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中科創業的前身為深圳康達爾（集團）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在深交所掛牌上市。深圳英特泰負責人朱煥良介入康達爾股票的時間應在1998年初以後，介入價位應在9元／股左右。1998年一年裡，康達爾的股價瘋狂上揚，但由於沒有業績和題材的支撐，使其深套其中，於是想找上市公司配合，並找到在業內運作股票頗有名氣的分析師呂梁，時間大約在1998年11月至12月。
呂梁在同意幫助朱煥良解套後，用先利誘後挾逼的辦法，控制了公司的董事長。呂梁控股公司後，就把公司改名為中科創業，改造為“高科技＋金融”的新型企業，並藉此進行利潤包裝，為其在二級市場上炒高深圳中科的股價服務。同時歲寶熱電、萊鋼股份(600102)、中西藥業(600842)、魯銀投資(600784)和勝利股份(000407)等上市公司均被呂梁納入“中科系”。1998年秋冬，康達爾的股價在17元左右，呂梁進駐後，康達爾股價便一路上漲，1999年7月，康達爾的股價從36元躍至45元，此後仍然繼續穩站在40元的價位之上。到2000年2月份，股價一度上漲到80元以上。
“中科創業”事件爆發的導火線燃於2000年12月25日中科創業股票的“大跳水”。當天下午13時，股市剛一開盤，中科創業的股價便被突如其來的6000多萬股賣盤牢牢地封死在跌停板上。此後的10個交易日中，中科創業股票一連10個跌停板，每次開盤就被千萬股以上的拋盤封死在跌停價上。直至2001年1月11日，中科創業股票價格下跌的趨勢才止住，中科創業市值的三分之二化為泡影。
2001年1月1日，中科創業公司的6名董事、2名監事突然以傳真方式向董事會提出了辭職請求，中科創業董事會一下子分崩離析。“中科創業”股票的莊家呂梁藉助媒體公開亮相，細說中科創業崩盤“內幕”，再三表明自己是一個“善莊”，同時把股價暴跌的責任推給一起坐莊操縱股價的合作者朱煥良，說朱煥良自行斬倉獲利，導致資金鍊條斷裂。呂梁還指責深圳中科創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原有巨大財務黑洞，為填補財務空缺，他不得不打造這樣一個“中科系”的融資平台。此後，深圳中科董事長陳楓、總經理歐錫釗出面對呂梁的說法進行駁斥和反擊，他們指責呂梁推卸自己責任。由此一來，中科創業事件更加撲朔迷離。
2001年1月5日晚，深圳中科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免去龔增力特別顧問職務，免去劉紅磊行政人事部經理職務，並嚴控公章，徹底與呂梁決裂。到1月11日，中科創業股票才止住連續跌停。而此時股價已經由33.59元跌落至13餘元。鑒於中科創業事件已嚴重影響到了股市運行的正常秩序，1月10日，中科創業被中國證監會立案稽查。中國證監會主席周小川也在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上表示，要嚴肅查處中科創業事件。
2002年6月11日，有中國證券市場頭號大案之稱的“中科創業”股票操縱案件在北京開庭審理。
“中科案”大事紀
1998年底 北京機構進入
1999年4月－5月 國有股轉讓，海南燕園、海南沃和、民樂燕園合計持股34.61％
1999年12月13日 名稱由康達爾更名為中科創業
2000年2月21日 最高價位84元(復權為241.04元)
2000年5月15日 10送1.2轉增2.6
2000年12月25日 第一個跌停板，當日收於30.23元
2001年1月9日 連續第9個跌停板，當日收於13.01元
2001年1月10日 中國證監會表示對涉嫌操縱中科創業股價者進行調查，當日股價以跌停板開盤，以漲停板收盤
2001年4月2日，中科創業(0048)股東大會審議通過《關於公司六名董事和二名監事的辭職報告》。辭職的六名董事是：王海鈞、王偉東、寧欣然、石亞君、龔增力、張永政，二名監事趙翔明、林東。
