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做飯技術革新運動”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有著複雜的歷史背景。1958年，“大躍進”運動在全國掀起，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糧食產量出現了大減產。但在浮誇風的作用下，各地卻瞞報、虛報糧食產量，民眾被迫勒緊褲帶多交公糧。糧食短缺和營養不良所帶來的嚴重後果觸目驚心。在堅持既定原則下（沒收自留地、糧食分配到食堂等），各級黨委政府發動了一系列的增產節約運動，如“低標準、瓜菜代”、推廣代食品等。以“糧食烹調增量法”為主體的“做飯技術革新運動”，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的。起源
“苞米食用增量法”最先起源於遼寧省。遼寧省是個缺糧大省，雖然中央每年都給遼寧省調撥大量糧食，遼寧省各級黨委政府也千方百計地增產節約，但在“大躍進”運動中仍然不能實現糧食自給，糧荒不斷。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遼寧省委、省政府大力提倡多種植高產作物——玉米，並發動民眾開展節約糧食運動。
1959年5月，遼寧省黑山縣大虎山衛星公社三台子管理區副業生產隊集體食堂，本著節約糧食的精神，大膽創新，別出心裁地創造出玉米“先蒸、後磨、再煮”的做法，即先將苞米蒸到五分熟，然後將半生不熟的苞米拿去磨，磨成粉狀後拌水做成饃，最後再將饃蒸熟。經試驗，舊做法1斤苞米只能出饃1．5—1．7斤，而新做法1斤苞米能出饃2．5—2．7斤。通過改進做飯方法能夠大幅度提高苞米的出飯量，這對糧食短缺的農民民眾來說無疑是天大好事。訊息一傳開，全省上下非常振奮。遼寧省委立即派出工作組前往黑山縣考察，並決定率先在黑山縣進行推廣試行。
1959年5月13日，遼寧省委在黑山縣三台子召開推廣“苞米食用增量法”經驗介紹現場會。會議由副省長仇友文主持，各市、縣委的財貿局長和糧食局長，以及部分縣委書記、縣長、農村人民公社黨委書記、社主任、管理區總支部書記、人民公社食堂炊事員等共500多人參加。大虎山衛星公社黨委第一書記王玉林在會上介紹了“苞米食用增量法”的經驗，黑山縣委第一書記王樹森在會上介紹了全縣推廣這一經驗的情況。與會人員參觀了“苞米食用增量法”的操作過程，親口嘗試新法做出的各種飯食。經過聽、看、吃等一條龍實踐，與會人員一致肯定了黑山縣的經驗，並要求立即在全省推廣。會後，中共遼寧省委、省政府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書記或市長、縣長掛帥，推廣“苞米食用增量法”，並在學習“黑山經驗”的基礎上，創造出更多更好的做飯方法。
1959年6月1日，遼寧省委還專門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遞呈了報告。報告認為：“‘苞米食用增量法’可以提高出飯率百分之五十——八十，並且做出來的食品好吃、容易消化、營養價值也大為提高。真正做到‘吃飽、又節約’。這是苞米食用方法上的一個重大革新。”報告總結了四條經驗：一是節約了大量的糧食。僅黑山縣一年就可節約糧食7375噸。全省一年預計可節約糧食35萬噸，不動一鐮一鋤取得了“大豐收”。二是大大提高了苞米飯的質量和營養價值。“‘苞米食用增量法’使苞米澱粉顆粒部分轉化為糖，胚部的脂肪和米仁油因受熱而游離，就散發出一股苞米所固有的芬香。所以，吃起來，好吃、營養價值大、抗餓。”三是既衛生，“又容易消化，老年人、小孩、病人(尤其是胃病)吃了不出毛病。可以減少胃腸病，不習慣的人吃了也不燒心，不胃酸”。四是鞏固了集體食堂，鼓舞了民眾的積極性。由於民眾對食堂的“苞米食用增量法”很滿意，勞動積極性提高，出勤率增加了30％，現已達到100％。最後，報告認為：“‘苞米食用增量法’是一種重要技術革新，是一種科學的做飯方法，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意義都是很大的。”儘管報告中有許多自相矛盾之處，如“抗餓”與“容易消化”、“脂肪和米仁油受熱游離”與“營養價值大為提高”等，但在“大躍進”的年代裡，沒人認真推敲該報告的邏輯問題。推廣
