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紅軍將領何畏,獲得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革軍委頒發的一等紅星獎章,是紅軍中早期有名的高級將領,被稱為紅四方面軍的“小諸葛”,作戰勇猛,智謀多端,斯諾在他的傳記中都有對何的描述。何性格倔強,脾氣古怪。
1935年任紅9軍長的何畏曾率部迎接黨中央和紅1方面軍會師,後任紅4方面軍紅軍大學政委、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政委等職。後不理解批張運動,私自離開延安,後下落不明,在正史中無詳細記載。
人物生平
1900年,何畏出生於廣東省海南樂會縣玉堂村(今海南省瓊海市博鰲鎮朝烈村委會玉堂村,又名後塘村),祖母是越南人,因而他具有越南血統。原名何世富,又名何敬賢。童年時隨父親何良炳到馬來西亞,就讀於中華學校。早期參加馬來西亞共產黨並擔任馬共的領導人以及英(國)荷(蘭)兩族中區委員,後被英政府逮捕,驅逐出境回國。
回國後就讀廈門大學,在校期間,何畏曾與郭沫若等共同發起創辦了同人雜誌,之後又發起成立創造社,並在《創造季刊》、《創造月報》等刊物上發表小說、戲劇……(《評中共文藝代表作》,丁森著,香港新出版社)。1925年參加省港大罷工,很快就成為了這次罷工浪潮的風雲人物。
之後,何畏參加了著名的廣州起義,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9年被中共廣東省委派往廣西從事兵運;同年12月參加了由鄧小平、張運逸等領導的廣西百色起義,歷任紅七軍連長、營長。隨紅七軍轉戰到贛南革命根據地。
1930年—1931年戰鬥負傷,到上海治療養病。
1931年3月任紅軍贛南西河紅色警衛營任營長。
1931年10月—1932年2月上猷縣紅色獨立營長。
1932年3月,受中央派遣前往紅四方面軍任團長。1932年10月隨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入川,參加創建川陝直至豫鄂皖革命根據地,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第十二師副師長。
1933年春,師長陳賡赴上海治傷,何畏代理紅十二師師長,與任其他師師長的王宏坤、倪志亮、王樹聲以及師政治委員李先念一起成為紅四方面軍(下轄4個師,約15000人)的主要軍事骨幹。
1933年6月,紅4方面軍軍事會議作出了將師擴編為軍的決議,以十二師為基礎,連同巴中市、巴中、恩陽、儀隴、閬中等縣的獨立團,獨立營擴編為第九軍。軍長何畏,政治委員詹才芳,副軍長許世友,參謀長王學元、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下轄二十五師、二十七師(暫缺二十六師)".之後,參加川陝革命根據地反三路圍攻、反六路圍攻;參與組織或組織領導了許多重大戰役。其時,率部進入川西的理縣,並在那裡建立了革命根據地。
1935年5月下旬,為接應渡過金沙江的中央紅軍北上,何畏臨危受命,任懋功支隊司令員兼政委,親率25師、27師各一部,沿岷江流域星夜兼程,攻占懋功,前鋒推進至懋功東南的達維鎮。6月12日,何畏紅9軍下屬的25師和27師在夾金山下的達維鎮迎接到了翻越夾金山的中央紅軍,實現了紅軍兩支主力軍團勝利會師。這次歷史性會師,史稱“懋功會師”。
長征途中,何畏兼任中華蘇維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政治委員,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國工農紅軍大學、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紅軍大學政治委員。到達延安後,任抗日大學副校長。後離開延安,脫離革命隊伍。
經歷之迷
由於種種原因,何畏的一部分經歷在正史中沒有詳細記載,現在仍然是一團迷霧。
很多當事人的回憶錄中不知道何畏的籍貫.在紅七軍和紅大的同事廣西人莫文驊中將說何畏是個廣東工人,而何畏的老上級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何畏"原是香港的洋服工人".還有何畏在紅九軍當軍長時的"愛將’周希漢,曾回憶說何畏講一口廣東人都難聽懂的廣東話.那就傾向於說何畏是偏向於廣東白話或客家方言以外地區的廣東人,比如說海南島的人.而且是個離鄉就業的產業工人.
一九二五年以前的何畏人生經歷,就跟一九四九年以後了的何畏一樣.也許將永遠是個無法揭開了的謎團.
