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青燈》是北島先生最新的散文集，收錄剛完成的十一篇作品，並可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憶念，就像燈火輝煌的列車在夜間一閃而過，給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暈眩感；第二部分則是遊歷，文筆精煉如詩，情感如壓抑的火山，蘊涵爆破力量。青燈素帳，燭影惶惶。
《青燈》：“故國殘月/沉入深潭中/重如那些石頭你把詞語壘進歷史/讓河道轉彎//花開幾度/催動朝代盛衰/烏鴉即鼓聲/帝王們如蠶吐絲/為你織成長卷//美女如雲/護送內心航程/靑燈掀開夢的一角/你順手挽住火焰/化作漫天大雪//把酒臨風/你和中國一起老去/長廊貫穿春秋/大門口的陌生人正砸響門環”這是北島獻給漢學家魏斐德（FredWakeman）的詩，為紀念其退休而作。
作者簡介
北島北島（1949-），原名趙振開，祖籍浙江，生於北京。80年代末移居國外。北島的詩歌創作開始於十年動亂後期，反映了從迷惘到覺醒的一代青年的心聲。清醒的思辨與直覺思維產生的隱喻、象徵意象相結合，是北島詩顯著的藝術特徵，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論式警句，造成了北島詩獨有的振聾發聵的藝術力量。著有詩集《太陽城札記》、《北島詩選》以及散文集《失敗之書》等。
編輯推薦
最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不是他的詩，而是他的散文與小說。這部散文集《青燈》中收錄了詩人北島17篇新作，第一部分是憶念，主要是懷念熊秉明、蔡其矯、魏斐德、馮亦代等故人，這些文章就像燈火輝煌的列車在夜間一閃而過，給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暈眩感；第二部分則是遊歷，足跡遍及世界各地，作者在漂泊中懷揣著家園，異鄉的漂泊使他的言說保持了理性的激情。在《青燈》中充溢的是對人性最深刻的洞察以及對整個人世間的大悲憫，一種接近神性的光。北島在漂泊中與語言之間那種隱私的、親密的關係，變成了命運。
精彩書摘
青燈聽風樓記——懷念馮亦代伯伯
一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某個晚上，約摸十點多鐘，我出家門，下樓，行百餘步，到一號樓上二層左拐，敲響121室。馮伯伯先探出頭來，再退身開門，原來正光著膀子。他揮揮手中的毛巾，說：“來。”於是我尾隨他到廚房。他背對我，用毛巾在臉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時北京絕大多數人家都沒有條件洗澡。馮伯伯那年六十三歲，已發福，背部贅肉下垂，但還算壯實。他對拉著毛巾搓背，留下紅印。正當他洗得酣暢，我突然說：“‘四人幫’被抓起來了。”只見他身體僵住，背部一陣抽動。他慢慢轉過身來，緊緊盯著我，問：“真的？”我點點頭。“什麼時候？”“就前兩天。”他相信了我的話，把毛巾扔進臉盆，和我一起來到客廳。我們話不多，語言似乎變得並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張開，但並非笑容。
當我聽到馮伯伯去世的訊息，最初的反應是麻木的，像一個被凍僵了的人在記憶的火邊慢慢緩過來；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這一幕，清晰可辨，似乎只要我再敲那扇門，一切就可以重新開始。
我和馮伯伯住在同一個民主黨派的宿舍大院——三不老胡同一號，那曾是鄭和的宅邸。後來不知怎的，在囫圇吞棗的北京話中，“三寶老爹”演變成了“三不老”。我們院的變遷，就如同中國現代史的一個旋轉舞台，讓人眼暈：剛搬進去時還有假山，後來拆走推平了，建小高爐煉鋼鐵，蓋食堂吃大鍋飯；到了“文革”，挖地三尺，成了防空洞；改革開放又填實，立起新樓。
我和馮伯伯應該是一九七三年以後認識的，即他隨下放大軍回到北京不久。我那時跟著收音機學英語，通過我父親介紹，結識了這位翻譯界的老前輩。那時都沒有電話。一個匱乏時代的好處是，人與人交往很簡單——敲門應聲，無繁文縟節。再說民主黨派全“歇菜”了，翻譯刊物也關張了，馮伯伯成了大閒人，百無一用；他為人又隨和，喜歡跟年輕人交往。於是我利用時代優勢，闖進馮伯伯的生活。
要說這“聽風樓”，不高，僅丈余；不大，一室一廳而已。我從未入室，熟悉的只是那廳，會客、讀書、寫字、用餐、養花等多功能兼備。一進門，我就近坐在門旁小沙發上。一個小書架橫在那裡，為了把空間隔開，也給窺視者帶來視覺障礙。馮伯伯往往坐對面的小沙發，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著樓角，想必冬天西北風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聽風樓”。若引申，恐怕還有另一層含義：聽人世間那兇險莫測的狂風。
馮伯伯學的是工商管理，即現在最時髦的MBA。他在上海滬江大學上二年級時結識鄭安娜。當時英文劇社正上演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他一眼就看中了台上的鄭安娜。他們於一九三八年成婚。他說：“和一個英文天才結婚，不搞翻譯才怪。”
