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詞釋義
而天主教內的其他教派，如多明我會，方濟各會，對耶穌會的做法很是不滿，一直試圖通過羅馬教廷的勢力讓耶穌會停止他們的本土化實踐。耶穌會士們為了說明他們在中國做的工作，寫了大量的文章在歐洲出版，而同時又引起了很多爭論。
事件過程
1582年，明朝萬曆十年，義大利的一位著名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從印度來到中國傳教。利瑪竇是一位學識淵博而又非常務實的傳教士，剛來的時候，他打扮成僧人模樣，自稱西僧。後來發現中國掌權的是一個信奉孔孟思想的士大夫階層，於是潛心研究漢語和《四書》，並把《四書》翻譯成拉丁文，開啟了孔子在西方世界的傳播。他又自稱西儒，打扮成儒生摸樣，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用中國人的語言和思維來解讀聖經，以儒釋耶。利瑪竇對中國傳統的習俗保持寬容的態度，容許中國的教徒繼續傳統的祭祖敬孔。他認為，這儀式只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利瑪竇主張以“天主”稱呼天主教的‘神’(英語的”God” 或拉丁文的 Deus)；但他亦認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於中國的思想，因為中國傳統的“天”和“上帝”本質上與天主教所說的“唯一真神”沒有分別。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和方式，一直為之後跟隨他到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所遵從，稱為「利瑪竇規矩」。
利瑪竇等義大利傳教士在中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於在清軍入關時，明代崇禎帝的皇后曾寫信準備皈依天主教,並請求教皇支援，此信仍保存在梵蒂岡。清朝初年仍然重用義大利傳教士，耶穌教會在中國發展迅速。據統計，1650年（順治七年）耶穌會教友達15萬人，1667年（康熙三年）耶穌會教友達25萬多人，1670年（康熙九年）全國各修會信徒共27萬人。天主教的發展，引起了來自中國官吏的排斥，他們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教風潮，其中較大的一次是1664年的“曆獄”。
“曆獄”起源是一位德國籍的耶穌會教士湯若望。明朝末年，湯若望來到中國，由於精通天文曆法，被任命為欽天監。清朝入主中原之後，清庭繼續重用湯若望，並將湯若望編訂的西洋曆法定名《時憲歷》，頒布實行。順治帝和湯若望交情甚篤，為他在宣武門內原天主堂側重建教堂。湯若望將利瑪竇建的一座經堂擴大，建成了北京城內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處成為湯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湯若望工作的地點則是在北京建國門附近的古觀象台。在古觀象台工作的傳教士有50多人，湯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傳教士，還擔任台長，即欽天監監正。順治帝先後授太僕寺卿、太常寺卿、通政使並賜號“通玄教師”。湯若望經常出入宮廷，對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後上奏章三百餘封。連順治帝臨終議立嗣皇，都徵求這位洋神甫的意見。1661年，順治病逝，八歲的康熙登基，輔政大臣鰲拜等反對西洋學說，大臣楊光先說湯若望等傳教士有罪三條：潛謀造反；邪說惑眾；曆法荒謬。1664年冬，鰲拜廢除新曆，逮捕了已經中風癱瘓的湯若望和南懷仁等傳教士。清廷會審湯若望和欽天監官員，翌年三月十六日，將欽天監監正湯若望、刻漏科杜如預、五官挈壺正楊弘量、歷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中官正劉有泰等皆凌遲處死。