2001年4月30日，股票簡稱由“中科創業”變為“ST中科”
2001年6月13日，中西藥業成為ST中科第二大股東
2001年10月29日 ST中科股票簡稱變更為“ST康達爾”
評說
“中科系”是股市中機構莊家的一個代表。這些“系”的特點在於關係野、策劃精、融資強、操莊犀利。他們的控股企業往往以高科技和資本運營為題材和贏利手段；在系下形成少到兩三個，多到七八個的控股、參股上市公司；且各上市公司間都形成複雜的互相參股或發生資產連帶關係，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連鎖效應；稱得上是上市公司中的“混合艦隊”。
“中科系”們打造自身的艦隊本無可厚非，可以在股市中掌握和利用更多的資源，玩出更複雜更花哨的莊家手段，但是中國的資金來源渠道畢竟是少得可憐，在他們打造自身的過程中，不得不將券商和銀行綁進了利益團伙，通過各方的違規和鑽空子操作，沆瀣一氣地作局和投機，並因此而沾沾自喜。然而正如媒體所作的介紹，投資機構融資融券十分普遍，但需要極高的技術支持和完善的政策背景。信用放大的同時也放大了風險，一著不慎導致滿盤皆輸，並無力自拔，小可使自己多年的基業毀於一旦，大可破壞投資者的信心和證券市場的穩定繁榮。“中科系”們確實高估了自身的成色，在一系列的得意之後忘記了本是什麼貨色，個把人的“雙規”就導致了樹倒猢猻散。
“中科系”沉沒了，對其他“系”們應該是個警醒。各位都應該掂量一下手裡到底有多少金剛鑽兒，還能玩多大的活兒，千萬不能玩了自己，又捎帶上券商和銀行的哥們。
“中科系”沉沒了，曾與之互為狼狽的券商和銀行在擦抹一頭冷汗的時候依舊心驚肉跳，要不是銀行及券商們的果斷平倉，也許還害不了“中科系”。但今天過去了，還要顫慄地去過明天，打仗就要有犧牲，為了自身的位子和腦袋，只好對不起“中科系”了。
“中科系”沉沒了，證券監督機關更加強了證券監管及打擊不法的決心和迫切感，因為他們深感“中科系”的發生只是股市中違規和操縱現象的冰山一角。儘管在大家的感覺上，證券違規監管與其打擊對象相比更像一個弱者，但正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中科系”沉沒了，岸邊的關注者很多，有的在笑，有的在哭，還有的在想著什麼。儘管中科創業案中缺了主角，無論如何，這預示著：中國股市黑莊時代即將終結。
庭審始末
擱置了一年多、被稱為中國證券市場“第一號大案”的“中科事件”距離揭盅終於越來越近——2002年6月11日上午，“中科創業”股票操縱案在北京開庭審理。儘管該案的主腦——呂梁（呂建新）、朱煥良下落不明，但畢竟部分人物都已“到場”——丁福根及上海華亞實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沛霖都是和呂梁比較接近的人物。丁被看作是僅次於呂梁和朱煥良的重量級人物，擔任呂梁的操盤手，經手中科創業53％的流通盤股票。
當丁福根從秦城監獄被帶至北京方莊路10號——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出庭時，從這位身高約1.65米的“呂梁總操盤手”身上已經絲毫看不出運算元十億元資金的“大鱷”氣勢，他一年前的滿頭黑髮也已變得花白——丁福根今年才36歲。
丁根福說，在涉及的54億元資金中，直接用於操作中科創業一隻股票的資金約為35億元，其餘資金基本用於操作中科系的其它股票。這還沒包括與呂梁聯盟的另一莊家朱煥良的籌碼資金。事實上，呂、朱在二級市場的籌碼大體相當。
至於有媒體稱“中科事件”的主腦人物呂梁“已逃往國外”的說法，提起本案公訴的北京市檢察第二分院公訴二處主審檢察官吳春妹對本報稱：“不要道聽途說。”吳表示，“中科事件”輪廓已經基本清楚，另案處理的呂梁及朱煥良是否開庭及何時開庭審理，“到時就清楚了。”
