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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簡介
胡丘陵的第三部長詩
作者簡介
胡丘陵,1982年參加工作，曾任鄉民政助理、財稅所副所長、縣政府辦綜合組長、副主任、縣委辦副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鎮黨委書記等職，1998年任衡陽市委組織部副處級組織員，2000年12月任中共常寧市委副書記,現任常寧市市長。國家一級作家
作品賞析
別有天地的靈魂史詩
--評胡丘陵長詩《長征》
陳超
中國工農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蹟。它不僅是意志扭轉歷史命運的奇蹟，也是意志征服酷厲環境的奇蹟，甚至是意志超越生命極限的奇蹟。關於長征的意義，我們在領袖著作和歷史教科書中已然深入理解。關於長征中諸多驚天地泣鬼神的事跡，我們也通過閱讀各種有關回憶性文獻而銘記於心。對這段歷史的理解和銘記，無疑是令人欣慰的，特別是在今天的社會語境下。
然而，對於一個有抱負的文學藝術創作者來說，歷史意義上的“欣慰”，卻使他面對了藝術創造力的難題--“意義”的開掘，很難超越歷史共識；“題材”徹底的可公度性，很難體現個人化的會心。特別今年恰是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有關長征題材遂成為文學藝術創作的巨大熱點。那么，如何在諸多“同類項”中不被“合併”？如何在“史”中見出“詩”？如何在歷史豪情中見出“個人心情”？如何在普泛而整一的語言雷聲中，劃出個性話語的閃電？這對詩人來說的確是一個嚴重的挑戰。詩人胡丘陵先生深知這種種困難，在給我的一封信中他曾坦言說，寫作長詩《長征》“難免不是主題先行”的作品。然而，“主題”既已先行，詩人不妨只將它當作詩歌展開的背景，在“說什麼”的方向確定之後，“怎么說”就凸現為更重要的問題。而說到底，對藝術本體而言，詩歌還就是個“怎么說”的問題。葉芝曾說過，“有話語力量的詩人，要敢於重新處理被別人處理過的題材”。在似乎已被過度開伐幾乎耗盡的森林中，詩人要有能力在那些樹幹上，以新異的方式雕刻出令人心動的細膩深邃的詩的紋理。這就是胡丘陵的想法。讀過這部長詩，我認為詩人經受住了雙重衡估：他不僅對得起這個莊嚴的題材，更重要的是他還對得起“詩”本身的尊嚴。
這部長詩之所以的成功，有諸多因素。讓我們主要從詩歌寫作技藝的角度擇取兩個問題，來看看詩人是如何精彩地把握了現代詩藝術創造中的辨證關係。
先看“大與小”的關係。
長征，本身就是一部精神和行動的宏大而真實的史詩。這個題材已含有的史詩性，決定了它與人類歷史上已有的建立在傳說與神話，“本事”片斷與想像虛構基礎上的“史詩”之不同。因此，對長征而言，任何巨觀的追憶，和還原性的詩歌書寫，都無法與本真的題材達成真正有效的“對稱”。我們已看到一些類似的寫作，它們以誇飾的宏偉激情，試圖對稱於題材的宏大，但多數給人以大而空泛的感受。這裡，詩歌應有的心靈內凝的勁道，被巨大的“激情”蒸發掉了，其結果是詩人留下的既不是史，也不是詩，只是一個勉力呼喊的詩人形象。當然，不能說這樣的詩人情感不“真誠”，但由於缺少對詩歌之道的自覺，他們在不期然中走向了“真誠”的反面。
令我滿意的是，胡丘陵沒有陷入這種習見的令人嘆惋的情勢。他不是去正面處理宏大的歷史風雲，而是勘探、提煉、剔抉著“歷史褶皺”中的一個個細節的紋理，為它塑型，使它發光，使它鳴響。比如，全詩一開始，詩人就不主故常，他沒有奏響歷史性宏大的跋涉的交響樂，勿寧說他是吹起了悽愴婉約的小小洞簫。詩人的視點聚焦於綿綿細雨中“那個新婚的女人”，她在輕吟著《十送紅軍》。這個形象雕刻得鮮明有力，漸漸超越了自身的含義，成為一尊感天動地、甚至天地同參的歷史的雕像，“蘇維埃所有螞蟻／都啃著她那站成夕陽的腳丫／被淚水淬火的鋼鐵漢子／心，繫緊在小橋和柳樹上”，同樣也捺進了今天的讀者的心。詩人由一個小視點洞開了大視野，巨大歷史事件起源的悲鬱和莊嚴的雙重性質，同時得到了真切的表達。這個開頭，也為整首詩定下了基調，它不是簡單追憶宏大的歷史，而是寫歷史在人的心靈和生命中的反應；或曰，詩人寫的不是人的長征，而是長征中的人。然而，在詩人呈現的細膩而真實的心靈運行曲線中，同樣也準確地折射了歷史的真實。