關於何畏最早的革命歷史紀錄還是出於張的<<我的回憶>>,何畏"參加過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但何畏應當不是後來傳說中運動的"風雲人物".因為在現存的罷工領導成員資料里找不到何畏的名字.而且,在4年後的百色起義暴發時,何畏的職務也只是個連長.
省港罷工在1926年10月宣告結束.這以後何畏去了哪裡?一年零兩個月後,莫文驊說何畏參加了1927年12月的"廣州暴動".何畏後來的老上級徐向前當時是工赤隊的聯隊長之一,而何畏屬於起義隊伍中的那個角色呢?是被葉劍英挑選編成二方面軍警衛團三營的300名大罷工骨幹中的一員嗎?起義失敗後,何畏是否又屬於撤退到花縣又從那裡輾轉去了廣西龍州地區的那小部分殘軍中的一份子呢? 經瓊海市黨史辦原主任陳錦愛同志去函詢證廣西龍州縣黨史研究室,回覆:“陳錦愛主任:貴單位關於要求協助考證何畏祖籍問題的來函已悉,經調查回答如下:何畏是1929年10月,隨李明瑞所率的廣西警備第五大隊(相當一個步兵團)到龍州的。1930年2月1日龍州起義時,何畏任第一縱隊中一個連的連長;1930年底離開龍州,此後去向不明。經考證,其確實不是龍州縣人。此復,龍州縣黨史研究室2006年6月29日。
張國燾說何畏"在蘇維埃運動時期,參加過廣西越南邊境的游擊戰爭,曾與越南革命黨人一起在越南與法國軍隊作戰".可能就是指這一段時期,以至後來有了訛傳何畏是"越南人"的說法.在此其間還有人認為何畏讀過黃埔軍校.但找不到任何證據.黃埔五期一隊的那個湖南人"何畏",肯定不是紅軍中的何畏。因為後來的紅四方面軍里,也沒人當何畏是黃埔生群體中的一員。可以肯定的是,此間何畏已成為中共的一員.在大革命的暴風驟雨中,何畏選擇了共產黨.在紅四方面軍中,何畏是為數不多的"老"黨員.整整兩年後的1929年12月,何畏在廣西,參加了著名的百色起義,但任的職務是紅七軍的連長.從那時起一直到37年的4月,我的歷史基本有了一條較為清晰的脈絡.
現存史料記載,一九三一年三月初,何畏所在的紅七軍55團,在鄧小平和李明瑞的率領下,一路征戰到了贛南的崇義."為發展壯大地方武裝,鄧小平決定從紅七軍撥出80餘支槍,充實上崇南遊擊大隊,並把這支游擊隊改編成西河紅色獨立營;從紅七軍中派出何畏、林材兩人充實到獨立營,由何畏任營長。西河紅色獨立營很快發展到400餘人,200餘支槍"...
那么,何畏奉命離開了主力,到地方獨立營當了營長.但好像何畏在這個位置上並沒待幾天,就離開了.據說是去了上海."1931年3月10日,鄧小平根據紅七軍前委的決定,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何畏是跟隨鄧一起去的,還是擅自行動?1935年懋功會師後,莫文驊調紅大任總支書記.據他回憶;"不久,來了政治委員何畏....和我認識。何畏到江西時,離開部隊去上海,後中央分配他到四方面軍工作...他調任紅大政治委員時,我即把李特誣衊幹部團的事告訴他,建議他處理。他沒吭聲,又說,過去的事(指他在紅7軍脫隊去上海的事)不再談了,怕我揭他的底。"...這樣說起來,也許還真是另有隱情?
值得一提的是,何畏在西河獨立營時的搭檔---營政委周泰侃,當年冬就因肅反擴大化被錯殺.而何畏的副手和繼任者古達培,也幾乎同時在上猶營前作戰時犧牲了,可見那時的軍事和政治鬥爭,都是異常地殘酷.可以肯定的是,在向黨中央做了匯報後,"鄧小平於1931年8月回到江西瑞金。同鄧小平一起到達瑞金的,還有金維映、餘澤鴻等同志"。何畏沒有隨鄧一起回來,而是在此前後不久由中央分配去了鄂豫皖蘇區,在紅四軍中擔任團長.
