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況介紹
一項調查顯示，95.6%感嘆，當今社會“一把手依賴症”嚴重。61.7%的人坦言，自己就有“一把手依賴症”。
如今，很多地方實施了主要領導幹部接訪制，接訪時門庭若市；一些官員被老百姓攔路喊冤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有人指出，現在社會存有一種嚴重的“一把手依賴症”，在許多人眼裡，只有主要領導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所以他們習慣繞開常規的問題解決渠道，只找“一把手”反映問題。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搜狐新聞中心，對4426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95.6%的受訪者感嘆，當今社會“一把手依賴症”嚴重，其中75.5%的人認為“非常嚴重”。61.7%的人坦言，自己就有“一把手依賴症”。調查中，“80後”占20.4%，“70後”占37.7%，“60後”占26.2%。
現實案例
對於不找“一把手”難辦事的現象，北京市某事業單位員工張洋(化名)深有感觸。現在到許多單位辦事，在沒有“一把手”打招呼時，門難進、臉難看的情況時常出現；一旦有“一把手”打了招呼，事情就可能辦得出奇順利，有時工作人員甚至不顧正式程式要求，一味地“開小灶”。
現象分析
調查中，受訪者首選“‘一把手’權力過於集中”(85.6%)，排在第二位的是“常規渠道難以有效解決問題”(68.5%)。其他原因還有：國人傳統的“青天情結”使然(16.4%)、“一把手”往往更具人格魅力(6.2%)等。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教授指出，“一把手依賴症”日趨嚴重的責任不能全部推到老百姓頭上。不少老百姓是在“撞了不知多少次南牆”後才悟出了辦事只能找“一把手”的道理。
“一把手依賴症”形成的關鍵在於一些部門權力過度集中，“一把手”享有絕對權威，只有領導指示或批示的，相關機構和人員才積極行動；領導不重視的，即便有法律法規規定，相關機構和人員往往也消極應對。這樣一來，老百姓為了自己的問題得到及時、有效地解決，自然會千方百計地找“一把手”。
“一把手依賴症”有兩種形態：第一種是老百姓的“一把手依賴症”，主要表現在信訪領域，老百姓只寄希望於“一把手”能為自己解決問題；第二種是官員的“一把手依賴症”，主要表現在許多官員總是想盡辦法投“一把手”所好，唯“一把手”是瞻。
出現第一種現象的原因在於，傳統中“青天文化”的影響以及現實中保護老百姓權益、化解社會矛盾的制度機制不完善；出現第二種現象的原因在於，官僚體制內固有的“唯上”惡習，以及當前公共權力配置上的不科學與權責失衡。
由於當下社會矛盾凸顯，許多部門都實行‘首長負責制’和‘一票否決制’，這卻成了一些部門領導集中權力、拒絕監督的藉口，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加劇了‘一把手依賴症’的嚴重程度。
採取措施
只找“一把手”，看似能立刻解決實際問題，但由於其往往只屬於個案，解決問題後缺少必要的反思，實際上更不利於建立為老百姓排憂解難的長效機制。而且，“一把手”不可能關注到所有問題，也並不是所有的“一把手”都有為老百姓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意願。所以，只靠“一把手”處理問題，體制運行的風險將被放大。
對於”一把手“來講，他人過於嚴重的”一把手依賴症“也會給他帶來巨大的壓力。畢竟”一把手“的時間、精力都有限，什麼事情都找”一把手“的話，是對他們工作能力與意志品質的巨大考驗，特別是在實行”一票否決制“的背景下，”一把手“也可能成為一個高風險的職業。
相對於老百姓的“一把手依賴症”，官員的“一把手依賴症”危害更大。為了行政效率考慮，‘一把手’適當集中權力可以理解，但是不能過度，更不能沒有監督和制約。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一方面‘一把手’的權力過大；另一方面，他們所實際承擔的責任又較小。所以，當務之急是從‘一把手’所應承擔的責任入手，建立完善制約‘一把手’權力的法律體系，通過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方法，下大力氣解決‘家長制’和‘一言堂’的頑疾，防止‘一把手’以言立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以權廢法。
如果相關部門工作人員能切實照章辦事，再配合以對這些工作人員嚴格的日常監督，以及對他們違反規章後的嚴厲問責，當下如此嚴重的“一把手依賴症”一定能得到緩解。黨的十七大報告已經提出了要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這為我們解決‘一把手依賴症’問題提供了明確的理論框架，現在最需要的就是進一步推進改革的決心和勇氣。[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