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秘書政治

《清朝秘書政治》是眭達明先生中國秘書史研究的又一力作,“好看”和“有用”是其重要特點。 五“秘書政治”大概具有以下五大特點:一是秘書代行領導權力,成為領導的化身或說代言人。 三是秘書職業成為仕途捷徑,大量秘書人員通過秘書職業獲得高官厚祿,遞延領導的權力。

概括

書名:清朝秘書政治
作者:眭達明
出版社:山東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3月
定價:29.00元

簡介

眭達明,秘書史研究學者、作家。著述有:《中國歷代秘書工作》(三人合著)、《文牘趣話》、《禾青谷黃》、《中華秘書全書?秘書人物卷》(二人合著)、《秘書政治》、《秘書生活》、《秘書生態》、《案牘勞形亦有趣》等。

簡介

著名秘書史研究專家眭達明先生,繼暢銷書《秘書政治》《秘書生活》《秘書生態》之後又一力作。
《清朝秘書政治》不僅詳細記錄了15位清朝政治秘書的從政事跡,而且從“佐官以治”的角度揭秘了他們的成敗得失,在“代官以治”過程中如何直接或間接行使和分享領導的權力,從而演繹歷史上“秘書當政”最為傳奇的故事。
《清朝秘書政治》寫作體例比較靈活,文字表述相當純熟,文風樸實,語句流暢;內頁配有數十幅插圖,版式新穎,印製精美,實為一部既賞心悅目又內涵豐富的精美力作。

推薦

三大秘書雜誌衷心推薦:
歷史並不遙遠,得失盡成警策。——《秘書》雜誌社社長吳歡章
從書中可窺探中國古代高級秘書人物的從政經歷,以及秘書對國家政治歷史進程的影響。鑑古可喻今,相信該書的出版對當代秘書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參考借鑑價值,必將在秘書學界產生巨大的反響。——《秘書之友》雜誌社副主編李會平。
《清朝秘書政治》是眭達明先生中國秘書史研究的又一力作,“好看”和“有用”是其重要特點。從中了解古代秘書工作的理念與做法,取精華、去糟粕,對做好今天的秘書工作必會有所助益。——《秘書工作》雜誌社總編李向朝。

目錄

列祖呼為老秘書
——清初內秘書院首任大學士范文程
死要面子活受罪
——熊賜履一招出錯遺恨終生
秘書日日隨行殿
——高士奇是如何討得康熙歡心的?
一朝天子一朝臣
——大秘書張廷玉的命運遭際
劍走偏鋒
——鄔師爺的成功之道
無心插柳柳成蔭
——秘書畢沅是如何“考取”狀元的?
有意栽花花不發
——秘書趙翼是如何“丟掉”狀元的?
究竟誰在戲弄誰?
——乾隆和尹壯圖之間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
名幕初長成
——汪輝祖在胡文伯幕府
“劣幕”左宗棠
——功成名就的左宗棠為何被人劾為“劣幕”?
好馬也吃回頭草
——李鴻章曾國藩的賓主關係
道旁苦李
——李元度與曾國藩的恩怨曲折
清朝滅亡的預言家
——趙烈文其人其事
是非上身皆有因
——龔橙為何被人扣屎盆子?
從幕府走出來的傑出外交家
——晚清“使才”薛福成

自序

“秘書政治”可以休矣!(自序)

