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書名:中國四大古典悲劇
ISBN:7-5011-1841-8
發行地:北京
出版社:新華出版社
出版時間:1993
頁數:144頁
開本:20cm
簡介
在我國豐富多采的古典戲劇中，悲劇是其中最能扣人心弦、動人肺腑的劇目。它是我們民族創造的藝術珍品之一。這裡評選的十大古典悲劇，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作品。這些作品幾百年來，一直活躍在舞台上。它們的故事情節，人物形象幾乎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長期以來，我國人民民眾，尤其是被剝奪了學習文化權利的廣大農民，利用它們來教育和娛樂自己，從中猁對歷史人物和現實生活的認識，同時鼓舞自己的生活熱情，提高自己的道德情操。我國這份珍貴的戲曲遺產，對我們今天的讀者和作家，也還有欣賞的價值和借鑑的作用。因此，整理和評點這些作品，總結其成就，探討其特徵，就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工作。
四大古典悲劇說法不一，根據周先慎先生的評點，以 竇娥冤 [元·關漢卿］、趙氏孤兒 [元·紀君祥］、長生殿 [清·洪升］、桃花扇 [清·孔尚任］為最為有代表性。
竇娥冤
作品簡介《竇娥冤》是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會現實的一個著名的悲劇。
十三世紀中葉，由於農業生產受到掠奪戰爭的破壞和城市經濟的畸形發展，高利貸盛行。劇中竇天章借蔡婆婆二十兩銀子，一年後本利四十兩，無力償還，被迫拿女兒去抵債，就反映出當時高利貸剝削的殘酷性。元王朝又是我國歷史上政治壓迫最殘酷、吏治最黑暗的時期。竇娥進了公堂，便受到官吏的嚴刑逼供。糊塗的官吏，聽信流氓的誣告，只憑口供定案，而且一審這案，不再復勘，說明當時的法律是十分野蠻、不合理的。竇娥的無辜受戮，更是當時吏治黑暗、冤獄遍地的藝術概括。但是悲劇《竇娥冤》不止於揭示元代社會的黑暗，還賦主人公竇娥以決不妥協的性格。它著重描畫她那股驚天地、泣鬼神的如虹怨氣，使這個默默無聞的童養媳，化作一顆光芒四射的彗星，劃破那籠罩蒼穹的黑夜，給人們帶來一線光明，給作品現實主義的軀幹灑上一層瑰麗的浪漫色彩。作者還以高超的藝術手腕，細緻地刻劃了竇娥內心的矛盾衝突，和性格的不同側面，使她成為一個令人同情和崇敬的、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
《竇娥冤》的作者關漢卿，號已齋文，大都人，生活在十三世紀三十年代到世紀末。他一生從事雜劇創作和演出，寫過雜劇六十餘種，是當時一個雜劇創作團體“玉京書會”的首領，後人稱頌他是“驅梨園領袖，總編修帥首，捻雜劇班頭”（賈仲明《錄鬼簿繼編》）。由於社會地位低賤，生活道路坎坷不平，使用權他有可能觀察和體驗下層人民民眾的疾苦，摔打出一副錚錚鐵骨。在題材名為《不伏老》的散曲里，有一段最能表現他性格特點的自白：“我是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作家在長期生活中獲得的體驗和形成的這種堅毅不屈的性格，都熔鑄到晚年是成熟的這一部悲劇作品的主人公身上。竇娥對黑暗勢力的強烈反抗，對真理和正義的執著追求，實際上都反映了關漢卿和他所代表的社會力量的思想和願望。如果說，《竇娥冤》是我國古代一個著名的悲劇，竇娥是封建社會里開始覺醒的被壓迫階級一個成功的悲劇典型，那是並不過分的。關於這一點，現代著名劇作家田漢，在他所寫的話劇《關漢卿》里有形象而生動的描繪，它真實地再現了關漢卿醞釀創作《竇娥冤》的經過，是我們研究這個悲劇的一份有益的資料。
