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傅柏翠(1896—1993),福建省上杭縣人。1914年加入中華革命黨,參加同盟會。畢業於日本東京政法大學。1927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共上杭北四區支部書記,區委組織部部長、中國工農紅軍閩西第七軍第十九師第五十五團團長、紅四軍第四縱隊司令員、政治委員、閩西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兼財政經濟部部長。1930年被開除黨籍。抗日戰爭時期先後任國民黨政府永定縣縣長、福建省保全第十一團代理團長、寧化縣縣長,福建省參議員。解放戰爭時期參與組織國民黨閩西地方軍政人員武裝反蔣起義準備,任閩西義勇軍臨時行動委員會主任委員,配合人民解放軍解放閩西。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閩粵贛邊區縱隊司令部高級參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福建省人民政府人民法院院長、省政府委員,福建省文史館副館長、館長,福建省第四屆政協常委,第三、四、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福建分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福建省人民代表大會第五屆常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會顧問。1986年1月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93年1月30日在福州逝世。[1]
活動年表
1896年9月出生。1914年赴日本留學,加入中華革命黨,他在青年時代參加過同盟會,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反對袁世凱的革命鬥爭。
1917年從日本東京政法大學畢業後,返回上杭縣當律師。
1926年任國民黨上杭縣黨部秘書兼代理常務委員,參加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
1927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中共上杭北四區支部書記,區委組織部部長。
928年6月參與領導閩西上杭蛟洋農民武裝起義。不久任閩西暴動委員會副總指揮、中共閩西特委軍委委員。參與領導成立紅軍閩西第七軍第十九師,任第五十五團團長。
1929年春率部配合紅四軍入閩作戰,建立閩西革命根據地。6月由閩西地方紅軍組成紅四軍第四縱隊,擔任司令員、政治委員。7月任中共紅四軍前敵委員會委員。10月改任紅四軍第四縱隊黨代表兼上杭縣赤衛總隊總隊長,並任肅反委員會主任。率部參加鞏固發展閩西根據地的作戰。
1930年3月任閩西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兼財政經濟部部長。同年12月因與中共閩西特委領導有不同意見,拒絕工作。後被指控組織“社會民主黨”,開除中共黨籍。
1931年3月率部分地方武裝脫離革命隊伍。此後組織地方保全隊,自任總隊長,實行地方自治。
1933年冬曾任福建人民政府閩西善後委員會處長。
抗日戰爭時期先後任國民黨政府永定縣縣長、福建省保全第十一團代理團長、寧化縣縣長,福建省參議員等職,曾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閩西遊擊隊達成聯合抗日的協定,進行敵後抗日游擊鬥爭。
1948年冬參與組織國民黨閩西地方軍政人員武裝的反蔣起義準備。
1949年5月率領地方武裝起義,任閩西義勇軍臨時行動委員會主任委員,配合人民解放軍解放閩西。8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閩粵贛邊區縱隊司令部高級參謀。
1985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為他的“社會民主黨”問題平反,1986年1月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93年1月30日在福州逝世,享年98歲。[2]
人物生平
1929年底,傅柏翠未能出席在古田召開的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會議。會前,毛澤東曾同傅柏翠作過交談,通知他出席會議。因家務纏身,他未能按時返回參加會議。一些人議論紛紛,結果他的前委委員落選。傅柏翠得悉後,情緒極為低落。
畢竟是文武兼備不可多得的人才,毛澤東對他格外器重賞識。後來,毛澤東曾專程趕往蛟洋耐心勸慰道:“閩西有些同志對你有意見,說你態度消極,愛看舊書。我的意見,你最好還是回部隊去。如果不願帶兵,可以做些別的工作。愛看舊書,前委有一些沒收來的書,我們可以一起看。紅四軍準備組織一個社會調查委員會,你來當主任。”傅柏翠那一時期受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影響,聽不進毛澤東的真誠勸告。他藉口道:“我粗心浮躁,不習慣做細緻的填表、寫報告的工作。只想在家鄉組織共生產、共消費的農村共家團,敵人來了我就同民眾一起打游擊。”毛澤東見勸說無效,只好告辭。
