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背景
堯、舜、禹時代主要有對三苗的戰爭，三苗屬於江漢民族，亦即苗蠻集團，所以這是一場兩大河流域不同部族集團間的戰爭。早在距今6000年前後，江漢地區的古族迅速發展，打開了北上中原的道路。而在中原地區，涿鹿之戰後華夏、東夷集團加速融合，獲得更為強大的生命活力，開始沿苗蠻集團北上的道路南漸。河南南陽地區是這一交通線的重要樞紐，也是華夏與苗蠻集團爭奪之地，伐三苗的戰爭正是圍繞著對這一地區的爭奪而展開的。苗蠻集團也是一個興旺發達的部族共同體，包括很多氏族部落進入英雄時代以後，也建立了一批部落聯盟和若干範圍更大的聯合體，其中最著名的是與中原部族集團進行了多次戰爭的三苗，因此在載籍中，“三苗”這一用語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內涵，一是泛指苗蠻集團，一是指其中曾與堯舜禹作戰的一支。《戰國策》記載：“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這是指整個苗蠻集團的活動地域，彭蠡、洞庭就是後世的鄱陽湖、洞庭湖，衡山是《水經注·汝水》中提及的在雉縣（今河南南召縣南）界的雉衡山，文山地望不詳，但可知堯舜禹伐三苗以前，苗蠻集團的居地范鑿在洞庭、鄱陽湖之間，北界在伏牛山南麓，包括了整個南陽盆地。
苗蠻集團的先世不僅與華夏集團、東夷集團一樣有十分悠久的歷史，而且社會發展水平也毫不低於黃河流域。江漢民族從事稻作農業，屈家嶺文化遺址中往往發現大量的稻穀、稻殼或用稻稈拌泥作建築材料，顯示出糧食生產的總量相當大，制陶業也相當發達，達到了較高水平。大量不同規格的陶紡輪，可以滿足精紡、粗紡的不同需要。石器和玉器的製作工藝，也明顯地高於同期的黃河流域。從農業、手工業整體發展狀況看，社會分工與交換比中原更為發達，由此導致的社會財富積累、掠奪戰爭的頻繁及社會變革的發生都不低於黃河流域，相反，某些文明因素的成果還走在前面。中華大地最早的一批城堡正出現在屈家嶺文化中。生氣勃勃的江漢民族在長江中游崛起以後，開始向北擴展生存空間。
苗蠻集團的強大和參與中原逐鹿的勢頭無疑使黃河流域部落共同體的首領們感到了威脅，所以當北方社會的發展也同樣臨近文明的門檻，而有足夠力量與之抗衡時，開始連續發動了對三苗的戰爭，以解除威脅、進而奪取有利於南下發展的交通要衝，這是堯舜禹伐三苗的根本原因。
堯舜禹伐三苗戰爭的起因主要見於《尚書·呂刑》的記載，其中提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文中列舉“三苗之君”的罪狀是不敬神靈而作五刑殘害百姓，道德淪喪，背信棄義，反覆詛盟。無辜受戮的百姓求告上帝，上帝因聞不到祭祀的馨香，只有濫用刑罰的一片血腥而震怒，所以堯哀憐人民的苦難，用武力遏絕“三苗之君”的暴虐，並使他永無後嗣。這雖然標榜伐三苗是替天行罰，卻曲折地反映了苗蠻集團發生的深刻社會變革，如社會分化的抽劇，社會矛盾前尖銳化，傳統的價值觀念、道德規範、習慣法已被拋棄，原始宗教也發生了變化。這些記載和考古發現所揭示的三苗社會文明因素的成長已走到黃河流域前頭的現象可相印證。同時也透露出在南北部族集團的交往中，三苗屢屢破壞和解盟約，在交戰中，北方屢屢處於被動，早已感到了三苗的威脅。所以三苗社會矛盾尖銳化，成為堯舜禹伐三苗一舉將其削弱的契機。
三苗的領袖人物參與過中原權力之爭。如說“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還傳說“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為諸侯，故號丹朱”，都反映了在堯的聯合體議事會中或他的近親氏族中，曾有權力之爭的失敗者，遠遁丹水之浦，充任了土著的領袖人物。但在這種情況下，“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顯然進一步構成威脅，這應是堯舜禹伐三苗的直接誘因。
戰爭地點
關於伐三苗戰爭的戰場，歷來存有疑義。傳統看法認為三苗之居既然在洞庭、鄱陽兩湖之間，戰場必在長江兩岸。然而一般認為古有夏墟之稱的晉西南是與堯關係密切的一個政治中心，今已在襄汾陶寺發掘了大型中心遺址。在4000多年前的史前時代，從黃河之濱出發，越過長江征伐三苗是不可能的。據近年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利用地上、地下史料相印證的二重證據法，可知堯舜禹伐三苗的戰場就在南陽地區，這裡是“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的交通樞紐，因而也是南北兩大部族集團爭奪之地。征伐對象則是苗蠻集團的一支，居於南陽盆地的一個部落聯合體“三苗國”。
