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堵城簡況
嚴重堵車的城市,簡稱“堵城”,我國堵城諸多,但我國有三大以堵車為名的城市,分別為北京、上海,成都,但現狀已不能說服我們的公民。截止2010年,我國現狀目前有六大堵城,分別是北京、上海、成都、深圳、武漢,南昌。堵城政府治堵方法各不同,個別似有相同,相互取經。北京:採取單雙限號通行,錯峰上下班,收取堵車費以及加快城市多條捷運建設和城市快速通道。
深圳:深圳機動車目前全國密集度最高,加快城市多條捷運建設,相繼取消公務車出行,減輕路面交通負擔,呼籲市民遵守交規,讓交通更加順暢。
南昌:採取星期制0~9限號通行,添加建設立體停車庫。而捷運施工等重點重大工程建設與道路需求形成明顯矛盾。在假期期間實行大中國小場地提供車位供給停車,學習香港,台北及國外發達有豐富經驗的城市,加快建設多條城內快速高架環線。
成都、上海,武漢目前也在加強多條捷運建設和路網更完善的規劃,並與已開發國家交流,以取得先進信息化的道路管理。
中國各大城市的塞車之弊久矣,京滬等城幾成癌症,首都成首堵。市民們忍受塞車之苦久矣,每每成心病,一天能出門辦成一件事就算慶幸了。而每日花在通勤上的時日,與日俱增,這為上班族們原本就不容易的生活“添堵”。沖紅燈者、胡亂鳴警笛者、停靠不熄火者,通通拉去集中培訓,並記入個人駕駛記錄,以觀後效。
當然,治堵藥方好開可藥難吃。但不吃藥就會聽任城市癱瘓,因為一些人得病,全城人遭殃。最後,作為長遠治堵,一是要大力發展公交系統,把建設經費用在方便上班族上,而非那些華而不實的面子工程上;二是像深圳那樣逐步取消公務車,一方面減少公共開支,另一方面為道路減負,須知北歐的一些城市,公務車不過三五輛罷了;三是控制私家車,學習新加坡或紐約。紐約市長布隆博格帶頭上班乘坐捷運,在他的帶領下,紐約市民將汽車鎖在庫里,周末郊遊時才拿出來一用。 京城擁堵的一個原因是家長接送小孩。假如我們的社會和諧安定,不要讓幼小的身軀面對社會的兇險,這也是可以省了的。當然,這是一個更大的課題,需要更大範圍的辯證診斷、整體施藥了。 (執筆肖鋒)
汽車也是城市人口,它們毫不客氣地霸占著人們的生存空間、活動空間和休閒空間。中國已榮升為這個星球第一大汽車消費市場,而大城市的有車族和無車族均不快樂,這不能不說是莫大的諷刺。
怎么辦?如果將中國城市塞車病當作頑症,西醫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作法恐難奏效。看來只能借鑑老中醫的辯證診斷、整體施藥了。
中國的塞車癥結之一,首先出在權力資源過分集中,尤其集中在中心城市。加之中國的審批經濟模式,辦成一件事非要敲滿大大小小各類圖章方能過關,過程之艱難相信每個企業都有一本苦水賬,這其中就有塞車塞在路上的時間和成本。
中國的塞車癥結之二,城市規劃缺乏前瞻性,拆了舊城造新城,於是不得不攤大餅。歐洲某些城市道路規劃仍沿用一百年前的,且歐洲城市是多中心設定,不會“大一統”。中國城市塞車的弊端,一是道路設計過窄、缺乏前瞻性,二是中國“一個中心”的城市格局,恐怕再寬的馬路也不夠用。
中國的塞車癥結之三,開車者的交通意識、公德意識太差,能擠就擠,能加塞就加塞,事故就此發生。車品和車德在中國這個新興市場是個大問題。中國汽車市場的發展遠遠超出了駕車者車品和車德的培育。
單就以上癥結,中國治堵藥方就不得不下猛藥,且又要配以長期調理。沖紅燈者、胡亂鳴警笛者、停靠不熄火者,通通拉去集中培訓,並記入個人駕駛記錄,以觀後效。 當然,治堵藥方好開可藥難吃。但不吃藥就會聽任城市癱瘓,因為一些人得病,全城人遭殃。最後,作為長遠治堵,一是要大力發展公交系統,把建設經費用在方便上班族上,而非那些華而不實的面子工程上;二是像深圳那樣逐步取消公務車,一方面減少公共開支,另一方面為道路減負,須知北歐的一些城市,公務車不過三五輛罷了;三是控制私家車,學習新加坡或紐約。紐約市長布隆博格帶頭上班乘坐捷運,在他的帶領下,紐約市民將汽車鎖在庫里,周末郊遊時才拿出來一用。 京城擁堵的一個原因是家長接送小孩。假如我們的社會和諧安定,不要讓幼小的身軀面對社會的兇險,這也是可以省了的。當然,這是一個更大的課題,需要更大範圍的辯證診斷、整體施藥了。 (執筆肖鋒)
猛藥之一是遷都或多都制。遷都並沒有確定在哪所城市,但必定是中東部,北京早已在各項資源上超負荷運行,有人建議非遷都不能根治。遷都影響國家大計,斷不可輕舉妄動。但不遷都而遷某些部委是可以考慮的。比如將中央各部委的一半遷往燕郊等衛星城。事實上,一些城市已將行政中心遷往新城,而這正是五十多年前梁思成給北京城建規劃開出的方子。就看城市管理者有無此氣魄與決心了。
當然,根治的方子還在於減少以至取消權力經濟、審批經濟、送禮經濟、跑部進京經濟及駐京辦經濟,大幅減少經濟運行中的交易過程與交易成本。需要報批,也不必請客吃飯,拉關係、走門子,只需網上審批或備案即可。網路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