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素質
思想素質包括世界觀、社會觀、 道德觀、法紀觀、 社會公德、個人私德、思想品行、修養操守……等等。人口的思想素質有明顯的社會性，思想素質的高低是客觀存在的。例如，遵守公共秩序、愛護公物、尊老愛幼這些可比的指標，以及青少年 犯罪率和刑事犯罪率等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一個人口群體的思想素質水平。中國倡導的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五愛（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就是著眼於提高全國人民的思想素質。
文化素質
指人們在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中積累的勞動生產經驗，以及在教育培訓中學到的文化科技知識。單個人的文化素質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親職教育、學校教育和個人的努力。一個國家的 人口文化素質的高低，則是由社會 經濟發展狀況決定的。衡量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人口文化素質的指標，主要是受各種教育的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科技研究人員的比重，勞動者的 文化構成，職工技術等級構成等。人口的文化素質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別是在科技日新月異飛速發展的當代，人口文化素質的提高是促進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的條件。
清末，境內識字人口僅占總人口的3%左右。 民國時期，識字人口有所增加。至1941年建縣時，識字人口比例上升到8%。建縣後，抗日民主政府重點發展國小教育，並在民眾中廣泛開展掃除文盲活動。1949年統計，全縣國小文化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21%，但接受中學以上教育的人數不足0.01%。建國後，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人口文化素質不斷提高。50年代，全縣普及了國小教育，中學教育也有很大發展。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每萬人口中，大學文化程度4人，高中文化程度42人，國中文化程度229人，國小文化程度3518人。全縣有文盲、半文盲167976人，占總人口的33.65%。
70年代，全縣基本 普及了國中教育，高中教育也有較大發展，人口文化素質有了很大提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每萬人口中，大學文化程度13人，比1964年增加9人；高中文化程度684人，比1964年增加642人；國中文化程度2435人，比1964年增加2206人；國小文化程度3780人，比1964年增加262人。全縣有文盲、半文盲109975人，占總人口的18.08%，比1964年第二次 人口普查時減少58001人，減少15.57個百分點。
進入80年代，人口文化素質又有很大提高，大、中專文化程度的人口迅速增加。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每萬人口中，大學文化程度42人，比1982年增加29人，比全國少100人，比全省少55人；高中文化程度780人，比1982年增加96人，比全國少24人，比全省多66人；國中 文化程度3421人，比1982年增加986人，比全國多1087人，比全省多903人；國小文化程度3439人，比1982年減少341人，比全國少266人，比全省少187人。全縣有文盲、半文盲93397人，占總人口的 14.83%，比1982年減少16578人，減少0.74個百分點，比全國低1.05個百分點，比全省低2.17個百分點。
身體素質
人口素質是人口素質發展的自然基礎，指人口群體的身體器官和生理系統的發育、成長和機
能的狀況，表現為身軀完損、體質強弱、耐力大小、智慧型高下、反應快慢等。影響身體素質的好壞有先天遺傳因素，也有後天環境影響。衡量身體素質的標準是平均身高、體重、坐高、青少年每10年平均身高和體重增長的速度、相對平均體力和耐力水平，此外還有殘廢低能人口比重、遺傳病患者比重、傳染病患者比重、嬰兒死亡率、總死亡率、人口平均預期壽命（見生命表），等等。提高人口身體素質有賴於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改善醫療條件和加強民眾性體育運動。
建國前，境內多數居民溫飽得不到解決，身體素質較差，青少年身體發育不良者占11%以上。因衛生醫療條件差，各類常見病、地方病流行，人口患病率高達22.5%。由於婦女妊娠期營養不良及近親結婚等原因，新生兒殘疾率較高，各類殘疾人數約占總人口的5%以上。
建國後，境內居民隨著生活、衛生醫療條件的改善，身體素質逐漸提高。1965年、1983年和1991年三次以8～19歲青少年身體發育情況進行抽樣調查。
由於執行國家《婚姻法》，禁止近親結婚，婦女妊娠營期營養狀況良好，新生兒遺傳性疾病患病率和先天性殘疾率分別由建國初期的9.8‰和8.1‰降至1991年的3.8‰和3.7‰。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使各類殘疾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由建國初期的4.56%，下降到1991年3.23%，比全省同類比例低1.25%。
