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上海有職業舞女始於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多由俄、日兩國女子充任，從1927年起全市舞女人數明顯增多，華籍女子開始占據優勢，至1937年達到歷史頂峰，當時上海的舞女如過江之鯽。
當時人們對舞女這一特殊職業群賜以許多外號，比如“彈性女孩”，源於英文DancingGirl，音譯與意譯的結合；“貨腰女郎”，指出賣苗條的柳腰供人摟抱；“蓬拆姑娘”，“蓬拆”是跳舞音樂強弱節奏的諧音；甚至還有一個頗富詩意的名字———“火山上的仙子”，所謂“火山”，據說有兩重含義，一指氣氛熾熱的舞場，更有放浪者將其比喻為舞女的乳峰。
良家女孩有哪個願意出入風月場所，強顏歡笑供人摟抱做舞女呢，但是在生活的重壓下，許多年輕女子沒有選擇的餘地，她們大多因為家境貧寒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卻要早早地養家，只能靠著年輕下舞場了。通常年紀小的舞女要從小舞廳開始她們的貨腰生涯，黃毛丫頭談吐應酬功力不足，不是紳士級的舞客們能看得中的，她們舞技也不嫻熟，需要時日的磨練。小舞廳里設備簡陋，舞客鄙俗，但即便如此，掙的錢還是比做女工要多，初出茅廬的新人在那裡混跡過三年以後，就有可能進入名流富豪雲集的頭等舞廳了。角逐舞場，如果色藝俱全，交際能力又強，就能成為“紅星”，俗稱紅舞女，“紅星”只占所有舞女的少數，她們身邊總有一大幫川流不息的客人來捧場和納費，與一般舞女不同，紅舞女不會坐在舞池周圍的座位上等客人來請，她們只呆在休息室，等待舞客專門派人邀請的時候才大放異彩的出場。紅舞女的舞票價格很高，與普通舞女的收入差距驚人，當時一個“紅星”的月收入是800萬，而最被冷落被稱作“阿桂姐”的低檔舞女，月收入連10萬都沒有。
舞女的生活表面浮華，實則大多處於艱難。當時各色報刊上，她們總是出現在輕生、情殺、盜竊、以及家庭糾紛等標題之下，舞女始終是一個不體面的形象，於是她們的戀愛與婚姻總是很容易出現阻力與波折，為了負心郎自殺的舞女可謂屢見不鮮。舞場更是個時時隱含兇險與惡勢力的不安分場所，於其間生存本來就是朝不保夕，絕大部分舞女打扮光鮮只為求“一口飯吃”。
禁舞理由
1947年9月，國民黨中央政府頒布了“禁舞令”，理由是“整飭紀綱”，“戡亂建國”，杜絕所謂“妨礙節約，有傷風化”的奢靡、浪費行徑。此法令迅速被執行，一時間，台灣、浙江、福建、河南、湖南、北平、南京、漢口、瀋陽、天津、廣州、重慶等省市的營業性舞場先後停業。青島除保留兩家供盟軍所用的舞場外，其餘亦均停業。
國民黨政府對交際舞一直採取不提倡的態度，蔣介石更在1934年推行“新生活運動”後明令禁止公務員涉足舞場。之後提出取締舞場的聲音一直此起彼伏，原由多種，比如，舞場吸引青年男女通宵達旦狂歌狂舞，與“新生活運動”之要義顯相背馳；身為社會中堅的青年陷溺其間，身心遭受侵害，危及民族生存；因摟抱而至淫亂，昭昭在人耳目，危及社會風化；舞場燈紅酒綠揮霍無度，一旦金盡，或恨自殺或鋌而走險，危及社會治安。
日本侵華後，舞廳里那淫奢的風氣與國勢的危難顯得格格不入，全國諸多權勢之士開始對跳舞義憤填膺。首倡禁舞的是原西北軍將領張之江，他首先提案要求禁舞，並指出：“蓋男女交際舞者，非僅授受而親，且增強其纏綿摩擦，極恣情縱慾之能事。”相對於中央衛道式的禁舞言論，上海作為禁舞最大的靶心，禁舞的決心有點勉強，上海市長吳國楨提出：“為了節約，不跳舞。”而中央的輿論是宣稱禁舞的好處不單單是節約，更重要的是，在這個社會裡流播著一種“從跳舞場產生的邪惡空氣”。
