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傅春早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六安獨立團手槍隊隊長，紅二十五軍手槍隊隊長，紅四方面軍手槍隊隊長，紅二十五軍供給部管理科科長，紅十五軍團供給部糧秣員。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住陝辦事處副官，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副旅館，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六八七團營長，三四四旅六八八團副團長，冀魯豫軍區第二旅四團團長，教導第七旅第十九團團長，（魯西南）五分區十九團團長。
解放戰爭時期，任冀魯豫軍區獨立第一旅副旅長，晉冀魯豫軍區第八縱隊十九旅副旅長，鄂豫軍區第三軍分區副司令員，湖北軍區獨立第三師師長兼黃岡軍分區司令員、中共黃岡地委副書記、鄂豫皖邊區南線指揮部司令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四野戰軍四十五軍二一一師師長，湖北軍區大治軍分區司令員、中共大治地委常委，黃石軍管會主任，第五十一軍二一二師師長，廣東軍區奧粵軍分區副司令員、中共粵西地委委員，廣西軍區副司令員、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委員。河南省第四、五屆人大常委，河南省第四屆政協委員。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一級紅星功勳章榮譽。
經歷
廣西軍區原副司令員。
傅春早同志是安徽省六安縣人，1929年加入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4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歷任手槍隊隊長、管理科科長，參加了一至五次反圍剿鬥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八路軍駐陝辦事處副官、旅副官、營長、團長，參加了平型關戰鬥、百團大戰。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副旅長、鄂豫軍區第三軍區副司令員、師長兼軍分區司令員，參加了挺進大別山戰略行動、淮海戰役等。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師長、軍分區司令員、粵西軍區副司令員等職。
傅春早同志因病於1996年3月14日在河南信陽逝世，享年85歲。
事跡
吉鴻昌原為西北軍馮玉祥部的一員戰將，1930年9月被蔣介石任命為第二十二路軍總指揮，同時兼任陸軍第三十師師長。1931年9月，因其潢川起義未成，被迫交出兵權離開部隊，隨即以出國遊歷考察之名，被強行挾持登船出洋。“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吉鴻昌衝破重重阻力，匆 匆回國。1932年10月20日前後，吉鴻昌從上海抵達漢口以北的宋埠等地，以尋找和看望他的舊部官兵為名，試圖拉出一部分隊伍舉起紅旗，就近奔向鄂東北蘇區，投入到中國工農紅軍的戰鬥序列中。
當吉鴻昌隻身來到第三十軍軍部駐地宋埠時，猶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即刻引起不少故舊袍澤的驚恐不安。時任第三十軍軍長兼三十一師師長的張印相聽說吉鴻昌到了宋埠，假裝不知此事，慌忙跑到漢口辦事處避嫌去了。第三十師師長彭振山，只是匆匆見了一面，也轉身躲到漢口去了。
吉鴻昌看出勢頭不對，便給八十九旅旅長彭國楨去了個電話。彭國楨急忙由尹家河趕到宋埠，一見面就說：“總指揮，時機不成熟，你來有危險。你還是速離宋埠！”吉鴻昌