集體食堂發明的壓饅頭機只能壓菜糰子遼寧省委的報告立即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重視。在全國糧食短缺日益嚴重的形勢下，“黑山經驗”無疑是及時雨。毛澤東讀完報告後非常興奮，立即作了同意轉發全國各地研究試行的批示。1959年6月3日，中發(59)520號檔案將遼寧省委的經驗報告轉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並要求各地參照遼寧省的做法進行研究和試行，還要求各地對別的糧食也進行試驗。但一方面由於一部分人認為這種“技術革新”無非是食品體積的膨脹和水分的增加而已，勞民傷財，意義不大；另一方面也由於1959年廬山會議後，全國掀起一場“反右傾”運動高潮，一定程度上衝擊了中共中央(59)520號檔案的貫徹。因此只有少數地方進行了試驗。儘管全國各地對中共中央(59)520號檔案貫徹不力，但遼寧省對此卻情有獨鍾，始終把“苞米食用增量法”當做政治運動來抓。中共中央檔案下發後，遼寧全省上下倍受鼓舞，“各地黨委遵照中央指示精神，結合具體情況，一方面發動居民，大力推廣黑山縣‘苞米食用增量法’經驗。另一方面又發動了炊事人員動手、動腦，大膽地對各種糧食進行增量試驗，開展了做飯技術革新運動。經過三四個月的時間，糧食食用增量方法又有許多新的創造，進一步證明，不僅苞米的做法有很大潛力，一切糧食也都是有潛力的”。與此同時，各糧食、科研、衛生等部門也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對“糧食食用增量法”進行研究和試驗。雖然各研究機構提出了一些異議，但由於受“大躍進”運動的大氣候的影響，總體上還是持肯定態度。196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又收到《中共遼寧省委關於開展做飯技術革新運動的報告》，報告總結了幾個月來遼寧各地貫徹中央(59)520號檔案的情況，進一步肯定了“糧食食用增量法”的可行性。報告指出：不但苞米可以增量，而且其他糧食都可以增量，只要經過：泡、燙、榨、發(酵)、磨，都能增量。為了慎重起見，中央要求中國科學院牽頭，組織有關部門共同論證“糧食食用增量法”的科學性。1960年3月初，中國科學院、糧食部、衛生部等有關單位召集有關人員和研究專家，專門召開了以“糧食食用增量法”為主題的研究座談會。各科研機構和與會人員普遍認為：“從現有的實際推廣經驗和研究資料來看，增量法確實是一個先進的方法，是廣大人民民眾革新烹調技術的一個偉大創舉，也是計畫用糧，節約用糧，吃得飽，吃得好，吃得省，吃得衛生的極為重要的措施，值得大力推廣。”1960年3月25日，中國醫學科學院營養學系專門出具了一份《關於主食增量烹調法的科學研究資料》。該研究資料從三個方面說明了主食烹調增量法的優越性：一是從澱粉膠粒膨脹的角度闡明了增量法可以多出飯的科學道理。二是肯定了食用增量法主食能節約糧食，對人體健康是良好的。三是增量法可以更多地保存營養。最後的結論是：“主食增量法是具有很多優點的，無論從廣大民眾實行的效果或是從科學的觀察上看，都證明了它可以節約糧食。營養可口，保證健康。因此各地推廣增量法的民眾運動應當堅持進行下去，不斷鞏固、提高。”研究機構的“科學結論”加速了中央推廣“做飯技術革新運動”的步伐。1960年4月1日，中央下發中發(60)300號檔案，轉發《中共遼寧省委關於開展做飯技術革新運動的報告》和中國醫學科學院《關於主食增量烹調法的科學研究資料》。比較中發(59)520號檔案和中發(60)300號檔案，中發(59)520號檔案對“糧食烹調增量法”還帶有探討研究的態度，中央只將遼寧省的經驗提供給各地研究試行，並強調在試驗推廣時，一定要預先防止主觀主義和命令主義；而中發(60)300號檔案則明顯持肯定態度，要求各地首先在公共食堂和熟食業切實試辦、推廣並將試辦經驗認真研究，作出總結，報告中央。同時，中發(60)300號檔案對各地五花八門的叫法進行了規範，統稱為“糧食烹調增量法”。中發(60)300號檔案下發後，全國各地掀起了一場試驗各種糧食增量法的熱潮。一方面由於中共中央紅頭檔案的作用，各地領導不敢等閒視之，都將“糧食烹調增量法”作為一件大事來抓；另一方面也由於當時全國各地糧食更加緊缺，解決糧荒問題已經刻不容緩，無論是各級領導，還是人民民眾，都希望糧食能增量。加上當時各地正在大辦集體食堂，有條件進行各種糧食增量試驗。因此，被擱置半年多的“糧食烹調增量法”正式在全國廣泛推行。終結
