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從字面上看，“先生”是十分超然的。“先生”這個詞過濾掉了一切職位和財力的痕跡，留下的，只是純粹的禮節上的稱
上海先生所謂英雄不問出處，先生與權勢財力無關，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方，都是在同一地平線上，只是禮節地稍稍抬高一下對方，不比“長官”、“大人”，把自己放在一個很卑下的地位，這個觀念完全是近代西風所吹入的，相比強調有同一共事目標的帶有強烈排他性的“同志”或“弟兄”，覆蓋面要寬泛多了。
作者簡介
程乃珊，1946年生於上海，曾為中學英語教師。
1979年開始發表小說，作品多次被改編為電影、電視劇，並被譯成英、日、法等多種語言在美國、台灣、香港等地出版。1990年開始穿梭滬港兩地寫作。出版有《藍屋》、《窮街》、《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探戈》、《上海街情話》等上海系列小說及紀實題材作品。現為上海作家協會理事。
圖書目錄
總序
自序
輯一 一代上海先生
男人的世界——銀行
光明使者
一代名醫樂文照
大宅門裡出來的銀行家
輯二 帝國斜陽下的上海先生
帝國斜陽下的上海先生
一張去香港的戈登號單程船票
孤獨的長跑者
上海假日
綠茵策騎
輯三 上海先生眾相
兩代風流
一代海上美食家沈京似
老Boy黃伯伯
球拍揮出的時尚
跋
書摘插圖
男人的世界——銀行
——我所知道的中國銀行
雖然中國銀行的花名冊中從沒有過我的名字，我卻一直自認是中行人。每每走過上海外灘23號中銀大樓，甚至內地其他省市的老中行大樓（老中國銀行在內地的大樓，外觀都是統一的格式，只是規模和樓層不同），我總會滿懷深情望望那鐫刻在中行正門上方的四個飽滿的正楷書體“中國銀行”。當年題字的中行元老汪愣伯先生早已於抗戰期間去世。他的遺孀，百歲老太汪吳瑜卿女士不日前也剛剛去世。她大約應為舊中國銀行上層最後一位在場者和見證人了。
我可謂銀行世家出身。我祖父和外公都是服務中國銀行一輩子。這裡的“世家”，絕無半點奢貴之意，只是那早在我出生前已注入我血液中的濃濃中行情。在我牙牙學語時，外公已抱著我對著壓在寫字檯玻璃板下的中行古錢幣行徽輕輕吟誦“事繁勿慌，事閒勿荒，取象於錢，外圓內方”的中行行訓。我還背得出八十年前中行宿舍社區的銘句：築室百諸，愛居愛處；殖殖其庭，君子悠寧。
兩位長輩一世只打中國銀行的工，經手資產上萬上億，最後帶著一身清白兩袖清風騎鶴而去，留給我們小輩最寶貴的遺產是他們的兩本自傳。銀行作為西方引入的一種金融運作模式在中國尚屬很年輕，作為中國有史以來首家國家銀行（中行前身為戶部銀行，後為大清銀行）的中行還未滿百歲，據中行行史檔案館所存資料記載：1912年1月24日，孫中山授權財政總長陳錦濤對大清銀行作停業清理。1912年1月28日，大清銀行股東聯合會召開大會，宣讀孫中山總統諭，宣布中國銀行成立。即時群情激昂，全場高呼：“中國銀行萬歲！”這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以來，首次對皇帝之外稱“萬歲”。可見中行成立是中國從帝制走向共和的一個里程碑的標誌。中國銀行對中國近代的貢獻和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自有專家學者為之定位，輪不上我這個既不懂金融也不懂政治的財政外行說三道四。然自小耳聞目睹，再加上二位老人的自傳，對中行自有一番感性認識，恐怕是現今眾多中行現職員工都體會不到的，在此寫寫點滴體會，俗話說，以溫故而知新！
