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任仲倫任仲倫，浙江寧波人。中共黨員。大學學歷以及上海交通大學高層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EMBA）。歷任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副主任，文匯報社《文匯電影時報》總編輯，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上海作協黨組副書記、副主席，教授。200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任仲倫1974年參加工作，連續多年被授予上海市優秀青年教師稱號。
2005年度亞太電影博覽會“最佳展示獎”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副總裁、上海電影集團公司總裁。2003年5月他以“開放促改革，合作促發展”的理念，利用有限的資金和豐富的市場資源，借用與國際接軌的行銷手段以及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海外的著名片 商、導演、演員合作拍片，推出了一批有影響力的作品，如 《2046》、《地下鐵》、《長恨歌》、《如果·愛》和《伯爵夫人》等，探索出了一套合拍片的新思路。在電影發行上，任仲倫努力創新電影宣傳推廣的方式，加強電影宣傳的力度和聲勢，吸引更多的觀眾走進影院；上影集團主動爭取與政府有關部門合作，通過企業贊助、院線讓利、影院優惠的方式，發行陽光電影卡，放映低價公益電影，降低電影票價，讓更多的普通百姓有能力走進影院觀看電影。
人物經歷
工作經歷
1974年參加工作。
1983年01月開始擔任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副主任；
1996年12月在文匯報社負責《文匯電影時報》工作；
2000年11月在上海市作家協會工作，2001年12月擔任該協會副主席。
曾任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副總裁、上海電影集團公司總裁、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長。
2014年4月任上海電影（集團）公司董事長
社會職務
電影人任仲倫任仲倫1982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曾任中文系副主任、教授。並為上海電影家協會主席 、上海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電影評論學會理事、上海電影評論學會理事，長期擔任《文匯報》特約記者、《文匯電影時報》評論版主編。長期擔任電影理論與藝術理論教學工作，先後為研究生和本科生開設《電影學理論》、《電影批評學》、《新時期電影》和《中國電影導演》等課程。撰寫《新時期電影》、《中國新潮導演》等學術著作。
2018年12月，任仲倫當選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
2019年01月，任上海市文聯第八屆委員會副主席。
參與影視
《走出西柏坡》
走過紅地毯《鄧小平·一九二八》 擔任製片《魯迅》 擔任製片
《如果·愛》
《天狗》
《東京審判》
《龍虎門》
《2046》
《世界》
《長恨歌》
《伯爵夫人》
《三峽好人》
《24城記》
《亮劍》
《葫蘆兄弟》
《愛情公寓》
個人榮譽
任仲倫2007年榮獲華表獎優秀出品人獎《凱歌自述》獲全國電視專題片一等獎；
《毛澤東在陝北》獲中國廣播電視獎二等獎、上海廣播電視獎一等獎，
創作電影《走出西柏坡》的劇本，獲寶鋼藝術獎迎接建黨80周年創作獎電影劇本獎；該片獲2003年度中宣部“五個一工程”入選作品獎；
創作電視劇《忠誠》，榮獲第20屆中國電視金鷹獎長篇電視劇優秀作品獎；榮獲第22屆中國電視飛天獎長篇電視劇二等獎；
第5屆上海文學藝術獎優秀成果獎；