另外，許多當官的禁舞，是有其私下感情原因在其中，比如在禁舞運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其實他的女婿和兒子都是嗜舞成癖的“君子”，其女婿娶了個舞女做小老婆，女兒一氣之下吞藥自盡。正當王雲五悲痛之時，他兒子又恰好與上海的某個舞女談戀愛，王認為有辱門風，恨透了舞廳，發誓一定要禁舞。據說連蔣介石之所以對交際舞不依不饒，也與宋美齡一度沉溺跳舞，令其惱火有關。
舞女下崗
既然要禁舞，那么政府勢必要給出大批舞女“下崗”後的去向。這又給上海政府出了難題，政府先是想出了讓舞女專業當護士的辦法，此想法一出，立刻引起強烈反對。醫護界的韓曼麗在1947年8月的《申報》上發表文章《舞女與護士》，文中指出，要成為一個護士，必須修完“解剖學、生理學、護醫學、醫藥學、個人衛生、公共衛生、細菌學、內科、外科、倫理學等十餘種必修課程”，作者雖然同情舞女，但認為舞女在離開出賣色相的生活後，立刻從事神聖、崇高、嚴肅的護士職業是不妥的。上海護士協會也反對讓舞女做護士。長期習慣於早睡晚起散漫生活的舞女要改任生活嚴肅的護士也確實不切實際。
當時還有一種主張是認為舞女最好的出路是嫁人。那個王雲五提出：“此輩舞女，均是成年女子，出嫁以後即解決事業問題，為妻固妙，為妾亦無不可，總之女人以嫁人為原則。”上海社會局局長吳開先也說風涼話：“舞女的生活糜爛慣了，救濟所養不起她們，她們也住不來，所以沒有辦法，只有嫁人。”
正當政府機關提出舞女轉業的奇思妙想時，上海舞業的從業人員們開始了一系列自發的自我維護行為，她們聚集開會，並向政府發出“我們要吃飯”，節約不是製造失業”的呼聲。
在中央正式下達禁舞之前，上海方面提出了“肅舞”與“分期禁舞”的折中辦法，想緩和社會上對禁舞的不滿。但這兩種可笑的做法非但沒讓舞女以及舞客們滿意，還招來了中央的施壓。所謂“肅舞”就是規定舞女必須坐在座位上，制出這種規定的當局者也實在是個糊塗人，而“分期禁舞”指緩慢地禁舞，需要一個時間過程。對上海當局的優柔寡斷，《中央日報》發表題為《跳舞就禁不得嗎？》的社論，大罵上海是“法外之地”。另發表《緩兵之計》對“分期禁舞”的主張作了嚴厲批評，文中寫道：“禁菸分期實施，尚有生理上的理由可說，戒菸原為保全一個人的健康，遽然強戒，會影響癮者的生命……但是跳舞的人，突然不許跳舞，絕對不會損害這個人的健康的。”至於說到突然禁舞會引起失業，那只能是“婦人之仁”。
在中央的施壓之下，在十里洋場上海禁舞眼看在所難免了，上海舞女們惶恐害怕失業的情緒也被一點點激發成了魚死網破的憤怒。
馬軍先生的力作《1948年：上海舞潮案———對一起民國女性集體暴力抗議事件的研究》一書將舞潮案做了詳盡的重述，作者考證諸多民間以及官方的檔案卷宗，尋訪諸位從那個時代走出來的當時者，系統全面地梳理出事件演變的來龍去脈，通過此書，使我們了解到“爭取吃飯權利”的舞潮案是民主意識對抗極權專制的一起政治事件，也是一場無預謀、無組織、無紀律的極端行為，並且從頭至尾摻雜著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色彩。重看這被忽略的“反主流”往事，不光是為了補拾我們對歷史的記憶，更是找出一面陳年的銅鏡，讓我們看一看藏覆於落塵之下的人間世相。
大鬧社會局