戰爭過程
戰爭於堯時拉開了序幕，文獻記載“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浦”，可知堯所征伐的“南蠻”就是“有苗' 亦即“三苗”。丹水即今丹江，源於陝西嘗商縣冢嶺山，東南流，經商南縣名丹江。據記載，流經河南南陽淅川縣、內鄉縣附近，“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赤光上照如火”，還有丹崖山，崖高三十丈，赤壁如霞，若紅雲秀天，這應是丹水得名的由來，也啟示我們，所謂“三苗國，在赤水東”的赤水即丹水。
堯伐三畝的戰場當在丹江沿岸，進軍路線還有可能選擇水路，因為南洛河中下游是華夏集團活動的一個腹心地區，而南洛河上游與丹江的上游僅有一山之隔，堯率其部族順丹江而下，發起進攻，三苗則利用有利地形據守，決戰於今丹江水庫一帶。此戰雙方互有得失，似堯並未取得實質性勝利，因《史記》記載，後來舜請“遷三苗於三危”是因為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漢代的荊州包括南陽郡，可見三苗仍居於南陽地區。
堯以後，舜繼續與三苗作鬥爭。鑒於三苗的強大，舜採取了大修武事、文教的兩手策略，一方面是用戰爭的手段，如文獻所載“舜伐三苗”、“殺三苗於三危”，另一方面是積蕃力量，推動中原文化的南漸，加強對三苗文化的影響滲透。即所 謂“舜卻苗民，更易其俗”，“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乾戚舞，有苗乃服”，兩手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文獻記載“三苗髢 首”、“中國冠笄”，表明三苗與中原先民服飾不同，一大區別是唯有中原用簪笄，而今在淅川和湖北鄖縣石家河文化遺存中卻發現了笄，反映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也是“舜卻苗民，更易其俗”的成果之一。由於石家河文化遺址中僅於這兩個靠近丹江水庫的地點出土了笄，說明舜的對手仍是南陽地區的三苗國。《淮南子》等古籍記載：“舜勤於民事而野死”、“南征三苗，道死蒼梧”，表明軍事征伐並不順利，舜本人甚至死於征途。“蒼梧”之地後世多認為 在湖南的九嶷山，但《山海經》載蒼梧之野在赤水之東，它不僅是舜的葬地，還是流亡于丹水的丹朱葬地，所以此“蒼梧”原也應在豫西南，以後才隨先民的遷徙和衡山等山名、水名一起到了湖南。
舜修武事文教為伐三苗奠定了基礎，待到其後繼者禹時，隨著華夏集團力量的進一步強大，兩集團間終於發生一場大戰，這就是《墨子·非攻下》所載的，“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乎（於）市，夏冰（水〕、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雷）電誘（諄）祗（振〉，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大抵反映禹時三苗遭到自然災害地震、水災、氣象異常，造成人心惶惶。禹乘機出兵，標榜受命於天，出師前在大巫高陽氏留下的神宮中，由其繼任者主持隆重的受命儀式，當時雷電大作，就像有了天帝的認可，南正重的繼任者、代表東方之神勾芒的巫長執圭參加了典禮。因此禹師士氣大振，在戰場上射殺三苗首領，苗師大敗潰退，從此衰微下去了。利用敵人的困難，抓住戰機，是禹贏得勝利的重要原因；同時利用宗教的力量，標榜受命於天；舉行誓師動員，“濟濟有眾，鹹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標榜出征是“除天下之害”，這些對鼓舞士氣，一舉擊敗三苗也起了很大作用。
影響和意義