賞析《竇娥冤》是取材於元代社會現實的一部作品，但它同前代文學有明顯的繼承關係。竇娥臨刑前有三樁誓願：第一樁血飛白練，是來源於《搜神記》里東海孝婦周青的故事。第二樁六月飛雪，來源於《太平御覽》所記鄒衍下獄六月飛雪的傳說。第三樁亢旱三年，見《漢書·於定國傳》。這三段傳說故事或者是事物的偶合，或者是撰書人的編造，其真實性本令人懷疑；但它符合人民的願望。人們寧可信其有，不原信其無，因此在民間廣泛流傳。關漢卿在寫竇娥的冤情如何感天動地時，將這幾個傳說故事捏在一起加以渲染，使觀眾受到強烈的感染。這說明關漢卿被壓迫人民的思想感情並具有豐富的舞台經驗，他的作品能在當時流行，被稱為“當行”作家，實非偶然。
七百年來，《竇娥冤》不僅成為我國戲曲舞台的保留劇目，而且最早被譯成法文、目文流傳國外。由於雜劇的唱腔和說白帶有時代性和地方色彩，後代不同地區的戲曲搬演此劇時，多數經過改編。明代葉憲法祖把它改編為傳奇《金鎖記》，京劇又根據《金鎖記》改編成折子戲，其中上演較多的有《探監》、《法場》兩折，又名《六月雪》，是近代著名京劇演員程硯秋經常搬演的劇目之一。這些劇本對《竇娥冤》的人物和情節都作了某些改動，由於改編者沒能體察原作者的用心，以致刪削了精華而增添了糟粕，很少見妙筆生花，使原作有所升華者。如《金鎖記》寫竇娥的丈夫蔡昌宗並非夭折，而是赴京途中路過黃河不幸溺水，被子龍王招為駙馬，三年後入京考試，一舉狀元及第；而竇娥也因行刑時天降大雪，提刑官驚駭，急令刀下留人，得以不死。最後，竇天章平反冤獄，竇娥又與蔡昌宗舟中相遇，父女夫妻歡慶團圓。一出控訴封建統治者迫害平民百姓的悲劇，就蛻變為一出歌頌神明、歌頌清官的庸俗喜劇，原作的現實主義精神就被子閹割了。
《竇娥冤》最早的版本，是陳與郊編的《古名家雜劇》（簡稱古本），刻於明萬曆十六年（1588）；其次是臧懋循編的《元曲選》（簡稱臧本），刻於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最晚的是孟稱舜評點的《古今名劇合選·酹江集》（簡稱孟本），刻於明崇禎六年（1633）。
趙氏孤兒
作品簡介《趙氏孤兒》雜劇是一部歷史劇。故事已見於《左傳》，但較簡略。到《史記·趙世家》和劉向《新序》、《說苑》才有詳細記載。雜劇基本上依據史實，但情節上有較多改動。如把故事發生的背景，由晉景公改為晉靈公；把孤兒在宮中藏過，改為由草澤醫人程嬰藏在藥箱中帶出；把隱居山中的孤兒，改為被屠岸賈收為義子，在屠府長大後殺屠報仇；把在孤兒長大後為他請封的韓厥，改成為放孤兒出宮而自殺；把本為趙盾門客的公孫杵臼、程嬰，一個改為原與趙盾同殿為臣的老宰輔，因憤恨昏君奸臣當道而歸隱；一個改為與趙家有交情的草澤醫生。經過這些改動，把這場怵目驚心的鬥爭，寫得更尖銳，更集中。
《趙氏孤兒》寫春秋時期晉國朝廷內外忠與奸的鬥爭，以及由此引起的圍繞趙氏孤兒而展開的迫害與反迫害的鬥爭。雜劇一方面揭露了奸臣屠岸賈兇狠殘忍的罪惡行徑；另一方面寫了了程嬰、韓厥、公孫杵臼等人，冒死歷險、慷慨赴義的俠義精神，形成了激烈的戲劇衝突。由於權奸屠岸賈得到昏君支持，氣焰囂；正義一方暫時居於被動地位，歷盡艱險，受盡迫害，這就決定了這場衝突的悲劇性。而趙氏孤兒的得以保全，終於除奸報仇，則使悲劇在壯烈之中蘊蓄著勝利的希望，表達了中國人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傳統觀念。因此，全劇迴蕩著一種磅礴的正義精神，形成悲憤而昂揚，慘烈而豪壯的基調，激勵人們樹立正義必然戰勝邪惡的堅定信念。
雜劇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個性鮮明而品格崇高的悲劇人物形象。如草澤醫生程嬰，在趙氏一家三百餘口被殺以後，毅然冒著生命危險，接受公主託孤重任，又經過宮門受檢的驚恐，特別是當屠岸賈聲稱要殺盡普國“半歲之下，一月之上”小兒以後，他寧願犧牲自己唯一的小兒，去拯救普國的嬰孩他的思想境界顯得更崇高。公孫杵臼疾惡如仇，不與奸佞同朝共事；又見義勇為，寧死不屈去掩護孤兒，表現了一種凜然正氣。韓厥本是屠岸賈部將，在大是大非面前，也能深明大義，敢擔風險，不惜性命，放走孤兒，自刎明志。即使僅從對話中寥寥數語敘出的人物，如鉏麑、靈輒、提彌明也寫得肝膽照人，各具風采。這些悲劇人物的崇高群像，同他們的對立人物屠岸賈的兇狠殘暴，驕橫毒辣的對照，構成了本劇極其顯著的悲劇特色。
