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程顥程顥[hào]，（公元1032年—1085年），生於宋仁宗明道元年，卒於宋神宗元豐八年。字伯淳。學者稱明道先生。中國北宋思想家，理學奠基者。官至監察御史里行。嘉祐年間舉進士後，任鄠縣及上元縣主簿、晉城令。有治績，官至太子中允、監察御史里行。
曾參與王安石變法，後因反對新法，被貶至洛陽任京西路提點刑獄。與先後被貶至洛陽的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等相互聯繫，繼續反對新法。哲宗即位，司馬光執政，薦程顥為宗正寺丞，未及行即病逝。嘉定十三年（1220），賜謚純公。淳祐元年（1241）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程顥早年受父程珦之命，與弟程頤和周敦頤問學，由此立志於孔孟之道，又泛覽諸家。由於他和程頤長期在洛陽講學，故他們的學說亦被稱為洛學。
程頤[yí]，（公元1033年—1107年），生於宋仁宗明道二年，卒於宋徽宗大觀元年。字正叔。學者稱伊川先生。中國北宋思想家，理學創立者之一。曾任國子監教授和崇政殿說書等職。
程頤十四五歲時，與兄程顥同學於周敦頤。在游太學時，作《顏子所好何學論》，主管太學的胡瑗驚異其才。王安石當政時，未被起用，與兄程顥在洛陽講學。司馬光執政時，被薦為崇政殿說書，與修國子監條規。在為哲宗侍講期間，敢以天下為己任，議論褒貶，無所顧忌，聲名日高，從游者日眾。其後，程頤因反對司馬光的新黨執政而被貶，任西京國子監守。不久削職，被遣送至四川涪州，交地方管制。程頤在被貶期間，完成著作《周易程氏傳》。徽宗即位，得以赦免，但不久又受排斥，遂隱居龍門，遣散門徒，不久病死於家。至南宋，追謚正公。
二人都曾就學於周敦頤，並同為宋明理學的奠基者，被世人稱為“二程”，是北宋著名的理學家和教育家。
二程的心理學思想較為豐富，在他們的思想體系中的地位也至關重要，因此後世稱為“身心之學”或“心性之學”。他們的最高哲學範疇是“理”，它作為絕對本體而衍生出宇宙萬物；他們的最高心理範疇是“心”，它作為“理”的等同物而產生人的形體：“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
二程的理學思想對後世有較大影響，南宋朱熹正是繼承和發展了他們的學說。他們的心理學思想主要見於《遺書》、《文集》和《經說》等，均收入《二程集》中，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該書校點本。
在學風上，兩程提出了“窮經以致用”的主張，突破了漢學不敢獨立思考的墨守成規的治學方法，不失為一大進步。當然，在理學後來被定為屬於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以後，就長期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妨礙了知識分子的思想開放，阻礙了自然科學的發展，故其消極面仍然是不可忽視的。
二程之所以能成為曠世大儒，除了與他們自身的淵博學識分不開外，也與他們的人生經歷密不可分。
二程出身於“名門望族”。他們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趙匡胤手下一員將領，也是趙光義的幕僚之一，以後又做過宋真宗的老師，官至兵部侍郎，死後贈封少卿。曾祖父曾任尚書虞部員外郎，祖父則為吏部尚書。兩程的父親程珦[xiàng]又以世家的蔭庇，照例做了一個“郊社齋郎”，得到了晉升機會，由此起家，連續做了幾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老病退休。
學說
理學
儒學自先秦孔、孟奠定基本框架後，至兩漢以經學形式一度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其後衰敗長達近千年，直到進入宋代，復以理學形式的再度興盛，到了朱熹以後，幾經改造的儒學（主要指程朱理學）才開始逐步控制思想學術，進而楔入政治領域，最終得以在社會上廣泛流布。 宋代的儒學是以理學的面目出現的，它的主要特色在於闡釋義理，兼談性命。在這方面，唐代的韓愈、李翱為之首開先聲。入宋以後，雖有“宋初三先生”孫復、胡瑗、石介以繼承儒家道統自居，但實際承接韓愈、李翱道學的乃是周敦頤、張載、二程兄弟（顥、頤）。其中二程兄弟尤為突出。
