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信息
原載《花城》雜誌1999年第6期。
收入2001年5月四川文藝出版社版《事實真相》。
二：內容簡介
小說描述了一個來城市打工的貧困農民，在城市辛苦勞動結束後，卻沒有得到應得的工錢，也沒有任何申訴的門路。在城市打工的時候，他親眼目睹了一樁兇殺案，可是後來當整個城市都在談論這場兇殺案的時候，這個民工卻沒有發言權――因為他是民工，沒有人相信他說的話。這部小說的意味在於，他不僅描述了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的困窘的物質生活，而且，也表現出了他們社會地位的低下，他們的話語權被社會剝奪的事實真相。
《事實真相》中來喜的悲劇似乎也是由於一系列的偶然造成的。來喜和一起來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無意中看到了發生在他們身邊的一起兇殺案。幾天之後，這個案子在城市傳的沸沸揚揚的時候，作為目擊者的他們並沒有被眾多的城市人所認同。而後，來喜由於包工頭的賴賬，憤怒之下偷了一些鋼筋，而這些鋼筋又成了包工頭哥哥對他進行懲治，以及其他工人對他疏遠的理由。無法忍受的來喜一時衝動，在他們乘坐的大巴車停下休息的時候，趁著夜色打死了他自以為是包工頭哥哥的人。但是，又是一個偶然的錯誤，他打錯了人。當他再看到包工頭哥哥的時候，精神無法承受重負的來喜瘋了。這些小說都是在描寫底層。的確，墨白並沒有強調底層生活的痛苦有多少的災難和痛苦需要承受，而是強調了這種生活的脆弱性，一個偶然性的行動足以改變主人公其後的生命軌跡。
在墨白筆下，對民工生活刻劃最為深刻的小說顯然應該是《事實真相》和《尋找樂園》。在這些小說中，墨白逼真地刻劃了民工生活最為本真的痛苦。進入城市的民工，雖然是抱著尋找樂園的態度來城市尋找，但是，等他們進入城市之後，他們遭遇到的卻是城市的雙重漠視：現實的物質壓迫和精神的蔑視。《事實真相》中的來喜、黃狗、明哥這些人都是在鄉下困窘生活的壓力之下進城謀生的。他們不想在城市紮根，只是想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獲得最為簡單的生存資料。但是，就是這樣簡單的目的也難以達到。他們首先遇到的嚴峻問題就是他們的肉體生存根本被城市人忽視。由於種種原因，民工們無法從包工頭那裡拿到應有的工錢，這直接影響到來喜他們的生存，但是，對於這種對於民工生存權利的蔑視，並沒有人出面制止，事實上，小說中來喜的饑渴在我看來就是一種隱喻，它指向的是眾多民工在社會的不平等之下的一種艱難的生存狀態。但是，對於民工這樣的生存的艱難，並沒有聲音出現進行干涉，換言之，雖然民工成為這個城市建設中眾多苦活、累活的承擔者，但是，這個城市中卻沒有人注意到他們的存在，沒有人關心他們的疾苦。他們完全是被忽略的一群人。
小說《事實真相》顯然是作家懷著直面現實的決心創作的一部小說。在這部小說中，他不僅關注了一般民工的物質利益問題，而且還指向了對民工話語權的思考��他們是沒有能力發出自己聲音的一群人。民工來喜是一起謀殺案的目睹者，但是，奇怪的是，當這個謀殺案發生之後，當整個城市都在沸沸揚揚的談論這個案子的時候，民工來喜，這個因為目睹整個事件而曾經被警察詢問過的人突然成了一個局外人��沒有人聽他的關於這個謀殺案事實真相的訴說，連一個修鞋的老頭也可以喋喋不休的訴說他想像中的或者道聽途說來的謀殺現場的真相，偏偏他這個真正的目睹者被大家忽略了。小說指出，這種情況的出現，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來喜的身份��他是一個民工。小說描述了一些細節：在公車上，一個年輕人對他的女朋友誇誇其談地談論著轟動這個城市的那樁謀殺案，似乎他是目擊證人一樣，當來喜的夥伴黃狗糾正那個年輕人的錯誤的時候，小說這樣描寫道，“青年推了一下自己的眼鏡，用嘲笑的口氣說，好像你真的看見了，汽車？你知道螞蚱從哪頭放屁？”然後，黃狗的臉就紅了。顯然，從這個細節我們可以看到，在現實生活中，民工根本沒有能力發出自己的聲音。在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人認真聽他們的談話。這種存在的被忽視一方面帶給他們精神的壓抑，另一方面，也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生存��也許就是因為他們是民工，所以他們的勞動果實才可以被包工頭剋扣而他們沒有任何能力對此發出反抗的聲音。