長衫幫和洋裝幫
中行員工歷來分長衫幫和洋裝幫。
祖父程慕灝（1898-1990）是典型長衫幫，即無學歷從練習生做起。祖父自小家境貧寒，國小輟學但仍能以優異成績考上杭州省立簿記學校主修了兩年會計，1913年2月經人介紹進上海中國銀行做練習生。他的背景與近年犯事的原建行董事長張恩照很相似，都是從基層一級級上去。祖父十五歲人中行做練習生，從包銀元做起，還要學點鈔票、譯電報、打算盤，三年後由練習生升為助員，再升辦事員，然後是初級文員……直至八十六歲離行榮休，仍兼任香港中銀集團顧問、中國銀行總行常務董事之職，直至九十三歲過世，以廉正的工作態度為自己贏得七十八年光明磊落、貢獻重重的金融生涯，從而成為中行有史以來跨越新舊兩個時代的在職工齡最長的唯一一名員工。《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行史》對他作出如此評述：“程慕灝終身服務中國銀行凡七十八年，這在全國金融界中是罕見的。”祖父回憶，包銀元屬銀錢業的基本功。銀元圓滾滾的，要包得服帖緊扎，這項技巧很難學。此外，作為練習生的基本功，還要學會聽銀元以辨真偽。為了苦練基本功，祖父小小年紀每天清早守在水缸邊，寒冬臘月也不例外，雙手都生滿了凍瘡，堅持逐個用銀元敲擊水缸邊，如果聲音鏘鏘清亮，就是真的。假的，會發出悶悶的啞聲。還有種識別方法，是用手指分別夾在兩塊銀元之間，再輕輕一吹，真的聲響如銀笛……祖父還有個習慣，就是站著吃飯，特別吃早飯，為此祖母向他提了幾次：“皇天不打吃飯人，啥事連吃頓飯也坐不太平！”祖父說這是做練習生時留下的習慣。祖父自小乖巧精靈，手腳勤快，隨時應師兄上級客戶之召，吃飯時也作好應召之準備，故習慣站著吃飯，以方便隨時放下飯碗做事……對傳統的學徒（銀行稱為練習生）訓練方式，祖父認為有其合理處：苦學基本功，去盡家中帶來的嬌驕二氣，學會謙虛全力為客人服務！
外祖父則為典型的洋裝幫。外公潘德民（1898-1978）聖約翰大學畢業，是從英資亞細亞石油公司跳槽至中行，可見當時中行在白領心目中地位高過外企。外公從八仙橋中行分理處主任做起直至廣州中國銀行副行長，並在1949年配合人民政府做好移交手續後回到上海，總計服務中行二十八年！再經人民政府分配仍在外灘23號的中國畜土產出口公司重新上崗，直至退休。無論如何，總算是在中國銀行大樓里上了一輩子班！中行對兩派一視同仁，並讓其各展所長。外公英文好不久就被派往加爾各答、仰光、海防、香港等海外中行任職直至廣州中行副行長。祖父熟諳由下至上各工作環節及人事，再加人脈廣通，一直重責在身，並在二十九歲上婉拒宋子文所邀任中央銀行業務局副局長之職，在陳光甫建議下，由貝祖詒（貝聿銘之父）將他直接由國庫主任升任上海中國銀行副行長（當時最高管理層只一個經理兼行長，四個副行長），是中行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經理，也是首個沒經過襄理直接由主任跳到經理級，更是首個沒有學位而能晉身高級管理……所謂君子群而不黨，兩派私下或有親疏之分，也不可避免會有人事糾葛，但公務上絕不互拆台腳拉黨結派。外公祖父還成親家，做了一世的朋友。
“想發財的。不要進中行……”
“想發財的，不要進中行，但只要勤勤懇懇，行方應承一定會給你一世小康的生活……”
今日年近九旬仍健在的老中行員工，一定會記住新員工人行上層管理的這第一句訓話。此話著作權屬何人，已無從考實。但1913年祖父入行做實習生時，當時的行長丁道津親自召見他，如對自己小輩般對他講了這句話。