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衛生醫療條件的改善，人口人均壽命不斷提高。1964年人口普查統計，全縣死亡人口平均年齡為59歲，人口平均期壽命為70.7歲，其中男性為69.2歲，女性為72.3歲。1990年人口普查，全縣死亡人口平均年齡為61.54歲，人口平均期望壽命達到73.7歲，比全國高3.0歲，與同期世界已開發國家相接近。其中，男性人口期望壽命為71.6歲，女性人口期望壽命為76.0歲。比1964年人口平均期望壽命提高3.0歲，其中，男性提高警惕2.4歲，女性提高3.7歲。至1995年，全縣人口平均期望壽命提高到74.1歲，比1990年提高0.4歲。
城市一胎化
一胎化政策的好處是：可以有效控制人口數量。
但其害處是：會使人口的素質下降、帶來極大的家庭風險和社會風險！
由生物常識可知：
由於第一胎對 母體的強應激以及母體機能的不完善和不適應等因素，
第一胎的素質是較差的；
在畜牧業中，第一胎是絕對不能留作種用的，是要淘汰的！
在第二胎和第三胎時，由於母體已適應生育且還年輕，所以是最好的。
同時，
對於第一胎小孩的培養，
初為人父人母的也毫無經驗，難於得到較好的培養（劣勝）。
當人們有了培養小孩的經驗時，卻不能再生小孩了……（優汰）
農村孩子中素質較高的人都已經進城市，
這些高素質的人只能生一胎（優汰）；
農村孩子中素質相對較低的人只能留在農村當農民，
但這些素質相對較低的農民卻能生1.5—2胎（劣勝）。
獨生的風險
資料1：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認為，獨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風險”。
首先是孩子的成長風險。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風險。尤其對於中老年父母，這是毀滅性的風險。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風險。“獨柴難燒、獨子難教”。由於父母的愛過分聚焦、期望過高、養教方式不甚科學等原因，如果孩子不成器，老無所靠反成其累。
第三是婚姻的衝突風險。獨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穩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際矛盾普遍難以調和，若激化則破碎家庭、單親家庭將隨之增多，從而導致社會不和諧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養老風險。在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獨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臨生活照料風險、精神贍養風險甚至經濟供養風險。
第五是社會的發展風險。獨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會，除上述風險外，其個性問題、非智力素質發展失衡、缺乏團隊合作精神等也使未來社會的競爭力量、協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戰。
第六是國家的國防風險。一旦發生戰事或抗擊自然災害等，需要獨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獻的時候，可能就是一個“嚴峻的話題”。
“獨生子女家庭的‘風險性’就在於‘唯一性’，面臨不可預見的風險，很多家庭變得‘不堪一擊’、十分脆弱。這就要求我們制定和完善政策的時候，要儘量人性化，考慮到家庭的合理需求，儘可能把獨子生育的風險‘最小化’。”穆光宗指出。
他表示，風險應該是事先預防，而不是事後補償。而規避風險最好的方式，就是“放開二胎”，這是富有遠見的社會賦權，因為權利保障幸福，自由促進發展。
“人口安全發展和家庭幸福發展應該成為社會主流的價值取向。至於生一個還是兩個以及什麼時候生育，這是私權範圍內的事，個人、夫婦和家庭應有選擇的權力與自由，國家不應干涉。”他直言道。
作為年輕一代的人口學家，穆光宗認為：全面放開“二胎”是一種人性人文的回歸，相對符合“國情民意”，符合人們的生育意願，符合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人口觀。就像上世紀70年代末剛實行計畫生育時提出的那樣，“放開二胎”實際上是一種歷史的回歸，正所謂“一個少了，三個多了，兩個正好”。
穆光宗表示：從歷史的觀點看，全面恢復二胎生育政策同時也是對上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確立的“一胎化”政策的超越和發展。調整生育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相對短缺問題，但只能收到亡羊補牢之有限效果。
因此，他贊同及早調整生育政策、儘量擴充公民自主選擇權的觀點和做法。“其實，我並不是反對政府主導的計畫生育，只是覺得應該用人性化的方式、符合民情民意民權的方式予以實施，而且一定要立足於家庭利益，要立足於長遠的考量。”穆光宗說，“迄今為止，國家計畫生育政策的導向是有偏差的，最初的政策定位並沒有在國家利益和民眾利益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
穆光宗強調，單純減少人口增量的做法符合計畫經濟福利性分配體制的要求，卻與自由自主的市場經濟體制相悖。歷史經驗表明，單純的減少措施其弊端已日趨嚴重，代價和風險越來越大，導致了人口發展的結構性失衡，得不償失。在低生育水平已經相當穩定而且開始向過低方向演進時，中國的人口控制要及早轉向人口調控和人口最佳化，人口零負增長戰略要轉向人口均衡協調發展戰略。