二程被認為是北宋理學的實際開創者。他倆的學說，以“心傳之奧”奠定了道學的基礎，更以“理”為最高的範疇，因此亦稱作理學。二程的學說，特別是其核心觀點——“存天理，去人慾”，後來被朱熹所繼承和發展，世稱程朱學派。就二程的學說主旨而言，兄弟倆並無二致；但在義理的具體延伸、闡發及個人性情方面，他倆卻有著較大差別。誠如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說：大程德行寬宏，規模闊廣，以光風霽月為懷。小程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以削壁孤峰為體。其道雖同，而造德各有所殊。
程顥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題。他把理作為宇宙的本原。就天道的內容來說，程顥形容它是“生”，謂世界生生不已，充滿生意，提出“天只是以生為道”，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他認為生是天道，是天地之心，於是稱天道為仁。按程顥的說法，在生生不已的天道之下，通過陰陽二氣的絪縕化生，產生天地萬物，人只不過是得天地中正之氣。故“人與天地一物也”。因此對於人來說，要學道，首先要認識天地萬物本來就與我一體的這個道理。人能明白這個道理，達到這種精神境界，即為“仁者”。故說“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他並不重視觀察外物，認為人心自有“明覺”，具有良知良能，故自己可以憑直覺體會真理。程顥哲學的主要內容是關於道德修養的學說。他追求所謂渾然一體的精神境界，在方法上是通過直覺冥會，達到所謂物我合一。程顥是主觀唯心主義心學（見陸王學派）的發軔者，他的“識仁”、“定性”，對後來的理學，尤其對陸王心學，影響很大。程顥的哲學專門著作不多，主要哲學代表作有他的學生呂大臨所記關於“識仁”的一段語錄。後人稱《識仁篇》；他與張載討論“定性”問題的《答橫渠先生書》，後人稱《定性書》。他的哲學思想多散見於語錄、詩文中。明末徐必達將他與程頤的著作彙編為《二程全書》。今中華書局編為《二程集》出版。
本體論
（《遺書》卷二十一下）這樣就把客觀精神的“理”和主觀精神的“心”共同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它無疑是唯心主義的心理觀。在人性論方面，他們對告子的生之謂性，孟子的性善論和韓愈、李翱的性品類說進行了綜合改造，並襲用了張載關於“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區分。他們認為，天命之性就是所謂“天理”，包括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內容，是一切人固有的先天本性，也是人區別於禽獸的根本特點：產生了“氣質之性”，由於氣稟的清濁偏正不同，也就造成了人的賢智愚不肖乃至柔緩剛急等心理差異。他們對人類和動物的本能進行了比較：“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鳥中，做得窠子，極有巧妙處，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吃乳一事不是學，其他皆是學。”（《遺書》卷十九）他們對思維問題也有精闢見解，認為“感悟”是思維的結果：“思慮久後，睿自然生。”
在哲學上，程頤與程顥以“理”為最高範疇，以“理”為世界本原。程頤認為，理是創造萬事萬物的根源，它在事物之中，又在事物之上。他認為，道即理，是形而上的，陰陽之氣則是形而下的。離開陰陽就無道，但道不等於是陰陽，而是陰陽之所以然，“所以陰陽者，是道也”。他明確區分了形而上與形而下，以形而上之理為形而下之器存在的根據。