今香港著名銀行家八十多歲的原南洋商業銀行總裁舒慈煌仍記得，他當年進中行，我祖父對新員工訓話的開場自，也還是這句話！中行慣例，新員工一入行即發一把沉甸甸的全紅木（連盤珠都是紅木）長二尺寬七寸的算盤，從此就跟住你一輩子，除非離行才交出。我外公不論是抗戰期間孤身一人在大後方重慶中國銀行，還是身負行務在海外中國銀行，直至與人民政府辦好移交手續帶著兩袖清風回上海，始終沒丟棄這把紅木算盤。小時候在外婆家過暑假，常常見外公在書桌前滴滴篤篤地打算盤，真如“大珠小珠落玉盤”，很詫異早已退休的外公哪還有這么多賬要算？細看他的賬本，記的無非是“雞毛菜三分，三輪車資二角……”！這把逃過八年抗戰三年內戰烽火的算盤卻逃不過十年浩劫，在抄家中不知去向！
員工結婚，不論職務高低，行方必送賀禮二十大洋。在當時低級文員月入只十幾大洋（相當一個西廚月薪），這份禮算很有分量。如夫婦雙方都是同事，就有四十大洋，那算一筆數目了！當然，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份對下屬的厚愛和情意。
現今電視電影中出現的銀行家，都為紅酒雪茄高爾夫桿不離手，手挽紅舞女交際花百樂門出出進進……或者我輩目光淺陋，在現實中沒碰上過這樣的銀行家，但我自小至大耳聞目睹的銀行家，完全不是這樣的。中行首任老總，在位時日最長達近四十年的，一生都奉獻給中行的中國近代金融史上堪屬頭一塊牌子的銀行家宋漢章，一貫生活儉樸。曾見過他一張照片，皮鞋尖都磨得發花了。聽外公講，某日中行工友去他家送檔案，遠遠看見他自己用一根筷子串了幾根油條從外面走過來——原來這位銀行家自己去買早餐。其實他家中有傭人，但一些簡便小事他儘量不麻煩下人。說出來讀者不會相信，這樣一位大銀行家六十年代在香港去世，身後遺產僅十來萬美元！他一世都沒有私人物業，一輩子住的銀行提供的住宅。祖父親口向我說過，六十年代，宋漢章從南美回香港定居，租住北角二房一廳沒有冷氣的住宅。六十年代日本電器開始大舉搶灘香港，冷氣機已不屬特別奢華之物。香港悶熱，實在熱得吃不消，他就到樓下一家理髮店去吹吹冷氣！也有傳說他常去中國銀行的門市吹冷氣，因他衣著樸素，行員誰都沒認出他是中國銀行的“老祖宗”。一個偶然的機會被一個老行員認出，眾人大為感嘆。又說，後來中國銀行為他裝了一台冷氣機，但對此說我有質疑。因為，宋公生前在港居住時，我祖父常去看望他。祖父曾傳達香港中行之意，邀請宋漢章搬人香港中行的高層宿舍，宋公婉拒，理由是無功不受祿。他說：“我現在已不是中行的人了，沒有理由再享受中行的福利。”由此考證，他一定不會接受銀行為他裝這隻冷氣機。其實，中國銀行的老高層，清廉的何止他一人，張公權（老中國銀行總行副總，徐志摩前妻張幼儀之兄），晚年在美國時，也受困於居無定所，他一世在金融界拼搏，毫無私心，最後連房子都買不起，後來還是銀行界的舊同仁集資為他解決此事。
就是這兩位中國金融巨頭，在1916年聯手江浙財團調撥資金，並與外資商行訂立兩百萬元的透支契約，以對抗北洋政府的停兌令，令中行創造了一個金融神話，信譽猛增，宋漢章本人也成為金融界呼風喚雨的人物。他的才幹與魄力由此可見一斑。但他在位的三十來年總經理生涯竟從未為自己謀過一丁點私利！
中行別業
宋漢章令中行員工難以忘懷的另一原因，是他率先提議為員工營造宿舍，首建了可以講是上海近代史上首個有社區概念的居住模式——中行別業。中行別業現址為萬航渡路623弄，占地面積46．17畝。