掩護吉鴻昌脫險進退兩難，無奈地說：“我來作幾天客，本想看望一下部隊的傷病人員，誰知一個個都不肯和我見面！”彭國楨說：“你這位客人來得不是時候，誰敢接待你呀？事不宜遲，你趕快跟我走！” 於是，吉鴻昌便與彭國楨一起離開宋埠，到達了四十里以外的尹家河，暫且棲身於八十九旅旅部。第三天，吉鴻昌叫彭國楨連夜去漢口，找張印相、彭振山解釋，並請他們回宋埠見上一面。誰知張、彭兩人仍不肯回宋埠，並說他們都不打算再幹了，乾也乾不下去了。
宋埠軍部忽然給彭振山發來了電報，說吉總指揮將三十師九十旅由尹家河拉走了。彭振山這才慌了，急了，要彭國楨旅長和他一起往回趕，去追趕被拉走的部隊。
原來，尹家河駐有八十九旅旅部，該旅部隊並不在此駐紮。這裡的駐防部隊是九十旅。因此，吉鴻昌就將九十旅拉走了。當部隊抵達羊角山時，吉鴻昌又派聯絡副官燕鴻甲前去聯絡八十八旅、八十九旅，途中卻被彭振山帶領的手槍營攔路截住，後將燕鴻甲大卸八塊，殘酷殺害。與此同時，擔任黃安（今紅安）城防任務的萬耀煌部第十三師三十八旅七十七團，也在10月25日開至桃花、尹家河，“協助彭師部隊前往招撫”。彭振山率手槍營緊急追趕，遂將吉鴻昌所住山村團團包圍起來，被倉皇拉走的部隊又紛紛“倒戈”歸隊。激戰中，吉鴻昌見大勢已去，僅帶隨從數人突出包圍，向鄂東北蘇區境內奔去……
有關這次兵變的日期和結局，國民黨陸軍第十三師萬耀煌部的《鄂東剿匪戰鬥詳報》中有這樣的記載：“10月25日，接彭師長電告：九十旅業經招撫歸隊，吉鴻昌僅帶少數人逃去。”
（二）吉鴻昌所策動的宋埠兵變，就天時、地利、人和而言，的確是很不適宜之舉。兵變之事，由於他事先沒有與蘇區黨和紅軍取得必要的聯繫，中共鄂豫皖省委領導成員均不了解此事，當時也沒有組織紅軍配合策應。兵變失敗後，吉鴻昌一行數人潛入蘇區，也是幾經周折之後，才跟鄂東北道委書記鄭位三、游擊總司令吳煥先等人接上了頭。鄭、吳二人遂將吉鴻昌單獨引見給省委書記沈澤民。沈澤民首先在長沖附近秘密會見了吉鴻昌。
對於吉鴻昌一行，省委的接待是熱情的，安排會見也及時妥當。省委常委鄭位三、吳煥先、成仿吾等人，先後在長沖、檀樹崗、箭場河等地，與吉鴻昌進行過多次交談。在鄂東北蘇區逗留期間，吉鴻昌一行還參觀過列寧國小、紅軍醫院及某些簡陋的工廠和作坊。然而，對於吉鴻昌一行的去留問題，省委成員經過反覆商量，意見基本上傾向一致：熱情接待，但不可收留。其中主要原因有這樣三條：
一是紅四方面軍主力西去，蘇區境內的紅軍隊伍不多，紅二十五軍當時還沒有重新組建起來。如果將吉鴻昌收留下來，不僅軍事職務沒法安排，同時也擔心他吃不了紅軍的苦；二是由於吉鴻昌一再聲稱他是共產黨員，但又沒有黨的組織介紹信和證明，省委既不便也不能將其接收下來，萬一發現或審查出什麼問題，如何是好？三是對這位名聲顯赫的西北軍名將還信不過。省委個別成員甚至抱有敵視態度。
吉鴻昌也真沉得住氣兒，每日裡不急不忙的，遲遲不肯離開蘇區。這一次，不同於他昔日裡化裝成商人進入蘇區“視察觀光”，或率領所部作一次“武裝遊行”，因此，他有這個耐心。他曾發誓要做一名紅軍中的“馬前卒”！
不久，紅二十七軍軍長劉士奇、政委郭述申和七十九師師長徐海東，經過五十多天的轉戰，率部於11月24日抵達黃安七里坪附近。就在這時，省委特意安排徐海東與吉鴻昌舉行過一次秘密會談，主要目的還是說服和動員他們一行儘早離開蘇區。會見時，吉鴻昌說：“我現在和你們一樣，是共產黨人了，可紅軍為什麼不肯收留我？”徐海東直截了當地說：“吉總指揮，你就是帶一個旅或一個師起義成功，打起紅旗參加紅軍，也只能起到一個旅或一個師的作用。在這個時候，依我看你不如另拉隊伍，獨當一面，鬧它個天翻地覆。我以為這個做法，比你留下乾紅軍的作用更大，政治影響也大。”吉鴻昌也認為言之有理，沉思許久才說：“徐師長，如此說來，我必須儘早離開這裡，另起爐灶才是！”兩人握別時，吉鴻昌把他的一副“水晶養目鏡”，特意送給了徐海東。 這樣一來，如何護送吉鴻昌一行離開蘇區，就擺在了省委領導人面前。
（三） 大約是11月底或12月初，即重新組建紅二十五軍之時，一天傍晚，新任手槍團團長傅春早奉命趕到省委駐地郭家河。省委書記沈澤民見到他時，說：“傅大個子，現在有個新的緊急任務，要你去完成。”
“什麼緊急任務，我一定保證完成！”傅春早20歲出頭，像座鐵塔似地挺立著。
鄭位三在一旁呵呵笑道：“叫你護送一隻‘雞’，平平安安離開蘇區，半路上絕不能叫敵人搶走！”