待我見到鄭媽媽時，她已是個和藹可親的小老太太了。每次幾乎都是她來開門，向客廳里的馮伯伯通報。讓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她總是系圍裙戴袖套，忙忙碌碌，好像有乾不完的家務事。她從老花鏡上邊看人，用老花鏡外加放大鏡看書看世界。她在“幹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時治療，結果一隻眼瞎了，另一隻眼也剩下微弱視力。我一直管她叫“馮媽媽”。她輕聲細語，為人爽快；偶爾也抱怨，但止於一聲嘆息。她是由宋慶齡推薦給周恩來的，在全國總工會當翻譯。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樣，馮伯伯在翻譯中遇到疑難總是問她。
記得我當時試著翻譯毛姆的《人性枷鎖》的第一章。有個英文詞egg-top，指的是英國人吃煮雞蛋時敲開外殼挖下頂端的那部分。我譯成“雞蛋頭”，又覺得莫名其妙，於是找馮伯伯商量，他也覺得莫名其妙。他說，飲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譯的。我們討論一番，還是保留了莫名其妙的“雞蛋頭”。
說實話，我用這么簡單的問題去糾纏一個老翻譯家，純粹是找藉口。他們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倖存下來的書，特別是外國文學作品。那些書名我都忘了，只記得有一本馮伯伯譯的海明威的《第五縱隊》，再現了海明威那電報式的文體，無疑是中國現代翻譯的經典之作。他自己也對《第五縱隊》的翻譯最滿意。在一次訪談中，他說：“你想一次翻譯成功不行，總是改了又改，出了書，再版時還要改，我譯的海明威的戲劇《第五縱隊》，我推倒重來了五六次，現在還得修改，但現在我已沒力氣改了。因此，我曾苦惱、氣餒，想改行，可翻譯是我的愛好……”
馮伯伯是個溫和的人，總是笑眯眯地叼著菸斗，臉上老年斑似乎在強調著與歲月的妥協。我那時年輕氣盛，口無遮攔，而他正從“反右”和“文革”的驚嚇中韜光養晦，卻寬厚地接納了我的異端邪說，聽著，但很少介入我的話題。
正是從我把“四人幫”倒台的訊息帶到聽風樓，我們的關係發生了改變，我不再是個用“雞蛋頭”糾纏他的文學青年了，我們成了“同謀”——由於分享了一個秘密，而這秘密將分別改變我們的生活。那一夜，我估摸馮伯伯徹夜難眠，為了不驚動馮媽媽，他獨自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風雲變幻，大半輩子坎坷都歷歷在目。他本來盤算著“夾起尾巴做人”，混在社會閒雜人員中了此殘生。
二
偶爾讀到馮伯伯的一篇短文《向日葵》，讓我感動，無疑對解讀他的內心世界是重要的。這篇短文是由於梵谷那幅《向日葵》拍賣中被私人據為己有引發的感嘆，由此聯想到很多年前在上海買下的一張複製品。
他寫道：“十年動亂中，我被謫放到南荒的勞改農場，每天做著我力所不及的勞役，心情慘澹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著糞車，走過一家農民的茅屋，從籬笆里探出頭來的是幾朵嫩黃的向日葵，襯托在一抹碧藍的天色里。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綠色牆上掛著的梵谷《向日葵》。我憶起那時家庭的歡欣，三歲的女兒在學著大人腔說話，接著她也發覺自己學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來，爬上桌子指著我在念的書，說等我大了，我也要念這個。而現在眼前只有幾朵向日葵招呼著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飄浮，沒個去處。以後每天拾糞，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寧願到這處來兜個圈。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幾朵慢慢變成灰黃色的向日葵，重溫一些舊時的歡樂，一直到有一天農民把熟透了的果實收藏了進去。我記得那一天我走過這家農院時，籬笆里孩子們正在爭奪豐收的果實，一片笑聲里夾著尖叫；我也想到了我遠在北國的女兒，她現在如果就夾雜在這群孩子的喧譁中，該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見自己的父親，衣衫襤褸，推著沉重的糞車，她又作何感想？我噙著眼裡的淚水往回走。我又想起了梵谷那幅《向日葵》，他在畫這畫時，心頭也許遠比我嘗到人世更大的孤淒，要不他為什麼畫出行將衰敗的花朵呢？但他也夢想歡欣，要不他又為什麼要用這耀眼的黃色作底呢？”
在我印象中，馮伯伯是個不善表達感情的人。沒想到他在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傷，通過一幅畫寫盡人世的滄桑。一個記者前幾年採訪馮伯伯。據他記載，他最後問道：“你能簡單地用幾句話總結你的一生嗎？”馮亦代沉沉地說：“用不了幾句話，用一個字就夠了——難。”末了，老人突然愴然淚下，不停地抽泣。
