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作內容
在董源的山水作品中，這似乎是一個常見的主題，即使是以表現山水為第一目的，他還是情不自禁地要畫出居人的生活圖景，並將此中透出的生命活力感染給無言的山山水水。此作技法池以披麻皴和水墨渲染為主，畫山形時先勾出輪廓，再用長披麻皴手法，以中鋒筆自上而下左右披拂，線條大致平列，但也時時交疊會合。山上的礬頭則作空心點皴，呈現草木葳蕤情狀。在皴染基礎上畫家又給山石敷以重絳色，同時將山頭染為青綠。這樣就將李思訓的精於設色和王維的擅用水墨巧妙地結合起來。後人稱讚董源“神品格高，無與比也”。
此圖本無畫名，直到十七世紀時，才由董其昌定名為龍宿郊民。畫題的含意有多種解釋，普遍被人接受的看法是，居住在帝後附近的居民。若以當今的觀念來理解，就是定居於首都的民眾，因環境特殊之故，所以社會福利也特別地優厚。當我們透過畫家的眼睛，欣賞這美好風光時，可以發現一條垂直線隱然顯現於圖面中軸，形成了構圖上的趣味。右邊的畫面儘是山巒相疊，當視線往左移動時，空間頓時豁然開朗，沿著河水低平的流域，將視野帶往既廣且深的境界。細看畫面的左下方，可遠眺村民的活動，河岸左邊有二艘小船，船上的人以手相連，旁邊則有人擊鼓導引。據說在古時候，有一種風俗性的歌舞，參與者在唱歌時以臂相連，並以腳踏地做為節奏，人稱「踏歌」。不知圖中的村民，是否就在從事這樣的活動？
《龍宿郊民圖》畫的是秋日江南丹碧掩映，華輦之下，歌舞昇平，儘管筆法是與李思訓多少有關的青綠設色，然而山頂作"硯頭"，山坡用"披麻皴"已發展了李派的體貌。可曾想過找個類似端陽這樣的民間節日，趁著雲淡風輕的好氣候，登上村落旁的小山丘，如此，除了能眺望山水間的美麗風光，更可飽覽慶祝活動的熱鬧景象。這大概就是《龍宿郊民圖》所呈現的樣子。
畫作來歷
關於這幅畫作的來歷，人們早先並不知道創作者是誰，晚明文人、書畫鑑藏家詹景鳳所撰的《東圖玄覽編》大概是現存最早對此記錄的典籍文獻了。據詹景鳳稱，萬曆年間曾在成國公朱希忠家見過此幅無款畫作，“此圖無款識，亦無前代明賢題字，相傳為董源《龍繡交鳴圖》，圖名亦不知所謂”。
明末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書畫大家、鑑藏家董其昌從松江(今上海)文人潘光祿手中，買得該圖軸後如獲是寶，於是在此畫詩塘中寫道：“董北苑《龍宿郊民圖》真跡，董其昌鑑定。《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簞壺迎師之意，蓋宋藝祖(註：指宋太祖趙匡胤)下江南時所進御者。名雖謟，而畫甚奇。”董其昌為此畫定名後，似乎仍有不解之惑，接著又寫道：“余以丁丑年三月晦日〔萬曆五年(1577年)三月三十日〕之夕，燃燭試作山水畫，自此日復好之。時往顧中舍仲芳家，觀古人畫，若元季四大家，多所賞心，顧獨師黃子久(黃公望)，凡數年而成，既解褐。於長安好事家借畫臨仿，惟宋人真跡馬(馬遠)、夏(夏圭)、李唐最多，元畫寥寥也。辛卯(萬曆十九年、1591年)請告還里，乃大搜吾鄉四家潑墨之作，久之謂當溯其原委。一以北苑為師，而北苑畫益不可多得。得《溪山行旅(圖)》，是沈啟南平生所藏，且曾臨一再，流傳江南者。