中央紅軍即將投入新的戰鬥,臨行前毛澤東特意將快分娩的妻子賀子珍留在蛟洋,拜託傅代為關照,同時再次勸傅最好還是隨大部隊一起行動。傅柏翠還是無動於衷。
不久,以鄧子恢為書記的中共閩西特委,確定召開閩西工農兵代表大會,準備組織建立閩西蘇維埃政府,大家仍推選傅柏翠擔任大會籌委會主任。他因對某些人有意見,竟意氣用事,藉口“能力有限”,拒絕組織上安排,堅持搞所謂“農村共家團”試驗,並多次寫信給鄧子恢,認為“農民要求的主要不是土地分配,而是要求發動共家運動組織共家團”,指責鄧子恢、陳毅等在閩西進行革命是“犯了盲目主義錯誤”.為了教育和幫助傅柏翠轉變錯誤的思想,鄧子恢、蔡協民等多次同他談話,做耐心細緻的說服工作。但談話毫無效果。
傅柏翠在閩西地區畢竟是有影響的人物,而且立下過赫赫戰功。因此,1930年3月中旬,閩西首屆工農兵代表大會,仍把他作為黨的重要領導幹部,邀請他出席開幕式。他卻拒絕參加。會上,代表們以大局為重推選他為閩西工農民主政府執行委員兼財政經濟部部長,並派特委領導人再三對他做思想工作。他一概拒絕,而且與閩西特委領導人的分歧逐漸擴大。
同年8月,張鼎丞按中央指示,多次通知他到特委機關工作,他拒不到職。中央又改為通知他去上海黨中央工作,他又藉口“不習慣機關工作”、“路途遠,不安全”等理由,加以推辭。1930年底,黨中央派鄧發同志到閩西主持召開閩粵贛邊區黨代表會,研究成立邊區特委會和邊區軍事委員會,由鄧發任特委會書記兼軍委主席。傅柏翠是大會代表,但他再次拒不出席會議。這更引起閩西特委許多同志的不滿,會上人們把他一系列的表現聯繫起來分析,主張開除黨籍。有人甚至列舉了他的“十大罪狀”。鄧發認為不妥,不願激化矛盾,說“這樣影響不好”,竭力做說服工作,然而並未獲得眾人支持,最終還是通過了開除傅柏翠黨籍的決定。
就在同一時期,閩西地區發生了一起政治事件:一天,新紅十二軍召開大會,隆重紀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等。會議主持人介紹李卜克內西、盧森堡曾經是共產國際和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有幾個文化程度低的戰士,誤認為第二共產國際和社會民主黨全是革命者,突然盲目振臂高呼“擁護第二共產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那時正是蘇區搞肅反、大抓“AB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高潮時期。閩西“肅反委員會”立即將他們逮捕,大搞“逼供信”,幾個戰士被誘逼,“供認”傅柏翠是“閩西社會民主黨特委書記”。“肅反委員會”立即把傅柏翠領導的古蛟地區視為“社會民主黨巢穴”,不承認那裡是蘇維埃根據地的組成部分,而且命令紅軍部隊捉拿傅柏翠。1931年3月,閩西蘇維埃政府調集紅軍和赤衛隊開始向古蛟地區挺進。傅柏翠深感事態嚴重。他左右為難,最終下決心動員民眾暫時轉移上山,避免正面衝突。然而事態發展並不如願,因為古蛟的一部分民眾毫不理會傅柏翠的勸告,紛紛主張“武裝自衛”。
傅柏翠已控制不了當時的局面。於是可怕的悲劇發生了,紅軍和當地的民眾開了火。傅柏翠率自衛軍邊抵抗邊撤退。在撤退還擊過程中,自然也造成了紅軍戰士與當地民眾的傷亡。不久紅軍因反擊蔣介石發動的“圍剿”,從古蛟地區撤離,傅柏翠才率農民自衛軍返回家園。經過幾個晝夜的反覆思索,他終於振作精神,為自己和古蛟民眾設計了一條“出路”:一、要保留勞動民眾已分得的土地;二、要繼續實行婚姻自由;三、青年輪流當兵,參加自衛軍,維護社會治安,保家衛國。
“古蛟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反動派一度幸災樂禍,運用報紙大肆渲染,散布“閩西赤匪內部殘殺,傅柏翠已進入社會民主黨,聯絡北四區民眾實行反擊”。王明“左”傾領導也火上澆油,指示閩鄂贛邊委:“你們必須了解傅柏翠的反革命作用”,“軍事方面必須設法解除傅柏翠的武裝,恢復北四區的根據地”。這就把傅柏翠進一步推向了對立面,傅柏翠的個人命運也由此變得更加複雜了。
1931年初夏,駐紮在龍巖城的國民黨第十九師楊封年旅長趁傅柏翠迷茫之際,派人表示意欲收編其部隊。傅柏翠為求生存,決定在“互不干涉對方政治”的前提下,與楊部建立軍事、交通聯繫。古蛟農民自衛軍改稱國民政府杭、岩、連邊界保全總隊,傅柏翠任總隊長,他由此邁出了向國民黨靠攏的第一步。為應付當局,時而也有反共言論。但他始終只求擁兵自衛、固守古蛟,不向其他地區擴展,更拒絕與紅軍作戰,致使國民黨當局認為他有“通共嫌疑”。
一年後,國民黨福建省政府代主席方聲濤出面要求傅柏翠出任縣長。傅柏翠曾以種種藉口婉言推辭,方聲濤不甘罷休。最後傅柏翠以對方允許“古蛟地區實行耕者有其田,保持分田制度不變”等條件,答應就任縣長。
這一期間,毛澤東仍時時掛念著傅柏翠。同年6月,毛澤東率紅一軍團再次轉戰閩西,途經上杭縣白砂鎮時,曾向白砂區委的同志詢問:“傅先生近來有什麼動向嗎?”區委同志如實告知:“他擁兵自衛,仍在古蛟獨占一方,與我們沒有什麼衝突。”毛澤東聽後長嘆一聲,不無惋惜道:“順其自然吧,只要相安無事就好。”
