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
16至18世紀中學西漸，歐洲出現了一個“中國熱”。在“中國熱”和“中國化”的思潮中，中國哲學被德法英等國的思想家們內在地吸收了。由於近代中國文化相對於西方處於劣勢，中外人士對這一歷史文化背景有所淡忘了，甚至連基本史實都十分陌生了。儘管也有人著書撰文提醒人們不要忘記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這段史實，但不少人仍然將信將疑。本文在以前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新蒐集到的一些資料，嘗試著再做些探討和反思，以求得對歷史真實的洞悉、還原和教益。如有不當，期待學術界同仁不吝指正。
從16世紀到18世紀，中國哲學對歐洲思想界究竟有沒有產生過影響？產生過“多大”影響？對於這一疑問，我們可從一位美國學者埃德蒙·萊特斯的論文中揣其大概。萊特斯指出，16至18世紀隨著耶穌會士往來中西之間，歐洲人對中國的見聞“最典型的傳送方式就是透過在東方的教士之書信，托寄回在歐洲的教士。這些書信結集出版後，成為十八世紀歐洲士人間大量流通的讀物。書志編纂學者對這些書信集散布的狀況加以研究（研究的項目包括：購書者系何人？收藏這些書信集的是哪家圖書館？哪些書商），結果顯示散布之廣相當可觀——從波蘭到西班牙都有所發現。”[1](P91)在中學西漸的過程中，傳教士的書信立了首功。據統計，僅法國一國派往各國的耶穌會士寄回法國的信函就有34卷之多，其中第16至第26卷約11卷的數量是從中國寄來。通過歐洲學者們的研究，“有關中國的知識已成為文化界的常識，……十八世紀任何一名受教育的士人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會遠勝於今日一名受過一般教育的知識分子。” (P91)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思想、中國的哲學和所謂“中國原則”，就是在這種氛圍下傳遍歐洲並為歐洲所尊崇、所吸收和所利用的。
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五百年間，歐洲流行的是“東方主義”，當時的歐洲知識分子“對東方的一切都著迷”（這時的東方主要指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國），歌頌東方、讚美東方和崇尚東方的言詞見於該時期許多著名學者的論述中。東方被西方塗上了一層濃重的理想主義色彩。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寫道：“當時，歐洲知識分子正被有關傳說中的遙遠的中國文明的許多詳細的報導所強烈地吸引住。這些報導以耶穌會傳教士的報告為根據，引起了對中國和中國事物的巨大熱情。實際上，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國的歷史、藝術、哲學和政治後，完全入迷了。中國由於其孔子的倫理體系、為政府部門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對學問而不是對作戰本領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業藝品如瓷器、絲綢和漆器等，開始被推舉為模範文明。” (P223)萊特斯也說：“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一般都認為中國遠勝於歐洲，不論在科技或在經濟上皆然。或許實情亦復如此。” (P96)即使有人攻擊中國，總擋不住“中國熱”的主流，如魁柰對孟德斯鳩批評中國言論的反批評便反映了此種情形。在18世紀歐洲人的心目中，中國是“哲學家當王”的國度，是歐洲人應該“學習的榜樣”，這種情況直到19世紀才真正有所改變。