紀君祥，一作紀天祥，大都人，生平事跡不詳。所作雜劇六種，全佚四種，有佚文者一種，存全劇者僅《趙氏孤兒》一種。
繼《趙氏孤兒》雜劇出現的戲文有《趙氏孤兒報冤記》。祁彪佳《遠山堂曲品》說的“詞頗古質”，“曲名多未入譜者”，當即指此本。今北京圖書館藏明世德堂刊本《趙氏孤兒記》，署“姑孰陳氏尺蠖齋訂釋”，可能是這個古本的修改本。後來明人徐叔回又作了更大的改動，就是現傳的《八義記》。
本劇情節結構也有明顯的悲劇性。一開始就在楔子中簡要敘述了屠岸賈殺害趙盾一家三百餘口的殘酷事件，然後集中描寫搜孤與救孤的尖銳鬥爭。搜孤者步步逼緊，救孤者處處設防。宮中搜，有程嬰救出；宮門搜，有韓厥義放；普國搜，有程嬰舍子，公孫獻身。忠臣義士在鬥爭中一個個為救孤而死，為劇情發展造成了強烈的悲劇氣氛。由於正義者前仆後繼的鬥爭，終於讓殺人兇手把他所要追殺的孤兒撫養長大，又被孤兒親手殺死。劇情寓理想於殘酷現實，並寓有自設羅網自遭災的強烈諷刺意味，使悲劇帶有中國民族的特色。
但本劇對這場驚心動魄的衝突，只說是“文武不和”，過分強調了家族之間的矛盾，未能突出忠與奸的鬥爭。這一點，後來的改編本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糾正。
本劇千百年來，在國內外廣為流傳。元明雜劇衰落以後，自清中葉到現在，各主要地方劇種都曾改編演出過，其中以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的演出本、馬健翎的秦腔改編本和一九六０年王雁的京劇改編本影響最大。此外它也是我國最早流傳到國外的古典戲劇著作之一。早在公元一七三二、一七三三年間，就傳到法國。一七三四年法國《水星雜誌》發表了劇本法文片斷，一七三五年巴黎出版的《中國通志》刊登了它的法文節譯本。從十八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又在英國幾經翻譯、出版。此外，德、奧等國著名作家都曾改編上演過。
本劇版本有《元刊古今雜劇三十種》、《元曲選》和《酹江集》本。
長生殿
作品簡介《長生殿》以安史之亂為背景，寫了唐明皇他隆基和貴妃楊玉環的愛情故事。關於李、楊的故事，安史之亂以後，便在民間廣泛流傳。在唐代就出現了《長恨歌》和《長恨歌傳》那樣影響深遠的作品。這些作品把李、楊的愛情悲劇和安史之亂聯繫起來描寫，批評唐明皇荒淫誤國，有一定積極意義。《長恨歌》的作者白居易是當時的進步詩人，他本身在愛情上有過痛苦的經歷，在描寫李、楊的宮廷生活時，就把他“不得哭，潛別離；不得語，暗相思，兩心之外無人知。”（見白居易《潛別離》詩）的痛苦經歷和“願作遠方獸，步步比肩行；願作深山水，枝枝連理生”（見白居易《長相思》詩）的進步愛情理想，溶注進去，歌頌了李、楊愛情的生死不渝，這就形成了作品主題本身的矛盾。宋代的《樂史》，又根據《長恨歌傳》和《明皇雜錄》、《安祿山事跡》、《開元天寶通事》等筆記材料，寫成《楊太真外傳》。這篇傳記給後來的戲曲創作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元代以它為題材的雜劇有：關漢卿的《唐明皇哭香囊》、白樸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唐明皇游月宮》、岳伯川的《羅光遠夢斷楊貴妃》、庾天錫的《楊太真霓裳怨》、《楊太真華清宮》等，但流傳至今的只有《梧桐雨》一種。《梧桐雨》基本承襲《長恨歌》的主題，寫了李隆基的荒淫誤國，又寫了他對楊玉環生死不渝的愛情。對唐明皇內心活動的描寫非常細緻，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但他又根據唐宋以來筆記小說的傳說，寫楊玉環私通安祿山，招致了安祿山的“漁陽鼙鼓動地來”的後果，這顯然出於封建文人“女色亡國論”的偏見。明人吳世美《驚鴻記》過多地鋪寫梅妃故事，又夾入他泌輔蕭宗中興事，劇本內容龐雜，主題也不夠鮮明。洪升“薈萃唐人諸說部事及李、杜、元、白、溫、李數家詩句，又刺取古今劇中繁而色段以潤之”，經過“十餘年三易其稿”的辛勤勞動，把“舊霓裳，新翻弄”，寫出了轟動劇壇的《長生殿》。
