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起因
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台灣社會就歷經劇烈的變動：解嚴、解除報禁、黨禁，民間活力四起、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台灣各地瀰漫著一種騷動隨時而出、不安於室的氛圍。這股澎湃、新生的風潮，自然而然地也漫延到校園內，使校園成為聚積社會能量的一個重要場域。
三月學運 然而，相對於社會力的蓬勃發展，政治上的種種改革，卻似乎永遠追不上民眾的要求。1990年是第8屆台灣地區領導人改選的年份，當年2月，中國國民黨提名李登輝、李元簇為第八屆正副領導人候選人，但由於國民黨內部對李登輝採用及決策方式有所歧見，國民黨領導階層爆發嚴重之權力鬥爭，形成所謂“主流派”（支持李登輝）與“非主流派”（反李登輝）之爭，非主流派企圖推出林洋港、蔣緯國參選，但因林洋港拒絕接受“連署”而破局，而這兩派之爭又牽涉敏感的“省籍問題”，史稱“二月政爭”。
就在同年3月13日，遷台四十年來從來未曾改選過的“國民大會”，又在陽明山中山樓自行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將1986年所選出的增額代表任期延長為9年，創下“國會議員”自行通過延長任期的惡例，在當時被嘲諷為“山中傳奇”。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各界對“國大代表”一連串擴權牟利的行為，不但開始感到不耐，同時也開始展開抗議，“罷課、罷稅、抗稅”的呼聲四起。由於民進黨黨主席及“國代”赴台當局府邸請願，遭抬離毆辱而有升高抗爭強度的趨勢。
1990年3月16日，9名台灣大學的學生到中正紀念堂前靜坐抗議，拉出寫著“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白布條，為“三月學運”揭開了序幕。
事件經過
1990年3月16日
由於學生選擇的靜坐地點在集會遊行所禁止的博愛特區中，靜坐者面臨了可能被警方驅離的狀況。於是，一些學運人士、社運人士、以及媒體記者，在知道這個訊息後立刻前往支援，在寒風中一直撐到第二天早上，廣場的指揮中心成立，三月學運度過了最危險的一個夜晚。
1990年3月17日
由於媒體的報導，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學生進駐廣場靜坐，台大自由派學者並於同日發起“柔性罷課”，宣布自19日起一周將上課地點改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並定名為“民主教育周”。由於各級議會與社會團體自16日起，就陸續發表“聲討國大”行動，國民黨政爭已拓展成全民各階層的動員，在媒體持續披露廣場靜坐訊息下，17日在學生靜坐現場旁圍觀的民眾，已迅速突破2000人，廣場儼然成形，並持續成長。
1990年3月18日
廣場的靜坐運動已快速發展成全台性的學運份子串連活動，參與靜坐示威的大學生已達數千人。當天下午，甫成立的民進黨發起造勢大會，動員數萬民眾在廣場大門旁邊進行演說，主軸在於聲討“國大”。廣場之學生自治領域，表現出超齡的政治運作，以和平理性態度，擴大靜坐的參與，依共同討論來形成決策共識，發表《廣場通訊》與社會進行對話，並進行自我教育與組織的工作。靜坐廣場與圍觀聲援的民眾間以繩索區隔，在廣場決策委員會表示要以“自主、隔離、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則來進行廣場抗爭時，三月學運已用自主的邏輯，宣示了學運成為獨立自主的社會力之一。
也是在這一天，在由學運團體所組成的校際會議上，學生們正式發表了三月學運的四大訴求：
1.解散“國民大會”，重建一元化的“國民大會”制度。
2.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重建新的“憲法”秩序。
3.召開“國是會議”，民眾共謀體制危機的解決。
4.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呼應民意的潮流。
這四條要求反應當時台灣民間社會一部分人士對統治者的具體要求。
1990年3月19日
在學運團體、學生自治組織與教授的集體動員下，廣場人數爆增。上午10時，10名廣場靜坐學生髮起絕食抗爭，絕食聲明中要求台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與“行政院長”李煥於21日前答覆廣場四大訴求，將道德張力推向高峰。當日傍晚，廣場學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間11點，校際會議通過“野百合”為三月學運之精神象徵，因此此次學運又稱“野百合學運”。
野百合 在一份由學生廣場文宣組所發出之《野百合的春天》傳單中，學生們對選擇野百合作為該次運動之精神象徵的原因，有如下的說明：
自主性：野百合是台灣固有種，象徵著自主性。
草根性：野百合從高山到海邊都看的到，反映了草根性。
生命力強：她在惡劣的生長環境下，依舊堅韌地綻放。
春天盛開：她在春天盛開，就是這個時刻！
純潔：她白色的純潔正如學生們一般。
崇高：在魯凱族裡，她更是一生最崇高榮耀的象徵。
