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履歷
1920年9月16日 出生於江西省撫州市。
1942年 畢業於交通大學電機系。
1942年 任江西泰和電工廠助理工程師。
1943年 任桂林無線電廠實習員。
1943～1946年 任西南聯大物理系助教。
1946～1947年 任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
1947～1954年 美國俄亥俄大學研究生兼任助教。1952年獲物理學博士學位。
1954～1956年 任加拿大國家研究院研究員。
1956年 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員。
1956～1966年 兼任北京大學物理系無線電電子學系教授。
1956～1974年 任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員。
1974年12月逝世於北京。
人物生平
赴美留學
1920年9月16日，丁渝出生於一個有名望的知識分子家庭，其父丁鼎南，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後任商務印書館編輯，吳淞商業學校、大連海運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母親饒毓芬，1912年曾考取官費留學，因故未成行。其舅父饒毓泰，被譽為中國物理學界“四大名旦”。
他從小受過良好的親職教育，稟賦聰明，好學上進。1942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先後在西南聯大和北京大學物理系任教。1947年，赴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物理系深造，初攻原子物理，後改攻波譜學。1951年，獲俄亥俄州立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以其優異成績留校任研究員。1954年赴加拿大國家研究院、任純粹物理研究員。其間，用原子束儀的熱絲法首先攻克了化學周期表中鑭元素的超精細結構和核四極矩，當時美國一些科學家都認為難於測量數據，被丁渝取得突破性進展，使他名揚海外，其數據載入國際通用的《原子核自鏇和磁矩表》中，成為世界聞名的科學家。現在，在加拿大研究院，原丁渝使用過的原子束儀上掛著一塊牌子，記載著丁渝測出鑭元素的超精細結構和核四極矩的事。
返回祖國
北京大學1956年7月，他衝破重重阻撓返回祖國，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後改為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一室業務大組長兼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主要從事波譜學研究。為國家制訂了第一個波譜學十年發展規劃，著手製造第一台“原子束儀”獲得成功，填補了中國科技領域的一項空白。1958年，開展“弱磁場”的測量實驗，在國內第一個找到質子自由運動的信號，為配合衛星上天和加強海軍的防禦系統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1960年美國科學家一發現雷射現象，他就抓緊實驗。1961年，他在一個高溫的白金鉗鍋里培養出“紅寶石雷射晶體”。同時，還通過“光譜雙共振”研究，在中國最早觀測到“光抽運”信號，被套用到石油勘探和開採上，收到良好的效果。在開展“雷射套用於受控熱核聚變”的實驗和探討“波譜學原子頻率標準”、“精密物理學常數”等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在研究波譜學的同時，丁渝在北京大學開講《波譜學》、《無線電》課程，併到中國科技大學講課。1962年，國家著手籌建西南技術物理研究所，他不顧本身教學、科研任務繁重，抽出時間為分配到該所的大學生講授《核磁共振》、《螢光晶體》、《螢光特性》、《晶體生長中的熔鹽法》等課程，為國防科研工作培養了一批業務骨幹。1964年，他在北京召開的世界科學大會上，介紹了製造原子束儀的經驗，受到同行的讚賞。
在原子能研究所負責創建了原子束磁共振實驗室，開展了弱磁場下質子自由進動實驗及光抽運與光磁雙共振實驗研究工作在高能物理研究所主持了超導微波腔加速器的預製研究工作，開展了純鈮X－－帶微波腔超導電性的實驗研究工作。在北京大學主持建立了波譜學實驗室，開展了順磁共振、核磁共振、電四極矩共振及光磁共振實驗。
積勞成疾
“文化大革命”中丁渝被下放勞動。1972年調回中國科學院籌建低溫車間，進行低溫超導研究。1973年參加高能物理考察團赴美考察，回國後，為將新技術套用到高能加速器上去，更加廢寢忘食，埋頭苦幹，連除夕晚上都忘記回家吃年夜飯。1974年10月，他終因長期拼搏，積勞成疾，患了肺癌。在住院期間，還趕寫《中國波譜學第三個十年發展規劃（草稿）》，並完成了最後一篇學術論文《相平面分析》，於同年12月16日與世長辭，年僅55歲。