至於中國經典的直接傳入，16世紀利瑪竇用拉丁文翻譯朱熹注的《四書》以後，“中國熱”隨之興起，“中國學”（Sinology）也正式登堂入室成為歐洲的顯學。到17世紀末葉已有數十種中國經典譯本在歐洲流行，歐洲學者研究中國文化和哲學的著作也不斷湧現，影響所至逐漸超過中國經典原著本身，直至今天，人們還能在梵蒂崗圖書館看到十四種西人研究《易經》的著作。17世紀的歐洲學者評介和研究中國哲學的著作影響最巨者當推比利時神父柏應理於1687寫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該書的中文標題是《西文四書解》，說是《四書》，獨缺《孟子》。值得注意的是該書的《導言》部分，它對中國哲學的儒、釋、道三家分別進行了評介，並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圖，介紹了宋代朱熹的理學和易學以及朱注的《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等書目以及“太極”、“理”等新儒學的範疇。有些研究者在論到萊布尼茨與《易經》的關係時，總是堅持認為萊布尼茨是在1703年接到法國傳教士白晉寄給他的卦圖之後才知道了《易經》和“伏羲卦圖”的，實際上，萊布尼茨在1687年12月9日在給白晉的信中就明確提到了白晉給他的卦圖與《中國哲學家孔子》書中的卦圖有別，並評價說：“這部著作並非由孔子親手著成，而是由他的弟子將其言論加以收集、編輯而成。這位哲學家超越了我們所知道的幾乎全部希臘哲學的時代，他總有著熠熠閃光的思想和格言。”(P142)這說明萊布尼茨在看到白晉寄給他的卦圖之前已經看到過《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中的卦圖了。
中國哲學的傳入到底給歐洲帶來了什麼呢？1688年6月《巴黎學術報》（Joural des Savants）上刊載了一段話，可以供今天的人們深思——“中國人對於德行、智慧、仁愛、慈惠、禮貌、威儀、謙遜，以及畏天命敬神之道，特別著重，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聽了一定興奮。再者，他們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所給予的啟示。”法國史學家G·萊姆森（G.Lamson）認為，17至18世紀的歐洲，“思想之轉變，不僅由於抽象之思考，且亦由於具體的新事實之發現。此具體的新事實，即指中國文化之傳入歐洲，予當時思想家以鼓勵是也。”[4](P22)方豪先生在他的巨著《中西交通史》中曾說英國的亞當·斯密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但總的來說英國思想界不象德法兩國那樣推崇中國哲學。然而寫作《十八世紀英國思想史》的史蒂文（Steven）爵士指出，自從非基督教的中國與歐洲發生聯繫以後，才使得英國人對人類歷史始有了正確的認識。他在《從中國人那裡借來的議論》一文中寫到：“中國人不信基督教，但與基督教徒同樣地快樂。英國的自由思想家，信奉自然神權，全是用中國人的議論，向傳統的基督教徒進攻。休謨謂：‘孔子的門徒，是天地間最純正的自然神權的信徒。’即可知之。歐洲自由思想家認為孔子的學說，是理性的結晶，智慧的寶庫。彼等攻擊基督教神學所持之理論，幾全為孔子的學說。”[4](P22)從史蒂文引用休謨的話中，我們可以發現當時英國自然神論的流行同法德兩國一樣，也是得力於吸收了中國思想的成分。不僅如此，英國的上流社會對儒學的理解非常到位，譬如，“鮑林白洛克（Lord Bolingbroke）以貴族政治家身份，宣揚中國文化尤力，其致Swift函有云：‘孔孟皆為最奇特形上學家，同時亦為最佳之道德家。其學說分三部：一、個人對自己之責任（修身），二、個人對家庭之責任（齊家），三、個人對國家之責任（治國）。總之，每人皆可做哲學家，亦可擔任公務，以前之人如此，今後之人亦如此。進而為政治家，退而為哲學家。” (P22)這實際上就是儒家信奉的“達則兼顧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實踐哲學。
我認為，中國哲學對歐洲哲學在精神層面上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即：1、自然神論；2、有機論哲學；3、純粹理性；4、絕對理念 。需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理性”二字，因為上述四方面都與“理性”有關。
近代歐洲哲學中的“理性”到底來源於希臘還是來源中國？時下一些中國學者幾乎不約而同的認為來源於希臘，絕對想不到有“中源”。然而獨具慧眼的學者不這樣認為，如朱謙之先生就說：“……理性的觀念是從中國來的，還是從希臘來的呢？我可以肯定的說，有些是從中國來的。” (P191)既然朱先生說得如此之肯定，我們就有必要分析一下什麼叫“理性”，看中西“理性”有何不同。“理性”在希臘哲學中大致有三個用詞，一是reason，二是nouns，三是logos。基督教神學和經院哲學的“理性”多是用nouns和logos這兩個詞，而reason一般理解為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思想。