何畏最後一次參加的政治活動應該是1937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23日到26日的議題是國民黨三中全會後中共的任務,從27日到31日則是以批判張國燾路線為中心議題。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博古、張國燾。候補委員凱豐。紅一方面軍負責幹部彭德懷、林彪、蕭勁光、羅榮桓、林伯渠、陳賡、董必武、劉亞樓、蔡樹藩、莫文驊。紅二方面軍負責人賀龍、任弼時。紅四方面軍幹部周純全、何畏、傅鍾、倪志亮、王維舟、何長工、邵式平、廖承志、朱光、羅世文、謝富治。原紅四方面軍川陝省委幹部郭潛、李中權、羅華民。原陝北紅軍負責人高崗、郭洪濤、戴季英。四位紅軍女幹部:康克清(朱德夫人)、劉群仙(博古夫人)、金維映(李維漢夫人)和李堅貞。列席會議的還有:吳亮平、馮文彬、劉長勝、杜理卿、徐特立、周興、王林、王觀瀾、齊華、胡耀邦、曾希聖、劉勝連、張振坤、譚家述、譚玉林、楊秀山、余黛生等。據說何畏在這次會議上開始"認識錯誤"並作了檢討.何畏說:“中央宣布張國燾路線破產,凡是革命者沒有不同意的。我在國燾路線上犯了軍閥主義、土匪主義、反黨反中央的嚴重錯誤。我誠懇地承認這一錯誤。我堅決改正我的錯誤,希望同志們幫助我。”
導致何畏直接出逃的原因是眾所周知的,何畏在紅九軍時期的副手和接班人,當時的抗大學員,後來的共和國上將許世友等40餘名四方面軍的中高級將領,因為對批張擴大化不滿,企圖生變出走而被捕.並傳要被槍殺,為之爭鳴不平的何畏也被秘捕監管.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360頁)對此做了深情的回憶:在延安,“原任四方面軍第九軍軍長、當時任紅軍學校副校長的何畏也被捕了。張聞天曾向我解釋,何畏身體殘廢,且有戰功,本應曲予優容,但他心情惡劣,可能自殺,故暫行看管,並不交法院審訊。”
何畏出獄後,變得異常活躍,到處講話攻擊中央批張是毛澤東翦除政治異己,以報巴西受辱之仇。毛澤東在黨中央大搞獨裁,中央已經變質了,並且威脅要向共產國際寫信控告。中央若再不改正其錯誤,他就要公開退出共產黨等等。"中央理所當然地解除了何畏的抗大政治委員的職務。不料何畏惱羞成怒,於半夜裡帶著警衛員吳昆水用繩子縋城而出(當時延安縣城到晚上要關城門),公開投向了敵人。"(何福聖回憶錄)
需要說明的是:何畏的行動不是孤立的."三個月的批判鬥爭表現出擴大化的傾向,引起了四方面軍幹部的思想動盪。據1937年7月12日紅4軍政治部給前總的《四、五、六三個月4軍政治工作狀況的報告》中反映,當時4軍逃亡現象比較嚴重,共跑了131人,其中不少是幹部。許多幹部惶恐不安,上級調幹部去學習,就懷疑自己“有問題”,“恐怕是犯了錯誤”。有的藉口“不識字”、“學不進”,拒絕離開部隊去學校。31軍的情況也差不多,軍政委郭述申在5月1日給中央的電報中反映:“4月份部隊逃亡現象非常嚴重,總計86名。主要原因由於政治教育與管理領導方式的缺乏所造成。”
從此,何畏與共產黨嘎然告別,也同何畏自己的革命生涯嘎然告別.問題是何畏叛逃後的目標是哪裡?徑直就投奔了敵人了嗎? 對於何畏的結局,有三種說法。一是,《中共中央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中共黨史出版社)中說,何畏1937年到西安時叛逃,投靠國民黨特務機關,任中統專員,1949年建國前夕被捕獲處決。二是,他入中統後亦不得志,便苦讀農業方面書籍,曾任教於金陵大學。渡江戰役前投江自盡。三是,他回到廣東老家,育有一子一女,餓死於1960年。
關於第一種說法,據說何畏一出蘇區便被逮捕,並被關押了一年多(一說6年),直到一年後張國燾也跑了出來到了軍統任職,再三要求才放了出來.這讓人百思不解,既然何畏是主動投敵,正是敵人求之不得的事,正好利用此事進行策反和大肆宣傳,幹嗎還要把何畏起來?據說何畏被釋後與張國燾相見時"大哭大悔".又悔什麼呢?據說何畏追隨張國燾加入了中統當了專員.還改了個新名字"何雲".但此時張國燾是在軍統任職。據說何畏叛離出來時,徐即把他安頓在“中統”局本部頂裡面飯廳後邊的房子裡,除生活日用一切供應之外,還把何畏的妻兒一起接來與何畏同住。徐恩曾本人還不時到何處看看,問長問短,裝作關心。但與此同時,徐恩曾又關照楊為(也是一個叛徒)同何接近,談理論,研究問題,表面上也一點不防備他們,但暗地裡又叫第二組組長王思誠派人專門注意何畏,楊為的言動,並要每天用書面向局長室報告。他對何畏的暗中監視,足足持續了兩年之久。""湖北某縣文史資料中某箇中統特務回憶說何畏投奔張國燾了,掛名在中統,因經濟困難和張合作養雞.""據軍統大管家沈醉回憶,張國燾何畏出力不小,效果卻不佳,日久便受到戴笠冷遇,後來連生活也十分拮据,抗戰後期,由張國燾出資,何畏管理,在重慶歌樂山辦了一個養雞場,以此養家餬口." 沒有資料顯示何畏參加了抗日救國,也沒有資料證明何畏乾過反共產黨的事.在全民浴血抗戰時期的8年裡,作為一個身經百戰的軍人,何畏到底幹了些什麼呢?