“計畫生育政策遲早要調整的，只是個時間問題。但拖延太久，所積累的代價和風險就會更加巨大，而這些本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預先避免的。”他說。
中國人口現狀
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鑑——2005》可知：
⒈經濟活動人口：76823萬人；
⒉國有單位就業人員：6709.9萬人，女性：2480.7萬人；
⒊集體單位就業人員：897.2萬人，女性：336.7萬人；
⒋其他單位就業人員：3491.8萬人，女性：1410.0萬人；
⒌城鎮私營和個體就業人員：5515.0；
⒍鄉村就業人員：48724萬人；
⒎城鎮居民平均每戶就業人口：1.56人；
⒏城鎮總人口數：54283萬人，鄉村總人口數：75705萬人；
⒐城鎮平均每戶家庭人口：2.98人，農村平均每戶常住人口：4.08人；
中國家庭現狀
⒈全國總家庭數為：54283 /2.98+75705/4.08=36770.92萬戶；
⒉農村家庭數：75705/4.08=18555.15萬戶，占50.46%；
⒊城鎮家庭數：54283/2.98=18215.77萬戶，占49.54%；
⒊女方在國有.集體單位就業家庭數：2480.7+336.7=2817.4萬戶，占7.66%；
⒋雙方在國有.集體單位就業家庭數約：2817.4*80%=2253.92萬戶，占6.13%;
⒌僅男方在國有.集體單位就業家庭數約：6709.9+897.2-2253.92=5353.18萬戶，占14.56%；
⒍女方不在國有.集體單位就業城鎮家庭數：18215.77-2817.4=15398.37萬戶，占41.88%。
⒎雙方不在國有.集體單位就業城鎮家庭數：18215.77-5353.18-2817.4=10045.19萬戶，占27.32%。
計畫生育效果
⒈嚴格執行一胎的家庭數約為（包括絕大部分女方在國有.集體單位就業家庭、部分僅男方在國有.集體單位就業家庭、少數雙方均不在國有.集體單位就業城鎮家庭）。
2817.4*90%+5353.18*20%+10045.19*3%=3907.65萬戶，占10.63%。
⒉已生二胎以上的家庭數約為：36770.92-3907.65=32863.27萬戶，占89.37%。
⒊已被罰款的家庭數約為：18555.15*50%+（18215.77-3907.65）*70%=19293.26萬戶，占52.47%。按戶均罰款5000元計，共罰款：19293.26*5000=9646.63億元。
⒋有地下子女的家庭主要有：①機關人員包二奶所生小孩；②富人包二奶所生小孩；③富人夫妻超生後為避免繳高撫養費而寄養在他人名下的小孩；④男方為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女方是非機關事業單位人員所生的小孩；⑤為避免繳撫養費而未公開的小孩。當然，超富的小孩就早移民了。
資料3： 國家統計局：全國國小在校生人數已經連續 12 年下降！
根據國家統計局每年公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可知：
⒈2008年，普通國小在校生10331.5萬人，畢業生1865.0萬人。
⒉2007年，普通國小在校生10564萬人，畢業生1870萬人。
⒊2006年，普通國小在校生10712萬人，畢業生1928萬人。
⒋2005年，普通國小在校生10864萬人，畢業生2020萬人。
⒌2004年，普通國小在校生11246.2萬人，畢業生2135.2萬人。
⒍2003年，普通國小在校生11689.7萬人，畢業生2267.9萬人。
⒎2002年，普通國小在校生12157萬人，畢業生2352萬人。
⒏2001年，普通國小在校生12543萬人。
⒐2000年，普通國小在校生13013萬人，國小學齡兒童入學率達99.1%。
⒑1999年，國小在校生13548萬人，國小學齡兒童入學率達99.1%。
⒒1998年，國小在校生13954萬人，國小學齡兒童入學率達98.9%。
⒓1997年，國小在校生13995萬人，國小學齡兒童入學率達98.9%。
外延認識
關於人口素質的 外延，一直以來都有“三要素”和“二要素”兩種觀點之爭。傳統的“三要素論”認為，人口素質包括了身體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素質這三個方面；並認為身體素質是人口素質的自然條件和基礎， 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素質是人口素質的中心。
而“二要素”論則認為：“人口素質”只能由身體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組成。理由是因為：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質包括進去，就會因為缺乏統一的衡量尺度，難以進行人口素質的比較；即便是把人類所必須遵循的道德規範進行指標分類和量化，這也是很難解決的問題。
無論是“三要素”觀點，還是“二要素”的觀點，都反映了人是由 生理和 心理等組成的複雜的統一體。但是在綜合評價人口素質時，道德問題的分析是很困難的，因此，國內外的許多人口研究學者也都迴避這一問題. 本文在對人口素質進行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時，也僅選取身體素質和文化素質的相關指標，不再考慮思想道德素質對人口素質的影響。
指數描述