在湯若望等人經初審被判處死刑之後，曾進行了一次由中國、回回和西洋三種觀測法同時預測日食時間的實際檢驗活動。結果南懷仁等人據西洋曆法預測的日食時間與事實相符，最為正確。但是，對湯若望等人的處罰非但沒有減輕，反而又加重了：由絞刑變成了最殘酷的凌遲。事情很清楚，朝廷只是希望南懷仁等人出現錯誤，從而為迫害他們尋找有力的藉口。按照判決，次年湯若望應凌遲處死。但不久天上出現被古人認為不祥之兆的彗星。京城又突然發生了大地震，皇宮在地震中遭到破壞。這顯然嚇呆了清宮統治者。湯若望免死羈獄，獲得孝莊太皇太后特旨釋放，湯的僕人潘盡孝也免去一死。而其他上面列出的從事西學的漢人，還是被斬頭。至此，一大批學習西方數學的漢人天文專家，被徹底殺滅乾淨。
在中國官員同耶穌會鬥爭的同時，歐洲其他天主教各教會對耶穌教會在中國的成功十分嫉妒。1634年西班牙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來華傳教，對耶穌會允許教友祭祖祭孔，仍然使用中國原有稱謂稱呼神極為不滿。多明我會方濟各會與耶穌會間教派的分歧，在爭奪傳教權時，更為猛烈地撕扯開雙方的神學分歧。禮儀之爭由中國國內而擴至國外，由傳教團體內部而擴至羅馬教廷與清庭的政治性對抗。
1645年，教皇英諾森十世發布通諭，禁止中國教徒參加在孔廟舉行的祭孔和在祠堂、家中舉行的祭祖禮儀，不準擺設牌位，但允許在死者的靈柩和祭台上放牌位、鮮花、點香燃燭。1656年3月23日，教皇亞力山大七世又發布通諭，指出尊孔“似乎是單純的社會與政治的意義”，允許教友參加。這樣羅馬教廷在1645年和1656年先後發布的內容相悖的通諭，分別成為多明我會方濟各會與耶穌會各執一詞，互不相讓的依據。禮儀之爭愈演愈烈。
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勒門十一世發布嚴厲的祭祖祭孔禁約，1721年1月18日才翻譯為中文呈康熙帝御覽。康熙大怒，朱批“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並指出：“指孔子道理為異端殊屬悖理，且中國稱天為上帝，大小之人皆一樣稱呼，並無別說。爾西洋呼天主為陡斯乃意達理亞國之言，別國稱呼又異。”直至雍正登基後，實行全面禁教政策，1724年，雍正批准禮部發布禁教令通諭各省：著國人信教者應棄教，否則處極刑；各省西教士限半年內離境，前往澳門。全國教堂300座均被沒收，改為穀倉、關帝廟、天后宮或書院。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大門被列強的槍炮打開，西方傳教士又蜂擁而至，紛紛在中國建立教堂，充當了列強占領中國的“精神鴉片”，“禮儀之爭”演化為一件件血腥的“教案”。在孔子故里出現了當地縉紳和百姓反抗外國傳教士的“巨野教案”、“兗州教案”等，然而由於國家羸弱，清政府屈膝求和，都以中國人的失敗而告終。“巨野教案”、“兗州教案”等一系列“教案”成為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疼。
1887年前後，在山東巨野，傳教士及其教徒肆無忌憚，橫行鄉里，敲詐勒索，作惡多端，清朝官吏畏之如虎，敬若上帝，百般袒護。百姓們飲恨吞聲，積怨痛恨。11月1日夜，陰雲密布。十多個手拿匕首、短刀的人，闖進磨盤張莊教堂，殺死了德國神甫能方濟和韓理迦略。能、韓二人原本分別在陽穀和鄆城一帶傳教，因去兗州天主教總堂參加”諸勝瞻禮”，路此天晚而宿。張莊教堂神甫薛田資，主讓客先，安頓能，韓二人成了替死鬼。薛田資聽到動靜後發現情況不妙，倉惶逃往濟寧，電告德國駐華大使並轉德國政府。 11月13日，即教案發生後的第12天，德政府派軍艦多艘，強行占領膠州灣，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德膠澳租界條約》。懲辦了山東巡撫李秉衡、兗沂曹濟道錫良、巨野知縣許廷瑞等近十名地方官；賠銀20萬兩，並在巨野、濟寧、曹州等地建造教堂及傳教士防護住所。從此山東成了德國的勢力範圍。