對於中國朱熹哲學中的“理，”傳教士最初有兩種譯法，一是音意Li，再者就是reason。歐洲人看不懂音譯，傳教士便用意譯：li就是reason。中國哲學的“理”、“太極”、“道”在歐洲哲學家那裡都被詮釋為的reason，如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明確寫道：“中國人承認的基本原則為 理性(reason)。” (P141)有人把中國哲學的“道”譯為logos，黑格爾表示不能贊同。另外，歐洲人認為中國哲學張揚了一種“自然律”（natural law），“自然律”就是“天道”，在意義上即詮釋為“理性”。如，“孔子所說‘天’，即為自然；所說之‘天道’，即為自然的道理；所說‘順天而行’，即為自然的道理來行。自然的道理，即理也。” (P23)埃德蒙·萊特斯認為在歐洲人吸收儒家思想的學術背景後面，“透過兩大學說之間的爭論而尤為突出。一派學說是基督教主張的啟示說；一派主張十八世紀所謂的‘自然道德律’或‘理性’說，此說可溯其源古典希臘羅馬。這個爭論是西方本土固有，但這個本土爭論卻為吸收中國思想預先鋪設好路途。” (P92)可見，歐洲人是從歐洲固有的“理性”來接引、理解和吸收宋明理學之“理”的。
然而中國哲學的“理性”與歐洲固有“理性”確有不同，歐洲人的“理性”始終沒有脫離“神性”，所以他們常把reason與nouns、logos混用。後來，敏銳的歐洲人從中國哲學中發現了一種“純粹理性”（pure reason）的東西，如德國古典哲學家謝林說：“我們一定能夠―—以便回到我們的主題上來――在中國人的意識中找到一種上帝的替代物，更確切地說是一種原始神明的替代物。” (P138)“經過宗教原則的徹底轉變和市俗化，中國人的意識完全避開了宗教過程，並在一開始即達到了其他民族經過神話過程才能達到的純理性的境地。” (P150)埃德蒙·萊特斯總結說：“儒家思想家象徵純粹哲學，不摻雜一絲神啟痕跡，正是人類反觀自省的探索而得的成果，西方很自然地以儒者為哲學家的模範。” (P92)在近代歐洲哲學復興中，斯賓諾莎的“實體”，康德的“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萊布尼茨－沃爾弗學派最早使用“實踐理性”和“實踐哲學”稱謂中國哲學）和黑格爾的“絕對理念”都有中國哲學影響的成分——這並不是今人的新發現，而是德國哲學家自己的揭示。如當年康德就指出斯賓諾莎的“實體”取自於中國哲學家老了的“道”，尼采說康德是“哥尼斯堡的中國人”，馬克思則說黑格爾哲學跟中國哲學具有“共同點”……為什麼這些世界級的大哲學家都被人指出其哲學與中國哲學有關呢？我們認為這不是偶然的，它從一個側面折射了歷史的真實。
有些學者道破了這一現象後面隱含著的實質，指出：“自傳教士來華以後，中國文化已成為西方近代文化形成重構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這點恐怕大多數從事西方近代思想研究的中國學者還尚未認識到。”(P325)如果說封閉的時代由於資料匱乏、信息落後和觀念僵化不了解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事實，那么，在今天開放的資訊時代，上述史實遲早會被學術界認識到的。
事實上，中國思想對啟蒙運動的影響遠不止哲學和理性的層面上，在政治、文化、制度方面的影響同樣重要。作為外來文化，中國對歐洲政治制度之最大的影響當首推“考試制度”或“文官制度”了。中國的考試制度和文官制度（科舉制度）歷史悠久，然而“歐洲的學校考試至18、19世紀才趨於發達”，直到19世紀才在英國出現近代化的“文官制度”。今天的歐美人並不忌諱這一切是從中國學來的，如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實際上，當時，中國的考試制度和儒家倫理觀給歐洲留下的印象，較之歐洲的科學和數學給中國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P79)
以上來源。
內容
1.中學西漸的路徑
1.1 絲綢之路
1.2 海上絲綢之路
1.3 南方絲綢之路
1.4 旅行家
1.5 傳教士
2 造紙術的西傳
3 磁學的西傳
4 絲綢的西傳
5 印刷術的西傳
6 農業技術西傳
7 茶葉西傳
8 中國經典西傳
9 中國園林藝術西傳
10 中國冶金技術西傳
11 中國造船技術的西傳
12 中國橋樑技術的西傳
13 中國文學的西傳
14 中國哲學的西傳
15 中國兵法的西傳
16 中醫學的西傳
17 中國音樂的西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