1948年1月31日上午11時，上海社會局抽籤決定第一批實施禁舞的舞廳，結果包括了仙樂、百樂門、米高美、麗都等一流舞廳，訊息立即傳到正在召開第三次上海舞廳業全體大會的現場，全場舞業人員頓時爆怒，全場群呼“到社會局去評理！”有人甚至喊出了“打倒吳開先！槍斃吳開先”的口號，在一片混亂聲中，舞女陳雪莉上台哭訴：“我娘我外婆老小八口人都靠我吃飯，禁舞后我靠誰去？我們要向社會局去討飯吃！難道政府一定要逼我們去當野雞嗎？”舞女金美虹回響她喊道：“其實想做妓女也不成，當局已經規定新妓女不準登記，這簡直叫我們死路一條！”此時全場群情激昂，秩序幾乎失控。整個會場就在這種氣氛中被告之社會局將給大家一個合理的回應，眼看眾人等到下午依然沒有訊息，民眾們決定前往社會局請願。
一場震驚全國的舞業大暴動就此發生。
下午三時半，數千民眾乘坐大卡車涌集到位於馬當路的社會局廣場，人聲嘈雜，“吳開先出來！”“我們要吃飯！”等呼聲此起彼伏。吳開先自己沒有出來，派了一個次要的人物出來敷衍，民眾早已憤怒至極，此時局勢已經難以控制。一過四點，先頭民眾終於與攔阻的警察發生衝突，前者以竹竿開路，後者揮舞警棒竭力阻擋，導火線由此點燃，一發不可收拾。
職工、舞女們以排山倒海之勢躍上台階，口中高呼“沖啊！———”警員人數稀少一下被衝散了。緊接著，潮水般的人群分別從左右扶梯衝上二樓三樓各辦公室，不問情由將玻璃門窗、電燈、電話、檔案、桌椅等盡行搗毀，並將破物從視窗扔出，霎時間社會局大樓內陷入大亂，樓上樓下一片鬼哭狼嚎。吳開先見勢不妙，連忙躲起來不敢露面。部分舞女情緒已經完全亢奮，大哭大鬧，高呼“我們要飯吃！你們不給我們飯吃！”並手持破椅子腿或木棍，見有玻璃電燈等物就砸。某一舞女發狠狂喊：“我丈夫死了孩子也死了！好，我要你們一起去死！”還有一舞女手臂劃破流血，同人要送她去醫院，她嘴裡嚷：“不要去醫院！寧願死在社會局！”平時嬌柔弱姿的舞女，此時個個叱吒吆喝，兇悍無比。堂堂社會局辦公室被搗毀至一片狼藉，社會局第一處第四科是糧食局，當民眾沖入時，科長高叫：“此地是辦理你們吃飯的地方，不要亂砸！”但民眾狂呼“沒飯吃！大家沒飯吃！要死大家一起死！不管，打！打！”於是“乒桌球乓”聲震耳不絕，桌椅翻倒，公文卷宗滿地亂飛。連發起請願的舞女孫致敏看到這樣的局面也又急又氣，眼眶通紅嘴巴里不停地說：“耐末哪能辦法！哪能弄得格種樣子！”
當舞女們搗毀辦公樓重返樓下廣場的時候，嵩山警察分局聞訊趕來20人，又引起了一片混戰，廣場上滿是“弟弟啊！妹妹啊！”“救命啊！”的尖叫聲。民眾紛紛把廣場旁邊一大堆柴棍做武器與警察對抗。當嵩山分局第二批警察趕來支援的時候，舞業人員依然占優勢，雙方搏鬥各有被打傷、擠傷或踏傷。市警察局急忙抽調全部刑警和“飛行堡壘”，於五時趕到社會局，用鋼盾作後盾衝進廣場，北站的保全警察也奉命前來增援，全體插上刺刀，氣勢洶洶，民眾被逼稍退。隨後更多的警力趕來，各路警察攜手，將那些脂粉氣蕩然無存、蓬頭垢面、滿臉仇恨的舞女們團團圍住，這時民眾暴亂分子們知道對抗不過，紛紛扔了木棍，一場衝突到此被平息。之後警察共逮捕了797人，衝突期間，警方共有50餘人受傷。
事件結果
從警察局後來作為審理的犯罪記錄來看，不乏令人哭笑不得的細節，比如“查瑞禮，男24歲，揚子大班，罪行，首先回響喊打；楊莉莉，女26歲，遠東舞女，罪行，扼警員馮若愚睪丸；施梅芳，女27歲，華都舞女，罪行，預備用竹竿打玻璃……”
5月舞潮案的開庭公審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大部分民眾還是同情被告的，而法庭上的審訊也屢屢出現引來哄堂大笑的場面，大部分被告眾口一詞說自己“並未動手，立在後頭，誰動手沒看見。”69名被告中唯一的一名女中學生被法官問到為什麼也去社會局請願的時候，回答說，自己本來要去美琪看電影，因為買不到票，正巧朋友叫她一起坐卡車去，她就去了，人家叫她喊口號她就喊了。法官大發雷霆：“此案如果全是舞業人員，人家不至於懷疑有政治作用，現在就因為你一人夾雜其中，人家懷疑學生煽動舞潮！你17歲已經害了很多人，要到37歲你要害多少人！”女學生被訓得嚎啕大哭。還有一個14歲的男孩被告，法官問他為什麼請願，他想半天回答不出來，旁聽席上笑聲不斷。
