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存在
信息技術的發展為恐怖分子提供了新的活動工具與平台，恐怖主義活動正由物理空間延伸到信息空間，信息恐怖主義在這種背景下逐漸形成，信息領域反恐成為世界各國人民面臨的重要任務。
俄新社曾發表文章，題目是“奧運聖火和信息恐怖主義”，作者是政治觀察家德米特里·科瑟列夫。文章認為，奧運聖火傳遞一再遭到干擾表明，西方國家因擔心其全球主導權受威脅，使用信息武器對付中國等全球競爭者，這種手法的骯髒與不道德程度絲毫不亞於恐怖主義。西方通過所謂的非政府組織，利用不明真相的民眾，肆無忌憚地使用這種手法。
信息恐怖主義
信息恐怖主義現在已經可以開始得出一些結論。它們涉及在大國集團的主要玩家地位發生轉變的時期，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
當今世界主要大國的政府已經不能也不想彼此開戰，甚至於不想在大國集團中一較高低。但這僅僅是政府的態度。非政府組織(或所謂的非政府組織)積極挑撥相互競爭的大國之間的關係。爭奪明日世界的戰爭看起來是這樣的：爭取世界主導權的國家(像中國)的最強大武器是經濟。考慮到現在經濟全球化，不要說發生在中國的危機，就是發生在泰國的危機也可能令歐美蒙受損失。而正在失去世界領導權的大國最鍾愛的武器是信息。從妄圖借奧運激怒中國，使北京採取不適當舉動的事件中看到了這一點。
再例如1999年南聯盟戰爭前和戰爭中發生的事。當時，媒體自由以某種出人意料的方式使新聞報導形成了齊刷刷一邊倒的局面：科索沃恐怖分子、殺人犯和侵略者成了自由鬥士，塞族人倒成了殺戮者。這對當時相信媒體報導公正客觀和自由思想競爭的所有人來說，不啻一個很好的教訓。
信息武器是一種骯髒與不道德程度絲毫不亞於恐怖主義的把戲。因為這兩種情況所利用的都是不明真相的旁觀者。對一個愚昧、孱弱、要求“西藏自由”並企圖弄滅奧運火炬的歐洲婦女，你能怎樣呢？不能給她當頭一棒。她真誠地相信，中國當局對“西藏人民的痛苦”置之不理。其他一些非政府組織極其骯髒和愚蠢的宣傳關注的也是這一點，它們的宣傳所指望的也正好是愚昧的並希望一直愚昧下去的人。
歐美文明使這一卑劣的利用憤怒公民的藝術得到了完善，使這些公民自願並自費成立非政府組織。沒有“痛苦者”的支持，歐洲人和美國人會覺得少了某種東西。這些人的崇高能量被巧妙地用於針對全球競爭者的“另一場戰爭”，這場戰爭是非常現實的。
為什麼這些活動的組織者有恃無恐？要知道世界上這樣的“西藏”有170個，也就是說，有170個地區可以為要求從某個國家獨立出去而人為地成立民族運動。這種“西藏”有一部分就在歐洲和美國。
答案非常簡單。如果西方文明把信息遊戲變成了一門偉大的藝術，那么對於中國和其他一些文明來說，信息不過是枯燥的繁文縟節的一部分，在需要的時候要正確地遣詞造句。不過，西方對“達賴集團”這類貼合事實的詞語不屑一顧。
中國人本可以多年前就在全世界建立非政府組織網路，那么這些非政府組織就可以去宣講，中國政府如何減免西藏的稅收，如何多年保持12%的經濟成長速度，西藏生活水平高於中國的平均水平，抑或西藏建起了200家農村超市。但今天有誰願意聽這些呢？可這才是真相，是有別於“西藏種族滅絕論”的真相。
維基解密
國際刑警組織針對朱利安·阿桑奇的紅色通緝令讓“維基解密”網站再次成為全球關注的對象。隨後的新聞是厄瓜多政府先是表示願意給阿桑奇居留權，然後又被該國總統否認；接著，媒體披露說阿桑奇人在倫敦，但是英國嚴重犯罪調查機構拒絕批准逮捕阿桑奇。
信息恐怖主義如果連各國政府、政治家和警察機構對阿桑奇和“維基解密”的態度都如此難以達成一致，可以想見公眾和媒體對阿桑奇和“維基解密”就更是眾說紛紜。其中最簡單的分歧是，阿桑奇和維基解密的工作，究竟是對這個世界的矯正，還是對這個世界的破壞？
此前維基解密披露的那段著名的視頻《附帶謀殺》，揭露美軍在巴格達的行動中有濫殺平民的舉動。對此美國國防部部長羅伯特·蓋茨說，這段視頻是“以管窺豹地看待一場戰爭，完全不顧前因後果”；而披露這段視頻的人“永遠不用負任何責任”。這種指責適用於大部分的泄密事件，披露者不必為泄密的後果承擔責任，而且披露的信息也大都是片面的、“不顧前因後果”的。所有認真的傳統調查記者大概都曾經面臨過類似的局面。