台灣野百合道盡了學生心目中的三月學運，包含了對台灣主體性的認同（自主性）、全民的運動（草根性）、對抗不義的勇氣（生命力強）、青春的活力（春天盛開）、學生的理想道德象徵（純潔）、以及參與者生命中的榮耀（崇高）。
1990年3月20日
圖源：華夏經緯網 廣場靜坐的學生已超過五千人，決策委員會決定由原來七名擴增到十二名。 面對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的前一天，全島目光焦點均聚集在廣場，學生的壓力越來越重，而在社會力表態上，各級”議會”均派代表前往探視學生，但基於超黨派原則，沒有政治人物得以上台發言。台當局則發出新聞稿表示，李登輝已決定召開“國是會議”，以處理“憲政體制”與政治改革的問題，並訂定改革時間表。這是台當局對三月學運之四大訴求首次的正面回應。
1990年3月21日
甫當選第八任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李登輝決定於下午3時，在台當局府邸接見53名學運學生代表。靜坐學生透過各校討論的機制，形成與總統李登輝會面的四點要求共識：
請李登輝接受學生們追求民主憲政的決心情操，以及學生提出的四項嚴肅要求。並對民眾公開發表。在第8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就職前，“國是會議”必須由各階層、各黨派的代表公平組成，必須討論中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並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
全體在廣場上的學生於李登輝明確同意以上兩項要求，即結束靜坐活動，學生將對國政大事的發展繼續保持高度關切。若李不能對上述要求作肯定的答覆，我們將堅持原則、持續抗爭。
為了確保上述主張得以落實，我們將即刻組成校際聯合組織，持續監督“國是會議”，必要時並隨時號召全島學生再度組織動員，在台灣未能完全徹底民主化之前，我們絕不停止奮鬥。學生代表在與李登輝會面後回到廣場，廣場上的學生在看過雙方會面的錄像帶後，進行分校討論，以決定是否要結束這次抗爭。最後，校際會議以22：1的壓倒性投票數，決議於22日早上宣布撤離中正紀念堂廣場。
1990年3月22日
3月22日早晨，指揮中心正式宣布撤退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際會議最後決定繼續“全島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聯”）之組織工作，各地學生陸續撤出廣場，結束為期六天的三月學運。
事件影響
1990年6月28日，李登輝於台北市圓山飯店舉行“國是會議”，150位與會各界代表除了國民黨當局高級官員外，還包括美麗島事件受刑者、民進黨領導人和海外黑名單人士，此次“朝野協商”針對“國會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體制”、“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憲法與臨時條款修正方式”等五組議題逐一討論，最後達成“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回歸憲法”、“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憲採取一機關兩階段方式等共識，並一一透過“法定”體制逐一落實。
三月學運 三月學運對台當局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從比較巨觀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對於台灣的政治發展而言，“雖然三月學運的學生，後來並未重回廣場，然而當時高舉理想大旗的四大訴求，也逐漸內化成台灣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訴求，在台灣社會普遍接受下，陸續在十年中完成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權的和平轉移”。另一方面，對於學校裡面的校園文化而言，“透過這次學運和成果，開拓了校園內更大的民主空間，讓學生不再那么畏懼政治，有助於台灣社會的更民主化”。
從比較微觀的角度來看，事實上，很多屬於民進黨陣營、或者和民進黨理念比較接近的新生代社會菁英，其實都和三月學運前後的校園運動以及社會運動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比如說，台當局前副秘書長馬永成、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范雲、《蘋果日報》總編輯陳裕鑫、蕃薯藤執行長陳正然、民進黨秘書長林佳龍、前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羅文嘉、“立法委員”郭正亮、李昆澤、鄭麗文、前“立法委員”段宜康、前“內政部”政務次長顏萬進、前“新聞局長”鄭文燦等，都是“學運世代”的重要成員。在某種程度上，“學生運動”正是屬於他們這一世代的人的共同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