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圖書]](/img/4/184/nBnauM3X2ETMxATOwQDNyczN2QTMxcjN2UDOyQTNwAzMwIzL0QzL1M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中國道路[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圖書]")
目錄
《中國道路》中國道路十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經典文獻回眸
第一章 歷史選擇
第二章 革命新路
第三章 艱辛探索
第四章 另闢蹊徑
第五章 煥發生機
第六章 歷史突破
第七章 與時俱進
第八章 發展新途
第九章 走向和諧
第十章 大道同行
文章閱讀
中國道路十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經典文獻回眸
第一章歷史選擇
“道路問題是關係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道路就是黨的事業的命脈。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事業都經歷了尋找正確道路的艱難過程。”這是2007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對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說的一段話。
走過90年，回首100年。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發展事業的征程中，歷經艱辛尋找到的正確道路，就是適合中國國情的中國道路。
這條路，就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之路，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路，就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發展之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
這條路，集中體現在《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江澤民文選》、《科學發展觀重要論述摘編》等凝聚中國共產黨人鮮血和智慧、散發著歷史風煙的重要文獻中。它們從波瀾壯闊的歷史實踐中脫穎而出，成為歷史航道的燈塔，成為思想心靈的旗幟，引領著中國道路，從昨天走到了今天。
這條路從哪裡開始呢？
《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發言》
1921年陽曆新年的長沙，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十幾個年輕的知識分子，踏著五四先進文化催生的救國潮流，來到潮宗街文化書社，召開新民學會長沙學員新年大會。
會議是在一個並不起眼的小房子裡召開的，但討論的話題卻是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和目的。28歲的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兩次發言。這兩次發言，後來作為全書開篇，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
毛澤東在發言中說：我贊成用俄國式的革命道路，這是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他還比較了社會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方法，認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
把這篇發言作為《毛澤東文集》的開篇，是因為它標誌著毛澤東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道路。實際上，在一個月前，毛澤東在給蔡和森、蕭子升等在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的信中也談到：“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
“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毛澤東用形象的十個字，概括了近代以來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復興之路苦澀的心路歷程。自1840年以來，救國尋路，民族復興，就成為近代中國的基本政治主題。
19世紀下半個世紀，中國人已經做過了多種嘗試：只搬用一些洋槍洋炮和近代工業技術的洋務運動救不了中國，上層士大夫曾希望依靠光緒皇帝的支持來進行改革的戊戌維新運動又失敗了，下層民眾自發掀起的義和團式的舊式反抗運動也失敗了，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也沒能改變中國的命運……
萬水千山走遍卻不得其門而入，精神的苦痛折磨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中國的出路在哪裡呢？
1899年2月，上海廣學會出版的122號《萬國公報》上第一次出現了兩個對中國人來說還很陌生的名字，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這篇由傳教士李提摩太翻譯、中國教士蔡爾康撰的《大同學》中說到，“其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也”。而後，朱執信、陳望道、馬君武、劉師培、江亢虎等人也撰文譯述過馬克思的學說。一批介紹馬克思社會主義學說的日文著作相繼被譯成中文，在上海出版。
這時的馬克思革命理論和社會主義學說，還僅僅是作為一種新思潮被介紹。思想只有被實踐照亮，才能根本影響人類的歷史選擇。
1914年，人類歷史上一次世界性的大劫難——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場持續四年的戰爭，把西方國家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社會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尖銳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來。大劫後的滿目瘡痍，經濟的蕭條和社會的動盪，使那些曾經醉心於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失所望。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就在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時，1917年，俄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勞農政府，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理論學說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它像一縷新世紀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國的前程。
於是，走俄國革命的道路，成為陳獨秀、李大釗等一批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鮮明主張，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因此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種重要的新思潮。