一到五


按照辭書和教科書上的解釋,秘書就是協助領導人處理綜合情況,開展調查研究,做好聯繫接待,辦理文書和交辦事項的人員。也就是說,秘書只是領導人的助手、參謀和身邊的辦文辦事人員,未經領導授權,手上沒有任何法定權力。
可是,如果有人問一句:“一些地方和部門究竟是誰在發號施令?”許多人的腦子裡也許馬上就會蹦出兩個字來:秘書!
這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故作高論。只要想一想、看一看,當今的一些官員作報告、搞演講,念的都是秘書寫好的稿子;聽匯報、看材料,接觸的都是秘書事先篩選過的內容;檢查工作都是順著秘書與地方大員早已安排好的路線和場景虛應故事;居官、居家門禁森嚴,關防重重,別說普通老百姓,就是關係不深的下屬官員想要拜見某位高官,不與他的秘書聯繫並得到其恩準,也是很難見上的……領導得了嚴重的“秘書依賴症”,秘書成了領導離不開的“拐杖”,是誰在運作一些地方、單位和部門的權力,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高度集權體制之下,政治權力應該掌握在官員手中,而不是操縱在秘書之手。可是在行政關係之中,權力實際上是動態存在的,必須通過具體運作才能體現出來。所以,政治權力從領導流向秘書過程中,取決於對行政手段的掌握程度,誰掌握了行政手段,誰就擁有了權力。由於領導與秘書之間存在著一種超乎尋常的“共存”與“依賴”關係,他們的職責分界名義上明確,實際工作中卻往往說不清、道不明,領導的權力行為,相當一部分是通過秘書來實施,秘書的“佐官以治”身份,很容易演變成“代官以治”角色,真正掌握行政手段的,到頭來便不是官,而是秘書了。

秘書能夠成為一些地方、單位和部門公共權力的實際運作者,還與秘書地位、身份和背景比較特殊有關。
一是秘書選用時“人治”色彩明顯。不少秘書的選用都由領導自己定,甚至有領導調到哪,秘書跟到哪的現象存在。秘書不僅是領導的身邊人,而且是領導的自己人,兩者很容易形成工作關係與個人感情難以分開的現象,甚至由工作服務關係變成可怕的人身依附關係,稍不注意就會將公權私有化。
二是秘書監管缺乏有效機制。秘書不像領導那樣擁有規定權力,也就不像領導那樣受到多方面監督制約;又因為秘書是領導的自己人,其他人或有關監督職能部門投鼠忌器,不能監督,不願監督,也不敢監督。體制對“一把手”的監督本來就處於相對滯後和疲軟狀態,秘書與領導之間的特殊關係,更使得領導秘書有了規避監督的“避風港”,從而形成上級監督機關不會管,同級監督機關不敢管的“真空”狀態。在這種情況之下,秘書越權干政甚至搞腐敗,也就無人管得了。
三是秘書掌握了得天獨厚的信息資源。秘書從屬的領導大都是部門、單位或地方上的“一把手”,所處的位置又是黨政機關權力運行的神經中樞,他們手上掌握了大量重大決策核心機密,具有得天獨厚的信息資源,這就使他們具有更多可以利用的權力資本。一些不良秘書為此經常暗聚在一起,相互通風報信,相互利用,或操縱政情,或干預人事任免,形成中國特有的“秘書部落”現象。
四是“一把手”權力過於集中。領導個人權力過大,與“一把手”有著特殊關係的秘書,在外人眼裡權力自然也不小。級別越高的領導秘書,“含金量”就越高,活動能量和空間就越大。社會上許多有求於“一把手”的人,往往就是從他們的秘書那裡尋找機會、打開缺口,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某個地方和部門決策的正確實施,嚴重的還會在當地政壇掀起小小波瀾。

就鍛鍊行政能力和積累政治經驗來說,秘書稱得上是最佳職位之一。做秘書的又多半具有年紀輕、文化高、能力強的優勢,所以歷朝歷代秘書多成才,受賞識獲重用的機遇遠比其他人多。當秘書是一條從政捷徑,會被培養成各級領導,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即使是工作能力平平的秘書,但只要會辦事並對領導的事情事無巨細,繫於心頭;衣食住行,照料備至;協調聯絡,左右逢源;隱秘私情,悉心呵護,最後也會“感動上帝”,被領導視為心腹,並在適當時機給予豐厚回報——“加官晉爵”。在秘書職業成為升遷捷徑的官場,如今甚至形成了這樣的社會共識:哪個秘書如果沒能安排好,他的領導很可能會被譏諷為“不義氣”,甚至被罵為“白眼狼”。
秘書成為領導之後,自然會遞延老領導的權力。
做秘書時能夠直接或間接行使和分享領導的權力,被培養成領導後又能遞延老領導的權力,從而長期穩固地把持一方管理權力,這種現象就是所謂的“秘書政治”現象。

