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事業
正文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為出版業的興盛發展開拓了廣闊的前景。39年來，中國的出版事業儘管經歷曲折，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初步形成了從編輯、出版、印刷、發行、物資供應到教育、科研以及對外貿易等較為完善的出版體系。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又為社會主義出版事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出版事業正在逐步形成。出版方針 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是中國出版事業的根本方針。這一方針體現了中國出版事業的社會主義性質。 發展中國文化和科學事業的“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也是出版工作遵循的重要方針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方針)。
基本任務 中國的出版事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基本任務是：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傳播一切有益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豐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這 3項基本任務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1979年12月在湖南長沙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的，1983年 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進一步加以完善和確認。它體現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準則的要求，並具有進行宣傳教育和為廣大人民民眾服務的功能。
出版事業的發展 可分 4個階段：
1949～1956年為中國社會主義新型出版事業的初創階段。這一時期主要做了 4項工作：一是陸續建立了一批國營出版機構， 如人民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為了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還發展了一批科技專業出版社，有科學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冶金工業出版社、煤炭工業出版社、人民鐵道出版社、人民交通出版社、人民衛生出版社等20餘家。同時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綜合性的人民出版社；二是對私營出版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人民政府依法沒收了國民黨政府和官僚資本的出版業, 同時對私營出版業實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主要採取由國家投入部分資金、派入幹部加強領導、促進聯合經營等方式，將其改造為公私合營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三是將兼營出版、印刷、發行的新華書店實行專業化分工，把出版和印刷從新華書店內分出，分別成為獨立經營的出版社和印刷廠，新華書店專門擔負圖書發行業務；四是建立了一些規章制度。如《管理書刊出版業印刷業發行業暫行條例》、《關於國營出版社編輯機構及工作制度的規定》、《頒發全國雜誌書籍定價標準的通知》等。這些措施有力地促進了新型社會主義出版事業的發展。1950～1956年，出書品種和印數持續增長,共出版各類圖書 12.9萬種,1956年當年出書28733種，是1949年的3.6倍；7年總計印數達63.2億冊(張), 1956年的總印數為17.8億冊(張)，是1949年的17倍。
這一時期，出版一批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經典著作， 並於 1955 年開始出版 《列寧全集》，1956年開始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了3卷《毛澤東選集》，出版了司馬遷的《史記》、司馬光編著的《資治通鑑》等新的校點本；出版一批反映革命歷史和現實生活的優秀文學作品，如《銅牆鐵壁》、《保衛延安》、《三里灣》等。五四運動以來的著名作家如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的多卷文集也有系統地成套出版； 古典文學名著 《 紅樓夢 》、《三國演義》、《水滸》等經過整理校注，出版了新的版本。同時還翻譯出版了43個國家的各類圖書 15700多種。
書刊印刷業也有較大發展。1949年全國書刊鉛印印刷約13萬令，1956年增長到 283萬令；膠印印刷1949年僅7萬令，1956年達到207萬令。
圖書發行網點建設加快，圖書發行量大幅度上升。1950年全國銷售圖書 2億冊，1956年增加到14.8億冊；銷售金額從0.5億元增加到3億元。
1957～1965年中國社會主義出版事業取得初步發展、同時也經歷了曲折的階段。到1965年有國營出版社87 家。 這一時期共出版各類圖書 23.1萬種， 總印數148.29億冊(張)。《列寧全集》39卷全部出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了19卷，並出版了或開始出版這兩套全集的4卷本選集。《毛澤東選集》4卷出版後，還出版了《毛澤東著作選讀》甲乙兩種版本。出版了《魯迅全集》10卷本和《魯迅譯文集》10卷本，出版了如《青春之歌》、《紅岩》、《紅日》、《紅旗譜》、《創業史》、 《山鄉巨變》、 《林海雪原》、 《三家巷》、《苦菜花》、《上海的早晨》等一批膾炙人口的長篇小說。革命回憶錄在這一時期也出版不少,如《星火燎原》等對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起了積極的作用。還出版一批學術問題討論集和有關論著。書刊印刷生產能力不斷提高：鉛印印刷從283萬令增加到472萬令，膠印印刷從207萬令增加到 444萬令。1956年以後,各地新華書店依靠供銷社建立農村圖書銷售點，使圖書發行網點遍及城鄉。1965年全國共有圖書發行網點 5萬多處，年銷售圖書18.6億冊(張)。