大躍進時期的土法煉鋼儘管“糧食烹調增量法”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得以廣泛推廣，但在實踐中卻遭到不同程度的反對。反對意見最大的是廣大農民和工人。作為體力勞動者，沒有足夠的飯量是無法堅持長時間的重體力勞動的。食品體積膨脹增大了，數量卻減少了，從總體上說，吃在肚子裡的東西少了，怎么會耐餓呢?他們說：用“糧食烹調增量法”做的飯，吃起來覺得飽，乾起活來容易餓，“嬌小姐中看不中用”，騙人的把戲。而且做頓飯又泡、又蒸、又磨、又發，增加了多道工序，既勞民又傷財。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也指責說：“一兩糧食蒸來蒸去不還是一兩糧食嗎?”“淨出麼蛾子（北京話，指壞主意——筆者注），叫人吃這個行嗎?”一些從事營養學研究的專家學者也公開指出：這種做法會使維生素不同程度地流失和破壞，得不償失。雖然說各種糧食在機械的作用下，大量水分子滲透到食品分子中去，使食品的體積增大了，但食品分子的數量和質量並沒有增加。從表面上感覺食品體積膨脹了，食後胃腹有某些充實感和腫脹感，但一定數量的食品，其熱量是一定的，這是事物的本質屬性，人為作用是無法改變這一客觀規律的。事後專家們分析了當時的情況，認為“糧食烹調增量法”之所以能引起中共中央和各級領導的重視，並得以廣泛推廣，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的心理作用，也就是說在糧食極度匱乏的年代中人們的一種預期心理，與科學原理毫不相干。轟動一時的“糧食烹調增量法”並沒有真正解決當時中國的糧食短缺問題，卻引發了三個方面的不良後果：一是助長了浮誇風。在貫徹中共中央兩個檔案過程中，各級黨委政府為了總結經驗，作出成績，推出了名目繁多的“糧食烹調增量法”；為了說明本單位的“糧食烹調增量法”效果顯著，肆意誇大事實，虛報、瞎報成效。在向中央的報告材料中，各省都說推廣“糧食烹調增量法”後，糧食節約了幾百幾千萬噸。這種浮誇風破壞了黨的實事求是精神，損害了黨的作風，搞亂了人們的思想，加劇了“左”傾錯誤的發展。二是浪費了大量的精力、人力和物力。從個別食堂的成本估算，一頓飯多泡、多蒸、多煮損物耗並不大，但如從全國數以萬計的集體食堂所浪費的能源、人力和物力看，那將是一筆無法估量的損失。三是誤導了中央的決策。從“黑山經驗”和各省、市、自治區的報告看，“糧食烹調增量法”功效無比，無論是從政治上說，還是從經濟上看，意義都很重大。各地通過“做飯技術革新運動”這一渠道奪取意外的“糧食大豐收”，數量也極其可觀。因此，中央堅持“三面紅旗”，繼續“大躍進”也在情理之中了。教訓是極其深刻的。教訓
大躍進時期的“棉田”歷史事實證明，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必須遵守客觀規律，努力發展生產，增加糧食和其他副食品的總量。經過一年多的折騰，深刻的教訓終於使中央高層領導頭腦逐漸清醒起來，並及時採取了相應的措施。1960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恢復農民自留地的決定，以調動廣大農民生產自救的積極性。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九中全會，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國民經濟調整方針，通過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以緩解經濟困難。同時，中央重新提倡調查研究和實事求是的精神，一定程度上扼制了浮誇風，初步糾正了“大躍進”運動和廬山會議以後的“左”傾錯誤，從而使名揚一時的“黑山經驗”不攻自破。同年6月，中共中央又作出解散公共食堂的決定，“糧食烹調增量法”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物質載體。至此，轟動一時的“做飯技術革新運動”，最終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朵無果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