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的自耕農
正文
在中國封建土地制度下，以小塊土地所有制為基礎，從事個體勞動的農民。它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有較充分的發展。產生和發展 西周青銅農具的使用，土壤肥沃鬆軟的黃土地帶的開發，有利於個體勞動的發展。《詩經》中《豳風·東山》和《唐風·鴇羽》兩詩所描寫的戰士，有自己的家室，以“藝黍稷”為生，有充當甲士的權利，他們就是當時的自耕農。
春秋戰國之交，以鐵犁、牛耕為標誌的傳統農業興起,在新興地主政權“耕戰政策”的推動下,自耕農大量發展。他們主要來自獲得解放的農奴，也有因子孫繁衍和兼併爭鬥而失去權貴身份的貴族及其後代。隨著生產力發展和井田制崩潰，他們的土地私有化程度和經營獨立性加強，開始成為較有完全意義的自耕農。他們是當時各國賦稅和徭役的主要承擔者。《孟子》、《荀子》等書中稱道的“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耕織結合的農民，就是這種自耕農的寫照。
秦代以後，封建地主制經濟不斷發展，但在土地買賣和多子繼承的條件下，始終保持有相當數量的自耕農。只是在大土地所有制發展，土地兼併盛行的時候，自耕農的數量會減少一些；而在歷代王朝建國之初，在招撫流亡，墾種經過戰亂而荒蕪的土地的時候，自耕農的數量就多一些。漢代的“賦民以田”，西晉的占田，北朝和隋唐的均田,明代的移民墾田，清代的“更名田”,都是培植自耕農的措施。根據一些文獻資料的估算，唐初、宋初和明初的某些年代，自耕農的總戶數可能超過佃農的總戶數，他們耕種的土地總量可能超過佃農耕種的土地總量。清代在某些地區，自耕農數量也超過佃農。
社會經濟地位 自耕農和佃農都屬於小農經濟。自耕農耕種自己的土地，只承擔封建國家的賦役，沒有地租。這就使他們願意投資以改良土壤,提高土地豐度;使他們有較大的獨立性以從事有利的經營，增加經濟收益；使他們有較有利的條件生產和支配剩餘產品，以改善生活和擴大再生產。他們比佃農有較優越的經濟地位。他們的這種地位有一個隨封建制度的演變而逐步發展的過程。封建徭役的繁雜和徵調無時，嚴重干擾自耕農的生產。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封建賦役制度不斷改革，經過唐代的兩稅法，宋代的募役法，明代的一條鞭法，清代的攤丁入地，實現了從賦役並重到重賦輕役，最後將役併入賦，使自耕農有了越來越大的自由以支配自己的勞動時間。
世族、縉紳地主憑藉封賜、庇蔭和優免等封建特權，強占強買土地，轉嫁賦役，實行兼併，是對自耕農經濟的嚴重威脅。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隋唐以後,地主的封建特權逐步削弱，到清代，他們的優免權也受到限制，土地轉移已基本是通過買賣的經濟手段進行。同時，在商品貨幣經濟的衝擊下，限制土地買賣的封建習俗逐步鬆弛,土地買賣的範圍日益擴大,經濟因素對地價的決定作用日益增加。土地商品化程度的深化，導致自耕農土地私有制日益發展。中國封建社會的自耕農，正是在封建政治經濟關係為適應社會經濟發展而不斷調整的過程中，發揮了自己的力量，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但是，由於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自耕農經營規模狹小，生產條件簡單，難於經受天災人禍，再加上封建制度的壓迫和剝削，所以，自耕農的經濟地位又是不穩定的。一般說來封建賦役負擔的輕重，往往取決於封建統治者奢靡消費、從事征戰以及興修大規模工程等的需要,其增減幅度很大。當徭役繁苛的時候,許多自耕農就要“賣舍貼田，以供王役”（《舊唐書·李嶠傳》）；或“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宋史·食貨志》）。唐中葉後，封建賦稅從“以丁身為本”改變為“以資產為宗”。這本來有利於自耕農，但是，貪官污吏的額外徵求卻有增無已,有時是“私派倍於官征,雜項浮於正額”（清《康熙實錄》卷二十二）。因此，每當封建國家苛征暴斂之際，許多自耕農便破產流亡，或通過投獻、投靠而成為豪強巨室的依附農民。這種情況，史不絕書。
自耕農又是豪強地主依仗權勢，轉嫁賦役，兼併土地的重要對象。當地主階級封建特權膨脹的時候，總是要出現“強弱相凌,恃勢侵奪,富有連畛亘陌，貧無立錐之地”（《通典·食貨門》）的情況。同時，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民日益捲入商品貨幣經濟的鏇渦之中，自耕農又成為商人和高利貸者盤剝的重要對象。從漢代以來，許多自耕農都逃脫不了“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漢書·食貨志上》）的命運。
因此，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某些時候，自耕農的經濟境遇並不強於佃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