但是，1957年以後，由於反右派鬥爭擴大化，中國出版界一大批有才學的知識分子被錯誤地劃為右派；在“大躍進”年代，出版工作中也片面追求高指標，出現粗製濫造的傾向；1961年由於經濟建設中遇到困難，出版事業趨於萎縮；1963 ～ 1965年間，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一系列政治批判，錯誤地批判了一批有價值的文藝作品和學術著作，對出版事業的發展都造成了消極影響。1965年全國出版的圖書只及1956年的70％。
1966～1976年中國出版事業遭受嚴重挫折的10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 許多出版機構被撤銷，出版工作者被遣散，大批圖書被當作“封、資、修毒草”付之一炬，圖書出版業十分蕭條。1966年全國出書品種從1965年的20143種降為11055種，1967年又猛降到2925種。由於“ 四人幫”的干擾、“ 左”的思想禁錮，這11年共出版圖書 9.2萬種，總印數為 300.17億冊 (張)。出版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著作(含語錄本)42億冊。有價值的學術著作出版極少。由於政治運動頻繁, 大量圖書報廢。在10年中,因政治原因報廢的圖書總碼洋達2.8億元。
1977～1987年中國出版事業空前繁榮和持續發展的新階段。其表現是：
①出版能力顯著增強。到1987年底，全國共有出版社471家，其中1977年以後新建和恢復的有396家。在全國範圍內,一個專業較為齊全,布局大體合理的出版社體系基本形成。地方出版力量的增強猶為引人注目。1979年提出地方出版社要“ 立足本地，面向全國 ”的口號，有條件的地方逐步由一家綜合性出版社分解為若干家專業出版社，地方出版社出書的數量和質量有了很大發展和提高，許多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著作和有相當規模的大型叢書，都在地方出版社出版了。同時全國有81所大專院校建立了出版社。
與之相適應的印刷生產能力也有很大提高。到1987年，承擔書刊印刷任務的企業有 210家，其中千人以上的企業有 45家。印刷生產能力：鉛印排字 80億字左右，鉛印印刷約3000萬令，膠印印刷1200萬令，裝訂2100萬令。10年內綜合印刷生產能力增長50％左右。
②圖書品種、印數穩步增長。到1983年基本解決了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嚴重書荒，從1986年開始，整個圖書出版從注重品種數量轉入著重提高質量，調整結構,建立體系的新階段。1987年全國共出版各類圖書6萬多種，是1978年的 3.5倍；總印數達6309億冊(張)，比1978年增長64％。圖書出版的一批“骨幹工程”，如新編中文版《列寧全集》、《中國美術全集》、《魯迅全集》 (新版16卷)、《郭沫若全集》、 《茅盾全集》、《當代中國》叢書、《祖國叢書》、《中國地理》叢書等陸續編輯出版。許多出版社都注意從改革開放的需要出發，開拓出書領域，組織出版了一批層次較高的研究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規律的著作和介紹、研究當代世界新思潮、新觀點、新成果的著作。
1982年制訂了《古籍整理規劃》，自1985年起，每年整理出版古籍有
500 多種。 辭書出版成果也很顯著。1976年開始實施建國以來第 1個辭書編寫出版10年規劃。到1986年，這個包含 160部中外語文詞典的規劃基本實現。除修訂出版了《辭海》、《辭源》外，有一批大型辭書已經出版或正在出版，如73卷本的《中國大百科全書》、14卷本的《中國歷史大辭典》、 8卷本的《中醫大辭典》、4000餘萬字的《漢語大詞典》、2000餘萬字的《漢語大字典》、16萬條目的《新英漢大辭典》、30個分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 6卷本的《哲學大辭典》、 9 卷本的《中國文學辭典》、 12卷本的《外國文學大辭典》以及《科技大辭典》、《藏漢大詞典》、《佛學大辭典》。此外，各種專科辭典也大量問世。 ③同國外的合作出版有了良好的開端。1979～1987年，中國已同14個國家和地區的 170多家出版機構簽訂了360多項合作出版協定，計畫合作出版700多種書刊畫冊，其中已有大型《中國》、《長征》畫冊等 100多種出版。同時， 中國還向 180 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圖書，從 10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口圖書，圖書進出口每年都有較大幅度增長。
④圖書發行體制開始進行改革。1982年開始對圖書發行體制進行改革，目標是：在全國形成一個以國營新華書店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多種流通渠道，多種購銷形式，少流轉環節的圖書發行網路。改革 5年，共發展集體、個體書店1萬多處，個體書攤1.7萬多個。同時在新華書店推行經銷、寄銷、試行承包、租賃，提倡書店和出版社聯營，提倡出版社自辦發行。有的出版社出版的書有一半不必經過新華書店發行。
這一時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上卓有成效的時期。10年中共出版各類圖書35.7萬種，總印數為574.41億冊(張)。圖書出版呈現出初步繁榮的景象。
改革、開放為中國出版事業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問題，也提供了新的機遇，廣大出版工作者正在積極探索。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活力的新的出版體制，將在改革、開放中逐步形成。中國的出版業將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作出新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