1918年11月，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在天安門廣場發表了題為《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的兩次演說。李大釗熱情洋溢地告訴世人：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那天，在聽李大釗講演的現場聽眾中，就有25歲的湖南青年毛澤東。也就是從此以後，毛澤東開始具體了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閱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毛澤東後來對斯諾回憶說：當時閱讀了《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鬥爭》、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這三本書，對他影響很大，建立起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到1920年夏天，他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一種學說不管怎樣正確、怎樣新鮮、怎樣宣傳，如果人們沒有內在的強烈需要，它是不會成為歷史選擇的對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正好給了當時正在苦苦尋路的中國先進分子一個全新的答案。
1921年的夏天，包括毛澤東在內的13個年輕人，拿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器，以改天換地的氣概，在上海悄悄揭開了中國近代史上開天闢地的一幕——成立中國共產黨。
中國革命的紅色航船就這樣起航了，起航之後是波瀾壯闊的革命風暴。
信仰並不等於實踐，選擇並不等於成功。
中國革命是什麼性質的革命，走什麼樣的道路，依靠誰，是不是可以照搬俄國革命的經驗，每一個問題都是關乎革命成敗的大問題，都沒有現成答案，對於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都是命運之考。
1922年7月，剛滿一歲的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宣言，以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奠定了它在中國革命道路上的重要歷史地位。
黨的一大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規定為黨的奮鬥目標，但沒有對黨在現階段的基本任務作出明確而恰當的規定。黨的二大提出，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在現階段的革命綱領應當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由一大確定直接搞社會主義革命到二大確定首先進行民主革命然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中國革命在起點上就實現了的一次重大轉變。
有了民主革命的綱領，明確了革命的對象，弱小的共產黨到哪裡去尋找依靠力量呢？
幾年後，毛澤東寫出了一份與眾不同的重要答卷。
從《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到《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925年初，從《共產黨宣言》中拿起了“階級鬥爭”武器的毛澤東，回到故鄉韶山，一邊搞農村調查和農民運動，一邊研究實際的農村階級鬥爭。後來，毛澤東曾回憶說，以前我沒有充分認識到農民中間階級鬥爭的程度，這次回韶山後，才體會到湖南農民變得非常富有戰鬥性。
幾個月之後，毛澤東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篇重要文章，發表在1925年12月1日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編印的《革命》第四期上。1951年，毛澤東把它收入《毛澤東選集》，作為全書的開卷篇。
在這份答卷中，毛澤東開門見山地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在逐一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後，毛澤東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半無產階級的農民、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幾個重要思想。一是提出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他們受外國資本主義打擊和封建軍閥壓迫時，贊成反帝反封建軍閥的革命運動，但當革命威脅到他們自身利益時，又懷疑革命，甚至反對革命。所以，毛澤東說，他們舉起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右手打倒共產黨。他們的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他們的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這個思想在當時是相當深刻的，後來革命的發展也證明了毛澤東的這種分析和判斷。二是提出了農民是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的思想。在革命主要依靠力量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一開始是依照國際共運和俄國革命的經驗，把眼光和重心放在城市工人階級身上，所以，共產黨成立後的最初幾年，主要力量都是在城市裡搞工人運動。雖然那時黨內也有人認識到農民問題的重要性，但並沒有把農民當作主要依靠力量。
1951年，毛澤東在把這篇文章收入《毛澤東選集》時，自己加寫了這樣一個題註：此文是反對當時黨記憶體在著的兩種傾向而寫的。一種是以陳獨秀為代表，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這是右傾機會主義；一種是以張國燾為代表，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這是左傾機會主義。這兩種機會主義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
在農村人口占85％以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城市彷佛只是大海中的幾個小島，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野蠻的封建剝削制度。在這個封建剝削和壓迫下的廣大農村，積壓著農民千百年來受盡地主豪紳欺凌壓迫而無處訴說的全部仇恨和憤怒。它像一個天然的火藥庫，一旦引爆，將會產生難以想像的巨大力量。
毛澤東看到了這種力量。他說：中國國民革命基本是農民革命，以往的革命黨人都沒有注意研究農民問題。辛亥革命、五卅運動之所以失敗，就是由於沒有得到農民的擁護。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革命，革命不會成功。
那時的湖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國民革命的推動下，農民革命運動如火如荼。沉默了幾千年的農民組織起來，成立農民協會，為爭取自身的權益，向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貪官污吏以及農村各種宗法制度，發起了猛烈衝擊。
然而，有些人對農民革命的力量感到害怕，甚至誣衊和打壓。同地主豪紳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國民黨右派和北伐軍中的一些軍官，攻擊農民運動破壞了社會秩序，是“痞子”革命、“惰農”運動。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也認為湖南農民運動“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妨礙統一戰線”，開始限制工農運動發展。
如何對待農民運動，成了中國革命的焦點。
1926年年底，身穿藍布長衫、手拿雨傘的毛澤東回到湖南農村，歷時32天、行程700公里，對湖南的農民運動作了一次詳細調查。