這位30歲左右的女檢察官說，該案的確稱得上“中國證券市場第一大案”，僅收集有關證據、及掌握事件事實就花了很長時間，而本次帶至法庭的幾大堆案卷僅僅是個零頭，“全部拉過來，好幾輛車才夠”。
莊家標本 “一切都在呂梁控制中”
丁福根和龐博均為中科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職員,是呂梁操縱中科創業股票的兩個主要操盤手，丁是龐博的直接領導，兩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接受呂梁的指令向各地有倉位的營業部下達買賣指令。
投案自首的龐博本周三對法庭說，“一切都由呂梁控制。”她說，中科創業兩個主要拉升階段都是直接由呂梁下達指令。
丁福根和龐博在加入呂梁的公司之前，均在金鵬期貨公司擔任投資顧問，呂梁是其大戶室的客戶。龐博在1997年5月離開金鵬期貨公司，開始給呂梁擔任股票買賣的操盤手，“那時呂梁的資金大約有1000多萬元。”
在法庭上,雖然龐博及丁福根都稱沒直接見過呂梁與朱煥良之間的協定，但他們顯然都知悉兩人的“楚河漢界”：呂梁負責一級市場，朱煥良負責二級市場。龐博說，實際買賣中科創業股票可以直接決策並下達最高指令的只有呂梁及朱煥良，負責傳達他們兩人指令的有丁福根、龐博及朱水祥（朱煥良的操盤手）。
董沛霖也是本案的被告之一，此前他擔任上海華亞實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是呂梁的融資重臣，呂梁操縱中科創業股票的第一筆資金就是董沛霖從中國民族信託哈爾濱證券營業部用1000萬元股票市值質押融來的1000萬元資金，此後，董所在的上海華亞公司及杭州華亞公司共為呂梁融資近8億元。
“呂梁說，融資越多越好，資金需求量很大，要收購其它公司。”董本周三對法庭說，在融資時，他往往一般都只找證券營業部，不直接同出資方聯繫，“證券公司的客戶比較多，資金容易找。”
董說，在其融資的近8億元中，相當比例的資金實際是券商出面找的出資人。在完成融資活動後，證券公司或營業部主要承擔監管責任，掌握股票的買賣及資金管理。
一般而言，董沛霖在融資時，通常會用用呂梁的中科創業流通股去抵押，股票市值與融資的比例大部分是1:1，少部分是2:1。而且，融資方在與出資方、協調方（證券營業部）三方達成協定後，1:1質押融來的資金必須留在出資方指定的證券營業部，買中科創業股票，而2:1質押融來的資金就可以劃轉至其它營業部。董說，出資方投資分成協定一般在7％至16％之間，融資期限3個月、6個月及一年不等。
董沛霖對法庭表示，其手中資金的融資風險控制一般分為10％至20％，這意味著一旦股票市值下降至10％至20％的止損線，證券營業部便要及時通知融資方和出資方，由融資方補倉或者平倉。
呂梁的融資人員融到資金後，首先要通知丁福根，因為丁負責股票買賣、資金調撥及股票轉託管管理。然後該筆融資由呂梁對股票定價，在與朱煥良及其操盤手朱水祥通氣後，由呂梁向丁福根及龐博同時下達指令，然後，丁、龐同時用兩部電話向各持倉證券公司及營業部交易員下達指令，同時買賣和對敲。
龐博對法庭說，幾乎每天的開盤價及收盤價都由呂梁指令。這位十分文靜的年輕女操盤手說，開盤價是當天的指導價，而收盤價對第二天股價有很重要的影響。
龐博及丁福根還向法庭交待，在其1500多個股東卡中，有一批是朱煥良轉託管股票時提供的，有一批是丁福根收集的，還有一批是證券營業部提供的，“證券公司提供的在80％左右。”
事實上，呂梁的確同諸多證券公司關係非同一般。丁福根在法庭上交待,申銀萬國陸家浜營業部、北京證券德勝門營業部等四個營業部一直是呂梁提取現金的主要地方，“因為交易量比較大，關係比較好”。
股價的兩個重要階段
據龐博對法庭表示,從1998年12月至1999年5月，是呂梁操縱中科創業股票的接盤及吸籌階段，至1999年5月，朱煥良和呂梁雙方達到了此前商定的分倉要求，呂梁3000萬股，朱煥良3000萬股左右。其中，呂梁從朱煥良手中接過的3000萬股股票，1700萬股左右是朱煥良轉託管過來的（丁福根稱這部分籌碼約1500萬股，每股價格為13元），另外1300萬股完全是從盤面上與朱煥良同時下單對敲成交，成本在19元至22元之間。