組織創作、生產了《生死抉擇》、《紅色康乃馨》、《汽車城》等影視劇，產生了全國性影響。
長期擔任《文匯報》特約記者、《文匯電影時報》評論版主編。
長期擔任電影理論與藝術理論教學工作，先後為研究生和本科生開設《電影學理論》、《電影批評學》、《新時期電影》和《中國電影導演》等課程。撰寫《新時期電影》、《中國新潮導演》等學術著作。其中《新時期電影》獲得全國高校電影學術著作一等獎，並在日本再版。發表各類論文與藝術評論數百篇，多次獲得全國、華東地區和上海市有關獎項，被認為是具有思想銳氣與才情的青年電影評論家，近年來，先後創作了《毛澤東在陝北》、《凱歌自述》等電視專題片十餘部。
媒體報導
上影集團
2009年11月16日是上海電影製片廠成立60周年的日子，但對於上海電影集團公司來說，只有9年的時光——2001年8月，以上海電影製片廠為主體，成立了上海電影集團公司。
上影和中影從此成為中國電影的兩大巨頭。“中國電影界現在只講票房，還沒有去講利潤。”“利潤”是掛在任仲倫嘴上最多的詞之一。
2008年，中影主營收入7億多，利潤0.15億元；上影集團主營收入15.18億元，利潤2.16億元——上影利潤是中影的20倍。
這是令人驚訝的數字。上影無論是電影拍攝的數量，還是中國式大片的比重，看上去遠遠不如中影。“我們做企業有個原則，不圖場面熱鬧，不圖表面繁華，而是發展以利潤為王。我到上影六年，做了三個字，產業鏈。”任仲倫說。
11月9日，南方周末記者在上海銀星皇冠假日酒店對任仲倫進行了近 5個小時的專訪——這個著名的酒店和旁邊上海影城，是上海國際電影節的主場，也是上影集團產業鏈中的一小部分。
目前，上影正在花10億元建造11萬平米的上海電影集團總部大樓和1.5萬平方米的上海電影博物館；成立了上影英皇、上影寰亞；進一步擴大車墩影視基地到650畝……
根據李長春的指示，上影集團也開始醞釀上市的可能性。
上影不窮
2003年5月8日，任仲倫接手上影集團，任集團黨委書記兼總裁，他還記得歡迎會現場，“掌聲稀稀拉拉”。當時是上影欠銀行近5億元人民幣。
職工的工資發不出來，有人衝到任仲倫的辦公室，把他的熱水瓶全部砸光；有人揚言要殺了他。
南方周末：2003年，你接手上影的時候，上影是個什麼狀態？
任仲倫：上影有光榮傳統，也有歷史包袱。當時整個集團負債率高達70%，向銀行借了5億多元人民幣，下屬單位屬於虧損的單位有71%，這些單位的虧損總額加起來有3500萬。
我問財務總監，現金有多少？只有1700萬。結果兩天后來了一個通知，要支付上影離休幹部一次性補房貼1070萬。我還要給在職的人員發工資。我的第一周，主要是借錢和討別人欠上影的錢。
有的老同志生活過得困難，拿著工資單在人大會議上說：“什麼叫尊重藝術，什麼叫尊重藝術家，我這樣的國家一級演員一個月就拿三百塊錢。”
當年我們借錢一次性解決了老同志的困難。老人對上影是最有貢獻的。計畫經濟年代，電影業對國家財稅貢獻是文化界最多的。
南方周末：你怎么改變這樣的局面？
任仲倫：當時其他電影單位都有這樣難念的經。所以，大家都是利用當時的政策，跟政府要點錢，一個人頭給個三五萬，你離開這個廠吧。
還有就是採取類似獨立製片的方法，把人力分散成許多小公司。當時流行一種觀點：美國80%的影片都是獨立製片公司製作的。獨立製片船小好調頭，人少精幹沒負擔。
上任不久，市領導要我去美國考察。我去了美國七大公司，考察回來，我有了新想法。
南方周末：在美國你發現了什麼？
任仲倫：我見到美國同行就問：“你們靠什麼賺錢？”他們的回答讓我心裡發涼：在美國，一部電影的投資周期是兩到三年，如果只靠影院票房，十部影片裡只有一部賺錢。
靠錄像帶市場租賃和電視著作權，十部影片裡也只有三部影片賺錢，另外七部電影是虧損或者勉強打平。
我問他們：這樣低的賺錢幾率，你們公司怎么做大的？我能不能給看你們公司的財務報表……美國許多公司都是上市公司，財務報表是公開的。米高梅公司2001年的財務報表里，新片的收入當時是1.7億美金，但著作權收入(他們叫片庫經營)中，收入是5.4億美金。
他們的財務總監在片庫經營四個黑體字後面寫了一句話：“片庫經營是規避公司本年度財務風險的‘安全閥’。”
南方周末：所以米高梅公司是靠舊片維持的？
任仲倫：電影新片投資風險很大，對於擁有大量著作權的大公司來說，電影著作權可以幫他們規避經營風險，成為可愛的搖錢樹。因為這些電影已經去掉了製作成本，只有直接的銷售成本，其它的全部是利潤。