兗州是山東南部的行政中心。清朝時孔子故里曲阜和孟子故里鄒縣都屬它的轄區之內，接受儒家思想的薰陶較深，因此這裡的人對“洋教”最為反感仇視。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外國人建的教堂已經遍布于山東各地時，兗州城內還是空白。但這更加激勵了外國傳教士，他們知道,兗州這個地方對於中國人來說“雖然不是耶路撒冷和麥加,但享有聖地的聲譽”。天主教能在這裡紮根的話,具有特殊的意義。光緒五年(1879)，德國傳教士安治泰來到魯南，他的傳教工作受到強烈的抵制，甚至身上被抹滿糞便，用繩子拴了遊街，或者打得半死。但儘管百姓強烈反對，天主教在幾年後還是有了很大發展，兗州有了受洗的教友。安治泰也因其出色工作被升為主教。1886年農曆中秋節前，安治泰秘密地買下了兗州城內的一處宅院，準備作為傳教工作中心。但此事很快被當地人發現了。於是兗州百姓在湯誥等人領導下，掀起了反‘洋教’的風潮。1890年舊曆年底,德國領事司艮德一行人來到兗州，堅持索要以前買的兩處宅地。百姓聞訊後,“連日聚議，四散流言”,準備與洋人鬥爭到底。地方官府見狀也好言相勸司艮德，不要乾犯眾怒。但司艮德不聽，這更激起了百姓的憤怒。他們在城內遍撒傳單，約定在臘月十五那一天集會，痛擊驅逐洋人。在德國人薛田資神父（濟寧中西中學的校監，今濟寧一中。詞作家喬羽的母校）所著的《在孔夫子的故鄉》一書中記載當時的情況是：“十五日終於到了。街上人群數也數不清，他們來回穿行，就像滾滾海水震盪起伏。息馬地就像黃蜂窩一樣，人們拚命往那裡鑽，那裡是分發武器和策劃陰謀的地方口。人們要分成四十八個團，每個團五百人.....中午，聽到遠處一陣劇烈的騷亂，越來越近，狂熱的歡呼聲和粗野的叫喊充滿了整個街道。在一片鑼鼓聲中，隊伍向著已被官署封閉的客棧衝來......”由於官府害怕出事，派了三十多人的衛隊保護司艮德一行，他們才沒有粉身碎骨。到了1895年，德國公使紳坷又出面重提在兗州建教堂的事，當時正逢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失敗,總理衙門正式同意了在兗州建教堂的要求。1897年開始建設兗州天主教堂，1899年建成高21米的大聖堂。1901年建成主教樓等一批建築物。歷時十餘年的“兗州教案”結束了。
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後，清政府痛定思痛，在各地開辦學堂，一些學堂聘請了洋教習，中西禮儀之爭依然十分激烈。1901年11月16日，山東辦起了山東大學堂。《山東大學堂章程》條規第一節規定：“大學堂內恭祀至聖先師孔子，暨本省諸先賢先儒。每月朔望，由中學教習率領各班學生行禮，並由教習宣講《聖諭廣訓》一條，諸生環立敬聽。聽畢，向教習三揖，諸生各相向一揖。禮成退班。”就是這項在當時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條規，卻引起了在華傳教士的極為不滿。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1902年5月在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論山東大學堂條規之關係》的長文，對山東大學堂祭拜孔子的條規進行了猛烈的攻擊。認為此條規堅持保教尊孔的宗旨，不符合信教自由的原則，中國官吏歧視教民，逼教民改從孔教。他甚至威脅說，英、俄、法、德、奧、意、美等國因奉基督教，實力強大，不能把各國惹惱了，否則將武力干涉。應實行民教平等，信教自由。
針對傳教士對山東大學堂條規的攻擊，時任山東巡撫的周馥進行了有力的反駁。周馥認為，中國人祭祖拜孔與西方人專拜上帝，是所見不同，不能強人從己，中西禮儀不同，其意則同，向孔子像跪拜是和西方脫帽鞠躬一樣的禮儀。中國人祭拜孔子並不是民間自發的偶像崇拜，而是遵循國家法典。既然清政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辦學宗旨，京師大學堂首列祭孔明文，那么山東大學堂作為地方學堂要求其師生祭孔也是理所當然的。山東大學堂的祭孔條規並無歧視教民之意，而傳教士不讓入學教民祭孔，倒有使教民自別於非教民之嫌。清政府在興辦新式學堂中尊奉孔子，固然反映其維護專制統治、捍衛綱常名教的用意，但孔子作為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受到後代的崇敬也無可厚非，傳教士完全從傳播基督教的目的出發，對山東大學堂祭孔條規大放厥詞，充分暴露其毀滅中國文化、用基督教征服中國的險惡用心。