他又從體用關係論證了理和事物的關係，認為理是“體”，而事物是“用”。程頤承認事事物物都有其規律，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萬事萬物之所以然，都有其理。他進一步認為，“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天地間只有一個理，這理是永恆長存的。這樣，他就把事物的規律抽象化、絕對化，使之成為了獨立的實體。程頤承認每一事物發展到一定限度，即向反面轉化。他說：“物極必反，其理須如此。”
他還提出物皆有對的思想，說：“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這反映了他的辯證法觀點。關於人性問題，程頤以為人的本性，即是人所稟受的理，於是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題。他認為，性無不善，人所以有善與不善，是由於才的不同。才是由氣而來的，氣有清濁不同，故才也有善與不善之分。只講本然的善性，不能說明人何以有惡；只講氣稟之性，則不能說明人性本善。
程頤論述為學的方法時提出自己的格物致知說。認為格物即是窮理，即窮究事物之理；最終達到所謂豁然貫通，就可以直接體悟天理。他所講的窮理方法主要是讀書、論古今人物、應事接物等。關於知、行關係問題，程頤主張以知為本，先知後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結果。程頤的哲學，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命題，對宋明哲學發生了很大影響。
雖然二程都以理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但程顥是以心解理，開了以後陸王心學一派。程頤一般是把理與氣相對來論述的，開了以後朱學一派。程頤主要哲學著作有《周易程氏傳》，還有《遺書》、《文集》、《經說》等。他與程顥的著作，明代後期合編為《二程全書》。有中華書局校點本《二程集》。
發揚
二程理學二程儒學後來由朱熹發揚光大，在明朝成為官學，稱為程朱理學。明代徐必達刊行有《二程全書》。清代塗宗瀛校有《二程全書》。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王孝魚《二程集》校本，包括《遺書》、《外書》、《文集》、《易傳》、《經說》、《粹言》，總計87.5萬字。《遺書》即《河南程氏遺書》﹐由朱熹編定。朱熹又編定《外書》12卷，是《遺書》的補編。張栻編《文集》。《易傳》即《程氏易傳》，是程頤註解《周易》的心得。《經說》是程頤註解儒家經典四書四經（不含《禮經》）的著作。楊時編有《粹言》2卷。
故居
宋代理學家程顥、程頤（世稱“二程”）生於黃陂縣，今屬（黃岡市紅安縣二程鎮），並在此地生活學習了十五六年。二程創立的理學後來成為官方哲學，影響了中國七個世紀。自宋代始，黃陂修建雙鳳亭、二程書院紀念一代思想家。二程在陂留下的“魯台望道”至今傳為美談。
二程故里作為首部二程傳記文學《理學雙鳳程顥程頤》的作者，裴高才在論壇上作了題為《開封走馬黃陂縣，祖孫三代六十載》的發言。他以正史、方誌、宗譜與詩文名篇等經典為依據，系統地介紹了二程的祖父程遹從開封來到黃陂任縣令、其父親程珦在黃陂任縣尉，以及二程生長於斯、學於斯的經歷。並引用著名旅美學者、程頤第二十九世孫程德祥的說法：“黃陂是二程第一故里。”引起了兩岸三地及海外學者的關注。
黃陂縣城西偏有草廟巷，是二程故里所在地，1370年（明洪武三年）立程鄉坊以為紀念。該巷暑天無蚊，鄉人傳以為異。傳說程夫人侯氏曾夢雙鳳投懷，於1032年（宋明道元年）在思賢堂生顥，次年生頤。後來二程長大返洛陽，並且成了著名思想家，人們為景仰緬懷先賢，便在縣城裡修了一座清遠亭。南宋時改稱雙鳳亭，取侯太夫人夢雙鳳生二程之意。一說二程聰穎過人，道德文章名滿天下，人稱雙鳳，亭因此而得名。1463年（明天順七年）僉事沈靖復建於魯台山麓二程祠內，1666年（清康熙五年）縣令楊廷蘊移建於山上。嘉慶年間重修，1830年（道光十年）邑人劉雲衢捐資再修，後又遭狂內吹倒。1848年縣令蕭恩蔭召集邑人金光傑、周超獻、周恆渠會議重建、增修石楹，環植林木，頓復舊觀。現存建築即為當時所置。亭中有石砌方形碑，四面鐫刻有《重修雙鳳亭記》等碑文四篇，碑額上刻有雙鳳朝陽圖等。“雙鳳亭”金字匾額，為1962年重修時郭沫若所題。