中行別業是1923年由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出資，並經中國銀行常務董事會討論決議，建造第一批磚木結構的單開間三層樓的聯體石庫門房子共七列。每幢安排一戶員工家庭，合共有五十六戶員工家庭遷入新居。外加一座四層高的建築，有點類似今日的會所性質：下面為大禮堂，作員工家庭婚慶典禮之用；二樓為免費員工子弟國小——“中正國小”；三樓四樓為單人宿舍，供未婚員工宿住。區內設有供銷社、圖書館、理髮室、聯合診所、老虎灶、大餅油條點心店等生活設施，另有網球場、桌球室、籃球場等。現在看來，已是一個具相當規模的小型社區。在八十年之前，上海的住宅設計已有此等前衛的創意，上海人的緊貼時代及與時俱進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我外公是第三戶搬入中行別業的。當時，外公一家在河南北路怡德里租屋住，月租十六元。但外公當時作為中級行員月入只有百來元，房租占了其中很大比例，可見居住之昂貴在上海歷來就存在。得以入遷中行別業，雖只有一上一下加只亭子間，但月租只需八元。二年後外公升主任，月入近二百元，調至34號二上二下三樓鋼窗蠟地有衛生間的新宅，月租僅十六元。
同樣的，我祖父雖已任到中級職務，一家數口在新閘路斯文里租屋住，這是一上一下的石庫門房子，設備簡陋。一次，我的大姑媽尿床，尿水順著蓆子淌在地板上。樓下是客廳，正好有客人在，結果尿水漏下去，滴到客人的鬍鬚上，此乃一笑話。
據祖父自傳所載，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一位中行的高年資小職員病逝，向來厚愛部屬的宋漢章，逢員工去世必親去弔唁，此次當然也不例外。該老員工家境拮据。一家四口擠居住石庫門樓下一間二十平方都不到的客堂。為老員工停靈，家人拆去了床鋪。但畢竟居室淺窄，老員工的靈床頭頂靈桌腳頂臨天井的長落地窗，令窗門都關不上。時值滂沱大雨，窗外飄入的雨水將老員工的一雙鞋子都澆濕了。宋漢章看著眼中心裡十分難過：“這位老員工為中服務了一輩子，最後連一所像樣的居室都沒有！
中行有愧於他！”
為中行員工提供免費優質居宅的念頭就此悠然而生。在1923年10月31日，由宋漢章提出，經常務董事會討論通過，出資3200兩白銀，選址越界築路區（即越過租界地劃定範圍開拓出來的新區，仍屬租界當局管轄，但因屬新開發區，地價比租界地便宜），初時買地17畝，起造“中行別業”。
直到1930年，中行別業內已有一百多戶住戶，一般中低層行員都解決了住房問題。經常務董事會批准，才特別營造經副理的花園住宅。因為有九幢花園住宅，中行人俗稱為“九宅頭”，祖父此時才得以入遷花園住宅。
說起來，中行別業內的年輕人喜結良緣的很多。因為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生活氛圍，令自由戀愛之風在中行別業內，處處生花結果。父母回憶，當年中行別業內其實已頗有社會主義之風：看病免費，行方輪流邀請海上內外科名醫坐鎮診療所；讀國小免費，上中學大學甚至留學，都可向中行低息借貸。整箇中行別業如一個團結友愛的大家庭。每天有行中大巴士準時接送員工上下班。當時每逢周末，總行老總張公權總是到中行別業隔壁94號中行俱樂部輪流召集行中中下級職員聚餐談話，從其談吐、吃相、舉止來甄別中下級同事的素質，用現今話，即為深入基層。如是同事加近鄰，上下級共住一區，眾人守望相助和睦如一家。此種既改善員工福利又為銀行資本增值且有利員工與上司溝通的做法可謂雙贏。從此各省市中行分行紛紛效之，如杭州中行別業、濟南的大興里和集成里，還有廣州東山的中行宿舍等。
中行別業隨著員工人數的遞增不斷擴建，到1934年建造的六幢四層樓公寓式住宅，已可與租界區的公寓媲美：煤氣、水汀、壁櫥、打蠟柚木地板樣樣俱全，因為此時中行的員工隊伍已有很大的變化。每年都有海外，留學回來的或者作風思想西化的大學畢業生加盟中國銀行。這批當年的都會新男性有自己追求的生活方式。比如，他們更欣賞由西方傳入的在一個平面上的、面積相對小而設施精緻齊全的公寓房子（即如今的獨用單元房的概念）。中行別業即時與時俱進，興建一批批新穎的公寓房子。