我們不妨細讀這篇短文中的一段：“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這幅畫卻沒有帶來；總覺得這幅畫面與當時四周的氣氛不相合拍似的。因為解放了，周圍已沒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節日的歡樂之中。但是曾幾何時，我又懷戀起這幅畫來了。似乎人就像是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餘暉里，都拚命要抓住這逐漸遠去的夕陽。”這種內心的轉折，反映了知識分子與時代的複雜關係。
馮亦代於一九四一年離開香港前往重慶，臨行前曾受喬冠華囑託。到重慶後，他對左翼戲劇影業幫助很大，並資助那些進步的文化人士。到了遲暮之年，記者在採訪中問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他沉默了半天，又說：“我做的事都是黨讓我做的，一些黨內的事是不可以公開的。做得不對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責任，但是一開始都是黨交給的工作。我只能講到此為止。”黃宗英逗著問他：“總能透點風吧。”他斷然地說：“連老婆也不能講。”也許在今天的人們看來，這種事是可笑的，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連國家檔案局的資料都解密了，還能真有什麼秘密可言？我想馮伯伯說的不是別的，而是他在青年時代對革命的承諾：士為知己者死。
據馮伯伯的女兒馮陶回憶：“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後，周恩來讓胡喬木到南方去搜羅知識分子支持中央政府，爸爸和我們全家就到了北京。爸爸媽媽到了北京之後忙得不得了，根本見不著他們……那段時間應該是他們意氣風發的時候，因為自己的理想實現了，他們希望建立這樣的國家。後來爸爸調到了外文出版社，沒過多久，就開始了反右運動，爸爸也是外文社第一個被打成右派的。”
據說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風會上，大家都急著把帽子拋出去，免得自己倒霉。而這頂右派帽子怎么就偏偏落到他頭上了？依我看，這無疑和馮伯伯的性格有關。首先人家讓他提意見，他義不容辭；等輪到分配帽子時，他又不便推託，只好留給自己受用。這和他所說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在邏輯上是一致的。
馮伯伯跟我父親早在重慶就認識了，他們同在中央信託局，我父親只是個小職員，而馮伯伯是中央信託局造幣廠副廠長。那時的文藝界都管他叫“馮二哥”，但誰也鬧不清這稱號的出處。據說，他仗義疏財，“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凡是在餐館請客都是他“埋單”。要說這也在情理之中，和眾多窮文人在一起，誰讓他是印鈔票的呢？
據說到了晚年，馮伯伯臥床不起，黃宗英向他通報剛收到的一筆稿費，馮伯伯問了問數目，然後用大拇指一比劃，說：“請客”。
文革中馮伯伯除了“美蔣特務”、“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罪名外，還有一條是“二流堂黑干將”。關於“二流堂”，馮伯伯後來回憶道：“香港淪陷後，從香港撤退的大批進步文化人匯聚重慶。首先見到夏衍，他住黃角埡口朋友家裡。不久夏衍夫人亦來。唐瑜便在山坡處另建一所三開間房子，人稱‘二流堂’。重慶的文化人經常來這裡喝茶、會友、商談工作。”
郭沫若戲稱的“二流堂”，不過是個文人相聚的沙龍而已。同是天涯淪落人，觥籌交錯，一時多少豪情！但只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講”的事，為杯中酒留下多少陰影。既然堂中無大哥，這仗義疏財的“馮二哥”自然成了頭頭，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講”的事，趕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經歷革命邏輯及其所有悖論的考驗。他回憶道：“文革時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間，牙齒全部動搖，就醫結果，十天之內，拔盡了上下牙齒，成為‘無齒’之徒。”
一個人首先要看他是怎么起步的，這幾乎決定了他的一生。馮伯伯當年也是個文學青年，居然也寫過新詩。說起文學生涯的開端，他總是提到戴望舒。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在香港《星島日報》編輯部認識戴望舒。戴望舒對他說：“你的稿子我都看過了。你的散文還可以，譯文也可以，你該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說譯完，不過你寫的詩大部分是模仿的，沒有新意，不是從古典作品裡來的，便是從外國來的，也有從我這兒來的。我說句直率的話，你成不了詩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詩意。”
中國當代詩人北島作品
| 北島，原名趙振開，中國當代詩人，為朦朧詩代表人物之一。先後獲瑞典筆會文學獎、美國西部筆會中心自由寫作獎、古根海姆獎學金等，並被選為美國藝術文學院終身榮譽院士。本任務為中國當代詩人北島作品的介紹與解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