的確，在中國歷史上，農民從來就很難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在我們社會日益現代化的今天，農民、民工的話語權問題卻越來越成為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在這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他們熟悉的鄉土進入城市，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嚴峻的精神考驗。因為在鄉村，在他們熟悉的環境中，他們可以憑藉經驗而保持日常生活的平和性。但是進入城市之後，他們傳統的經驗已經無法幫助他們面對這個世界，解決他們生活中面臨的問題，這個時候，由於他們獨特的地位，他們已經被城市事實上隔離在了城市生活之外，他們被剝奪了話語權力。
三：作者簡介
墨白，本名孫郁，先鋒小說家，劇作家。1956年農曆十月初十出生於河南省淮陽縣新站鎮。務農多年，並從事過裝卸、搬動、長途運輸、燒石灰、打石頭，油漆等各種工作。1978年考入淮陽師範藝術專業學習繪畫；1980年畢業後在鄉村國小任教十一年。1992年調入周口地區文聯《潁水》雜誌社任文學編輯，1998年調入河南省文學院專業創作、任副院長。
1984年開始在《收穫》《鐘山》《花城》《大家》《人民文學》《山花》《十月》《上海文學》等刊開始發表作品，其中短篇小說《失蹤》、《灰色時光》、《街道》、《夏日往事》、《秋日輝煌》、《某種自殺的方法》、《最後一節車廂》、《陽光下的海攤》、《一個做夢的人》等一百多篇；中篇小說《黑房間》《告密者》《討債者》《風車》《白色病室》《光榮院》等四十餘部；出版長篇小說《夢遊症患者》《映在鏡子裡的時光》《裸奔的年代》等六部；隨筆《〈洛麗塔〉的靈與肉》、《三個內容相關的夢境》、《博爾赫斯的宮殿》、訪談錄《有一個叫潁河鎮的地方》、《以夢境顛覆現實》等七十餘篇；出版中短小說集《孤獨者》《油菜花飄香的季節》《愛情的面孔》《重訪錦城》《事實真相》《懷念擁有陽光的日子》《墨白作品精選》《霍亂》等多種；創作電視劇、電影《船家現代情仇錄》《特警110》《特案a組》《當家人》《家園》《天河之戀》等多部；總計七百多萬字。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日文等、曾獲第25屆電視劇“飛天獎”優秀中篇獎、第25屆電視劇“飛天獎”優秀編劇獎。
四：關於《事實真相》的評論
尋找“事實真相”賀玉高
我時常覺得大學校園是一個虛擬空間，在這裡面呆久了，會漸漸失去現實感。我清楚地記得，讀大學時，有一個冬天的早晨，我們都睡到快八點才匆忙起來跑著去上課。就在我們的宿舍樓下，一個老婦人正在用手在掏下水道里我們在涮碗時倒掉的米飯。我同屋的同學邊跑邊對我說，這些人，也不知道冷。在這時，這個老婦人在我們的眼裡已經變成了一個不可理解的怪物。我在校園裡也常常會見到一些民工，不僅他們的襤褸衣衫與大學環境明顯的不和諧，而且他們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你走過他們的身邊，只有二米遠，他們卻從不看你，當然，大多數的老師同學也根本不會去看他們。他們坐在教學樓的一處台階邊獨自吃著飯，任旁邊美麗的姑娘們魚兒一樣游來游去。此時不管是他們對於世界還是世界對於他們都不存在了。這真是一種可怕的隔離狀態。
其實，人有些東西的進化是相當慢的，只是時代的話語（通過每天的媒體神話）給了我們一個錯覺，以為人也會像科技一樣飛速向前。這當然是一種假象。世界在縮小，但等級和隔離這些野蠻現象的心理基礎似乎並沒有太多減少。
