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念
企業的不良資產是指企業尚未處理的資產淨損失和潛虧(資金)掛帳,以及按財務會計制度規定應提未提資產減值準備的各類有問題資產預計損失金額。內容
銀行的不良資產也常稱為不良債權，其中最主要的是不良貸款，是指銀行顧客不能按期、按量歸還本息的貸款。也就是說，銀行發放的貸款不能按預先約定的期限、利率收回本金和利息。
不良資產主要是指不良貸款，包括逾期貸款（貸款到期限未還的貸款）、呆滯貸款（逾期兩年以上的貸款）和呆賬貸款（需要核銷的收不回的貸款）三種情況。其他還包括房地產等不動產組合。
不良資產是不能參與企業正常資金周轉的資產，如債務單位長期拖欠的應收款項，企業購進或生產的呆滯積壓物資以及不良投資等。
1998年以後，我國將資產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即“五級分類”。1999年7月，央行下發了《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全面推行貸款五級分類工作的通知》及《貸款風險分類指導原則（試行）》。按照人民銀行的規定，現在通常提取的專項準備金比例為：關注2%、次級25%、可疑50%、損失100%。後三類為不良資產。
發展歷程
我國銀行對不良資產的劃分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在1998年以前，各銀行業按財政部1988年在金融保險企業財務制度中的規定，即“四級分類”，俗稱“一逾兩呆”，也就是“逾期”、“呆滯”、“呆賬”。按這種方法提取的貸款損失準備金僅有普通呆賬準備金一種，為貸款總量的1%。
二是1998年以後，我國將資產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損失”，即“五級分類”。1999年7月，央行下發了《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全面推行貸款五級分類工作的通知》及《貸款風險分類指導原則（試行）》。按照人民銀行的規定，現在通常提取的專項準備金比例為：關注2%、次級25%、可疑50%、損失100%。後三類為不良資產。
解決辦法
網際網路信息發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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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人催收
銀行自身成立專門機構或指定專人催收。仍留在銀行的不良資產，一類是已無收回可能的呆賬，一類是1996年《商業銀行法》生效、商業銀行自主權擴大後發生的應收未收的貸款及其利息。這後一部分不良資產發生時間不長，情況明朗，收回的可能性較大，應由債權銀行成立專門機構、調集專人催收。對主動想辦法歸還拖欠貸款的企業，銀行應積極給予其所需的新的貸款支持，以鼓勵形成良好的社會信用風氣。
沖銷
加大對不良資產的沖銷力度。對已無收回可能的不良資產，只能用各種辦法沖銷。
售國有股
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在實行股份制改革，公開發行股票後，可考慮出售部分國家股權，用所得資金沖銷不良資產，償還銀行貸款。
不良資產處理方式
不良資產一、國有銀行不良資產與政府債務
中國銀行系統特別是國有銀行系統的"壞債"占銀行貸款總額的比重很高，這似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沒有這方面的準確的數字，只能根據各方面的信息加以估計。為了最大程度地估計風險，避免低估問題的嚴重性，採用見到的各種估計當中較為嚴重的一種，即估計不良資產占銀行貸款總額的25%。
國有企業負債嚴重，當然首先是因為體制方面的問題。在國有企業、國有銀行、政府干預這種三位一體的國有經濟體制下，國有經濟這個整體對社會欠下的"壞帳" 總會以各種形式發生（財政補貼、三角債、工資拖欠、垃圾股票、垃圾債券、通貨膨脹，等等，我們這裡暫不詳細分析）。但以銀行壞債這種特殊形式發生，其中一個具體的原因，就是從8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逐漸地將國家財政對國有企業的財務責任，轉移到了銀行。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從"撥改貸"開始，政府幾乎不再對國有企業投入資本金，企業的建立與發展，主要依靠銀行貸款（當然要有政府批准），無論是固定資本還是流動資本，都是如此。所謂"國有企業"，很多其實從一開始就沒有國家財政的投入。