當年的米高梅並不景氣，但著作權的收入跟新片相比高了3倍。其中電影音樂、主題曲一年的著作權收入是0.97億美金。我們2003年全國電影的總票房才9個億人民幣。這等於是說米高梅公司一年電影音樂著作權的收入就相當於當時一年中國電影票房收入。
難怪美國電影公司高層人人都會跟我說反對盜版。他們反對，其實我們也反對。
我突然意識到：上影不是窮光蛋。上影有800部故事片著作權，美術片廠有500多部美術片的著作權，科教影片有1551部的著作權。隨著各地有線電視網的整合，網際網路視頻網站的興起，高清頻道的推出，手機電視的開播，他們都需要購買大量的影視著作權。著作權就是搖錢樹。慢慢會搖出真金白銀。
內容為王
上影和美國華納合作建電影院，契約第一條規定：雙方聯合造的影院一定要掛華納的Logo。還做了一堵牆，把華納的瑪麗蓮·夢露這些明星形象都貼在牆上。
契約第23條再規定：因為掛了華納的Logo，華納就要收取智慧財產權費，費用是總票房的千分之三。
Logo不掛不行，是華納總部的法務部門規定的；智慧財產權費不給也不行，也是規定好的。
任仲倫最後想了一個辦法：上影也是一個知名企業，也要掛自己的Logo，華納同意了；上影繼而說，既然掛了Logo，上影也要收取智慧財產權費，華納也同意了。
“平衡下來，相當於大家都不收費了。”任仲倫漸漸學到了好萊塢的邏輯。
南方周末：還有哪些快速改變的方法？
任仲倫：還是產業鏈。英國有個研究電影產業的專家分析了一個現象：1980年代後期，英國自己的國產片只占有電影市場的7%，90%以上的市場都是美國片。因為英國人沒有自己的電影院線和發行公司，美國人在電影院不排英國電影，偶爾放點法國、德國電影，絕大部分放的都是美國電影。
這個專家得出結論，電影製片公司等於石油的勘探業，它是一個高投資、高風險的行業，可能會有高回報，也可能永遠沒回報。你勘探一個油井，貧油，死了；再挖一個油井，又沒油，再乾不乾？第10個乾不乾？不乾，前面的投資就死光光了。你有可能到第11個的時候，突然發現一片油田，前面的投資全部回來了，還大賺特賺。
南方周末：但你不知道是在第11個還是101個，還是1001個。
任仲倫：對，所以院線公司和電影院等於石油行業的加油站。它是中期投資；會形成網路；能帶來充沛的現金流。現金流是企業運行的血液，院線和電影院的網路會支撐你生產製片，形成良性循環。國際強勢影業集團都有強大的市場網路。所以從美國回來，我們就下定決心，融資建電影院，發展院線。
南方周末：建電影院的錢從哪裡來呢？
任仲倫：當時李長春同志到上影視察，明確要求上影從事業單位改成企業。企業要走出困境，就需要資源配置。我當時爭取到最大的資源，就是按國家廣電總局的政策，凡是成立企業化的電影集團，可以配置一個電影頻道。於是上影建立了東方電影頻道，2004年12月28日那天開播，到2005年底，給我帶來了1億元人民幣的現金流。同時，文廣集團作為母公司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也給了支持。
南方周末：所以，當時的突破口不是拍片，而是放片？
任仲倫：我們沒有選擇單一的製片發展。世界著名電影集團都擁有自己的產業鏈，特別是強大的製片公司與強大的院線公司相互支撐，形成了他們的核心競爭力。在計畫經濟年代，中國的電影製片廠都是單一的製片機構，拍完影片，由發行公司統購統銷。發行與放映都受制於人。所以，我們認識到現代影業集團的發展關鍵時，什麼叫心花怒放？當時的心情就是如此。2003年年底我們就超前下定決心，打造產業鏈！那時中國電影圈還在推崇“內容為王”，幾個有名的廠長笑話我說：“造什麼電影院，內容為王！造電影院是文化廳的事情。”現在中影和華誼也開始要造自己的電影院了。
南方周末：電影院讓你們有底氣和中影、華誼等抗衡。
任仲倫：在我的詞典里，很少有抗衡的詞條。上影在2004年年初就提出：開放逼改革，合作促發展。
前年在上海國際電影節論壇上，我半開玩笑說，上影追求的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深挖洞，說的就是要把基礎打好；廣積糧，就是要把穩定的利潤作為企業的基礎。