傅春早聽了直愣神兒，心想：一隻“雞”有啥了不得的，還值得派手槍團護送？！
沈澤民當著身邊的成仿吾說：“仿吾同志，你給傅大個子具體交待一下，我得抓緊時間起草檔案。”
成仿吾時為省委宣傳部長兼紅安中心縣委書記。他將傅春早領到另外一間屋子，悄聲地問：“叫你護送一隻‘雞’，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傅春早以為是護送轉移蘇區的“列寧號”飛機，便脫口而出：“是護送‘列寧號’飛機吧！”成仿吾忍不住笑了起來。他說：“那架飛機早已經拆了、埋了起來。我們所說的一隻‘雞’，就是國民黨二十二路軍總指揮吉鴻昌，你聽說過此人沒有？”
“聽是聽說過……”傅春早這才曉得是怎么一回事。
吉鴻昌及其所統率的“雞軍”，鄂豫皖蘇區軍民都有所聞。1931年春，駐紮在潢川、光山等地的吉鴻昌軍隊，每在進入蘇區“剿共”時，總是浩浩蕩蕩數千人馬，如同“武裝遊行”似的。碰不著紅軍即一穿而過，碰上了紅軍即朝天開槍，沿途丟下不少武器彈藥。蘇區流傳著這樣的民謠：“吉軍到，紅軍笑，先丟機關槍，後扔盒子炮，都叫紅軍收下了。”因此，有人就把吉軍稱之為“雞軍”，說他們駐在白區吃在白區，卻把“雞蛋”下在了蘇區，讓紅軍揀了不少便宜。
成仿吾在向傅春早交待任務後，再三強調說：“你要記住，這是個十分秘密的任務，千萬不可泄露出去。你們一定要提高警惕，把吉鴻昌安全護送出蘇區。”
於是，傅春早帶領一個便衣武裝班，總共七八名紅軍戰士，連夜從郭家河附近出發，執行這個特別護送任務。
吉鴻昌身著灰布大褂，頭戴禮帽，腳穿布鞋，騎著一匹灰白色的大馬。馬背上，還馱有一個小包，裡面裝著新收穫的花生、毛栗子。另有一匹馬馱著不少行李包裹。其他幾個隨行人員，全都身著便服，徒步行走。時值初冬，天氣寒冷，他們每人身上都加了件小棉襖。傅春早雖然不了解內情，但從吉鴻昌的神色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的情緒不怎么好，板著一副很不高興的面孔，心裡似乎很生氣。臨出發時，吉鴻昌還在說：“我九死一生來到蘇區，你們紅軍不肯收留我，我只好回家去喲！”
當時選擇的護送路線是：從郭家河附近出發北上，經由周黨畈等地，送到竹竿河邊為止。當天晚上，在路過葉家大灣休息時，吉鴻昌小聲問道：“大個子，你今夜晚負責護送我們，你們可知道我是誰？”傅春早一笑，念了幾句順口溜：“吉軍來打仗，槍口朝天放；丟下槍和炮，送給共產黨。”隨後才挨著將軍的耳朵說：“你就是吉軍的總指揮！”吉鴻昌聽了喃喃自語道：“丟下槍和炮，送給共產黨……共產黨……”說著，他忽然從馬背上掏出一百枚銀元，順手交給傅春早說：“我是新黨員，你們紅軍不肯收留我，我就交納一百塊大洋，算作我的黨費吧！”並讓接收人傅春早給他開上個收條。傅說他不會寫收條，吉鴻昌就打亮手電筒，讓那位隨從副官代寫了收條，然後叫傅春早在上面按了個手印。
天將蒙蒙亮時，他們到達竹竿河邊。前面不遠就是敵人駐紮區域，天一亮就不便行動。一旦發生什麼意外，這一個班的武裝也不好應付。於是，傅春早就向吉鴻昌報告說：“吉鴻昌同志，我們不能往前護送你了，請你一路上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吉鴻昌急忙跳下馬背，緊緊握住傅春早的雙手，連聲說：“謝謝，謝謝，謝謝你了！”沉思片刻又說：“我這次來到蘇區，黨和紅軍的各位領導，不是叫我總指揮，就是稱呼我吉先生，省委書記還用俄語稱我將軍閣下，大個子，你能叫我一聲同志，我謝謝你！我們過去雖然不曾相識，今夜一見如故，大個子同志！”傅春早情不自禁地又喊了一聲：“吉鴻昌同志！”
臨別時，吉鴻昌急忙又脫下他的灰布大褂，換上傅春早穿的一件粗布衣服，打扮成普通老百姓，這才一步一回頭地向北走去。
完成任務後，傅春早把吉鴻昌交納的一百塊銀元黨費，如數轉交給了成仿吾，並口頭報告了有關情況。傅春早與吉鴻昌的一面之緣，久而久之，也成為記憶中的一頁秘史。
1985年10月，這位當年的紅軍手槍團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的老將軍道出了這一鮮為人知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