2.當企業發生虧損的時候，政府也幾乎不再給企業以財政補貼，而是由國有銀行對其債務進行延期或追加新債。發生虧損的原因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可以是經營不善，也可以是社會負擔（如國家抽走了各種本應留下的勞保基金等等），也可以是上級決策失誤（有些企業根本就不該建），但只要發生了虧損，以前由財政出錢補貼的辦法改成了銀行追加貸款的辦法，這是造成銀行壞債增加的一個基本的直接原因。
這也就是說，銀行壞債實際上起到的是"財政補貼"的作用。搞國有企業而沒有國家財政為其注資和補貼，其結果必然是國有銀行出現大量不良資產。這是"國有經濟三位一體"的內在邏輯。在思考國有企業負債與金融風險的關係時，我們應該將財政負債的問題聯繫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將國企對銀行的壞債視為"準政府債務 "，而將國企壞債和政府負債一起都算作"國家負債".這一分析首先可以解釋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為什麼中國有這么大的國有經濟而政府負債卻特別的低（政府債務餘額占GDP的比重只有8%左右）；另一方面是中國銀行的壞債比重特別的高。
這裡要明確的是，只有銀行"壞債"才構成"國家負債"的一部分。因為只有"壞債"才構成社會和政府負擔，必須運用某種國家權力（稅收、國債、貨幣發行、國際融資等）加以處理。只要企業還能用自己收入付息還本，其負債則不構成我們這裡所說的"國家負債"的組成部分。
在更加一般的意義上，即使假定不存在國有經濟，私人企業和私人銀行之間發生的"壞債"，也具有"外部效應"或"公共性質"，因為由銀行壞債引起的銀行危機、金融危機，會對整個社會的經濟穩定和經濟發展造成不良後果，要解決這個問題，通常也要由政府出面，運用公共資源（"納稅人的錢"）加以處理。其他國家的實踐經驗（如80年代的美國，當前的日本、韓國等），都表明了這一道理。無論如何，從一個經濟整體的角度看問題，銀行壞債和政府負債，都同樣可以視為社會整體的一種債務負擔，其數量的增長，都意味著一個經濟金融風險的加大。
從一個經濟應付金融危機的能力的角度考察問題，我們也需要將銀行壞債與政府負債聯繫起來考察。銀行壞債率高，若政府債務率也高，政府在應付風險時的能力就差，相反，若政府負債較低，危急時刻就可以用增發債務的辦法來清理債務，穩定經濟。一國金融風險的大小，不僅取決於金融系統本身的健康程度，而且取決於政府應付危機的能力。
二、外債
另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是"外債"，中國政府所借外債並不多，不構成問題，在討論中甚至都可以忽略不計。但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之一是，儘管許多外債是私人部門借的商業貸款，但到頭來也都變成國家負債，也要由國家或全體國民來承擔其後果。對中國來說，這個問題就更嚴重一點。因為中國的外債，即使不是政府借的，至少也是國有企業、國有金融公司借的，出了問題都要政府負責，都要全體國民承擔。因此，從國家金融、債務狀況的角度分析問題，我們不妨將中國的"全部外債"也都視為政府債務或國家債務來加以計算，以最大限度地估計金融風險。這種債務約占中國GDP的14%左右。
當然，更加細緻的分析方法是只算"短期外債"，因為就風險而言，主要是短期債務起作用，引發支付危機。如果這樣算，中國面臨的風險似乎就更小一些，因為短期外債占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即使再多算一些地方上沒有登記的短期外債（如"廣信"事件所揭示的那樣），最多也不超過3%，以此衡量的金融風險就會更低一些。
對於資本市場已開放的經濟來說，問題更複雜一些，因為還要計算那些流動性較強、能夠很快撤出市場的外國"證券投資".不過中國還不存在這方面的問題，因此在本文中不予討論。這一點請充分注意。本文提出的"國家綜合負債"和"國家綜合金融風險"的概念，只對我們這樣的資本市場尚未完全開放的經濟來說，是較為"綜合"、較為"全面"的，對於資本市場完全開放的經濟，則還要加進更多、更複雜的因素。我們後面所作的國際比較，也只是比較與中國有可比性的方面，而不包括其他一些方面。
三、"國家綜合負債率"
以上三項，即政府債務、銀行壞債和全部外債，可以說涵蓋了一個經濟中已經發生的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主要國民債務，其他一些潛在的、隱含的政府欠債，要么可以歸結為以上三項中的一項（比如政府欠國企職工的"養老基金"債務，實際上正以企業壞債的形式發生著），要么在經濟中有著其他一些對應物（比如政府對職工的"住房基金"欠帳，可以由住房私有化和拍賣一部分國有資產加以償還）。
將以上三項放在一起，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國家綜合負債率"的概念，它在數量上可以由以下的公式來表達：