除了程鄉坊、雙鳳亭，在黃陂，還遺存有為數眾多的“二程”遺蹟遺址，如魯台望道、花柳前川、程夫子橋、聰明池、涵虛亭、二程祠（二程書院）、思賢堂、理趣林、流矢湖，在木蘭山勝地有夫子台、白雲洞、古賢堂等，這些遺蹟遺址今天雖大多已不復存在，有些甚至在歷史上因戰火、天災屢毀屢建，且每重建一次，規模就會擴大一次。而今天的黃陂與“二程”相關的地名、街道名或村名就更多了。可見，二程在黃陂的影響深遠。
魯台山東邊有湖名流矢湖，相傳二程練習射箭，曾流矢於此。 魯台山下有聰明池，在二程祠內，相傳蛙不鳴，蚊不叫，旱不涸，水不溢，後掘土得一石龜，中有八卦，被人竊去，這四種奇怪現象不復存在。二程當年在此攻讀，鑿潭喻道，故池中築亭，稱涵虛亭。有碑文云：“半畝方塘一個亭，森森萬象入虛明。百年心印今猶古，怪得蚊蛙不敢鳴。”池前數步為前川，即“傍花隨柳”處，昔日花紅柳翠，程顥曾有《春日偶成》詩記其在此春遊之樂：“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 二程祠前半里地有理趣林，二程當年讀書時植柏為林，情與景會，理與心契，雖在陋巷，而樂得其趣。此外，白去洞、西郊橋（又稱程夫子橋）、水台都是二程游經之處。
兩程故里雖然兩程一生不得志，但其對儒學發展的巨大貢獻，卻是歷史塵埃所難以掩蓋的。其實，程頤死後不久，中書郎劉魁上書皇帝毀去“黨人碑”，才使兩程“平反昭雪”，於是在其故居立祀。宋理宗封程顥為河南伯，封程頤為伊陽伯。元文宗則又分別加封為豫國公和洛國公。
明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5年），皇帝下詔命其故居為“兩程故里”，並詔以顏孟例敕修規制，總面積4592平方米，坐北面南，整體布局為五節大院。兩程出生於父親任官的湖北黃陂，後來隨父親遷居洛陽履道坊。公元1082年，程頤想在洛陽龍門山一寺院舊址講學，就給時任西京留守的文彥博去了一封信。文彥博回信稱“龍門久荒”，就把自己“伊闕南鳴皋鎮小莊一址”，大概是他的一座“別墅”，連同“糧地十頃”送給了程頤，從此就有了著名的程頤廣授門徒的“伊皋書院”。
後裔
兩程故里少年“二程”離開黃陂後去了洛陽，但後裔仍然集中於武漢市黃陂區附近。據黃陂“二程”文化研究會介紹，原來，“二程”的嫡系子孫中有幾支大概在明洪武年間又從外地遷回了黃陂，分居在黃陂前川街道的的18個村民居委會，一共近2萬人。除此之外，黃陂附近的縣市，如孝感市的豐山鎮、武漢市新洲區的李集鎮、紅安縣的二程鎮等地，也散住著一些“二程”後人。
經該會幾年的走訪調查，黃陂一帶發現了由外遷來的幾
這些至今還居住在黃陂的程氏家族，基本上都是以農業為生，有家譜證明為“二程”後裔的。他們遷居來此的政治根基和條件，正是因為這裡是先祖“二程”的出生地。有的家譜甚至記載著為守護二程遺蹟、供奉二程祠堂而遷居的目的，這自然也是仰慕先祖最直接的一種方式。
影響
程顥、程頤所創建的“天理”學說受到了後世歷代封建王朝的尊崇，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賜謚程顥為“純公”，程頤為“正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顥為“河南伯”，程頤為“伊川伯”，並“從祀孔子廟庭”。元明宗至順元年（1330年），詔加封程顥為“豫國公”，程頤為“洛國公”。
評價
姜宸英曾概括說：“河南二程子以持敬之學教學者。其旨以嚴恭儼恪為要，其功始於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之間，而推之至於盡性達天知命，蓋作聖之基，學者無時而可離者也。”
熊賜履稱：“自堯舜以來，聖聖相傳，不越一敬。敬者，徹上徹下，成始成終之道也”。“二程既以一敬接千聖之傳，而伊川則特為主一無適之解，又從而反覆發明之，庶幾學者有所持守，以為超凡入聖之地。朱子謂程氏之有功於後學，最是主敬得力。”
《如果這是宋史》一書的作者曾挖苦說“別人努力一生，是想成為聖人，而程氏兄弟的職業，是教別人怎樣成為聖人”。“以程頤為例，他當年曾自豪地說，自從當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鑽研大道，科場名利之心再也沒有了。不過科場還是要下的，不然怎樣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