作者簡介洪升（1645～1704），字昉思，號稗畦，浙江錢塘（今杭州市）人。他出身於一個沒落的名門望族的家庭，從小就受著良好的文學薰陶，寫得一手好詩。後來移居北京，“以詩有名京師”，但性格耿直高傲，常常“白眼踞坐，指摘古今”。師友又多是明亡以後不出仕的名士。所以洪升一直找不到一官半職，在北京做了二十多年的國子監生。康熙二十八年（1689），因伶工們在佟皇后喪期內為他專場演出《長生殿》，被削籍回家。晚年抑鬱無聊，縱情山水，在浙江吳興落水而死。
洪升一生寫過許多詩，傳世的詩集有《稗畦集》、《稗畦續集》、《嘯月樓集》。他寫過十多個劇本，流傳下來的只有《長生殿》和雜劇《四嬋娟》，他在文學史上的傑出地位，還是由他的劇作贏得的。
《長生殿》是一個抒情味很濃的悲劇。它既是愛情的悲劇，又是政治的悲劇。唐明皇原是一個頗有作為的皇帝，但久安思逸，寄情聲色，弛了朝綱，引起權奸搆釁，藩將叛亂，壞了江山，使生民塗炭。自身也落得愛妃殞身，皇冠落地，在悽苦悲涼中渡過晚年。作者巧妙地把愛情故事和政治現實結合起來描寫，既寫他們沉迷奢侈的愛情生活給政治帶來的悲劇的後果，又寫他們政治上的鬆弛、失誤促成他們的愛情悲劇，彼此糾纏，互為因果。
“三千宮女如花貌，那個春來無淚痕”，封建皇帝的宮廷，向來就是宮女們的牢獄，包括那些失寵的妃嬪在內。只有其中個別天生麗質、又擅長各種技藝的妃子，有可能暫時得到皇帝的專寵，過著一段稱心如意的生活，他們的後果也都是不堪構想的。我國歷史上所艷傳的趙飛燕、楊玉環就是這種人。一個是封建寶塔尖端的皇帝，一個是傾國傾城的女子，他們的結合當然要引起人們的羨慕，包括白居易、洪升這樣進步的詩人、作家在內。洪升說李、楊的愛情是帝王家少有的，因此要為他們寫一曲愛情的頌歌。
歷史從中唐發展到清初，好幾個王朝，封建經濟內部逐漸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在上層建築，伴隨著動搖封建倫理道德的個性解放思想，在一夫一妻制的封建家庭里也在滋長著接近於現代個人性愛的戀愛觀。洪升在《長生殿》的“傳概”里說：“今古情場，有誰個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誠不散，終成連理。萬里何愁南共北，兩心那論生和死？……借太真外傳譜新詞，情而已。”這種生死不渝、真心到底的男女愛情，帶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它不可能在李、楊的宮廷生活里出現，因此洪升也只能借用《太真外傳》的歷史故事來表現他的愛情理想。
作為大唐的皇帝，李隆基對楊玉環表示的愛情，一方面是儘可能滿足她的奢侈享受，如曲江游賞、華清賜浴，從四川、南海給她取來鮮荔枝等，另一方面是滿足她的權位欲望，包括楊國忠的拜相與三夫人的受封在內。這不僅引起宮廷內外各派勢力的鬥爭，同時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促進了封建王朝與廣大人民之間的尖銳矛盾。處在貴妃的地位，楊玉環為了爭取李隆基的寵愛，就必然要憑藉她的聰明、才藝，投其所好，使他倦於朝政。這樣，當他們在酣歌曼舞之中兩心越貼越近時，就在政治上種下禍根，在愛情上也釀成悲劇。洪升在《長生殿自序》里說：“逞侈心而窮人慾，禍敗隨之。”這就是洪升從李、楊愛情故事裡總結出來的歷史教訓。