個人成就
建造原子束儀
丁渝回國後，擔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現高能物理研究所前身）的研究員，當時祖國的波譜學事業幾乎是一紙空白，既沒有波譜學人才，更談不上進行波譜研究的精密原子束磁共振儀器。為了把波譜學移植到國內，讓它在祖國的土地上開花結果，丁渝親自率領一批年輕科技工作者著手建造原子束儀。當時手頭上只有從加拿大帶回的部分圖紙，丁渝親手繪製工程圖紙，並常常身著工作服，深入車間與工人師傅一起，從吹玻璃、銼零件、開車床到焊接真空箱、抽真空，什麼髒活、累活他都乾，經常是一身油污，滿臉汗水，沒有一點專家的架子。經過幾年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中國第一台長2.6米，容量為234升的供波譜學精密研究用的原子束儀誕生了。接著，進行光學調整，束流調整，原子束的探測，極化束的觀察，直到觀察到零場躍遷和射頻躍遷。它不僅能給出非常精確的超精細結構和核自鏇、磁矩、電四極矩的性質，進而驗證核結構理論及量子電動力學，而且它的實驗技術還有重要的實際套用，提供了高精密度的頻率和時間的原標準。原子束儀的建成填補了國家的空白，帶動和增強了其他國防科研單位的自信心和能力，得到上級的獎勵，1964年北京科學討論大會邀請丁渝作了自力更生製造原子束儀的報告。
同時，丁渝還帶動一批科技隊伍積極開展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如1958年，在中國首次觀察到質子自由運動的信號，開展弱磁場的測量工作，為配合衛星上天和加強海軍防禦系統的建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開展光磁雙共振研究
1960年，美國科學家首先發現了雷射現象，丁渝敏感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偉大的突破和光學新紀元的開始，他緊緊跟上，於1961年就在一個高溫白金坩鍋里培養出了紅寶石雷射晶體。同時還開展了“光磁雙共振”的研究，在中國最早看到了“光抽運”信號，後來這項實驗技術被用到了石油勘探上，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進行低溫超導研究
20世紀70年代，世界上超導加速器新技術的研究勃興，高能物理所決定成立新技術、新原理研究室。為此，將丁渝從湖北五七幹校調回來，讓他籌建低溫車間，進行低溫超導研究。對丁渝來說，這是一個面臨著啃硬骨頭的新課題，他毫不氣餒，到處奔波，冒著傾盆大雨，察看低溫車間的選址。同時，他日夜勤奮閱讀超導理論和超導加速器的書籍和文獻，還自費購買四本《加速器原理》的書送給大家閱讀。丁渝特別注意大協作的精神，為了儘快在中國發展超導加速器新技術，他組織、團結了國內一些著名的低溫超導專家與技術人員一起，對超導技術協作攻關，帶領本室人員承擔超導加速腔的研製，從尋找關鍵材料鈮到解決自己提出的獨特的《葫蘆串》型腔體設計新工藝，跑遍全國，克服了一道道障礙。他親自帶領年輕科技工作者冒著中毒的危險，用劇毒的氫氟酸對鈮的表面進行腐蝕和化學拋光等工藝過程。1973年12月成功地測出了X波段超導腔的無載Q0～107。超導腔技術對研究超導直線加速器起著關鍵的作用，同時它也可以作為一種新的穩頻技術，改善和提高原子頻標的特性，在計量學和精密物理實驗方面有著多種套用的可能性。
丁渝不愧為中國波譜學研究的拓荒者，也不愧為根據國家需要，追蹤世界先進技術並很快進入其它科研領域的活躍的科學家。
突出貢獻
注重培養人才
丁渝作為中國波譜學科的帶頭人，深知培養人才的重要性，國家的昌盛、科學的發展僅靠幾個人、少數人不行。因此，他非常注重培養人才。丁渝一回國就兼任了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開了波譜學和無線電兩門課。他還被邀到中國科技大學講課。由於他的知識淵博，實驗經驗豐富，深得學生的敬重和崇拜，激發了很多青年學生對波譜學和原子物理學的興趣和熱情，一些高材生甚至跑到所里請求報考丁渝的研究生。
丁渝對分到他身邊工作的大學生要求非常嚴格，總以實驗物理學家的高標準去鍛鍊年輕一代科技工作者。如要求他們焊電路、抽真空，洗真空泵、燒玻璃，繪圖加工，將損壞的氦質譜探漏儀或真空壓力計等修復，通過這些技術實踐，讓年輕人受到基本實驗技術的訓練，並鍛鍊他們作為一名實驗工作者所必需的基本素質，使他們學到非常有參考價值的實驗物理知識，激發起學生改進原實驗儀器的興趣。丁渝常說：“實驗物理學家必須在實驗室里經常敲打”。對年輕一代如此，他自己也是如此。所里給他分配辦公室，他都拒絕了，堅持實驗室就是辦公室，他的辦公桌面向原子束儀。他常常在實驗室里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達旦，除夕晚上的年飯他也會忘了。丁渝在每個星期一都要召開業務工作會，每個人都要匯報一周做了些什麼，有何發現和體會。對實驗數據“摳”得很嚴，不允許有半點含糊，更不允許弄虛作假，總要重複驗證。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率先垂範。人們常說，跟著丁渝乾有壓力，有活力，有充實感。由於他的嚴格要求，誨人不倦，從而帶出了一班好人馬。他們具有實幹精神，動手能力較強，大都成為高能物理所的科研骨幹。