而考之畫史，北源(註：這裡應為“苑”，此系董其昌筆誤)設色青綠山水，絕類李師(註：應為“思”，此系董其昌筆誤)訓。以所學《行旅圖》，未盡北苑法。丁酉(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典試江右歸，復得《龍秀(註：應為“宿”，此系董其昌筆誤)郊民圖》於上海潘光祿，自此稍稱滿志。已山居二十許年，北宋之跡，漸收一二十種，惟少李成、燕文貴。今入長安，又見一卷一幀。而篋中先有沈司馬家黃子久貳(註：應為“二”，此系董其昌筆誤)十幅，自此觀止矣。如君平之卜肆，下簾之後，止勿復卜矣。天啟甲子九月晦日〔天啟四年(1624年)九月三十日〕。思翁識。”
此外明末崇禎八年(1635年)中秋，董其昌還在南唐董源《夏山圖》畫卷上題跋云：“上海潘光祿有《龍秀(宿)郊民圖》，其婦翁莫雲卿所遺，並以售余，余意滿矣。”從中可知該圖曾是潘光祿岳丈、董其昌前輩好友莫是龍(字雲卿)的藏品，至於它究竟是如何從成國公朱希忠家傳至莫是龍手中的，現今尚無法釐清。
清初文人王鴻緒亦在該畫詩塘的最左側題跋：“董文敏(其昌)《畫禪(室)筆記》載：北苑《龍宿郊民圖》、《蜀江圖》、《瀟湘圖》，皆在吾家，筆法如出二手。又所藏北苑畫數幀，無復同者，可稱畫中龍。夫書法以右軍(王羲之)為龍，而畫推北苑為龍，其稱許者至矣。此畫入本朝，歸前輩莊澹庵宮庶(冏生)，後歸餘座主崑山大司寇徐公(乾學)。今為余有，子孫其世寶之。康熙丙戌八月望日〔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八月十五日〕，王鴻緒識。”從中可知明末崇禎九年(1636年)董其昌故世後，該畫軸先後嘗由明末清初文人莊冏生、徐乾學以及王鴻緒本人典藏。
入清以後，《龍宿郊民圖》歸藏於北京皇宮寧壽宮中。喜好雅玩的清高宗乾隆皇帝觀賞後，先是該圖軸上題詩一首：“‘龍宿郊民’語甚奇，董源嘉跡世所知。香光鑑定幀首題，求說不得強為詞。謂或簞壺迎王師，爾時藝祖駕未移。曹彬命往三軍司，龍宿民迎語何來。細觀畫如首夏期，頗有黃葉標樹枝。郊原未見出耕犁，正民望雨龍見時。兩船列泊川之涯，諸童揶揄揚彩期。又如拔河競水嬉，其事亦近請雨為。畫名命義似合宜，誠合否乎吾猶疑。鄭俠繪圖此法貽，此非諂也實箴規。為君者宜敬念茲，北苑妙筆神淋漓，吾又何能贊一辭。”接著又題跋云：“董源此圖，元以前無辨及者。明董其昌題幀端，謂是藝祖下江南時所進御。考宋史，開寶七年(974年)九月，(宋太祖)命曹彬、潘美將兵伐江南。(開寶)九年(976年)正月，御明德門，見李煜於樓下。則是宋祖並未親征江南，安得有郊迎事。若以為指彬美，又不得儗之為龍。況曹彬傳，敘自濟江後，連破江南軍，亦無迎師語。蓋其昌於圖名不得其解，從而為之辭耳。而張醜《清河書畫舫》，則以為寫太祖登極事。時董源正仕南唐，何由畫宋汴京即位儀節，且所圖亦與受禪不類，其舛更不待辨。按傳稱龍見而雩，注之者曰，建已之月，蒼龍宿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今閱圖中景，頗似初夏，而兩舟銜貫艤水次，眾皆聯臂舞躍，仿佛古者拔河之戲。疑郊民見龍宿禱雨所陳。源當日命名，意或取諸此。夫準經作繪，既勝於傅史失誣。而圖列民事，不忘執藝以諫，不猶愈於進諂之不經乎。既題長歌以辨之，並附識如右。己丑(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新正，御筆。”