怎樣解釋在李、楊這樣“逞侈心而窮人慾”的帝妃之間卻會出現“真心到底”、“生死不渝”的愛情呢？作者認為他們都是天仙下凡的人物，天生有這種真心相愛的情根，因此在塵俗的泥潭裡翻了幾個筋壯舉之後，還會回到天上去，在另一個內無宮嬪爭寵、外無奸臣弄權的真空世界裡發展這種美好的愛情。還有，作者認為他們在愛情上所遇到的挫折、失敗是痛苦的，但他們在失敗之後，將會接受痛苦的教訓，懺悔自己的錯誤，洗清身上的污泥，這就是作者說的“敗而能悔”。今天看來，未免荒唐可笑，但洪升確是這樣想也是這樣寫的。這使《長生殿》中不少場次，尤其是下半部，在描寫李、楊生死不渝的愛情時，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體現了作者在當時所可能有的進步的戀愛觀，跟上半部描寫李、楊宮廷生活的現實主義描繪互相輝映，達到當時傳奇創作的最高水平。前人說，《長生殿》是“一部鬧熱《牡丹亭》”，從容不迫洪升借李、楊故事所表現的進步的戀愛觀和浪漫主義的藝術手法看，可以看到他和《牡丹亭》作者的前後繼承關係。
從政治上帶來的嚴重後果看，洪升批判了李、楊的宮廷生活；從生死不渝的愛情看，洪升又肯定了李、楊的敗而能悔，連帶也美化了他們在宮廷生活中的某些表現（如在音樂上有共同的愛好，在患難中能互相體貼），這就帶來了主題思想的複雜性。還有一層，作者在描寫安史之亂的事件時，始終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叛逆的安祿山和誤國的楊國忠，以及那些無恥的降官們。作者還通過“偵報”、“獻飯”、“罵賊”、“收京”等出戲，頌揚了郭從謹、雷海青、郭子儀等愛國人物。作者對劇中人物所表現的愛憎態度，不管他是否明確地意識到，在當時條件下，讀者、觀眾就會從字裡行間、清歌妙舞中隱約受到它所流露的民族意識。
明末清初是我國傳奇戲創作和演出最盛的時期。洪升由於熟習舞台、精通音律，所以他寫的《長生殿》在藝術上既有精雕細琢的現實主義描繪，又有天上人間的浪漫主義幻想，這又帶來前半部和後半部藝術風格上的差異。由於作者精心的結撰和反覆的加工，這兩部分都基本得到了統一，這在我國戲曲史上是了不起的成就。正因為這樣，它在當時和後來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清人梁廷柟在《曲話》中說：“《長生殿》至今，百餘年來，歌場舞榭，流播如新”。還稱讚洪升“以絕好題目，做絕好文章，學人、才人，一齊俯首。”
桃花扇
作品簡介《桃花扇》初刻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此後，尚有蘭雪堂本、西園本、暖紅室本、梁啓超注本。本書採用了保存在蘭雪堂本上的若干評語。解放以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王季思、蘇寰中、楊德平合著的校注本，這裡就是採用的這個本子。為統一體例，刪去了原注。
《桃花扇》是描寫南明興亡的歷史悲劇。作者是忠實於史實的，他在《桃花扇凡例》中說：“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至於兒女鍾情，賓客解嘲，雖秒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孔尚任蒐集史料、構思創作前後達十餘年，並且三易其稿，可見其創作態度之嚴肅。但作者又並不為史實所囿，而是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加以認真的組織、安排、集中、穿插，以適合於當時舞台演出的要求，使人們從這些栩實如生的舞台藝術形象中接受記憶猶新的歷史教訓，達到他在《桃花扇小引》中所揭示的“不獨使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的目的。
“桃花扇底送南朝”，從《桃花扇》的故事內容看，是通過李香君、侯方域兩個情侶的悲歡離合，反映南明一代的興亡。然而作者的創作意圖比之劇本所直接表達的思想要深遠的多，這就是作者所自白的，要通過這個戲，回答明代三百年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的問題。