隨著員工的增多，中行別業已不能滿足需要，中行開始在租界地，如富民路、石門一路（同孚路）、延安中路（福煦路）等地建造公寓式的現代宿舍。
但是，“世外桃源”畢竟是不存在俗世的。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位於越界築路的中行別業厄運也降臨了。1939年5月，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策劃，由丁默村李士群等在近貼中行別業的極司非爾路76號（今萬航渡路435號原國民黨軍事參議院院長陳調元的私人花園住宅），設立“特工總部”。大牆上高架機關槍，門前有日偽軍站崗。當年上海人提起76號，就心驚肉跳。當年門牌號為極司非爾路96號的中行別業住戶，更是日夜提心弔膽，平時出入寧願穿馬路繞道走，也不願走過76號門口！
1941年偽中央儲備銀行兩名職員被重慶地下抗日分子暗殺，日偽方大怒，揚言要向上海的中、中、交、農四行進行報復。中國銀行因宿舍中行別業與“76號”是近鄰而首當其衝。1941年3月21日深夜至22日凌晨，“76號”派遣大批武裝人員至中行別業，挨家搜捕，共抓去128人作為人質。3月23日的偽《中華日報》還刊登了128人的名單和集體照片，偽警政部發言人還揚言，如重慶方不停止暗殺破壞活動，將對在上海的中、中、交、農四行予以同樣處置。因中行別業屬於越界築路，不屬公共租界工部局管轄範圍，工部局只是在租界地的中國銀行營業處增派了巡警保護，其他的則沒有查究。晚年的祖父回想那段日子，仍心有餘悸。當時一百多名家屬在祖父面前號啕大哭，苦苦哀求，但祖父自己也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為躲避汪偽的暗殺和綁架，祖父和祖母都不敢住在家裡（中行別業內），祖母只好住到英租界的娘家，祖父則只能東躲西藏，有時徹夜躲在銀行不回家（因銀行設在租界），有時實在牽掛家里兒女，只能通通電話互報平安。但為營救被捕行員，祖父仍四處設法，後在外商同業（如滙豐等）的聚餐會上，有人推薦了與“76號”素有交往的上海鹽業銀行襄理李祖菜。此人雖說人品不佳，但三教九流都有朋友。為借他與日偽疏通斡鏇，祖父出於無奈，在報批中行總駐港處同意後，聘請其為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以求得一頂保護傘。李祖萊上任後，經與當時“76號”的頭目吳四寶商量通融，以及當時各界的呼籲，偽49T總部同意交保釋放中行行員114人（其餘14人因不是中行行員已先行釋放），但有個條件：由李祖萊作保，釋放行員須居住在原處，隨傳隨到，如重慶方面再有暗殺行動，則同級三命抵一命，即中央儲備銀行一人的命需由三名同級別的中中交農員工的命來抵。
很不幸的是，僅隔數日就發生了偽儲備銀行一個張姓副主任在醫院內被暗殺的事件。這下，“76號”勃然大怒，一手炮製了“中行血案”。暗殺發生當晚，偽特工總部即派人至中行別業，抓走了在此居住的中行主任級員工共九名（另有兩名主任因事未歸），從中要挑選三名姓張的抵命，無奈只有兩名主任姓張，還有一位就只能由老天來決定了。
敵偽就假意請他們晚餐，餐椅中有一張是做了記號的“死亡之椅”，誰坐在上面就由誰抵命。其中還有個小插曲。原先坐上“死亡之椅”的是中行最年輕的主任，長得一表人才，吳四寶的太太余愛珍覺得讓他送死太可惜，故意找了個藉口讓他和年紀較大、眼睛也不太好的曹善慶換了個座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