電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一面是平民藝術，拍給老百姓看；另一面是“貴族藝術”，要花大錢的，所以搞電影的沒有錢不行；不稱霸，是說上影按照自己的戰略大膽而穩妥發展，平等對待所有的合作者。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沒有人願意背著乾糧來當你部下的，交上乾糧，還要聽你立正稍息。
雞蛋之說
近年上影默默創造了很多中國電影產業的第一：2003年和美國華納合作了中國第一家合資電影院；2007年的《藍莓之夜》是國內電影企業第一次投資外國電影。
南方周末：上影利潤節節上升之後，獨資拍攝的電影卻越來越少，為什麼？
任仲倫：答案很簡單，大家為了規避投資風險。中影、華誼和上影都在選擇合作拍攝。現在幾乎看不到獨家投資的電影了。改革開放前，常常是單家製片廠投錢拍，中影公司統購統銷，一般是旱澇保收。在1980年代，一部影片的投資是30萬左右，導演能拿到投資50萬的影片拍，大家就要羨慕死了。現在一部商業電影動輒數千萬，有的甚至上億。
所以，大家都學會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裡。《赤壁》原來是6家投資，後來變成14家投資；《風聲》本來我們和華誼兩家投，後來加了個天津電視台；《建國大業》也是十幾家，不管什麼企業都不敢把錢全部壓在一部影片上。
上影給《赤壁》投了3000多萬，給《風聲》投了2000多萬，給《集結號》投了1000多萬。現在世界範圍的影業集團大抵如此，自己有好項目，就去融資；別人有好項目就去投資，目標就是一個，保證自己的投資有良好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2003年，我訪問環球公司，他們的總裁告訴我，環球每年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影片是投資別人的，我去前一小時，他剛決定對波蘭一部影片進行投資。
每部電影同時都有兩三家以上的投資，可以規避些風險。中影拍《建國大業》，三平讓我“投資一點”，我問成本多少，他說預算是3700萬，我看成本控制的還可以，後來我投了10%。作為投資方來講，因為這個成本低，贏的機率很高的。
南方周末：你可以拿《建國大業》票房的10%走嗎？
任仲倫：應該說是利潤的10%。這樣的電影我當然投，三分鐘決策。現在大家有一種誤解。比如問你，這部影片投資多少？你說一個億；再問票房多少？你答：兩個億。他就會說：恭喜你賺了一個億。其實，投資一個億，票房兩個億，片方是虧了兩千萬。因為片方只能拿走票房的40%。
南方周末：韓三平為什麼心甘情願讓你拿走這10%？
任仲倫：大概他希望能確保票房。因為上影有全資的院線，它占全國10%的票房。我們的東方電影發行公司也很強，去年做到了4.2億營收。加上我們還有電影頻道和四種電影雜誌的宣傳網路。韓三平當時跟我講，我們確保一個億吧。我說兩個億沒問題。他當時跟我打賭說，票房做到兩個億，他在上海南京路上裸奔。結果最後做到4個億，他改口晚上到車墩基地的南京路裸奔。
共贏
“上影光是服裝，道具就有三十萬套，我們各類拍攝用槍枝可以裝備一個師。”面對南方周末記者，任仲倫一直很有底氣。
而院線是他最有底氣的部分：“今年我們聯和院線票房可以做到6 . 5個億，占到全國票房的10%，東方電影發行公司2008年做到了4 . 2個億。”
上影集團在全國18個省47個城市有126家影院和404塊銀幕，現在占全國票房的十分之一左右，《建國大業》近4個億票房裡，上影集團的院線就貢獻了4600萬票房。
“沒有自己的影院，院線公司就變成皮包公司了。”任仲倫強調。
南方周末：拋開利益關係，你掌握的聯和院線能夠不支持中影嗎？
任仲倫：在國際上，院線公司拍片是自主的，而且各院線公司排的影片是不一樣的。我們35條院線排的影片大同小異，這是不正常的。美國政府有一段時間按照《反壟斷法》，限制製片公司擁有院線。為什麼？他們覺得製片公司擁有的院線會優先放映自己的影片，形成不公正競爭。如果你對哪家有意見的話，那你不放、不排，或者少放少排他的電影，這在現實中是可能出現的。因為電影院是完全獨立自主的，一部影片排與不排，排多少場，排在大廳小廳，都是影院經理做主的。