清代王傑等人編撰的《石渠寶笈續編》第五十三《寧壽宮藏(十)·歷朝名人書畫(二)》，不僅對董源《龍宿郊民圖》上的前人文字有錄，而且又補充記載：明末張醜《清河書畫舫》、顧復《平生壯觀》及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對此皆有著錄，但都“不詳其義”。其中張醜認為此圖系“進呈本”，所繪應是“宋太祖登極事”，堪稱“大奇大奇，這個觀點亦遭到後人質疑，因為史載宋太祖趙匡胤未曾親自率兵攻打南唐王朝都城江寧(今江蘇南京)，故此畫不可能為當時南唐國進貢大宋的珍品。乾隆皇帝觀賞後認為，這是“(南唐)郊民見龍宿祈雨所陳”。又據清人歐陽玄《圭齋集》等文獻記載，“元人習用龍袖嬌民語”。比較“龍繡交鳴”“龍宿郊民”兩者諧音均較相近，可見因為音同字異之類的差別，該圖軸之名稱難免見仁見智了。
現代學者、書畫鑑定家啟功在綜合前人典籍、歷代都城所在地域風貌等基礎之上，對此進一步地進行了梳理分析。他在《董元(源)<龍袖驕民圖>》一文中關於昔人“籠(或‘龍’)袖驕(或‘嬌’)民”之意認為：“所謂‘龍袖’者，猶‘天子腳下’、‘輦轂之下’之義；所謂‘驕民’者，猶‘幸福之民’、‘驕養之民’之義。‘龍’字加竹頭作‘籠’者，殆從嬌媚之義著想。且口語易訛，用字不定耳……可知元人之語，實指太平時代、首都居住、生活幸福之民耳。”啟功綜合審視該圖軸後繼續寫道：“其名為‘籠袖驕民’，蓋無疑義。董其昌題，或為傳聞之誤。亦或因不解其意，改字從雅，而又曲為之說者。至此圖名何時所起？其為作畫時之原名，抑為後人所命，則不可知矣。惟既可知其圖名口耳相傳已久，則非明代某一藏家偶然杜撰者可比。縱非作畫時之原名，殆亦宋元舊傳者焉”；另從該圖所繪自然地理風貌特徵來看，如果認為所繪乃北宋京師汴京(今河南開封)的山水風貌，則明顯與中原之地景況不相吻合。而符合這個條件的都城，大概只有南唐都城江寧(今江蘇南京)和南宋都城杭州了。但是因為在南宋名家的丹青遺蹟中，尚未見到有人繪製過該類風格圖式的畫作，“傳為南唐董元(源)之筆，殆非無故”；該圖軸所反映的最可能就是南唐時期天子所居之地江寧(今江蘇南京)郊野的旖旎風光和“節日嬉娛之景”，由於該畫中繪有“丹紅夾葉樹”，故“乃秋日景物”，不可能是反映端午節情形，從而亦間接地否定了之前有人認為這是描寫元宵節(註：因為該畫面中存在人們張燈、歡樂之景，與“元宵”節景況相契合)或春日社稷時的場景。
作者簡介
董源（？～約962年）五代時期南唐畫家。一作董元，字叔達，鍾陵(今江西進賢)人。曾官任北苑副使，世稱“董北苑”。多畫山水、牛、虎、人物，最擅山水畫。運用披麻皴和點苔法表現江南一帶山川景色，用筆圓曲柔渾，用墨清潤淡雅，多畫平遠山勢，有蒼莽之氣。北宋郭若虛稱“類王維”，米芾贊為“唐無此品”。元代趙孟糖稱其山水景物富麗，有李思訓風格。董源與巨然並稱“董巨”。成為南方山水畫派之祖；與李成、范寬並稱“北宋三大家”；又與荊浩、巨然、關仝並稱為五代北宋間四大山水畫家。畫人多用青紅，小而神情逼真。傳世作品有《瀟湘圖》、《夏山圖》、《夏景山口待渡圖》、《龍宿郊民圖》、《洞天山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