這可以說是衡量一國金融狀況的一個綜合指數，它包含了在資本帳戶尚未開放的經濟中的一些主要的可能引起巨觀經濟波動和金融動盪的不利因素。
利用這一綜合指數，我們可以分析以下問題。
（一）經濟整體金融風險的大小（國際比較）
一國是否會發生經濟危機，取決於很多經濟、政治、社會、國際方面的因素。一個經濟指標再"綜合"，也不能絕對準確地判斷一國經濟是否面臨陷入危機的風險。但是，較為"綜合的"指標總比較為單一、片面的指標要好。利用這種指標進行的橫向比較，也更能說明問題。
與其他一些國家相比，中國經濟的特點是銀行壞債較大，而政府負債與外債相對較小。因此，儘管中國的銀行系統問題較大，？quot；國家綜合負債率"總的說來相對較低，1997年底只有47%，1998年也不超過50%。如果只計算中國的短期外債，這一指標就更低，只有37%左右。而其他亞洲各國的這一比率在1997年底都比中國高許多（見表1）。歐洲貨幣聯盟要求各成員國達到的政府債務占GDP的比率標準為60%；美國的同一指標也長期高達70%（請注意已開發國家銀行壞債較少，而且由於政府不干預銀行信貸活動，出了壞債政府的責任也較小，因此我們只計算政府負債）。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銀行系統壞債問題如此嚴重，問題比別的一些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可能更大，但仍能保持經濟穩定，經濟還能增長，也沒有爆發金融危機的威脅。那種僅僅根據中國銀行系統壞債較多就預言中國不久也將陷入經濟危機的簡單推斷，之所以不正確，就是沒有綜合地分析一個經濟的整體經濟負擔。而當人們之所以沒能及時地預測出東南亞一些國家會陷入經濟危機，也是只看到了一部分債務指標，而缺乏綜合的觀點。比如若只看政府債務，韓國和泰國當時情況似乎都不錯。但若將非政府部門的銀行壞債和短期外債都加到一起進行分析，結論就會大不一樣了。
（二）巨觀政策選擇
對一國"國家綜合負債"的債務結構分析，有利於我們巨觀政策的選擇。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增長率下降、總需求不足的問題，需要政府採取擴張性的巨觀政策。這時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在各種可供選擇的政策工具中，哪種更為合適、有利？給定其他種種因素，從"綜合債務"的結構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經濟銀行負債較大、政府負債較小的狀況下，最大的風險來自銀行壞債，因此，當前較為合適的政策組合是：保持較緊的信貸政策而較多地利用財政擴張政策，從而一方面繼續保持銀行改革、企業改革的壓力，力求降低銀行壞債的比重，另一方面擴大內需、保持經濟的增長。
由於中國"國家綜合負債率"較低，政府債務餘額占GDP的比重相對更低，利率仍低於經濟成長率（關於這個關係見後面的分析），在兩三年的時間內增加一些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確保經濟的持續增長，雖然不可避免地會？quot；國家綜合負債率"以及相應的金融風險有所加大，但在假定經濟體制問題不繼續惡化（而是加大改革力度，包括控制銀行壞債和清理對外不良債務）的前提下，這種政策不會引發嚴重的問題，不會發生"債務爆炸".也就是說，對於中國來說，還有一定的"發債餘地".
從體制改革和巨觀政策的關係的角度看，如果我們能通過改革控制銀行壞債的增長，我們的巨觀政策就有更大的操作餘地，就能更多地借債（無論是內債還是外債）來支持經濟的增長。
四、通貨膨脹與"國家綜合金融風險指數"
另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是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通貨膨脹對於化解銀行債務和政府債務問題有利（相反，通貨緊縮對於化解債務問題不利），因為它可以使債務相對貶值，使我們的"國家綜合負債率"因分母的增大而縮小（通貨膨脹也可以視為一種隱含的稅收或"財政盈餘"）。但是，通貨膨脹也會從另一個方面增大金融風險：
第一，在固定匯率條件下，通貨膨脹導致幣值高估，引起金融市場波動，就象一些東南亞國家前兩年發生的那樣。
第二，在已經存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政府就很難再用增發貨幣、增發債務的辦法來應付金融體系中的困難，化解債務過高的問題，更不用說通貨膨脹本身會引起社會、政治的不穩定。
為了將通貨膨脹的不利方面也考慮進來，我們在前面"國家綜合負債率"的基礎上，進一步構造了以下的"國家綜合金融風險指數"：