影院是不會意氣用事的。只要有錢賺，就不會惡意排斥別人的影片。所以，美國後來就取消了這種限制。這裡面有店大欺客和客大欺店的問題，如果這部影片很強勢，你沒有必要去阻擋它吧。即使它賺錢了，我影院也賺錢啊。它拿了40%，我拿50%。一般來講，我們都是理性的企業家，不會互相殘殺。如果硬要這樣做，大家肯定是有矛盾了，變成惡性競爭，那么你阻擊我，我也阻擊你，打到後來你也損失，我也損失，到後來有一天大家還要握手的。
南方周末：只有共贏，不要共輸？
任仲倫：是只想共贏，不想共輸。只要你堅持惡性的自我保護就肯定共輸的。大家都有院線，等於都有核武器，大家不要動，大家不要打。你一打我一打，大家亂了么。從原則上來講，我們跟兄弟公司都是同一個戰線的戰友，爭取互贏，不要互輸。這幾年上影與中影、華誼都有很多的聯合出品。
南方周末：聯合出品的壞處呢？
任仲倫：壞處？可能在最後著作權的分割上。時間長了就模糊了。實際上如果這部影片是3000萬投資，每人1000萬，從理論上這個著作權是歸三家所有的。但時間一久會模糊這個著作權，特別是著作權收益。
但國外是一部影片上片兩年以後，主導方會跟其他出品人商量說，讓主導方出個價錢，把餘下的著作權買回來。
沒有張藝謀
2004年初，上影提出建立產業鏈，儘量將穩賺的放到最高點，這些部分包括前期拍攝道具的製作，後期沖印、做拷貝等。
“一般小公司沒有洗印廠，沒有發行渠道，我們上影有。你來洗拷貝，我們就會產生利潤，加上前期道具製作、後期製作、發行等，又是一筆利潤。”任仲倫就是這樣從書生變成商人的。
南方周末：相比電影后端經營的紅火，一個尷尬的事實是，很多上海導演都跑去北京發展了……
任仲倫：這是一個歷史現象。其實很多電影人才都匯聚在北京，形成所謂的北漂。這幾年上海本土導演開始回歸，也有好的電影。彭小蓮的《美麗上海》2005年得了四個金雞獎；李歇浦的《鄧小平1928》也是得獎的影片，包括這次江海洋的《聯考1977》贏得了華表獎、金雞獎和五個一工程獎多項榮譽。鄭大聖的《廉吏于成龍》獲得了華表獎和金雞獎。梁山的《父親》曾獲得開羅電影節最佳導演和最佳男主角。上海美影廠的導演基本堅持在本土創作。
我們也聯合華語電影界的優秀人才。賈樟柯近幾年的四部影片都是上影出品的，如《世界》、《三峽好人》、《24城記》，和這次迎接世博會拍攝的《上海傳奇》；高群書第一部影片《東京審判》也跑來上影，第二部《千鈞一髮》也是和上影合作，《風聲》也是，接下來我們的《追捕》也準備找他合作；王家衛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上影最好的合作夥伴，他和上影合作了《2046》、《藍莓之夜》，和這次的《一代宗師》。
我經常講，有意為之和無奈之舉。說有意為之，是從國際和中國電影產業的現狀來看，聯合出品已經成為中國電影的一個基本面貌。其實，美國環球、華納，他們基本不養導演、演員，主要靠一幫製片人，一年生產18部影片或者20部影片，自己獨資生產的只有五部到十部，其它的都是參與全球的電影項目投資。說無奈之舉，是因為由於在上影最困難時電影拍得少，導致人才或衰退或離開，最後就缺乏有觀眾號召力、資本號召力的商業電影導演。目前我們沒有馮小剛、陳凱歌、張藝謀這樣有商業影響的導演，上影要有謝晉這樣的大導演，這也是我們追求的。
南方周末：為什麼沒有？
任仲倫：我研究過上海電影的歷史，它有個傳統就是現實主義，代表人物就是謝晉，成為當代電影的高峰。當中國電影進入商業化時代，上影沒有應運而生商業性的大導演。這需要個過程。導演的成長需要找到一個突破口，商業影片需要大投資，要拿錢砸，給你硬配置，比如一個章子怡或者配周迅，靠強有力的宣傳和大數量的拷貝覆蓋；還有一類是藝術電影，要靠威尼斯、坎城、柏林這樣的國際大獎露出臉來，像賈樟柯的影片那樣。
電影一定要有人注意，沒人注意就慘了。電影市場上其實也有一些好電影，導演不錯，但沒有人去看，很容易被商業大片淹沒掉了，票房都很差。
南方周末：為什麼這些不錯的影片，不能像推廣大片一樣給它們砸錢，讓它們變得比較牛呢？
任仲倫：有些影片不錯，指的是它的藝術追求和質量，但是它自身的觀眾群是有限的。光靠宣傳也難以贏得市場更多的觀眾。有些影片本身是一部商業影片的模式，你就會選擇作為商業影片來投入。