籌建西南技術物理研究所
1962年，國家著手籌建西南技術物理研究所，要丁渝為這個所培訓人才。他把幾批從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挑選出來的即將分到西南技術物理所工作的畢業生帶在身邊，進行基本實驗技術訓練，並給他們講授了核磁共振、螢光晶體、螢光特性及晶體生長中的溶鹽法等多種課程，提高了他們的業務水平和獨立工作能力。這批人才來到西南後，立即把晶體生長搞了起來，1965年就搞出了很漂亮的紅寶石、釔銨石榴石，得到國家的表揚。這年國家特在這個所召開了現場會。當年丁渝為這個所培訓的人員，有的成了高級工程師，有的成了研究員、教授，為國防科研作出了很大貢獻，人們都說丁渝是西南技術物理所的育秧人。
個人著作
丁渝畢生從事波譜研究，寫下不少學術論文，多在美國權威刊物《物理評論》上發表。《順磁場的微波吸收》、《核鏇磁率》、《氯酸鈉中氯核四級矩共振中的塞曼效應》、《熔氯化物中的順磁共振吸收》、《銅63、65的超細結構》、《鑭139的四級矩及超細結構》、《波譜學的新近發展》和《精細的能極、超精細能極、反常磁矩》等，受到國內外物理學界的重視。
人物評價
丁渝不但是一位科研帶頭人、實幹家，為祖國的波譜學事業勤勤懇懇，兢兢業業，而且在科研戰略上也具有遠見卓識。丁渝是個做得多說得少、沒有分量絕不輕易發表文章的人。出於一個科學家的責任，他對祖國的波譜學、核物理及高能物理的發展，提出過許多方案構想和具體實施的建議。參加制訂波譜學的十年發展規劃後，於1963年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波譜學的新近發展”，詳細介紹了波譜學的特點；原子束磁共振、順磁和核磁共振，光抽運、光磁雙共振和雷射發展的動態；波譜學在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中的套用及意義。實際上是為波譜學的各分支學科在中國發展指出光明的遠景。 “文化大革命”期間，丁渝被誣為“裡通外國”，被懷疑為“特務”而受到了莫名其妙的審查，並下放到湖北幹校勞動。但是，在這樣的逆境中，丁渝仍然沒有忘記祖國的科學事業，白天下田幹活，總是抽空看書，晚上點起小油燈或打著手電筒總結和思考。在幹校勞動期間，他寫下了洋洋萬言的“關於三項基礎研究的意見”：提高頻率標準的精度的方案；檢驗量子電動力學的精密實驗如蘭姆位移和g因子反常；檢驗CPT守恆的精密實驗。在這些建議中不但大膽地提出自己的疑問，而且還提出許多具體的技術構想，體現了他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憂心如焚的心情，同時也表達了他作為一個熱愛祖國，忠於科學的人那種“位卑未敢忘憂國”的高風亮節。
1973年中國科學院召開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預製研究工作會議，丁渝在大會上作了發言，題為“套用超導微波腔加速粒子的新技術”，闡述了超導微波加速腔研究的重要意義；重點指出超導微波腔的物理問題及製備它的工藝、檢測的各種問題；創造性地提出超導腔設計時應考慮到單晶與多晶、縱縫與橫縫、封接與焊接、碟片與葫蘆串等新觀點，並且大膽構想套用雷射及原子頻標等新技術對工藝的各個階段進行分析和檢測。
正當他要奮發大幹，力爭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時候，病魔卻向他襲來了。1974年10月，他感冒咳嗽，痰中帶血，服藥無效，但他仍然堅持工作，直到胸腔積水，夜不能眠，方才去看病，一檢查，發現是肺癌晚期，他仍然推遲住院，以便完成未畫好的圖紙。他住院還帶著一大摞書，病床上下到處是書籍、資料和圖紙。晚上，為了不影響其他病友的休息，常常趴到飯廳里及病房走廊的燈下趕寫波譜學發展的第三個十年規劃，包括作為超導加速器核心的粒子動力學的相穩定問題。他從高中課本講述的擺的振動公式開始推導，一直到相穩定方程的解的幾何表達圖象：“魚和大眼睛”。他終於搶在死神之前，忍著病痛的折磨，系統地總結了低溫超導加速器的相穩定性問題，為國家留下了最後一筆科學財富。“鞠躬盡瘁、死而後己”。1974年12月16日晚上10點15分，年僅54歲的丁渝過早地離開了人世。不少熟悉他、了解他、敬重他的人都禁不住失聲痛哭。
丁渝奮鬥了一生，勞累了一生，除了留下若干篇論文外，他的許多意見、建議，構想和方案都是波譜學和高能物理學帶有方向性和現實意義的重大課題，國際上的許多科學家至今仍在做著這些課題的科學實驗。他的理論和實驗方面的深厚功底和他對科學進步的無窮追求的精神，是年輕科技工作者學習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