關於第二種說法,美國基督金陵大學是教會美以美會(衛斯理會,MethodistChurch)在中國創辦的教會大學,前身是1888年在南京成立的匯文書院(NankingUniversity)。1907年,美國基督會於1891年創立的基督書院(ChristianCollege)和美國長老會於1894年創立的益智書院(PresbyterianAcademy)合併為宏育書院(UnionChristianCollege);1910年,宏育書院併入匯文書院,成立私立金陵大學(PrivateUniversityofNanking),有“江東之雄”美譽。1937年因抗戰遷至四川成都華西壩,1946年還寧。約翰·福開森、師圖爾(G.A.Stuart)、包文(A.J.Bowen)、陳裕光、李方訓先後擔任校長。與何畏的經歷也許有一些些相吻合?
關於第三種說法,何畏是原廣東省海南樂會縣即是瓊海縣東南博敖鄉玉堂村人,原名何世富。 據說何畏離開延安後,回到了廣州想找個文職隱居下來,這個時期他遇到了新會縣的羅明新女士結成知已,羅氏成了他第二個夫人,生了一男一女。解放後何世富在廣州找不到工作陷入生存的困境,1956年他只好回到家鄉玉堂村,與原配夫人曾國才及一男一女耕田,羅夫人選擇去了香港。何世富在家鄉除了種地還義務擔任鄉村夜校掃盲教師,1960年大饑荒中餓死。兒子何任在博敖也是個能人,土木機械樣樣通曉,上世紀八十年帶領四個兒子率先在瓊海縣城辦起汽車維修店,稍有成效。如今三個兒子興辦開發性農業,一個在廣州做生意。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香港的羅夫人帶女兒在瓊海縣統戰部的幫助下,回到玉堂村弔祭了何世富墳墓。關於這個說法,見莫壯才撰寫的<沉澱於歷史中的何畏軍長>一文。但其文章中並沒有提供何世富就是何畏的有力證據。
此外,八十年代末期,《文摘報》曾摘發過一篇談長征的文章,說一四方面軍聯席會議上因路線之爭,九軍軍長何畏竟然開槍差點傷及毛澤東,隨即被徐向前嚴厲制止。當時尚健在的徐向前元帥看了此文後十分驚訝和氣憤,即令秘書致函該報,指出當事人尚在人世,就有人公然子虛烏有地瞎編歷史,其行為實在非理可喻。《文摘報》雖及時刊出徐帥辦公室來函,但此後這則所謂“長征軼事”卻並未停止炒作,直至1997年,徐帥已去世七年了,“何畏欲害毛澤東”還赫然刊出在北京一家大刊上。如此訛傳,一般讀者若未能有幸讀到當年《文摘報》上徐帥辦公室的這則來函,對此“掌故”真耶假耶,又怎能辨清?可見對歷史,不負責任的胡說八道多么容易,而若想澄清這些杜撰,又是多么困難!