現在電影市場講商業號召力，遺忘了電影另一個價值思想和藝術價值。一個導演沒有太大影響，投資商不會給你投錢配置好班子。某個公司覺得有部影片蠻好，去找一線的演員，他問的第一句是：“誰導？”後來因為導演對他沒有吸引力，他不來了。然後這個公司再找老闆們，老闆們先問：誰導？誰主演？沒聽說過啊，算了吧。
最後只能這個公司全額投資，考慮到收支平衡，它不敢投5000萬或者1億，因為有可能就回收個1000萬。因為成本有限，這個電影用的都是三四流的演員拍戲，導演又沒有知名度，又沒有好的團隊，觀眾也不會來，投資人肯定就賠本。所以投資人經常面臨一個問題了，給誰投錢？投多少錢？其實背後是能拿回多少錢。
只講票房
任仲倫反覆引用 《好萊塢電影工業》書里的第一句話：“電影工業是一個始終讓人模糊不清的產業，外行人如此，其實內行人也是如此。”
“《鐵達尼號》投資兩億美金，變成十億多美金票房的時候，大家都去研究它，把它的配方研究出來了：悲劇、愛情、災難、高科技、題材的知名度，但把這個配方告訴你了，你去拍一部電影，不一定贏。”任仲倫說。
南方周末：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的歷史基本等於中國美術電影片的歷史，現在這個美術電影製片廠賺錢嗎？
任仲倫：現在正常運營沒什麼問題。美術片製作周期特別長，不像故事片，拍個半年一年，回收就兩個月。做一個美術片可能需要三四年。但這個電影要回收的話，可能需要更長的回收期。
這幾年，卡通片看上去好像很繁榮，實際上還是有困難。每分鐘卡通片成本大概一萬多塊錢，央視如果收購播映的話，每分鐘最高是1000塊錢，大部分都是600到800塊錢。投入和產出落差很大。
南方周末：迪士尼靠衍生產品賺錢的模式不能複製嗎？
任仲倫：在唐老鴨之前，美國創造了多少李老鴨、劉老鴨，結果都死掉了。唐老鴨是在屍體遍地的情況下誕生的英雄。大家都希望自己成為幸運的唐老鴨和米老鼠。現在，我們的卡通片生產達十幾萬分鐘，每個公司都算下賬，盈利的真不多。
南方周末：《喜羊羊》不就成功了嗎？
任仲倫：我碰上這家公司的老闆，他說如果從綜合投資收益來看，他目前不賺錢。《喜羊羊》電影卡通片的宣傳是成功的，地毯式轟炸地做宣傳，打廣告。如果換成成本的話，誰做得起？這個現象一般是不能複製的。
電影《喜羊羊》是8000萬的票房，影院要拿走50%，發行公司和院線公司拿走10%左右，留下40%，留給製片方的就是3200萬。1000個拷貝就是1000萬元了。《喜羊羊》在前期做電視片的時候虧了很多。
它賺錢的可能在哪裡？要堅持做，明年做，後年再做，不斷做不斷做，把喜羊羊做成像唐老鴨一樣的品牌，然後通過衍生產品來賺錢。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中國電影連續5年保持30%的速度增長？
任仲倫：我上任時中國電影票房只有9個億，今年可以達到60億，這是很可喜的。但如果是利潤的30%增長，那大家就是喜出望外了。
中國電影界現在只講票房，還沒有去講利潤。如果這個行業有30%的利潤，而且連續五年增長，我估計房地產老闆肯定都來拍電影了。因為資本是有覺悟的，只要超過社會平均利潤率，資本就會緊急集合。現在電影票房增長30%，但製片成本也在大幅增長，客觀上減弱了行業利潤的增長。
南方周末：利潤明顯增長的只有院線嗎？
任仲倫：從大賬上算，票房增長，對於各個環節都有利。部分影片獲利空間大些。但大多數中小投資的影片依然有虧；院線的利潤增長多一點，影院增長沒有想像的多，因為現在變成1600個電影院了，票房被攤薄了些。
南方周末：所以這個行業其實是不賺錢的？
任仲倫：我們說，電影產業的整體利潤沒有明顯增長，沒有票房增加那么快，因為電影成本也在增加，但不是說沒有利潤。票房是一個概念，利潤是一個概念。每個單位的利潤增長又是一個概念。有的企業利潤增長很快，有的可能出現虧損，甚至出局。這就是電影企業的本性，生生死死，活下來的就是強者。
南方周末：現在是投資電影的好時候嗎？
任仲倫：目前是中國電影蓬勃發展的時期，這是基本事實。許多人看中這個行業，衝進來，對於電影產業的發展是好事。資本是有覺悟的，它總是往最可能有錢掙的地方沖。但現在也不能盲目，電影投資同樣有風險，甚至很大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