泄密者大量公布被列為高度機密檔案的做法也並不少見。“吹哨者”們總是存在。人們能記得的上一個著名的吹哨者是來自五角大樓的丹尼爾·埃爾斯伯格。鑒於當時還不存在如此發達的網際網路，埃爾斯伯格沒有個人部落格，也沒有將信息泄露給某個網站，而是將高度機密的五角大樓檔案泄露給了包括《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在內的權威傳統媒體——刊登五角大樓檔案，讓這兩份報紙被送上法庭，還讓《華盛頓郵報》差點被停刊。《華盛頓郵報》的出版人凱薩琳·格雷厄姆回憶，當她說刊登五角大樓檔案可能會毀掉這份報紙時，她的編輯們抗爭說：“的確如此，但是毀掉一張報紙的途徑不止一種。”
如今堂·吉訶德般的朱利安·阿桑奇身上則混雜了多種角色。發達的網際網路和信息技術讓這個灰色眼睛的白髮澳大利亞男人成為備受爭議的英雄。他身上有埃爾斯伯格、凱薩琳·格雷厄姆以及黑幕調查記者如鮑伯·伍德沃德的影子。他同時兼具泄密者、媒體大亨和調查記者的角色。
阿桑奇相信信息的完全公開和透明將會改變很多事情，正如技術主義者相信技術終將改變世界，或者制度決定論者相信制度才是唯一的問題。他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組織和機構刻意在隱藏或者扭曲信息，一場披露信息的解密運動，會讓那些製造不公和多行不義的組織(有些時候是政府)受到懲罰，在壓力下得到改善或乾脆崩潰。
這原本是新聞媒體的工作。但阿桑奇在接受《紐約客》記者採訪時說：“我想建立一種新的標準：科學性的新聞。如果你發表一篇關於DNA的論文，所有優秀的生物學期刊會要求你提交研究中獲得的數據，以便重複試驗、檢查和核對。新聞報導也需要這么做。目前的新聞存在著直接性的權力失衡，讀者無法核實他所聽到的內容，這會導致新聞的濫用。”但是隨後他又說，他的使命“是要揭露不公，而不是提供客觀的事件記錄”，“要做到完全的不偏不倚那就是白痴。那意味著把街上的灰塵和被害者的生命同等看待。”
這種不用承擔責任的信息披露，讓很多機構和人物陷入尷尬，激怒了很多人，也觸犯了很多人心中的準則——這些人倒並不真的是直接的受損者。美國前副總統候選人佩林說，應該像追捕本·拉登那樣追捕阿桑奇。這是把維基解密和恐怖主義對等，是把信息的披露和撞向世貿大樓的被劫持客機對等。更多認為屬於自己是陰謀和秘密受害者的民眾顯然不這么認為。他們認為這是信息的民主化，沒有哪個機構能夠比民眾優先占有更多信息。
姑且不論阿桑奇和維基解密想要的“解密運動”究竟是一種信息恐怖主義還是信息的民主化，但僅僅從他們受到的關注程度就可以知道，世界確實不那么透明，而更多的人想要更加透明。那大家為什麼不著手讓它更透明呢？
如何應對
在21世紀的今天，人們應該如何應對信息恐怖主義？
媒體跟恐怖主義有什麼關係？人們往往會認為媒體是恐怖主義者進行恐怖活動、恐怖宣傳與組織的一個工具。在用極端的手段進行破壞方面，媒體恐怖主義行為和恐怖主義活動似乎異曲同工。因此，所謂媒體恐怖主義，是指在資訊時代媒體操縱信息話語權故意對某些國家和個人進行“妖魔化”，以挑起“看不見”的戰爭的一種惡劣活動，它是強勢力量對弱勢力量的一種控制和掠奪。
從西方媒體在歷次國際事件中的表現及最近對中國的種種恐怖主義行為來看，信息（媒體）恐怖主義至少具有以下特徵：
工具性
信息（媒體）恐怖主義是某些團體或組織，以媒體尤其是以報刊、電視、廣播、網路等大眾媒體為傳播工具進行大肆的“恐怖主義”宣傳，使之成為資訊時代媒體恐怖主義的重要載體。
目的性
信息（媒體）恐怖主義的工具性質，決定了它的目的性。有工具性就必然有操縱工具的人或力量，任何活動的背後都必然有人為的因素。這種恐怖主義的背後也必然存在這樣的因素和力量，因此我們不應僅僅簡單地看做是一種媒體行為，它的目的性通過故意歪曲事實以製造貌似的“真實”來達到。
破壞性
信息（媒體）恐怖主義是資訊時代另一種意義上的恐怖主義活動，它不是弱勢對抗強勢，而是強勢侵凌弱勢，依靠強勢力量控制和掠奪弱勢力量，達到破壞、粉碎、顛覆弱勢力量的目的。
虛偽性
信息（媒體）恐怖主義往往藉助正義與理性的外衣，不惜歪曲事實、顛倒是非來達到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在行為方式上具有典型的虛偽性特徵。