在調查中，毛澤東看到：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各種宗法思想和制度、城裡的貪官污吏。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被打得落花流水。農會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那些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的則在鄉里向農會投降。他們甚至願意拿出些錢來，請求農會幹部批准他們加入農民協會。
這一切，都是以前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奇事，但它們卻實實在在地發生了。一切似乎都翻了個個兒，一切又似乎才剛剛開始。這一切，讓毛澤東大開了眼界，也使他興奮不已。他對農民革命排山倒海般的力量認識得更清楚，體會更深了。
1927年2月12日，毛澤東結束32天的考察，從長沙回到武漢，住在武昌都府堤41號。16日，他寫信給中共中央，表示中央對農民運動政策有很大的缺點，並很快寫成了2萬多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毛澤東在《報告》中採取了全新的路線，熱烈讚頌農民民眾打翻封建勢力的偉大功績。他興奮地感嘆：“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40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40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不是什麼糟得很。”《報告》還指出：“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這實際上指出了農民鬥爭同中國革命成敗有密切的聯繫。
在毛澤東的筆下，農民不僅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甚至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他大聲疾呼：一切革命派、革命同志都應該站在農民的前頭領導和支持他們，而不應該指手劃腳地批評他們；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表現出來的對農民運動的認識，已超出中央的認識。他從對農村、農民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特殊地位來說明農民革命的重要性，從分析農民中各階層的經濟、政治地位來說明農民革命的動力和目標。這就比較具體地闡明了中國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問題，大大深化了人們的認識。
毛澤東將農民視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解決了中國革命道路上至關重要的理論問題。這與孫中山所領導的忽視底層百姓參與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有著本質區別，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也是一個新發展。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都沒有把農民作為革命主要依靠力量的思想。這一點，為毛澤東後來開闢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奠定了基礎。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於1927年3月5日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報《戰士周報》連載，社會反響十分強烈。接著，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上刊載，隨後漢口《民國日報》、《湖南民報》相繼轉載。
遠方的共產國際也注意到了毛澤東的這個考察報告。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先後用俄文和英文翻譯發表了這個報告。這是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編者按說：“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導最為清晰。”
當年漢口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出版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單行本。瞿秋白滿懷激情地為這本書寫了一個序，序中說：中國農民要的是政權和土地，中國的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前線去奮鬥，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毛澤東的這本書。瞿秋白還將毛澤東和海豐農民運動領袖彭湃稱為“農民運動的王”。
然而，恰恰在是否願意代表廣大的工農說話做事的這個根本問題上，孫中山逝世後的國民黨停下了腳步，轉過身來就向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運動舉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的不成熟和不完備，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失敗中奮起，在失敗中反思。從井岡山到瑞金城，從長征路上到寶塔山下。
1939年，當歷史又一次來到岔路口時，中國共產黨在西北黃土高原上收穫了自己成熟的理論，有了自己鮮明的旗幟——新民主主義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里程碑：《新民主主義論》
《新民主主義論》是反映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一篇重要文獻，原本是毛澤東1940年1月9日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長篇講演，原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最早發表在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上。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刊載時，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自己說，他寫《新民主主義論》，目的主要是駁國民黨頑固派。
抗日戰爭爆發後，共產黨和國民黨再度攜手合作，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當局卻加緊了反對共產黨的活動。他們在軍事上不斷製造反共摩擦，在政治上極力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國民黨的一些理論家提出：你們共產黨不是贊成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嗎？中國只要一個三民主義就夠了，三民主義可以滿足中國現在和將來的一切要求。因此，中國未來不需要社會主義，共產黨不需要存在。國民黨的這些言論，給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理論挑戰。
即使是在中共黨內，此時的認識也有些不一致。有人主張一切經過並服從國民黨，所謂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有人則主張直接搞社會主義，畢其功於一役。
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與博古在“是否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參加抗戰”的問題上發生尖銳爭論。博古以“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的教條，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抗日。毛澤東憤激地反駁說，難道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抗日，就是對祖宗不忠，對祖宗不孝嗎？博古被駁得啞口無言。