朱煥良第一筆從中煤信託深圳營業部轉託管到中興證券北京亞運村營業部的時間是1998年11月26日，股票數量為277.9萬股。
丁福根、龐博、董沛霖在法庭上均承認，正是這筆股票啟動了呂梁的中科創業莊家之旅，也使呂梁的資金鍊滾雪球般地越來越大。通過這筆股票，呂梁不斷融資，並進一步增大中科創業的持倉量。
在完成接盤及吸籌後，呂梁趁“5·19”行情一口氣將中科創業從28元左右拉至1999年7、8月份的45元上下。在這一輪行情中，龐博向法庭交待，暴漲行情大部分都是由呂梁直接下指令，有時甚至親自到主要倉位營業部看下單。不過，呂梁在下達指令前，經常會與朱煥良通氣。
經過這一輪暴漲後的1999年8月至2001年1月，中科創業股價便一直在30元至40元間區內徘徊。龐博對法庭交待說，這段時間是呂梁自買自賣成交最高的階段，很多對敲都集中在這一時期。原因是，一、盤整時期需要不斷對敲來維持價格和成交量；二、大部分融資在年底到期，需要從股市提錢還款。
2000年春節後，中科創業再度一鳴驚人，成為與億安科技相提並論的兩大牛股。從春節後，呂梁僅用了20多個交易日便使該股票從40元左右一飛沖天到84元。丁福根說：“兩次行情大漲，都是呂梁自己指揮的，主要手段是大量的倒倉和對敲。”
事實上，從1999年初至2000年中期，是呂梁與朱煥良的合作蜜月期，朱煥良、朱水祥幾乎每天都要定時與呂梁、丁福根和龐博核對交易價格，後來逐漸由丁福根、龐博與朱水祥核對。
2000年4至5月份，中科創業股價開始回到60至70元左右。龐博說，呂梁認為“自己的股票做得不是很好，就開始轉向別的股票。”這期間，呂梁開始進入歲寶熱電、萊鋼股份、勝利股份、魯銀投資等股票，也就是外界所流傳的“中科系”。
在中科創業股價從60多元滑落至40多元後，呂梁的資金鍊危機越來越凸現，在37元左右苦苦支撐著了幾個月，由於朱煥良與呂梁路線相左，終於開始了2000年12月25日驚心動魄的大崩盤。
龐博認為，中科創業股票之所以會崩盤，是因為，“當時倒倉時，有很多拋盤，而呂梁已經沒有資金接盤，後來我們懷疑拋盤來自朱煥良。因為只有我們和朱煥良持有這么多股票。”
丁福根則認為中科創業崩盤有四大原因：一、越到後期，呂梁盤面上的籌碼越多，由此導致現金短缺，托盤無力；二、委託理財融來的資金大多年底到期（丁說，呂梁融資期限一般是半年或者一年），而此時呂梁手裡現金越來越少；三、大量的老鼠倉紛紛拋售；四、二級市場股票價格太高。
丁福根說，12月25日中科創業跌停後，嚴重影響了該股票市值。而按照北京中科創業公司與融資方、投資人之間的協定，必須要在第二天補足市值或補至止損線，但此時呂梁的資金不夠用了，“局面已經很難控制了”。
開始崩盤的2000年12月25日，正好是呂梁入主該公司的兩年。
“呂朱肯定要破裂”
呂朱曾有一個明確分工：呂梁負責一級市場，朱煥良負責二級市場。
但由於呂、朱路線分歧以及利益取向不同，兩人很快出現了裂痕。這一點，丁福根也預料到了，“他們肯定要分裂”。這種分裂至少加快了呂梁及其背後機構資金鍊的惡化——朱煥良籌碼不斷地往外拋，呂梁只得不斷地籌資接盤。最後導致呂的資金鍊斷裂。
丁福根說，在2000年11月，中科創業股價已從此前的每股50元跌到了37元左右。更為嚴峻的是，在該股股價不斷下滑時，呂梁還得不斷補足市值，這也導致其倉位急劇增加。丁說，11月份時，他已經意識到了高度控盤的風險，“控股比例過高，融資太大，有很大的風險。”
中科創業連續跌停後，市值已經跌破止損線。而此時，投資人及委託理財客戶紛紛上門追債，丁福根及龐博被呂梁安排去了海口，在去海南時，丁、龐帶了一部手提電腦及兩個軟碟，軟碟上分別記錄著其所有中科創業股票的交易記錄，但軟碟後被丁、龐銷毀。
2001年1月16日丁福根回到北京後，便想找地方躲債，“北京客戶要找我算賬”，丁說。