人物個性
多層面的人生閱歷,決定了何畏性格的複雜性。曾經接受過高等教育,又在當時中國軍事院校最高學府--黃埔軍校得到嚴格的軍事專業培訓以及後來權重一時的戎馬生涯,鑄就了何畏個性的堅韌性直至於在某些問題的認識上、某些決策的形成和實施上表現為不改初衷或者是固執己見。
相關史料
暴烈
關於何畏暴烈的性情,從史書擇其一二,從另一個側面窺視這位紅軍將領的性格:
紅9軍一次戰鬥失利,何畏遷怒於當時的作戰科長周希漢(後來成為共和國將軍)。也是牛脾氣的周希漢不服氣,當場和他頂了起來。何畏大怒,立即嚷道:“老子斃了你!”隨即從腰間拔出手槍,連發五彈。
長征途中,懋功會師後,1935年8月7日,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派人請到總書記張聞天,試圖說服他接受張國燾的主張,要他拿出總書記的權威來,讓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揮師南下。紅9軍軍長、獨臂將軍何畏尤為暴烈,他拍著桌子吼道:“你像個什麼總書記,我看你簡直像個漢獻帝。曹操手中的傀儡!”
“毛兒蓋兵諫”足見何畏性格的剛烈無羈。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會議(史稱“毛兒蓋會議”)。會上,不少與會者希望張國燾能儘快接受並執行中央的北上方針。但是,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費盡口舌,也未能使堅持北上和要求南下的意見統一起來。在一、四方面軍聯席會議上,各執己見的雙方甚至發生了爭執。
爭吵中,何畏突然掏出手槍指向毛澤東、周恩來。坐在右邊的徐向前見勢不妙一把握住何畏的手臂,奮力向上舉起,“噠噠噠……”槍聲震落了天花板上的積塵,整個屋子瀰漫在火藥味之中。散會後,幾個警衛跑進會議室,只見牆上到天花板上不規則地散布著十個黑洞洞的彈孔。
何畏不分情面,認死理,在軍中是出了名的。在熱播的電視到連續劇《強渡嘉陵江》中,有這樣一段劇情:時任第九軍軍長何畏、副軍長許世友和第三十軍政治委員李先念上山打獵。許求獵心切,結果誤殺了民眾的一隻狗。何畏十分不高興,對許扔下這么一句:“你怎么殺死了老百姓的狗呢?”並把這事捅到張國燾那裡,要求嚴肅處理。
仗義
何畏還有另一個突出的性格,那就是為友人、為同事敢於兩肋插刀,鐵肩擔道義。張國燾在《我的回憶》(360頁)對此做了深情的回憶:在延安,“原任四方面軍第九軍軍長、當時任紅軍學校副校長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抗這種鬥爭(批判張國燾運動—筆者注)的立場,為四方面軍的領導辯護。何畏出身工人階級,在紅軍中戰功顯赫,負傷十一次之多,毛澤東等也輕易奈何他不得。他並未參加這次抗大學生的反抗風潮,但為了許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議。他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變質了,變成了類似北洋軍閥的統治。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之後,張聞天曾向我解釋,何畏身體殘廢,且有戰功,本應曲予優容,但他心情惡劣,可能自殺,故暫行看管,並不交法院審訊。” 客觀地說,何畏這些性格,在紅軍將領中並不少見。
柔情
何畏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例如,作戰科長周希漢被他罰打了二十軍棍,送進醫院療傷。剛過幾天,何畏覺得自己做得有些過頭了,特意到醫院看望,並交代醫院政委董賢映:“對周科長要特殊照顧好。給周科長燉一隻母雞,沒有就到老百姓那裡去搞。”
又如,《我的啟蒙老師--劉伯承校長》載之:紅軍長征途中,我在“紅大”先後給劉伯承、張宗述、何畏三位領導當過通訊員、警衛員……他(劉伯承)身體不好,紅九軍軍長何畏派人給他送來50塊大洋,讓他補養身體。
公正
與其他紅軍將領一樣,何畏畢竟受黨教育多年,是能夠把握住個性與堅持工作原則的關係,能夠處理好遵守組織紀律與同志共事之間的關係。決不會拿個人好惡、恩怨帶到工作中去。對此,莫文驊將軍在其《莫文驊回憶錄》中回憶道:“警衛員跟著我,監視我。不久,來了政治委員何畏,他是廣東人(海南原隸屬廣東省--筆者注),參加過廣州暴動,原是紅7軍的連長,後任營長,和我認識。他到江西時,因為治傷而離開部隊去上海病養,後中央分配他到四方面軍工作,任軍長,他調任紅大政治委員時,我即把李特誣衊幹部團的事告訴他,建議他處理。”但是,何畏從大局出發,沒有採納他的意見,而是把這件事壓了下來。