在資訊時代，信息（媒體）恐怖主義具有不可估量的破壞力，中國深受信息（媒體）恐怖主義的折磨。不必說西方媒體在中國投資非洲、中國企業海外兼併、中國玩具的質量、中國食品安全等問題上的種種表現，也不必說西方媒體對奧運聖火傳遞過程中倫敦、巴黎遭到的種種暴力阻撓的報導，單單在3·14西藏事件的報導上，西方媒體“一邊倒”地站在藏獨分子的立場上，打著“人權、民主、自由”的旗幟為製造恐怖事件的分裂分子吶喊助威，完全不顧事實真相進行大量的虛假、歪曲報導，置中國於踐踏人權和不義的境地，這種媒體恐怖主義活動使中國的國家形象嚴重受損，同時使得國外的普通民眾對中國造成極大的誤解，嚴重影響人民之間的正常溝通和交往，對中國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的加強，我們正逐步跟世界接軌，我們的媒體也一樣，在信息領域，由於政治、經濟、技術力量的不平衡，導致信息資源占有和控制的嚴重失衡。西方強國對信息的控制突出地表現在他們對世界話語權的掌控上。且不說他們的立場目的，但就他們的報導來說，就可以做到讓他們國家普通的民眾信服，因為他們國家的民眾視聽不到來自我們的真實信息，我們的媒體信息觸角達不到他們，而他們的媒體信息卻可以輕而易舉地被我們視聽，這就是信息流通的嚴重失衡。
面對西方信息（媒體）恐怖主義的破壞，大家應該反思，反思媒體策略及溝通渠道策略，以找到應對強勢媒體恐怖主義的方式方法。
一是加強信息公開和通報。我國在這一方面已經邁出了一大步，但還遠遠不夠。雖然在信息公開的情況下仍然會有歪曲真實的現象發生，但總會有更多的媒體報導真實的情況，比妄猜和拼湊新聞事件要好得多，西方個別媒體在3·14西藏事件中利用他國圖片冒充我國西藏的圖片，充分說明信息不夠公開的危害。媒體由於信息來源渠道不暢通而造成事實上的虛假報導，給我國的國家形象帶來了破壞性的影響，即便最後我們花費巨大的物力、財力、人力，拿出了足夠的證據證明他們是錯誤的，他們的錯誤報導已經先入為主了，已經影響到他們的國民對中國的認識了，道歉又有何意義？我們要從一系列新聞被動事件中吸取教訓，加強信息公開和及時通報，力爭在信息戰中處於主動地位，把媒體恐怖主義對我們的危害降到最低。
二是增強我國媒體的實力。媒體在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無論技術力量還是人員結構都得到了加強，但是我們的媒體在世界信息傳播中占有什麼樣的地位？我們的聲音在多大程度上被人重視？這些問題的答案恐怕仍然會令很多國人無奈。媒體實力的增強，一靠資本的力量，二靠節目內容的影響力。在現有的新聞體制下，媒體多數自負盈虧，一方面給媒體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為了自身生存會使媒體喪失部分影響力。因此，對於媒體，國家該扶持的還要扶持，不單單從政策上，從經濟上也要扶持，但不要干預媒體的內部經營管理，要保證媒體經營管理的自主權。同時，媒體自身也要努力，在財力有保障的情況下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加強新聞報導，提高媒體內容的質量，以媒體自身的影響力獲得客群的尊重和認可。
三是要做好外宣報導。別人對中國不了解甚至誤解，首先我們應該從自己找原因。依靠他國媒體全面傳播我國的情況是不現實的，由於意識形態等原因，他們肯定只報導他們感興趣的事情，這種片面的選擇性報導必然會給我國的國家形象帶來影響，長此以往，民眾往往被媒體洗腦，一代一代地積累，造成他國民眾對我國根深蒂固的成見，比如CNN新聞主持JackCafferty今天仍然認為中國人和50年前一樣為“一群呆子和暴徒”。加之國外能到中國實際感受中國情況的人畢竟有限，所以我們的媒體一定要做好外宣報導。做好外宣報導，一定不能按照我們的思維習慣、表達方式去報導，要有“本土化”意識，入鄉隨俗，用目的國人民喜聞樂見的方式去報導，傳達我們的情況，使他們對我國有一個全面、真實的了解，化解媒體恐怖主義的殺傷力。
四是要多通過民間渠道加強不同國家人民之間的溝通。從北京申奧到奧運聖火傳遞，西方一些非政府的民間組織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記者無國界組織”，還有一些人權組織，他們以種種藉口反對、阻撓中國舉辦奧運會，並且態度極其囂張，這足以說明民間渠道的威力。因為他們的非政府立場，所以他們的觀點、觀念往往更易於被普通民眾所接受，民間渠道既然有這么強的作用，我們為什麼不多利用一下民間渠道呢？當然我們在通過民間渠道加強世界人民的溝通上已經做出了一些成績，比如和很多國家聯合舉辦“文化年”活動，藝術團體在世界各國巡演，等等，但做的還不夠。應該讓我國的民間組織更多地走出國門，進行民間的溝通，全方位表達。這樣做的效果會遠遠好於政府的對外宣傳，當然民間組織走出國門會有很多現實因素的限制比如經費問題等，政府應該給予一定程度的補貼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