丁說，“那時身心崩潰了，絕望了。”事實上，在呂梁體系中，丁福根是一個僅次於呂梁、朱煥良的人物，他的職能有四個方面：一、負責股票開戶及確定營業部，在操縱中科創業股票所涉及的120多個證券營業部中，有5家是丁福根自己聯繫的營業部，而在120多家營業部中有72家營業部呂梁已對丁有委託授權；二、股票買賣執行人及傳達指令；三、資金調撥及管理；四、股東轉託管。
事實上，與呂梁、丁福根同時嗅出中科創業崩盤危機的還有朱煥良，2000年11月3日，朱煥良就曾表示，“同呂梁已經沒話可講了”，由此，此前一直與呂梁堅持“做長線，做大勢”理念的朱煥良開始不顧一切地拋出。朱甚至說，“我再也不理北京那些機構合作者了，就是股價跌到5塊錢我也不管，我要用錢就拋股票。”
當時朱持有流通股約5000萬股左右，按當時的股價35元計算，呂梁接下這個盤子大約需要18億元。但呂已回天乏力。
資金鍊操作流程
貓都是聞著魚腥味而去的，董沛霖及丁福根等融資重臣為何屢屢能夠得到如此數額巨大的資金，顯然都是利益驅動。
證券營業部提供融資是為了成交量，委託理財資金是為了高額回報，而負責融資的人則為了可觀的佣金。呂梁實際做的就是“連環融資，連環投資”。禍起融資
呂梁的資金主要來源於四個方面：一、其自有資金即機構及其莊家同盟者出資；二、私募基金，它主要以委託理財或高息攬存向私人或項目公司融資；三、從中科系的上市公司抽調資金，或通過設立空殼公司、項目公司融資；四、股票質押融資。
本次“涉嫌證券交易價格罪”的幾名被告丁福根、董沛霖、龐博等都是呂梁融資重臣，其中丁福根自稱融資額為1億元，董沛霖融資近8億元。曾經擔任過中科創業投資有限公司總裁助理的丁福根說，呂梁圍繞該公司設立的22家公司的主要職能就是融資和關聯交易，幾乎沒做過實業。
呂梁第一筆277.9萬股中科創業從中煤信託深圳營業部轉託管至丁福根的個人賬戶上，後被丁分至8個賬戶里，這是建立“呂梁王國”的第一桶金。
這277.9萬股中科創業獲得的第一筆融資是在中國民族信託哈爾濱證券營業部。隨後又在北京證券德勝門營業部融資2000萬元。
丁福根說，“呂梁真正的啟動資金的就是這277.9萬股。”
呂梁結識上海華亞公司董事長董沛霖是在1994年，當時董在北京做股票和期貨，承包了河北國投上海證券營業部，呂是其客戶。董說，在此期間，呂欠下他2000萬元債務，“欠債是因為呂梁從公司借了2000萬去做膠合板期貨，呂說錢被騙走了，一直沒有還清”。
1998年底呂梁找到董沛霖時，正在收購中科創業，董沛霖自稱他當時認為“呂梁做股票了，就可以還錢”，這種念頭最後促使他成為呂梁融資重臣。由於董在杭州及上海都有公司，江浙及上海、黑龍江由此成為呂梁的主要融資基地。
有關資料顯示，由杭州華亞公司及上海華亞融來的資金涉足了當時中科系的兩大重倉股——中西藥業和中科創業。從融資渠道來看，董沛霖所屬的華亞公司主要融資來源為銀行和非金融機構，涉及的銀行有：華夏銀行杭州武林支行（4000萬元）、浙江信託投資有限公司（3000萬元）、杭州商業銀行保淑支行（3700萬元）等等。董表示，他為呂梁帶來的每筆融資都不低於1000萬元。另外北京新視窗公司、天誠公司等都是為融資而設立的。
股票質押融資是呂梁的另外一張牌。申銀萬國陸家浜營業部便是其中之一，這裡也是呂梁的主要倉位所在地。雖然現在有關方面仍然沒有透露該營業部涉及呂梁融資的具體數額，但卻可以肯定是一個天文數字。
丁福根在法庭上將申銀萬國陸家浜營業部列為呂梁提取現金的幾大主要營業部之一，他認為關鍵因素是“交易量比較大，關係比較好”。
除此之外，呂梁龐大的中科系融資平台中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平台——上市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及資金拆借。由於當時康達爾公司及中西藥業公司均在呂梁的絕對控制中，這兩大公司由此成為他股權轉讓、關聯交易、對外擔保的主渠道，這可以從“中科事件”後兩家上市公司的債權債務糾紛及數額巨大的壞帳計提中反映出來。皆為利來一切都是因利益而來。莊家呂梁背後錯綜複雜的資金關係，事實上就是不同利益的角逐過程。