“秘書政治”大概具有以下五大特點:
一是秘書代行領導權力,成為領導的化身或說代言人。
二是秘書與領導結成利益共同體,秘書成為領導的經紀人或說利益代理人。
三是秘書職業成為仕途捷徑,大量秘書人員通過秘書職業獲得高官厚祿,遞延領導的權力。
四是秘書群體掌握大量的社會經濟、政治資源,掌握公共權力和利益的話語權或控制權。
五是秘書和領導之間的職責分界含糊,對秘書的監管又難以到位,於是明明知道秘書越權干政,也不願管、不敢管、管不了。

六到七

歷史上的秘書機構能夠搖身一變為宰相衙門(或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權的衙門),並不是這些機構本身被賦予了多大職權,而是在其中工作的秘書個人權勢不斷膨脹,最後達到炙手可熱的程度。如歷史上有名的“二王”即唐順宗朝的王叔文和王伾,以翰林學士身份發動和領導一場轟轟烈烈的“永貞革新”運動,就演繹了歷史上“秘書當政”最為傳奇的故事;清康熙朝的“南書房行走”高士奇,其權勢顯赫之時,那些有求於他的中央各部門頭頭和內閣大學士們,幾乎每天都擠在他家門口的馬路上等候他下班回來,或探聽只有高士奇才知道的內幕信息,或通過高士奇之手向皇上傳遞什麼東西,這種場景同樣讓人看得目瞪口呆,不得不感嘆皇帝秘書是多么的受人“追捧”(詳見本書《秘書日日隨行殿——高士奇是如何討得康熙歡心的?》一文)。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二十五歲的小青年趙烈文尚沒有正式進入曾國藩幕府,曾國藩派他下部隊參觀考察,讓他到第一線增長見識,開闊眼界,熟悉工作環境,同時也是正式任用前對他的一次全面考察,湘軍水陸各營的主要將領彭玉麟和周鳳山等人,見了他卻無不畢恭畢敬,唯恐有所怠慢,原因就在於他們都把趙烈文當成曾國藩的“耳目”,生怕他回去以後說自己的壞話;而在湘軍和太平軍進行生死較量的關鍵時刻,曾國藩派趙烈文到金陵,幫助曾國荃工作,曾國荃手下的提督、總兵等大員們,全都穿著官服投到帳下迎接他,曾國荃本人也把趙烈文當“欽差”,給了他很高禮遇。趙烈文當時只是一個三十剛出頭的“副處級”秘書,為人非常謹慎,作風也十分正派,手上更談不上有什麼“實權”,但只要他是曾國藩的秘書(哪怕僅僅是候任秘書),“含金量”就有這么高,實際“權威”就有這么大(詳見本書《清朝滅亡的預言家——趙烈文其人其事》一文)。

除了歷史固有的慣性作用外,清朝自身還有一些特殊情況很值得一說。
眾所周知,滿族是在馬背上打天下的,入主中原後,自然不能在馬背上治理天下。為政的長治久安,必然要求社會的理性和秩序,這就為秘書參政提供了廣闊天地和宏偉舞台。清朝的秘書多是漢人,有很高文化,有的還是著名理學家,滿族統治者卻沒有多少文化,不得不依靠這些有很高文化的漢人秘書幫助自己確立治國理念,解決當時社會的發展方向問題。如康熙做皇帝後,秘書熊賜履一有機會就向年輕天子傳播理學政治社會主張,著力給他灌輸儒家思想和統治方略,從確立最高統治者基本價值觀念的角度明確清朝用人行政的指導思想。康熙最後也不得不承認:“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曉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虧他如何有此?”(《榕村續語錄》卷十四。詳見本書《死要面子活受罪——熊賜履一招出錯遺恨終生》一文)
另外,清朝建立之初社會動盪,制度草創,也給秘書參與政治事務提供了機會,搭建了舞台。比如在為清朝政府穩定時局,舉用廢官,搜求隱逸,甄考文獻,更定律令,廣開言路,確定賦制方面,內秘書院首任大學士范文程就充分施展了安邦定國之才;而在清初大力加強中央集權、推行漢化政策過程中,范文程更是成了皇太極身邊不可或缺的智囊人物和得力助手,起到了別人難以替代的作用(詳見本書《列祖呼為老秘書——清初內秘書院首任大學士范文程》一文)。再就是雍正朝規劃建立軍機處制度和完善奏摺制度,就是他的大秘書張廷玉一手創製的。如果說軍機處成為最高權力中樞並深深影響清代中後期的歷史,那么,奏摺成為清朝的主要官方文書,同樣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變化,並對清代中後期的政治產生了十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詳見本書《一朝天子一朝臣——大秘書張廷玉的命運遭際》一文)。