風波漸漸被平息後，數名舞業從業人員被判刑，政府也在社會輿論的重壓下被迫收回了禁令，而舞潮案，則成了民國史、婦女史上的一則奇觀。
可笑的審判
“1·31”舞潮事件，很快便驚動了全國。《中央日報》、《正言報》、《鐵報》、《東方日報》等各大報紙紛紛第一時間在頭版頭條對此進行了報導，發表了社論，連遠在南京的蔣介石也被驚動了，立刻招來了社會部長谷正綱、國防部副部長鄭介民商談對策。
2月8日，國民黨中央行政院開始彈劾吳開先禁舞不力，三青團上海市委與吳素來有隙，也乘機指責吳蓄意鬧事，擾亂上海秩序。吳腹背受敵，為了擺脫困境，竟聲稱“顯系共黨有組織之行動”，下令強制解散舞業工會，宣鐵吾亦宣布全城戒嚴，一時上海氣氛更加緊張。
3月份，社會各界輿論開始聲援被捕的舞女、樂師們，對上海當局的做法提出質疑，認為是踐踏人權，欺壓弱小的行為。後來，連國民黨行政院內都有人開始同情舞女們。迫於各方面的壓力，南京當局不得不於3月31日宣布取消禁舞令，各大舞廳又開始營業，上海灘緊張的氛圍這才得到緩和。
7月23日下午，上海市地方法院對“1·31”舞潮案開庭審判，後來作為審理的犯罪記錄，不乏極度可笑之處，如“查瑞禮，男，24歲，揚子大班，罪行，首先回響喊打；楊莉莉，女，26歲，遠東舞女，罪行，扼警員馮若愚睪丸；施梅芳，女，27歲，華都舞女，罪行，預備用竹竿打玻璃……”
審判會上更是笑料不斷，據目擊者回憶：大部分被告眾口一詞說自己“並未動手，立在後頭，誰動手沒看見”。69名被告中唯一的一名女中學生被法官問到為什麼也去社會局請願的時候，回答說，自己本來要去美琪看電影，因為買不到票，正巧朋友叫她一起坐卡車去，她就去了，人家叫她喊口號她就喊了。法官大發雷霆：“此案如果全是舞業人員，人家不至於懷疑有政治作用，現在就因為你一人夾雜其中，人家懷疑學生煽動舞潮！你17歲已經害了很多人，要到37歲你要害多少人！”女學生被訓得號啕大哭。還有一個14歲的男孩被告，法官問他為什麼請願，他想半天回答不出來，旁聽席上笑聲不絕於耳。
最後主審法官鍾顯達宣判如下：最先動手的大班朱鼎，以聚眾暴力脅迫罪處4年徒刑；曾志剛、忻松存等，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或一年不等；沈妹妹、譚佩娥、俞志琴、孫致敏、孟燕、金美虹等，損毀公務人員職務上掌管的文書物品，處有期徒刑5個月；金英處有期徒刑3個月。73名被告，57人被判有期徒刑，18人緩刑，6人無罪開釋。
至於真正的發動者，陰謀家孫洪元、鄭顯煒等，由於他們地位顯赫特殊，早已被釋放，什麼罪名也沒安到他們頭上，算是這幫可憐的舞女、樂師等做了他們的替罪羊。
禁舞實質
國民政府突然頒布此禁令，那冠冕堂皇的所謂“通告”自然是藉口而已，其實對於上海灘當時十分興旺發達的舞業，國民政府上下一直都是持排斥態度的，早在1934年“新生活運動”發起時，蔣介石便認為舞場的風氣與“新生活運動”背道而馳，且有損社會風化與社會治安，因此，明令禁止公務員出入舞廳。
抗戰爆發後，許多當權人物也紛紛主張禁舞，如原西北軍將領張之江、上海市市長吳國楨、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等，理由多種多樣，當然其中不免摻雜了許多官員私人情感在內。
到了1947年，內戰已進入後期，國民黨方面在戰場上連戰連敗，士氣低落，不僅軍事上危機重重，財政經濟方面也呈現出全面崩潰的徵兆，如南京的黃金儲備僅餘三分之一。禁舞令的發布，其本質是轉嫁危機。
