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顧炎武出身於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是江東有名的大富戶之一。世代書香門第。自顧炎武的高祖一直到顧炎武的父親，三代進士，一代副榜，祖孫五代都做過明朝的大官。
他從小過繼給未婚守節的嬸母王貞孝。王貞孝是遼東行太僕少卿王宇的孫女，太學生王述的女兒。“自小嚴整如成人”，是一個有學識的婦女，不僅以《大學》之道教導顧炎武如何立身，而且還時常給他講述明初劉基、方孝孺、于謙等人的報國事跡，在做人方面給他以啟迪。她是一位典型的舊式女性，未婚守節，斷指療姑，得貞節牌坊。在明末清初時，以“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設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歲時，絕食十五天而死。遺命顧炎武“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她的忠君愛國思想，對顧炎武一生的為人和思想品德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顧炎武從三十三歲到七十歲去世時，都不肯做清朝的官。
“刀繩俱在，無速我死！”他曾多次不惜一死來拒絕。顧炎武的嗣祖顧紹芾，留心史事，關心現實，時時不忘告誡他：“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在嗣祖的朝夕課督之下，顧炎武自幼攻讀經史和兵家著述，逐漸確立學以經世的志向，他最恨一般知識分子逃避現實。他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老莊，今之清談孔孟。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實學。”
作者經歷
天啟六年，顧炎武十四歲，入縣學為諸生，始習舉子業，爾後，連年的科場角逐，耗去了他十多年的寶貴時光。這時，時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自天啟七年陝西白水縣農民義旗一舉，星星之火頓成燎原之勢，與此同時，後金政權不斷威脅著明王朝。嚴峻的社會現實，把顧炎武從科場中震醒。崇禎十二年鄉試落第後，他“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毅然拋棄了科舉帖括之學。這一年起，他開始自歷代史書、方誌中，輯錄有關農田、水利、礦產、交通及地理沿革等方面的材料，傾注全力於《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的纂輯。
年輕的顧炎武，試圖從中探尋國貧民弱的根源所在，從而揭開了自己一生為學的新篇章。正當顧炎武在講求實學的道路上苦苦求索時，明清更迭的巨大震盪，使他不能再安於書齋。崇禎十七年四月，明亡的訊息傳到江南，正在蘇州的顧炎武趕回崑山，把家疏散到常熟唐氏，後再遷語濂涇。五月，南明弘光政權在南京建立，他受人舉薦為官。當他取道鎮江，前往南京赴任時，清軍已揮師南下，連克徐、泗二州，血洗揚州，兵臨江北，弘光政權遂被清軍所滅。目睹清軍的暴行，顧炎武在蘇州參加了抗清鬥爭，但義軍勢單力薄，接連兵敗，崑山、常熟失守。山河破碎，家破人亡，他的兩個弟弟死於亂軍中，生母雖免於一死，卻終身殘廢，嗣母絕食身亡。
在這樣窘困的環境中，顧炎武只能寄心事於筆端，寫下了許多充滿愛國激情的詩篇。他發出了“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的吶喊，以銜木填海的精衛自比，之後的五年中，為了實踐自己的誓言，他蓄髮抗拒清廷的剃髮令，潛蹤息影，輾轉於太湖地區，與各地的抗清志士秘密往來，堅持抗清活動。
這時顧炎武又遭到了崑山豪紳葉方恆的迫害，不得不偽作商人僑居南京神烈山下，改名為蔣山傭。
顧炎武在南京逗留了一年，深感在南方難以久留，於是決心北游。他的《流轉》詩說：流轉吳會間，何地為吾土？登高望九州，報目皆榛莽。寒潮盪落日，雜杳魚蝦舞，飢鳥晚來棲，弦月陰猶吐。晨上北固樓，慨然涕如雨。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賈。慾念五年來，守此良辛苦。畏途穹水陸，九仇在門戶。故鄉不可宿，飄然去其宇。往往歷關梁，又不避城府。丈夫志四方，一節表奚取，毋為小人資，委肉投餓虎。浩然恩中原，誓言向江游。功名會有時，杖策追光武。