在古蛟地區,他將蘇維埃時期建立的各項制度加以改造,然後進行政治、經濟、文教、社會福利、武裝和治安等方面的建設。他以農民聯合會取代了蘇維埃代表會;以農民自衛軍確保社會治安,捍衛分田制度,反對封建勢力的剝削壓迫。他還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部下,要求大家關心民眾利益,致使許多人說他是“白皮紅心”。
傅柏翠同周圍蘇維埃根據地及紅軍游擊隊,則始終保持友好關係。雙方通過秘密談判,達成協定,確定消除對立,相互協作,互通訊息,一致抗日。在國民黨發動“圍剿”紅軍游擊隊時,傅柏翠保持“中立”,既不對紅軍搞經濟封鎖,也不實行糧食禁運。有時還主動提供糧食、藥品和生活用品。
解放戰爭開始後,解放軍連獲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隨即揮戈南下。
傅柏翠同國民黨當局原先就貌合神離,他當機立斷,與龍巖行政專署專員、原十九軍少將李漢沖商談對策。他們決定秘密行動,聯絡各方人士,為率部隊起義創造各種條件。
1949年1月,李漢沖即秘密赴香港,會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與中共香港分局書記方方商談起義有關事宜。
5月1日,閩西軍政要員紛紛應約到傅柏翠家中出席秘密會議。傅柏翠明確表示:“現在只有向共產黨投誠才是唯一出路!”他還提出“快步投降”的口號,強調“要快,切不可錯過時機”。到會官員一致推選傅柏翠、李漢沖二人領銜主持起義。
隨後,上杭城內外到處都張貼了布告,宣布閩西起義。傅柏翠還以人民解放軍閩西義勇軍臨時行動委員會主任的名義,致電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表示“配合閩粵贛邊區解放軍行動,實行新民主主義,服從中央領導”。
為了對付傅柏翠的起義行動,國民黨急令向南潰逃的胡璉兵團圍攻起義部隊,重金懸賞捉拿傅柏翠等人。在既無援兵又孤軍奮戰的情況下,傅柏翠等只好棄城上山打游擊。直到8月,人民解放軍南下部隊與閩粵贛邊區縱隊勝利會師,傅柏翠才指揮3000人的部隊走出山區叢林。
解放後不久,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張鼎丞電邀傅柏翠去福州工作。龍巖地委書記伍洪群特地拜訪並向他轉達毛澤東主席的關懷和問候。毛澤東詢問張鼎丞,閩西傅先生在哪裡,如果身體還好,叫他出來工作嘛。
根據張鼎丞的建議和傅柏翠在留學時學過法律、做過律師的經歷,傅柏翠被任命為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長和省政府委員。
1959年,他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赴京出席政協會議。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設宴招待60歲以上的政協委員。傅柏翠時年65歲,應邀出席。周總理記憶力極強,一見面就認出了傅柏翠,熱情地上去握手說:“這是閩西的傅先生,你我是老相識了,南昌起義軍到上杭時,你和羅明為我們辦了許多事。今天我們又一同走上康莊大道,該乾一杯吧!”接著,周恩來又興沖沖地拉著傅柏翠的手去見陳毅,他大聲招呼陳毅:“陳老總,你看誰來了?”陳毅抬頭一看,立刻以四川口音說:“這不是大名鼎鼎的閩西傅先生嘛!聽說你在閩西領導起義立了大功,又回到革命隊伍里來了。歡迎,歡迎!”陳毅同周恩來等高舉酒杯向傅柏翠敬酒:“請傅先生乾一杯,祝你健康長壽!”傅柏翠激動萬分,心緒久久不能平靜。回到住所後,立即賦詩一首:
入座春風拂面來,滿堂斑白盡顏開。
聽公一席關心語,勝飲醇醪酒千杯。
自慚病樹不成材,會集耆英喜黍陪。
最是晚年逢盛世,青春已去又重回。
當“文革”襲來時,傅柏翠已到古稀之年。然而傅柏翠始終不彎腰,他寫道:“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是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他們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我十分敬佩他們。”“陳丕顯、江一真是我介紹入黨的共產黨員,他們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者,是優秀、勇敢的紅軍戰士……”“造反派”無可奈何,押送他到古田縣平和農場勞動改造。
20世紀70年代初,遠在北京的周恩來惦記著“閩西大名鼎鼎的傅先生”,特意委託到福建視察工作的葉劍英,查問傅柏翠等人的情況。在葉劍英的直接過問下,傅柏翠才得以從農場“釋放”,重新安排省文史館館長等職務。
1983年,強烈的願望和堅定的信念終於戰勝了他自尊的雜念,他交出了第二份入黨申請書。時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的項南同志一直持積極慎重的態度,他多方拜訪,聽取意見,做深入細緻的工作。終於在各方努力下,在當地就傅柏翠的重新入黨的問題逐步統一了認識。
1986年元旦剛過,福建省政協黨組織討論通過了傅柏翠的入黨問題。年逾90高齡的世紀老人重新回到黨內,成為一大喜訊。1993年元旦,享年98歲的世紀老人傅柏翠辭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