經歷兩百多年統治的明王朝，問題成堆，危機四起，政治上經濟上都面臨崩潰的局面。當時王朝的當權派，從魏忠賢的閹黨到南明的馬士英、阮大鋮，都只知爭權奪利，結黨營私，少數文武官員如史可法、左良玉等，在野文士如侯方域、陳定生等，由於他們本身存在弱點，不可能採取有效的策略，內除閹黨，外抗清兵，挽回危局，這樣，他們對馬、阮的鬥爭，對清兵的抵抗，就只能以悲劇告終。
通過一本戲反映南明的興亡，回答明代三百年歷史提出的問題，這在前此的戲劇創作里是沒有出現過的。特別值得我們重視的是作者傾其全力寫秦淮歌妓李香君，演出了“卻奩”、“守樓”、“罵筵”等一出出光采照人的好戲。她的見識、品格都在復社名士侯方域之上。給李香君、侯方域作陪襯的民間藝人蘇崑生、柳敬亭，他們的義氣、膽識也非南明王朝的文武官員可比。很明顯，這是作者民主思想傾向的表現，也是明中葉後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新興市民階層的成長在戲曲創作中的反映。
我國戲曲創作從金、元雜劇發展到明、清傳奇，在劇本創作與舞台表演上，都積累了豐富經驗，並已逐步總結出相當完整的理論。這使孔尚任有可能借鑑前人豐富的創作成就，利用前人的理論成果，經過長期的創作實踐，寫出一本與洪升《長生殿》南北齊名的歷史悲劇，從他的《桃花扇凡例》和各出戲的眉批、總批看，他對劇本的結構、情節、人物、曲白分工都經過精心的藝術構思，甚至這句話為什麼這樣說，這個字為什麼這樣用，有時也明白指出，這對我們今天研究古曲戲曲創作的理論又是一筆寶貴的遺產。因此在我們的批點本里大部分都被保留下來。
《桃花扇》寫的反面人物馬士英、阮大鋮，也是比較成功的。可貴的是，作者既掌握了他們共同的反動本質，又刻劃出他們不同的性格特徵，沒有把反面人物的描寫簡單化、臉譜化。
對於《桃花扇》的悲劇結局，歷來有不同的處理。顧采改編的《南桃花扇》，“令生旦當場團圝，以快觀者之目”，對此，孔尚任並不贊成。近世將《桃花扇》改為話劇或地方戲曲者頗多，其中以歐陽予倩改編的話劇影響較大。在抗日戰爭的背景下，作者為了發揚民族氣節，批判漢奸行為，根據侯朝宗順治八年（1651），曾應科舉中過鄉試副榜的史實，將他處理成身著清代禮服到庵中尋香君，被香君斥去作結。解放後，梅阡、孫敬將《桃花扇》改成電影，就是採用了這個結尾。由於時代背景和創作意圖的不同，對《桃花扇》的結局作不同的處理，是可以理解的；但卻不能因此就否定孔尚任的《桃花扇》結局。這是因為孔尚任所寫的《桃花扇》，著重是寫權奸誤國，寄託作者懷念明王朝的民族感情。對於反權奸的復社文人侯方域，只能在肯定的前提下，適當表現其性格中妥協軟弱的一面。因此，我們認為《桃花扇》的結局，既符合劇中人物性格的發展，又表達了作者的民族感情，收到了較好的悲劇藝術效果。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號東塘、岸堂、雲亭山人。山東曲阜人，孔丘的六十四代孫。他早年避亂石門山中，從族兄孔方訓那裡聽到李香君血濺詩扇的故事，以及南明王朝的興亡，就曾想利用這些素材來寫戲。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南巡江南，回京時經過曲阜，孔尚任被召到御前講經，得到康熙的褒獎，破格任命為國子監博士，累遷戶部主事、工部員外郎之職。在這期間，他曾奉命到江南參與治水，和那裡的明朝遺老詩酒唱和，遊覽了南京、揚州一帶名勝古蹟，蒐集了不少有關南朝的史料，這些不僅促使他思想感情的變化，也為他要官一部記錄南明興亡的歷史積累了素材。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的《桃花扇》傳奇寫成了，上演後影響很大，有些明朝的故臣遺老，從劇中的人物、場面中重新勾起了亡國之痛。這當然要引起康熙及其左右的不滿。不出半年，孔尚任就因一件疑案，罷職回家。除《桃花扇》外，孔尚任還和顧采合寫了《小忽雷》傳奇，也是一個揭露權奸誤國的戲。他的詩文有《湖海集》、《岸堂文集》、《長留集》等，近人輯為《孔尚任詩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