還有一個故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後，王明寫了一首詩，題為《新民主主義論——評毛澤東這篇論文的根本錯誤》。詩中說：“新民主主義，理論自托陳”，“資革成功後，資行社不行。”“列義被修正，前途迷霧存。”就是說新民主主義理論出自托派、陳獨秀。民主革命成功後，搞資本主義不搞社會主義，是對列寧主義的修正。
歷史要求中國共產黨作出自己的理論回答。
1939年到1940年初，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裡集中思考著中國革命的一系列理論問題，寫出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完整理論。
新民主主義這個科學概念，最早出現在1939年12月寫成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第一次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區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前途等問題逐一進行了論述，並對什麼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給出了一個明確的定義：“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但是，對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內容是什麼，它們的特點是什麼等問題，還沒有闡述。這些問題是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得到全面闡述的。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綱領在《新民主主義論》這篇文章中得到了更加系統的闡發。
新民主主義新在何處呢？它和舊民主主義有什麼聯繫和區別呢？
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是否掌握了領導權的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早在大革命時期就提出來了，但無產階級怎樣去實現這個領導權，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搞清楚。毛澤東也經歷了長期思考和探索，到了1939年10月寫《〈共產黨人〉發刊詞》時作出了全面論述，提出了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法寶的重要思想。
《新民主主義論》明確提出了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創新。關於這個問題，過去黨記憶體在過許多混亂的思想。有人常把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相混淆，急於在民主革命階段採取一些社會主義措施；又有人認為，既然現階段中國革命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就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無產階級只能在將來再去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共產國際也沒有提供一個清楚的答案。直到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才從理論上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毛澤東指出：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完成前一個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第二個革命。
《新民主主義論》一問世，就受到各界矚目，它把長期困擾人們的一些重大問題一下子弄清楚了。
遠在大西南的聞一多後來談起讀到《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的感受時，這樣說道：“我們一向說愛國、愛國，愛的國家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個烏托邦的影子，讀了這些書，對中國的前途漸漸有信心了。”
當年，《新民主主義論》在國統區秘密流行。為了逃過國民黨的檢查，它的封面被偽裝成各種樣式，有被偽裝成言情小說的，有被偽裝成《大乘起信論》的，還有被偽裝成《文史通義》、《中國向何處去》，等等。《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魅力由此可窺一斑。
理論引領著實踐，實踐又推動理論創新。
毛澤東曾說過：“《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每次翻閱，都有新的啟發。寫《新民主主義論》時，我又不知翻過多少次。”
1962年，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時還說：那些論文和檔案，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只有經過了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不少觀點，在馬恩列斯的著作中有過論述，這些論述成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探尋中國革命問題的理論基點。但是，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成果，遠遠超越了這個基點，也遠遠超越了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列寧發展了的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第一，以《新民主主義論》為代表的理論成果，把馬列著作中已經提出的一些觀點完全中國化、具體化，使之成為帶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理論、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大大豐富了這些觀點的內容；第二，它們提出了一系列經典著作從來沒有講過，但卻符合馬列主義原理原則的觀點、概念、論斷。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提出和成熟，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飛躍的最重要標誌，它為中國人民指明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奪取民主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也是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
毛澤東早年曾經說過：“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中國人民從選擇馬克思主義起，經過20年的艱苦探索和曲折經歷，終於獨立自主地豎起了“新民主主義”這面旗幟。
1927年，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危機中，年幼的共產黨沒有獨立自主的理論旗幟，付出了血的代價。13年後，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危機中，已經成熟的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的“新民主主義”旗幟，中國革命的道路從此走上了歷史的快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