而我們此刻的問題是，這些人在我們眼裡為什麼就成了怪物或者根本不存在？墨白的小說《事實真相》就講了這樣一個關於“不存在”的故事。
來喜是一個來到鄭州打工的農民，他像許多打工者一樣幹活卻拿不到工錢。來喜氣不過，就在工地上偷了些不值幾個錢的鋼筋帶回家。在車上被人發現後，他不但受到了同伴的白眼，而且包工頭的弟弟三聖以此為由威脅不給他工錢。他再也忍耐不住了，用一根鋼筋襲擊了三聖並以為將他打死了。其實，他打的是另外一個車上的旅客，所以當三聖再次出現在他面前時，他崩潰了，瘋了。
表面上看，來喜的發瘋好像是因為一個誤會造成的，而實際上這個誤會不過是壓斷駱駝背的最後一根羽毛。他在鄭州市打工的這半年是可怕的半年，不光是沒有拿到工資，他處處受歧視，沒有任何作為人的尊嚴，甚至被降低到了不存在的程度。他曾親眼目睹一起殺人案，一個男人在大白天把一個女人給殺掉了。但作為事件的目擊證人，卻沒有人願意聽他的。所有不在場的人好像都知道事情的真相，都能道出許多細節，只有他來喜，一個親歷者，卻無人相信他的話。這是個多么奇怪的世界啊！在這個世界中，任何處在來喜位置上的人，都會發瘋的，因為他無法確認自己，無法確認世界和自己感覺的真實性。看來，在這個世界上惟一能使你不瘋並感到安全的東西是擁有發言權。
其實，農民在話語中歷來都是不存在的，而為何在今天，它卻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成為農民處境的一個縮影？答案就在我們這變動的時代里。不論我們是否意識到，我們正在經歷著我們這片土地上和我們民族的歷史中最重大的變動。不管這個過程被冷冰冰地叫做現代化、工業化，還是城市化，一個基本的事實卻是，數以計億的農民要改變已存在了幾千年的生存方式，進入象徵人類文明的城市。但他們卻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充滿敵意和被忽略的世界，他們面臨著比鄉村更野蠻的生存處境。因為在鄉村，即使問題叢生，靠著家族，靠著代代相傳的生存經驗和熟悉的環境，他們在精神上還可以從容應對。可在城裡，突然之間，這一切都變得毫無用處了，就像我在大學校園裡看到的民工一樣，他們處在一種可怕的隔絕狀態之中。如果說在國際公約中已把隔離視為一種酷刑而禁止用之於戰俘，那么來喜在都市人群中的生活正是處於一種不被看見和不被聽見的隱匿的隔絕狀態。
人不想被貶低為物，不想被貶低為不存在，不管在任何條件下都是如此的。你不讓他正面表現出來，他就反面表現。他們被極度壓抑，他們沒有任何的解釋權，他們沒有真實，他們的真實不被人承認，他們說話卻不被當成是話。他們永遠被剝奪了說出真相的權力。在被排除出了話語之後，我想唯一的結果必然是人的絕對野蠻化，就如一些阿拉伯國家的處境，他們認為既然別人不聽他們說的話，他們就用極端的方式來提醒別人他們存在。來喜也是這樣，變成了一個殺人犯，並最後發了瘋，成了一個真正不存在的人。
在《事實真相》中，小說如果只一般地寫來喜的勞動的艱苦，經濟的困難，環境的嚴酷，那么它就沒有提供任何新的東西，可是它從全新的角度揭示了一種新的存在，或者說一種新的不存在――話語上的存在和話語上的不存在。如果在學界，在政治領域，人們還玩得起這種話語的遊戲的話（對他們來說也確實就是一種遊戲），那么對於最底層的人物來說這已經是一種致命的資源了，一種讓人還保持為人的最低保障了。這個令人心酸的故事 展現了在一個沒有宗教，沒有同情，動盪變化，狂暴無情的世界里，被拋到命運底層的人所面對的無法承受之輕。這是真正的輕，輕到了毫不存在。因為你無法想像有什麼比不存在更輕。就像《百年孤獨》里的不存在的鎮壓，不存在的香蕉園；在《理水》中被證明只是一條蟲的大禹一樣。
誰對真實有最終的發言權呢？這確實是一個問題。誰知道事實真相，誰有權判斷什麼是事實真相？這是事實真相一書從頭到尾都在探討的一個問題。《事實真相》這個名字在此也就成為了一個象徵，一個隱喻，一個嘲諷，嘲笑著人們自認為正在“合理化”的世界所用的話語的虛假性，和這個以權力為支撐的所謂“事實真相”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