八到九


說到清朝秘書政治,就無法避開師爺這個話題。這群衙門黑官或說體制外“公務員”,不僅在官場中的作用極其重要,而且在整個社會上都十分活躍。他們是幕主的親信、智囊、私人秘書,幕主將他們倚為左右手,委以重任,不可或離。他們雖然沒有正式編制,本身並不是官,但所辦之事都是官府重要公務,手中掌握了相當一部分官府的實際權力,在清代的政治生活中是一種不容忽視的力量;他們雖說是“佐官以治”,在很大程度上卻是“代官出治”,一言一行常常影響政府決策甚至左右官場風氣。正因如此,乾嘉時期著名學者邵晉涵才會發出這種感嘆:“今之吏治三種人為之,官擁虛名而已。三種人者,幕賓、書吏、長隨也。”(《學治續說·用人不易》)可見“幕賓(俗稱師爺,也稱幕友)”在清代地方政治的作用與地位是何等重要。他們表面上是清代官府中為官員捉刀代筆和出謀劃策的秘書和智囊,實際上卻是操縱地方政治的實權人物(詳見本書《劍走偏鋒——鄔師爺的成功之道》一文)。

清朝秘書政治的最大弊端,無疑是“師爺當家”現象。到了晚清,師爺們紛紛從後台跳到前台,將“佐官以治”變成“代官出治”,竟成為國家日常運作中一股不可或缺的政治勢力。師爺作用的過分膨脹和官幕錯位現象,既是專制政治外強中乾的表現,也是秘書們不能正確認識和處理工作被動性與主動性關係,最終迷失自己身份的突出表現,在政治上確實是犯忌的。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府工作期間,以師爺幕友身份實際掌理湖南全省軍政近六年時間,雖然將湖南的各種事務不分巨細,都處理得井井有條,使本來比較貧弱的湖南一變而為“東南保障,天下倚屬”,(《湘軍志評議·湖南防守篇第一》)在清王朝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非同尋常的作用,他本人也獲得了巨大聲譽,在政界聲名鵲起。然而,左宗棠的所作所為,說輕些是越俎代庖,說重些是越權干政,確實是犯忌的。因為根據大清朝律例,幕友沒有任何官場身份,也不能拋頭露面,只能隱身在幕主身後出謀劃策,處理文檔。左宗棠卻不管這些清規戒律,將所有條條框框全都打破,該說就說,該乾就乾,頤指氣使,捨我其誰,完全進入了“二巡撫”角色,毫無顧忌地從幕後走上前台。駱秉章也完全失去了分寸,把軍政事務一律託付給他,全都聽憑其處置。這種嚴重超越常規的行為,確實為法紀所不容;湖廣總督官文最後參劾左宗棠為“劣幕(專橫跋扈、越權干政、表現惡劣的幕友)”,也確實沒有冤枉他。正因如此,左宗棠被劾為“劣幕”後,除了向駱秉章告辭,黯然離開湖南巡撫衙門,是連屁都不敢放一個的(詳見本書《“劣幕”左宗棠——功成名就的左宗棠為何被人劾為“劣幕”?》一文)。
作為一個研究中國秘書史近三十年,又是秘書科班出身並較長時間從事過秘書工作的學者,在此我要由衷地表達一個希望:
“秘書政治”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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