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作 者： 張治覺 著
內容簡介
我國目前正處於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市場機制還不成熟，所有在市場經濟發展早期出現的市場失靈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且具有中國特色。另外，市場基礎還很薄弱，民間抵禦市場風險的能力還很有限，市場經濟發展所要求的各種軟體（如制度、機制和文化）和硬體環境還不充分。因此，我國政府的職責範圍要比市場經濟已經成熟的已開發國家的政府更為寬泛。科學界定政府支出的範圍更能充分發揮政府在經濟成長中的作用。同時，考慮政府支出的規模過大或者過小都會對經濟成長產生阻礙作用，因此，確定政府支出的適度規模將對經濟的發展產生更大的推動作用。國內外學者對以上兩個問題展開大量的研究，但還有許多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中國政府支出與經濟成長：理論和實證研究》圍繞上述兩個問題進行展開，期待能夠為政府調整支出結構和確定政府支出的最優規模提供理論指導。
《中國政府支出與經濟成長：理論和實證研究》在結構安排上共10章，第1章是導論部分，主要內容包括選題的背景和意義、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中國政府支出與經濟成長：理論和實證研究》的結構和主要內容以及主要的創新之處。第2章是國內外文獻綜述部分。第10章是主要結論以及進一步研究的內容。其餘的7章從四個方面研究政府支出與經濟成長的關係。首先，建立一個理論框架分析政府支出與經濟成長的關係。其次，從總量和結構上分析政府支出的經濟成長效應。然後，實證分析了政府支出的投資效應（對私人投資的引致或擠出效應）、居民消費效應（對居民消費的引致或擠出效應）、技術進步效應、產業結構效應、就業結構效應等。最後，通過理論模型和經驗研究，確定了經濟成長中中國政府支出的最優規模和結構。
第2章是國內外文獻綜述部分，首先，沿著經濟成長理論的發展脈絡對政府支出與經濟成長的理論研究進行回顧，將理論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政府支出與經濟成長理論研究的奠基與形成階段：從古典增長理論到新古典增長理論；第二階段是政府支出與經濟成長研究的成熟階段：內生經濟成長理論的形成與發展。然後，從六個方面回顧了有關政府支出與經濟成長關係的經驗研究。第一是政府支出總量與經濟成長的關係；第二是政府支出總量與私人投資的關係；第三是政府基礎設施建設支出與經濟成長的關係；第四是政府教育支出與經濟成長的關係；第五是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的關係；第六是政府支出的最優規模與經濟成長的關係。最後對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方法進行了述評。
第3章建立一個理論框架來分析政府支出與經濟成長的關係。首先從供給的視角分析政府支出的就業效應、投資效應和技術進步效應。其次，從結構的視角分析政府支出的居民消費效應、產業結構效應和就業結構效應。最後，從制度的視角分析政府支出的經濟成長效應。《中國政府支出與經濟成長：理論和實證研究》主要分析了財政分權制度的經濟成長效應和稅式支出效應。
第4章從總量和結構上分析了政府支出的經濟成長效應。首先，對我國政府支出的範圍進行了重新界定；然後，利用指標法和HP模型法反映我國政府支出規模的變動和發展趨勢，利用ARMA模型對我國政府支出規模進行了預測；其次，利用非線性模型、時變參數模型和面板數據模型從總量上研究政府支出的經濟成長效應。從非線性模型的結果看，政府支出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可以用三次多項式模型來擬合。從時變參數模型的結果看，自1979年來政府支出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呈上升趨勢，到1999年達到最大為4.976443，政府支出增長1億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4.976443億元，在隨後的幾年間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從面板數據模型的結果看，地區的政府支出對地區經濟成長的影響有較大的差異，其中東部和中部地區（山東、江蘇、河北等）的政府支出對地區經濟成長的影響相對較大，而西部地區（西藏、青海、寧夏等）的政府支出對地區經濟成長的影響較少。然後，利用時變參數模型研究政府支出結構的經濟成長效應。1979～1992年（除1981年外）間政府投資性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彈性為正；1993～2004年間政府投資性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彈性為負；1984～1991年政府消費性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彈性為負，其他年分為正。政府轉移性支出在大多數年分對經濟成長產生正的效應。
第5章首先分析了政府支出總量的投資效應。在長期內政府支出對私人投資產生了引致效應，在短期內政府支出對私人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但擠出效應並不明顯；在短期內外商直接投資對私人投資產生了引致效應，在長期內外商直接投資對私人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從總量上看，外商直接投資對私人投資產生的引致效應小於政府支出對私人投資產生的引致效應。其次，利用時變參數模型分析了政府支出總量對私人投資的動態效應，政府支出在1981年和1982年為負數，1983～1998年間對私人投資產生了引致效應，從1999年開始對私人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然後，分析了政府支出結構對私人投資的動態效應，研究表明政府消費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對私人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但效果不明顯；政府投資性支出在長期內對私人投資產生了引致效應，但在短期內產生了擠出效應。最後，以私人投資為中間變數，利用VAR模型和SVAR模型分析了政府支出對經濟成長的傳導機制，通過比較發現，SVAR模型比VAR模型更能解釋政府支出通過對私人投資產生作用從而促進經濟成長的傳導機制的存在性。