坦蕩
作為紅軍的高級將領,何畏對黨是胸襟懷坦白的,是有勇於承認錯誤、擔當責任以及多作自我批評的勇氣。1937年3月,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張國燾的錯誤進行了討論和批評。張國燾、周純全等相繼表了態。何畏說:“中央宣布張國燾路線破產,凡是革命者沒有不同意的。我在國燾路線上犯了軍閥主義、土匪主義、反黨反中央的嚴重錯誤。我誠懇地承認這一錯誤。我堅決改正我的錯誤,希望同志們幫助我。”
軍中小諸葛
從廣州起開始到紅軍兩大主力懋功會師的十年間,何畏經歷了百色起義、井岡山革命鬥爭、豫鄂皖反圍剿鬥爭,從最初的紅七軍連長一步一個台階往上走,最後走到紅四方面軍顯要將領的位置。其間,身為士卒直接參加的戰鬥不計其數,參與指揮、協同指揮或直接指揮的戰鬥或戰役也數以百計。何畏正是在這些戰鬥和戰役中逐漸顯露出他的軍事才能;尤其是他參與指揮了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有著決定性的戰役:強渡嘉陵江戰役和百丈戰役(史稱“雅邛戰役”)以及率部實現的“懋功會師”,施展了他從容應對變化萬千的敵我戰爭格局而運籌帷幄的韜略和過人的膽識,由此也為他奠定了軍中“小諸葛”的軍事地位。應當指出的是,在那個人才濟濟的紅四方面軍能獲此殊榮的唯何畏一人。
相關史料
斯諾在他的傳記中有過這樣的描述:何畏作戰勇猛,智謀過人,號稱紅四方面軍“小諸葛”。
早期出版的李璜《共匪西軍觀察記》稱:共軍在老匪區,所編練的赤衛隊、少先隊為數也近兩萬,故紅四軍在二十二年十月(指民國二十二年即1933年-筆者注)也共有能作戰兵力六萬人,而以何畏、王確能協助軍方,對敵作戰。故劉湘一就任剿匪總司令後,分五路出兵進剿。
《中華民國史事日記》載:1933年,即中華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乙,四川紅軍徐向前、何畏再敗楊森軍,占渠縣。
1935年2月15日雲南《民國日報》刊發了《蔣介石懸賞紅軍將領的賞格》:
(一)毛澤東、朱德、徐向前等,生擒者各獎十萬元,獻首級者各獎八萬元。
(二)林彪、彭德懷、董振堂、羅炳輝等,生擒者各獎八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五萬元。
(三)周恩來、張國燾、項英、王稼詳、陳昌浩等,生擒者各獎五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三萬元。
(四)王宏坤、王樹聲、何畏、孫玉清、余天雲、王維舟、劉伯承、葉劍英、倪志亮暨偽中央政委、偽軍團政委、偽軍長等匪首,生擒者各獎三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二萬元。
何畏軍中之所以享有“小諸葛”之稱,還在於他能夠臨危受命,排除艱難險阻,堅決執行黨的決定,出色地完成黨和組織交給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1935年5月,紅一方面軍渡過金沙江,進入四川,準備和紅四方面軍會師。這是關係到紅一、紅四兩個方面軍前途命運的一項重大任務。紅四方面軍黨代表張國燾、總指揮徐向前首先想到擔當此重任的人選便是紅30軍政治委員李先念、紅9軍軍長何畏。遂即任命何畏為懋功支隊司令兼政委,率第25師、第27師各一部,西進懋功地區,橫掃這一帶敵人,策應紅一方面軍的軍事行動。對此,曾長期擔任張國燾警排長何福聖在其自傳《帶刀侍衛》中做了這樣描述:1935年5月下旬,為接應渡過金沙江的中央紅軍北上,紅9軍軍長何畏率25師、27師各一部,沿岷江流域星夜兼程,攻占懋功,前鋒推進至懋功東南的達維鎮。6月12日,迎接部隊和中央紅軍在夾金山下的一座小橋上勝利會師。
人物評論
對於何畏鮮為人知的人生經歷,瓊海籍詩人李興川用詩的語言做了生動概括。詩這樣寫道:
史頁聖封功勝過,
忠魂無悔舞長戈。
入番始涌維新血,
歸國高吟救世歌。
百色沙場寒敵膽,
懋功戰役揭賊窩。
緬懷軍座千秋志,
一片丹心照岳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