我們沒有得到準確的關於“中科事件”涉及各方的利益分配數據，以及各種不同渠道資金的利益回報。丁福根和董沛霖均表示，為呂梁融資的人主要利益獲取手段便是“佣金和手續費”。其實，這在資本市場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丁福根說，融資主要分為現金融資和股票融資。他說，融資比例有的是1:1，即融資1000萬，質押1000萬。當然，如此高比例的融資只有在關係比較好的機構才能得到，而一般是2:1，即呂梁提供2000萬元價值的資產或股票、現金，融資1000萬元。
他們與客戶之間通常採用四種融資協定，即證券投資協定，國債管理委託協定，委託理財協定和借款協定。
丁福根說，“融資風險並不大，而且我們有一套融資風險控制體系。”
呂梁用35億元巨資買賣一隻股票，融資成本顯然是巨大的。丁福根說，呂梁每年為此支付的融資利息在2億元以上。
事實上，雖然丁福根表示“融資資金風險並不大”，但“中科事件”後諸多投資人血本無歸的事實卻昭示出其中無法控制的風險：一、證券營業部在融資行為中起到監管和止損作用（平倉或補倉）。一旦出現資金鍊緊張，營業部就會出現平倉，相繼平倉就會引發崩盤，“中科事件”便是佐證；二、呂梁手下的融資重臣一般採取誰融資誰買賣，各對各的資金負責，繼而導致資金調度不暢。
但是，貓都是聞著魚腥味而去的。董沛霖及丁福根等融資重臣為何屢屢能夠得到如此數額巨大的資金，顯然都是利益驅動。有資深市場人士稱，證券營業部提供融資是為了成交量，委託理財資金是為了高額回報，而負責融資的人則為了可觀的佣金，“所以莊家成本往往都很大，而且不能有任何閃失。”
呂梁實際做的就是“連環融資，連環投資”。據可靠訊息稱，呂梁所控制的6000萬股左右的流通股已基本抵押融資，融來的資金一部分用於清算到期融資，一部分用於拉抬、穩定股價，另一部分投資了歲寶熱電、勝利股份及魯銀投資，爾後，呂梁再用所投資的其它資產再進行抵押融資。這有如典型的“拆東牆補西牆”。
“資金鍊”之災
“中科系崩盤事件”曾經把中科創業及中西藥業拖入深深的泥潭。
2000年4月，上海中科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註冊成立，註冊資金1億元。該公司是橫亘在康達爾公司和中西藥業公司之間的橋樑，便於在兩個公司形成自然的資金往來關係，因為這其中明顯有交叉持股。
該公司的股權結構是：北京中科占50％，海南中網占50％。表面上看，康達爾公司和中西藥業公司與上海中科並沒有直接的股權關係，但是，該公司的註冊資金直接來源於康達爾公司，而北京中科當時又是中西藥業第一大股東。
極為顯然，上海中科是呂梁打造的又一個融資平台，主要是方便其在關聯公司中融資、通過關聯交易抽資，以便直接進入股市。中科創業公司出資1億元購買勝利股份900萬股法人轉配股和魯銀投資1500萬股法人股，但是購買來的股權則完全落在了上海中科的名下，而此時，中科創業與上海中科尚沒有任何股權關係。
康達爾方面發現這個問題後，要求上海中科把股票完全過戶過來，迫於屢屢追究，呂梁又提出另一個方案：“乾脆中科創業收購上海中科算了，那就等於是公司的了。”
雖然成了上海中科的全資股東，但康達爾仍然沒有發言權，實際上還游離在體制外循環。呂梁當時的解釋是，中科創業與上海中科是兩個獨立法人，上海中科是董事會管的事，深圳經營班子只管康達爾公司的生產經營。目前，上海中科仍涉及呂梁主政時期的融資糾紛。
丁福根說，他和龐博直接受呂梁的指令，其主要工作就是融資和傳達股票買賣指令，以及不斷成立新公司建立新的融資平台。
誰來為“中科事件”買單？這是一個最為核心的問題，“中科系”已經不復存在了，而那龐大的54億元融資猶如一柄利劍，血淋淋地刺在利益各方的胸口。丁福根在法庭上說，“股票投資是雙方的共同投資，風險由雙方控制”。
這不是一個答案，但還有其它的解答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