堯舜禹伐三苗的戰爭最終以黃河流域部族集團的勝利而告終，石家河文化退出南陽地區，雖然整個石家河文化仍繼續發展，走向自己的頂峰，但江漢地區的先民卻失去對南陽這個交通要衝的控制，從而也失去了北上中原爭雄的機遇，在一段歷史時期內，發展的舞台受到一定限制。而隨著伐三苗的勝利，河南龍山文化進入南陽地區，不僅解除了南方的威脅，還打開了中原文化南下發展的通途，對於後來中原王朝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體質人類學研究成果還揭示，河南南陽地區淅川下王崗新石器時代居民與黃河下游古代居民屬於同一個種族類型一一古代華北人，但又同近代華中組居民體質特徵如此相似，表明近代華中居民與新石器時代漢江流域的居民有極密切的血統關係，它應是受到來自華北地區古代居民向南遷徙的直接影響，這種影響向南延伸到華南以至南亞。這種大遷徙與伐三苗戰爭有密切關係，而且隨著北方民族的南下，也牽動了南方民族的遷徙，它促進了民族的大雜居、融合，以及文化的大交流、發展。華夏、苗蠻的部族界限逐漸打破，正是在這一基礎上苗蠻集團的先祖列入了華夏的帝王世系，苗民始制的“五刑”也被北方部族的顯貴們接受並加以發展。
伐三苗的戰爭進一步體現了原始戰爭性質的轉變，不再具有血親復仇的動機，而是為了奪取適宜生存和發展的戰賂要地而進行的征服戰爭，戰敗者宗廟被夷為平地，祭器被焚毀，戰俘及其子孫世代淪為奴隸，即所謂“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不夷於民”。這導致了各種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最終破壞舊的氏族制度，推動了夏王朝的誕生。
考古佐證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長沙國南部古地圖是以南為上，與今左右方位相反。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的郅縣（今天水地區〕古地圖則以北為上，與今左右方位同，可見不能據“左孟門、右漳釜”否定彭蠡、洞庭的實際方位。不僅如此，考古學證明，正是以江漢平原為中心的這一廣大地區，新石器時代是自成系統的，曾存在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期。河文化等三種有承繼關係的古文化。存在於公元前4300至前3200 年的大溪文化，其北界已越過漢水，文化影響到達河南南陽地區。此後的屈家嶺文化更有一個大擴展，進入了南陽地區，取代了那裡的仰韶文化。開始於公元前2600年的石家河文化，前期分布地域略同，後期西北邊界向後退縮，南陽地區成為河南龍山文化先民的居地。這不僅正與文獻記載相印證，分屬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文化在南陽地區的進退，還證明了伐三苗的戰爭確曾發生過。
在河南南陽盆地曾是仰韶文化先民世代的居地，後來，黃河流域系統的古文化卻突然在這裡中斷了。鄧州八里崗遺址仰韶文化晚期規劃整齊的排房多是遭火焚而毀棄的，室內有未及攜走的石斧、石鑿和骨錐，更有大量陶器被倒塌的牆體砸碎飛 散，很像是毀於戰火。此後，屈家嶺文化的先民在廢墟上建立了自己的聚落，一直延續到石家河文化時代。丹江邊上的淅川下王崗也有類似的現象，包括20個單元房的仰韶文化曲尺形長屋僅留 下殘垣斷壁，堆積著大量毀棄的建築物殘塊，居住面上遺留著用陶器的殘片和生產工具，同期遺存中僅石斧就發現近百件。聚 落顯然毀於突發事件，而不是正常遷徙，此後屈家嶺文化先民來 到附近定居，在仰韶文化聚落的廢址上留下他們的窖穴和墓葬。可見苗蠻集團的先民是用武力來拓展居地的，通過戰爭手段，迫使仰韶文化先民退出南陽地區。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是交通樞紐。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先民占據這一地區以後，將自己文化的影響四向傳播，向北則達黃河岸邊。如今在河南鄲城、禹縣、鄭州、偃師、澠池、陝縣以至黃河以北的山西垣曲古遺址中都發現了屈家嶺文化因素，稍晚的石家河文化某些富有特色的因素在項城、淮陽、禹縣、鄭州、洛陽、伊川也出現了。這些地點大都在潁河、汝河、伊洛河、黃河岸邊及其附近，我們知道從淮水通過古潁水、汝水可直達伊洛平原以至黃河之濱；從南陽盆地出南襄隘道，再沿汝水上溯，是又一條重要通道。江漢地區古文化影響的北上傳播標識出這些古道的開通是很早的，傳說“三苗之君”曾參與黃河流域部族的權力之爭，並非毫無根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