時局險惡，豪紳迫害。顧炎武決意遠離故土，到中原去。順治十四年秋，四十五歲的顧炎武將家產盡行變賣，隻身棄家北去，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漂泊不定的遊歷生涯。北行之後，他首先在山東章丘縣桑家莊購置了田產，作為一個中轉地，頻繁行游於直、魯、江、浙間。北到山海關，南抵會稽山，名山大川無不留下他的足跡。
顧炎武到山東的第三年，遊歷了河北的許多天險要塞，考察了山海關、居庸關、古北口、薊州、昌黎等具有軍事意義的戰略重地，他的《昌黎》詩中說“彈丸余小邑，固守作東藩。列郡誰能比，雄關賴此存。霜搓春砦出，風葉夜旗翻。欲問嬰城事，聲吞不敢言。”短短一首詩反映了不忘舊國的心志。
順治十六年夏秋之夜，鄭成功、張煌言兵進長江，直逼南京。顧炎武聞訊南下，但剛到揚州就聽到了鄭、張兵敗的訊息。十八年，鄭成功退往台灣，同時偏居西南的永曆政權也滅亡了。眼見復明大勢已去，顧炎武決心“篤志經史”，把自己的後半生貢獻給學術事業。
自康熙六年起，顧炎武開始了他北行的第二個歷程，遊歷了河南、山西、陝西各地，在這其間，他除了繼續撰寫大量的詩文雜著外，開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日知錄》的寫作。但這時，隨著清王朝統治的穩定，也開始了對思想文化的壓制和清洗。康熙二年，清政府製造了震驚朝野的莊氏明史案文字獄。冤獄牽連廣泛，被害七十餘人。他早年的好友潘檉章、吳炎也在其中。噩耗傳來，他萬分悲痛，於是在山西汾州旅途遙為祭奠，“一代文章在左馬，千秋仁義在吳潘”，以歌當哭。
康熙五年，山東萊州人姜元衡告發黃培收藏“逆詩”，指控署名陳濟生的《忠節錄詩集》為顧炎武到黃培家搜輯刻印。七年二日，顧炎武因之在濟南入獄。幸有友人搭救，於當年十月取保出獄。萊州詩案了結後，他一如既往，潛心著述。頻頻奔波於魯、晉、直、京之間，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攀山越嶺，不辭辛勞，作了大量艱苦細緻的考察。
康熙二十年八月，顧炎武由華陰抵達山西曲沃；不幸染上不治之症。翌年正月初八日，與世長辭。他的弟子家人收集他的遺作，集成了這部《亭林遺書》在乾隆年間，清朝政府四庫館，動用了四千三百零三人，前後花了八年的時間，編成了九億八千萬字的《四庫全書》。總計有三千四百七十種，九千九百一十八卷，三萬六千三百冊。為了鼓勵民間獻書，乾隆皇帝下詔：書中即有忌諱字面，亦無妨礙。但當民間開始大量獻書後，清政府就露出了本來面目，一面發揚文化，一面大肆摧毀文化。1776年，下詔：明季諸人書集，詞意牴觸本朝者，自當在銷毀之列。1778年又下詔：如有收藏明末國初悖謬之言，急宜及早交出。”其中被定為全毀的書目在二千四百五十種以上，抽毀的在四百種以上。
影響
《亭林遺書》被列入抽毀的書目中。據《禁毀書目》記載：“查此書系崑山顧氏撰以所著十書合為一編，內除亭林文集、亭林詩集二種中均有偏謬詞句，應行銷毀，又《昌平山水記》一種亦有乖謬之處，應行抽毀外。其《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金石文字記韻補正觚十事》及《顧氏譜系考》等7種，均系辯正經史之書，有補考證查無乾礙，應請毋庸銷毀。”
顧炎武是從科舉制度桎梏中掙脫出來的人。在他青少年時代，也曾象當時的文士一樣，“注蟲魚，吟風月”，“為雕蟲篆刻之技”。然而，經歷了明清之際的社會大動盪，他斷然一改舊心，以“能文不為文人，能講不為講師”自誓，一洗明季的浮躁習氣。主張“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樹立了現實主義的文學觀。
他提出“文須有益於天下”，他贊同唐代著名文學家白居易關於“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把寫作視為一種救世手段。他指出：“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因此，他要求自己的文章，“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的詩文集中充滿了反映現實，體現憂患意識的作品。
在明朝滅之後，他曾把希望寄托在南明政權身上，作《感事詩》“日角膺符早，夭拄主■臨。安危宗社計，擁立大臣心。舊國仍三豪，多方有二斟。漢災當百六，人未息謳吟。”又“縞素稱先帝，春秋大復仇。告天傳玉冊，哭廟見諸侯。詔令屯雷動，思波解澤流。須知六軍出，一掃軍神州”。這些詩句表達了他擁立福王的心情和收復失地的決心。