人口平均期望壽命、人口平均身高和體重、兒童智力水平；人口文化程度；科技人員和熟練勞動者占人口的比重等。人口素質的形成受多種因素制約，先天遺傳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人的體質、智力的發展，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水平、生活條件、醫療衛生條件、教育與學習條件等社會經濟因素，是形成人口素質的決定性因素。
基於不同的研究視角，國內外學者對人口素質的定量描述進行了不同的嘗試，具有代表性的衡量人口素質的模型主要有PQLI、ASHA、HDI等三種指數形式：
PQLI
人口素質人口素質指數（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縮寫為PQLI）是莫里斯. 戴維. 莫里斯（M. D. Morris）在1975年提出，用以綜合測度一個國家人民的營養、衛生保健、國民教育等物
質福利領域進步狀況的綜合指標，其主要目的在於反映一個國家滿足其人民基本需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在《發展經濟學》一書中PQLI是“物質生活質量指數”，指對一個國家的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和識字率百分制打出分來，用同樣的權數加權平均，計算出這個國家綜合的物質生活質量指數PQLI來。
定義變數：KWTBⅪMI表示為嬰兒死亡率指數、LEI表示為預期壽命指數、LⅡ表示為識字率指數，PSBD表示為每千名嬰兒實際死亡數，PLM表示為15歲以上人口中識字人數，TM表示為15歲以上總人。
從上面的指標選取和計算方式知道，PQLI指數選取的三個指標主要涉及的是身體素質方面，在工業化程度比較低的社會中，能比較好的反映人口素質狀況，而且指標選取簡單，也便於操作。但PQLI指數在反映人口素質上的缺陷也是明顯的，首先，指標涉及面很窄，只有身體和智力兩大領域，對於全面分析了解人口素質是不夠的；其次，僅用成人識字率作為文化素質指標，並沒有體現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再次，PQLI指數主要適合與那些開發中國家居民的生活質量的評定，其適用的國家受到了較大限制；另外，在指數的合成過程中採用的是簡單平均方法，該方法採用了各指標在模型中的等權重法，而事實上各指標在模型中的重要性不僅是不同的，因此，PQLI模型方法具有實用中的局限性。
人口素質指數PQLI要優於其他人口素質的指標體系。首先它的研究對象就是工業化程度比較低的國家，這與中國的情況具有相似性；其次PQLI指數選取的指標比較簡單，也比較利於研究者進行數據的分析。
ASHA
指數是美國社會衛生組織（American Social Health Association，縮寫為ASHA）提出的，主要用來反映一個國家尤其是開發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在滿足人民基本需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定義變數：ER表示為就業率、LI表示為識字率、AALI表示為平均預期壽命指數、PGNPID表示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PB表示為人口出生、BMR表示為嬰兒死亡率、AAL表示為平均預期壽命。該指數在具體計算之前，先將平均預期壽命指標轉為指數形式。ASHA指數選取的指標有較大代表性，使用的乘除合成法也比較科學合理，但使用在人口素質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⑴指標選取多偏向於社會指標，而經濟指標及其兩者相交叉指標考慮較少；⑵沒有對各個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⑶認為各個指標對整體的影響程度相同，沒有加權平均，沒有區分各指標的不同權重，而且乘除合成法使得指數值的變動對每個指標過於敏感，尤其是較小的指標值變動對指數的影響作用過於突出。
HDI
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縮寫為HDI）系由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出版的《1990年人類發展報告》中首次提出的。該指數主要討論了人類發展的定義與測量、經濟成長與人類發展的關係以及90年代人類發展戰略等問題。它主要是用來測定開發中國家擺脫貧困狀態程度的一個綜合指標。該指數選擇預期壽命、成人識字率和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實際人均GDP三個指標來評價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其計算公式：
即將各國的三個指標指數化（無量綱化），每個指數均以該國家該項指標的極差為分母，以該項指標的最大值與某國該項指標的實際值之差為分子。
將HDI作為全面評價人類發展水平的測度指標，這無疑為人們評價社會發展程度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但僅選擇預期壽命、成人識字率和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實際人均GDP三個指標來評價一個國家的人口素質情況是不全面的，而且這三個指標僅與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有關，也不能綜合全面反映人口素質的發展狀況。其次，據有關研究表明，HDI與其各個構成指標之間都存在高度的正相關；再次，在最大值和最小值的選取上也缺少相應的理論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