利用這一指數進行分析，當前的"通貨緊縮"一方面是不利的因素，因為它使已經存在的債務相對升值（因為它導致分母"名義GDP"縮小），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有其正面的影響，因為它使政府增發債務、增發貨幣的餘地加大。事實上這相當於是在說：通貨緊縮的形勢要求政府採取擴張性的政策，而且這時增發一些債務引起金融風險擴大的程度相對較小。按此公式計算的中國國家綜合金融風險指數1998年底為47.95%，低於國家綜合負債率50.53%，就表明了這一點。
以上這個"國家綜合金融風險指數"，可以說涵蓋了有關巨觀經濟波動的各種因素。既有前些年人們分析巨觀經濟問題時最為重視的"通貨膨脹"和"政府債務"，又有最近兩年因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而使人們逐步加以重視的"私人部門債務"（銀行壞債和外債）。通過對這個指數的觀察與分析，我們可以及時地對整個經濟的巨觀金融風險加以控制。當然，必須認識到，任何"指數"都只具有"指數"的意義，只是現實情況中一些經濟關係的一種反映，而不是全部反映，不可能完全和準確地表明現實中的一切關係、一切趨勢。利用一些指數，可以使我們更好地分析現實，但任何指數都不可能代替更加全面的經濟分析。
以上的分析表明了中國還有一定的"發債餘地"，以便採取有效的巨觀經濟政策。需要明確的是，短期內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保持經濟成長的勢頭，因此需要擴張性的巨觀經濟政策，這種擴張性政策就短期來看對控制金融風險有利；但是，從長期來看，任何巨觀政策都不能替代體制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從根本上降低金融風險。只不過這是不同層面上的關係，我們不在一篇文章中一起論述罷了。
五、銀行壞債如何消除：重要的問題僅在於控制增量而不在於清理存量
以上的分析只是一種"靜態"的分析。從動態的角度看，與各種債務相聯繫的金融風險以及這種金融風險發展、演變的情況，取決於其他一些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債務的）利息率、壞債增長率與經濟成長率的關係。
為了較為方便地分析問題，也更為深入地討論對中國經濟來說目前最為"頭痛"的問題即銀行壞債，我們就集中地以銀行壞債的清理問題為例來對動態過程中的債務金融風險問題加以討論。我們不妨假定一切對國企的補貼都是通過銀行壞債實現的，假定國家綜合負債只包含銀行壞債，則前面分析的一切問題都必須通過解決銀行壞債來加以解決。
以D代表"銀行壞債"；以gd代表壞債的每年的增長幅度，它近似地是壞債本金的增長率與債務利息率的和；g代表名義GDP的增長率，它近似地是GDP實際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的和；以B代表"壞債/GDP比率"，t代表時間（年頭），0代表初始年份，則我們有以下關係式：
在動態過程中，當gd
上述關係式表明，給定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只要使壞債的增長率得到控制，使之低於經濟成長率，長期看，壞債的問題就不會趨於"爆炸"，而是會逐步得到緩解，並隨著改革的進展而逐步消除。
這一關係有以下兩個重要的政策含義：
第一，解決壞債問題根本上要著眼於控制增量，也就是要著眼於體制改革，使壞債今後減少發生。只有壞債的增長得到控制，問題才可能解決，才能走出困境，否則便是陷入惡性循環，最後發生金融危機。這裡的改革，首先重要的是企業的改革和政府的改革，也就是"花錢者"的改革，否則壞債問題的根子將不會被拔除。銀行本身的改革當然也很重要，從短期內看首先要加強風險管理，儘可能減少壞債；從中長期看，要從根本上改變國有銀行一統天下的金融體制，鼓勵非國有銀行的發展，發展銀行業的競爭，從產權關係上進一步加強對風險的控制。
第二，"清理已有壞債"是不重要的。現有的壞債存量，是已經花出去了的錢，再清理也是收不回來的。而當前面對的D0再大，在長期的經濟成長過程中也是微不足道的。在這種情況下，與其用政府支出的辦法去清理壞債，不如使它們繼續保持在企業和銀行的平衡表上，反倒有利於保持對企業和銀行的一種"改革壓力".否則，體制沒有改，今天清理了明天又會冒出來。不清理現有的壞債，而是著力於控制增量，存量的問題到日後會更容易地得到解決。
從以上的公式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只要我們從今天起控制住了壞債的增長率gd，使它低於經濟成長率g，則不管最初的壞債D0有多大，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壞債率都會逐步降低，處理起來會越來越容易。
需要明確的是，在加強銀行風險管理的問題上，應將"壞債率"B的縮小作為目標，而不是將減少壞債的絕對額作為目標。而要想保證壞債的問題不日趨惡化，最根本的就是要確保經濟成長率高於壞債的增長率。這就是為什麼：第一，體制改革是重要的（以確保壞債增長率下降），第二，經濟成長是重要的（它使壞債的比率下降）。