南明政權覆滅後，他又把希望寄托在民間鬥爭上。如《千里詩》：千里吳封大，三州震澤通。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推官二子被難》：蒼黃一夜出城門，白刃如雪日色昏。欲告家中賣黃犢，松江城上去招魂。反映了作者不為清軍暴行所威脅，決意繼續鬥爭的心情。這一時期他的詩深刻揭露了明末腐敗的政治，也熱情謳歌了抗清志士，同時控訴了清軍的鐵蹄蹂躪。風格沉雄悲壯，樸實感人。在他北行之後，他“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在這一時期他的詩歌，則多是眷戀故國，關懷民生心境的真實寫照。蒼勁沉鬱，頗有杜甫的遺風。如：《重謁孝陵》：舊識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來曾；問君何事三千里，春謁長陵秋孝陵。《五十初度時在昌平》一詩是他晚年作品，也仍然有著濃重的懷念故國的情懷。“居然■落念無成，陳駟流萍度此生，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常隨黃鵠翔山影，慣聽青驄別塞聲。舉目陵就猶舊國，可能鐘鼎一揚名。
在他筆下也寄寓著對人民的深切同情。他的《夏日》詩寫道：“未省答天心，且望除民患。《黍苗》不作歌，《碩鼠》徒興嘆”。他憧憬著“四海皆農桑，弦歌遍井閭”的太平盛世，表示“願作勸農官，巡行比陳靖。畎澮氵遍中原，粒食始百姓。”
在顧炎武的文集中，他的文章以文字淳樸，不事雕琢而見長。他強調文章的實用性，因此極少去寫那些為死者歌功頌德的應酬文字。他曾說：“《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弟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現矣’。仆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就是對於“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因為做了“無關於經術致理”的應酬文章，顧炎武也對他持保留態度。他說：“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為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
顧炎武不僅拒絕做應酬文章，而且有力抨擊了中國古代長期存在於文學中的擬古弊病。他指出：“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理而得其皮毛者乎。”因此他斷言：“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他還從文學史的角度論證了這個問題。他說：“《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者，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則後為合格。”因此在他的文集中有許多優秀的文章，切中時弊，乾人論世大有裨益。
在學術研究上，顧炎武“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的為學主張和鍥而不捨的學術實踐，為轉變明季空疏學風，開啟清初實學先路，作出了積極貢獻，使他成為清初務實學風的倡導者。《亭林遺書》中許多的學術著作反映了他在考據學、金石文學、音韻學方面的巨大成就。
他的《左傳杜解補正》，破除了《左傳》研究中今古文壁壘，博採《左傳》、《公羊》、《穀梁》三家之長，並且對前人所譏刺的唐人啖助的《春秋》研究尤加讚許。他不同意對啖助“不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為助所階”的批評。認為：“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所以，顧炎武的《春秋》研究深為後人重視，被評為“掃除門戶，能持是非之平。”
正是因為顧炎武深湛的學術造詣，才使得這些學術作品沒有被一同禁毀，得以保留，並影響了清代的學術研究。開創了一代學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