論與中醫理論關係做了相關闡述。可以用一句最通俗的語言來說明儒醫理論下心身疾病的研究特點:“人體是活的,常常不那么聽話。”挖掘儒醫理論的價值,給出更多視角來全面看待人的健康問題,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題目。

二、中國人心身疾病的儒醫文化干預與發病傾向

一句有些偏激的俗語說:什麼人得什麼病。意思是說很多疾病與患者的行為習慣和精神因素密切相關。這是一個文化與健康的話題。文化對心身健康的影響是多角度的。以下三個方面尤為重要:

第一,人生價值觀所帶來的問題。人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嗎?人要聽任自己內心的呼喚來決定一切,還是要依據自然的秩序來決定自己?這些看上去與疾病毫無關係的問題,實際上卻為各種心身問題的發生埋下了種子。儒家傳統下,人的社會責任感得到了加強,但卻使更多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對自身關注中。於是在西方文化下人們所表述的心理疾病,儒文化下卻被表述成軀體疾病。在西方傳統下,軀體問題在心身共同作用的機制下向著精神方面強化,而在儒家心性理論指導下,心身反應向著軀體方面強化。

第二,生活習慣所帶來的問題。生活節奏的問題、飲食習慣的問題、衛生習慣的問題等,這些問題都具有鮮明的文化特點。中醫學用自然變化來指導人們的生活,形成了中國人對健康的獨特理解,也形成了中國人特有的心理問題以及解除心理問題的方式。

第三,文化變遷所帶來的問題。文化的轉變,需要生理和心理上的適應。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不能適應的環節將會出現這種應激。從中國古代文明到現代文明的轉變,對健康的意義不只限於認知方面,還涉及到心身的一種適應。面對這些適應性的問題,人體是否能夠產生應激反應,如何避免這種應激反應,在傳統儒醫理論中都蘊藏著答案。

這三個方面顯示了儒醫傳統文化對中華民族心身健康的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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