再做進一步細緻的分析，我們還可以注意到以上公式中的另外兩個隱含的關係：
第一，"壞債率"的分子中所包含的"壞債增長率"gd近似地等於壞債本金的增長率與利息率的和，其含義是今後還本付息的總額的增長率。壞債本金的增長，當然越低越好，這取決於體制改革。而給定壞債增長率，債務的利息率越低，債務增長所引起的風險越小，反之則越大。這意味著，在利率較低的情況下，為了實行擴張性政策，增加一些債務，所會引起的風險較小。
第二，"壞債率"的分母中所包含的"GDP名義增長率"（近似地）等於GDP實際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的和。這實際上也是說通貨膨脹對解決壞債問題有利而通貨緊縮對解決壞債問題不利。可以想像，如果我們每年有7%的GDP實際增長率，同時有5%的通貨膨脹，我們的壞債，每年就相對貶值12%；如果壞債就那么多，改革使壞債不再增長，5年的時間內，儘管我們一點清理壞債的事情也不做，我們的壞債率仍然可以相對地減少50%。認識到這一點對我們清理壞債是有啟發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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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投資,瞄準不良資產
某大型上市醫藥公司下屬的一家分公司面臨破產的邊緣，由於無力償還銀行貸款成為了銀行的一筆壞賬，唯一可以抵債的只有一塊土地和辦公樓房。這個看似失敗的項目卻吸引到了LVF資本創始合伙人葛睿利的注意。
與傳統投資機構爭相投資優質企業有所不同的是，葛睿利並不青睞這些行業“優等生”，相反，他更願意尋找一些行業的“差生”甚至“留級生”。“中國傳統PE現處於初期發展階段，大部分集中於IPO，行業競爭太過擁擠，參與的人也太多，這顯然並不適合我。”葛睿利告訴記者，“受經濟周期的影響，中國不良資產的發生是必然的趨勢。”
在他看來，因資本配置不合理、政策調整等原因，派生出的涉及企業資產不良的問題，在這些陷於壓力、問題或轉型中的企業或項目里存在著大量的投資機會。葛睿利將這種投資稱之為特殊機會投資，而這種形式的投資在中國尚屬於少數派乾的活。
LVF資本的另一位創始合伙人余彬向記者補充道，在中國能做這類投資的機構投資人很少，而這正是2010年葛睿利與余彬一拍即合成立LVF資本的初衷。“從去年年底到現在投資機會很多，接下來會更多。”余彬說。
其實余彬與葛睿利早就認識。在雙方成立LVF之前，葛睿利與現LVF資本管理合伙人賀東禮在全球排名前列的資產管理公司——ING荷蘭國際集團就職超過15年，並花費了6年時間幫助ING金融市場部在中國開拓特殊機會投資的業務市場，而其當時在中國找到的合作夥伴就是余彬。據統計，自2002年起，他們在中國特殊機會領域中的投資及管理規模已超過9億美元。
余彬告訴記者，特殊機會投資涉及的不良資產並非是不好的資產，許多企業或是項目並不是實際意義上的不良資產，有些只是在資金、管理上出了一些暫時性問題而造成企業盈利困難，不良資產本身不具備流動性和盈利性，擁有它具有極大的風險，銀行在處置它時用什麼手段去將這些資產變現，使它恢復其流動性、盈利性，是處置不良資產過程中的一個重點，而一些擁有運營資產能力的機構在其中就能找到投資機會。
他向記者舉例，比如不少房地產企業由於受內外部因素影響，現金流回流差，從而產生大範圍的流動性問題，這時傳統的融資渠道無法幫助他們在短期內獲得融資，如果在此時私募機構能適時地介入，幫企業重新盤活資金，渡過難關，並在此之後適時地退出就是抓住了另類投資機會。
另一種則是一些項目已徹底失敗甚至成為銀行的不良資產壞賬，銀行在考慮如何消化時會通過市場以一定的折扣向機構出售，私募機構在接盤後通過一定的資產運營方式，待其核心問題解決後用更高的價格再將其賣出。
在葛睿利看來，通過管理挖掘不良資產的潛力，讓項目最終得以升值，這種投資較傳統的PE投資而言，更能看到明確的退出時間和價值，且投資風險低。
他向記者解釋，在尋找到擬投項目時，一般會根據資產和企業的情況，組建團隊開始進行詳細的盡職調查，包括財務、法律、市場等方面，同時提供一套解決方案，如資金如何進入，需要對接哪些資源等。“如果團隊在評估後發現無法為企業解決現實遭遇的問題，絕不會貿然投資，所以其投資風險自然就被掌握在可控的範圍內。”葛睿利說。
賀東禮補充道，一般做特殊機會投資的決策時間都很長，盡職調查在6周~8周左右，最慢的一次盡職調查做了5個月。“盡職調查一定要做得非常詳細，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投資會有很高的風險，不喜歡被時間逼著做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