第6章首先分析了政府支出總量和結構的居民消費效應。不論是長期還是短期內，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了引致效應；不論是長期還是短期內，政府投資性支出和政府轉移性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了引致效應；政府消費性支出在短期內對居民消費產生了顯著的擠出效應，但長期擠出效應不明顯。其次，利用時變參數模型分析了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動態效應，研究表明1981～1994年間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出效應，1995～2004年間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了引致效應；政府投資性支出在大部分年分對居民消費產生了引致效應（1981年除外）；政府轉移性支出在所有年分對居民消費產生了引致效應；政府消費性支出在大部分年分對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出效應（1979、1980、1981年除外）。然後，利用面板數據模型分析了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的關係，發現江蘇、。安徽、福建、山東、河南、湖北等地區政府支出的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較高，新疆、青海、寧夏、廣東等地區政府支出的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較低。最後，以居民消費為中間變數，利用VAR模型和SVAR模型分析了政府支出對經濟成長的傳導機制，通過比較發現，SVAR模型比VAR模型更能解釋政府支出通過對居民消費產生作用從而促進經濟成長的傳導機制的存在性。
第7章首先分析了中國政府支出的技術進步效應。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和政府支出對專利授權數量和發明專利數量的影響不顯著；外商直接投資和政府支出對實用新型專利數量和外觀設計專利數量的影響顯著，並且政府支出對實用新型專利數量和外觀設計專利數量的影響要大於外商直接投資；然後，將模型進行擴展，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資、政府教育支出對專利授權數量產生了不顯著的正效應，政府科技投入對專利授權數量產生了不顯著的負效應；政府教育支出和政府科技投入對發明專利數量產生了不顯著的正效應，外商直接投資對發明專利數量產生了不顯著的負效應；外商直接投資對實用新型專利數量產生了顯著的正效應，政府教育支出和政府科技投入對實用新型專利數量產生了不顯著的正效應；外商直接投資、政府教育支出對外觀設計專利數量產生了顯著的正效應，並且政府教育支出對外觀設計專利數量的影響大於外商直接投資，政府科技投入對外觀設計專利數量產生了顯著的負效應。最後，以技術進步為中間變數，利用VAR模型和SVAR模型分析了政府支出對經濟成長的傳導機制，通過比較發現，SVAR模型比VAR模型更能解釋政府支出通過對技術進步產生作用從而促進經濟成長的傳導機制的存在性。但是，政府支出通過促進技術進步從而影響經濟成長的作用機制還沒有理順，這主要由於有很大一部分科技成果沒有轉化為生產力。
第8章首先從總量上分析了政府支出的產業結構效應。研究表明，無論是在長期內還是在短期內，政府支出都對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產生了較大的促進作用，政府支出對我國產業結構的促進作用大於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促進作用。從結構上分析，政府投資性支出都對我國產業結構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影響不顯著；政府消費性支出對我國產業結構產生了較大的促進作用；政府轉移性支出對我國產業結構產生了負面影響。然後，從總量上分析了政府支出的就業結構效應。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對我國就業結構的變遷產生了顯著的影響，政府支出規模的增加使得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中轉移到第三產業中來；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使得勞動力從第一產業中轉移出來，分別轉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同時發現，政府支出對就業結構的影響大於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結構的影響。
第9章首先拓展了巴羅模型和富塔格米模型，將政府投資性支出和消費性支出引入到生產函式中，同時考慮家庭和政府資源約束，最大化國家效用函式，建立最優經濟成長模型，通過嚴密的證明和推導得到政府投資性支出最優規模和消費性支出最優規模。然後，根據“巴羅法則”確定我國政府投資性支出的最優規模為占GDP的8.5%，政府消費性支出的最優規模為占GDP的21.7%。並計算了政府投資性支出的邊際收益為1.18，政府消費性支出的邊際收益為4.93，政府投資性支出的邊際收益和政府消費性的邊際收益都大於1，說明政府投資性支出和政府消費性支出不足。所以，政府應該適度增加投資性支出的規模，調整投資性支出的結構。政府應該增加消費性支出用於自身的建設，進行一系列的體制改革，提高自身管理效率，為經濟成長創造更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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