縱觀歷時300多年的中西禮儀之爭，是傳教士內部對中國儒家文化及其表現形式的不同態度所決定的。這涉及到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所面臨的一個兩難抉擇：一方面，如果他們堅持基督教的“純潔性”，堅決反對一切與基督教教義相違背的儒家思想和禮俗，必然會引起中國儒士的強烈反抗，增加基督教在華傳播的困難。另一方面，如果他們走利瑪竇式的“合儒”路線，基督教與儒學的衝突固然會大大減輕，但過分的附合或遷就儒學的倫理和禮俗，又會使基督教的“純潔性”受到影響，最後可能變成一種帶有中國文化特徵的基督教，這同樣是傳教士所不願看到的。總之，如何既能保持基督教的“純潔性”又能減輕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衝突是困擾來華傳教士的一個大問題。
民國成立後，儒學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結束了，祭孔作為國家大典也被取消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儒學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再一次下降。而基督教經過20世紀2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的衝擊，也不得不自我反省，改變傳教策略。1939年11月8日，羅馬教廷傳信部向中國天主教會發布解除“禮儀之爭”的禁令：1、由於中國國民政府申明無意發表宗教性的命令，因此尊孔儀式不含宗教意義；2、不應禁止天主教學校懸掛孔子肖像；3、如果信教師生被迫參加公共禮儀，可以用消極的態度參加；4、可以在亡者和亡者的肖像前行鞠躬和其他民間性的敬禮。至此，長達數個世紀的“中西禮儀之爭” 終於結束了。
相關分析
一、耶穌會士們在中國的實踐受到他們在歐洲的同道們的懷疑，被指責為使基督教變得不純潔。這其中的關鍵因素，除了耶穌會士們在翻譯聖經的時候，努力把聖經中國化，以及他們自己以儒士為自己公開身份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們允許中國信徒參與敬拜祖先的禮儀。耶穌會士們的批評者們指出，中國人的禮儀是具有宗教意義的，他們要信基督教，就必須放棄他們固有的那些禮儀。
二、 耶酥會士們為了自我辯護，被迫對中國進行進一步的描述。 他們出版了一系列書，對中國的各方面進行介紹。在其中，中國被作為另外一個不同的文明來對待。而他們描述的策略，也隨著辯論的深入而有變化。
三、 在辯論中晚期出現的耶穌會文獻，採用了17世紀剛剛興起不久的antiquarianism的諸多研究成果。 他們就像研究古代希臘與羅馬那樣，用同樣的民族志（ethnographic)術語來描述中國， 以使得他們的描述顯得更為客觀和有說服力。 他們把中國的祭祀鬼神，祖先的禮儀和日常交往禮儀放在一起，統稱為ritus， 這是為了去掉這些禮儀的宗教內涵，而將它作為一種市民法上的習慣來對待。而值得一提的是，ritus是一個前基督教的羅馬概念，教會並不用這個概念，但基督至少並不排除和拒斥這個羅馬概念。就這樣，通過一個古羅馬的概念，耶穌會士們努力為中國的一系列習慣找到庇護。
四、 有一個耶穌會士甚至寫了一部作品，構想兩個根本不懂得基督教的中國人來到歐洲，他們對基督教會有什麼樣的反應。這個虛擬的故事顯然有著論戰的目的。其目的是為了說明，中國人並不是野蠻人，中國人只不過是一個跟歐洲不同的文明，對歐洲來說是理所當然的，對中國人可能就是非常反常的。這個作品出現比孟德斯鳩的《波斯人》都早了十來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