重訪見證者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當時的情況，更理性地分析當時的事態，同時更人性地關注當事人的心態。馬軍先生特意採訪了15位依然還健在的當事人。往事是老人們心口的一道傷疤，麻木也好，痛楚也罷；老人們還是娓娓道來了當年往事。因為歷史應該被正確清楚地被記錄下來。
當事人這樣回憶到：舞女們要反抗，雖然從事的職業並不光彩，但畢竟有自己的底線。她們並不是想做舞女，而是不想再墮落。她們不是風塵女子，但在外界看來，已與風塵女子無異；她們也想過正常的工作，但是自身的局限已經讓這樣的願望變成了奢望；她們也想好好找個人嫁了，但是哪有正派家庭願意接受這樣的出身，就算接受了，做妾的何嘗又不是命若草芥。舞女大多出身淒涼，身世悲苦。走上這條路大都是有這樣那樣的苦衷。既然已是不歸路，那么就一定要走下去。在那樣的社會環境下，是沒有回頭路可以走的。所以必須要抗爭。舞女里也有有見識和膽色的，被上頭和下面推舉出來成為代表組織活動。
舞潮事件，相關的並不只有舞女的飯碗問題。舞廳的結構複雜，人員又多。老闆之下，襄理，協理，賬房，領班，侍應生，小郎等。對越底層的人的打擊越致命，小郎們類似最低級的服務生，分很多種，拉門的，叫電話的，為舞女服務的，為樂師服務的，和為客人沖開水的。小郎們工資微薄，因等級低分到的拆賬少，加上老闆對小費又苛刻，勉強支持生活很是艱辛；他們的地位更低，被人隨意甩耳光，是家常便飯，為了生活，只能忍下。但是舞潮期間，是真正要斷了生路。都是血氣方剛的青年，此刻再也忍不住了。他們的態度都很明確，向政府請命，收回禁舞令，只為了有口飯吃。
這畢竟是老闆們的生意，禁舞斷他們的財路。他們也要自救，但礙於種種關係，不能親自出面。真心也好，利用也罷；他們開始從中周鏇，很多社會名流被牽扯進來，這樁抗議活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終於走上街頭，並且圍堵了社會局，本來是有組織分塊排列，只想讓交通堵塞，引起注意。後來因為情緒太激動，所以很多當事人都動了手。事態無法控制。警察局藉此機會大力鎮壓。到場的人差不多悉數被抓，被牽連的人多到用卡車運載。
活動參與者被捕之後，絕大部分人堅決不承認打過人，砸過東西。警察曾組織認人等，想讓大家相互揭發猜忌，終於也沒成功。加上受到各方面的營救和支援，最終被釋放了。但也有的人則受到了恐嚇和栽贓，含恨離世。總體說來，抗議活動得到了社會廣泛的同情和捐助。在關押期間，更有市民各界送來咖啡糖、麵包、大餅、油條等食物。表示對這一抗議事件的支持。國民政府終於也收回了命令。這時，離國民政府的崩潰已經不遠了。
50多年過去了，當年的青年，如今都已經銀絲如雪。回憶起當年的種種，記憶未免模糊。但是無一例外的都曾或有或無地接受過進步思想的影響。有位孫霽老先生，當年更直接接受過著名學者許傑的指點，而且一直保持聯絡直到許先生去世。
更值得慶幸的是，事情結束後，許多當時的骨幹，或被動或主動地都向進步組織靠攏了。其中當時的舞女代表陳惠玲（金美虹）女士不僅重新入校讀書，更在解放前就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投身到護校的運動中去。其餘各人也都在新社會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這場集體暴力抗議事件終於有了一個最好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