再比如《女紅軍》，詩人依然設定了一個極為微小的情境，一個心象：“一個寧靜的夏夜／她們在幾根繩子掛起的被單里沐浴／一枚炮彈，落了下來／幾位壯士，撲了上去／鮮血，流滿了美麗的胴體／在這沒有邪念的瞬間／任何動作，都在生命的消失中／純潔無比”。這個情境意味豐富，慘烈淒艷中具有強大的情感穿透力，它是純美，也是美的毀滅。反動派不僅毀滅了人，也毀滅了文明和美；而正是在以不憚於以“毀滅”來最終毀滅一切戰爭的奮鬥中，紅軍的生命和美完成了真正的永恆升華。詩人讓一幀幀詩性情境自身說話，他沒有大力宣諭什麼，他傾向於克制，傾向於聚合壓縮，直到詩與思的花朵自然開放。同樣，在《閃閃的紅星》、《紅軍標語》、《斗笠》、《一盞馬燈》、《陣地》、《掉隊的紅軍》、《紅軍經過的村莊》、《茅台》等詩中，詩人都是經由對物象細節和小型的日常情境的提煉，使它們陡然形成巨大漫射開來“語暈”，使我們獲具了超量的情感和心智體驗。我以為，詩人胡丘陵是深得為詩之道的，在成功的現代詩中，“小就是大”。詩歌之“大”，不是指題材體積、語境幅度的巨大，而是認識力的博大，和穿透力的強大。--壓力面積越小，壓強反而越大，這一力學常識對現代詩同樣適用。可惜，在本體意識淡薄的寫作年代，常識變成了少數人的秘密。
再看虛與實的關係。
在胡丘陵這部長詩中，虛與實也得到了精敏的處理。我們知道，“鐵流二萬五千里”，不僅是文學性的擬喻，同時也是個“鐵的事實”。但對詩的處理而言，“鐵的事實”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會造成創造力的“鐵圍”，使人規行矩步，從而泯熄了詩應有的“靈韻”。莊子在《天地篇》中談及“象罔”的寓言，就涉及到了類似問題。在他看來，要真正深入事物和靈魂的本質，應靠“象罔”的方式。象，乃有也，實也；罔，乃無也，虛也。在實與虛，具體與形上的融合中，玄珠（道）才會出現。胡丘陵的《長征》也正是在虛實有致，舒放自如中吟述出長征的真義的。我們看到，這部由25首短章構成的完整的長詩，從寫戰略撤退開始，到陝北根據地做結，既有可靠的歷史時間經線貫穿，又有一個個別出心杼的吟述焦點刻劃作為緯線來充實詩章，全詩氣脈貫通，經絡舒展。而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就後者焦點的發掘而言，詩人並不是信手拿來具體的“本事”敷衍為詩，他對之進行了“靈韻”化的處理。試看作為長征巨大“節點”的遵義會議，詩人是這樣寫的：
受傷的紅軍，疲憊的躺在遵義
這個青磚黑瓦的手術室
自己給自己會診
和療傷
因為盲目地燃燒激情
才開始腦溢血
因為腦溢血
全身開始大出血
一顆難以化解的結石
堵在毛澤東的胸口
疼得他躺在擔架上
湘江兩岸的堡壘，開始化膿
靈活的腿腳，也有些中風
毛澤東用手術刀開始解剖
張聞天細心地縫著傷口
然後，用中藥固本
用西醫消炎
這是一劑難熬的藥啊
毛澤東開出的方子從來沒有臨床過
朱德、林彪、劉伯承、彭德懷用武火煎
周恩來、王稼祥用文火煎
煎得那些100%的布爾什維克
心亂翻滾
這中藥的氣味雖然有些不好聞
卻使紅軍漸漸地恢復了元氣
並且增加了，許多抗體
關於遵義會議的情況，我們都耳熟能詳，詩人用不著笨拙地複述一遍，再加以空泛的宣講式抒情，那樣他就既愧對史料，也愧對詩歌。胡丘陵是智慧的，在他筆下，整個事件似乎被“虛”掉了，但用不著深入細辨，我們就會感到這個“虛”卻落到了更根本的“實”處。而且，正由於詩人設定了有關“中藥”這一詩性象喻，使得“虛”化的處理，反而具有了更強勁更實在的延伸感。這樣一來，它的意味不僅指向“遵義會議”，還抵達了當下甚至未來的“瞻望中國”的命題中，其潛台詞既令人心領神會又開啟了更深遠的畛域。同樣，在《四渡赤水》中，詩人以“明喻”、“暗喻”、“通感”和“佯謬”，分別為紅軍的“四渡”準確命名，讀之既輕逸又凝重，這種虛實轉換確有無邊光景一時新之感。這裡，我有意不舉長詩中其它詩作的例子，是由於給它們以虛靈之韻更容易，而像《遵義》、《四渡赤水》，包括《湘江》、《雪山》、《毛澤東》、《兩河口》、《走過若爾蓋》《臘子口》、《瀘定橋》、《安順場》……如此等等，這些似乎完全難以施展詩性想像力的題材，都在詩人筆下粲然發出了虛實相映，彼此激活的心靈和語言之光。在“鐵板一塊的事實”面前，詩人要吹進一陣清風，使它通透澄明，靈機漫溢，其難度可想而知。就我熟悉的幾部同類題材的詩歌而言，胡丘陵的《長征》對虛實的處理，的確是另有天地的。我甚至認為，此長詩中虛靈的一面除去它能夠實現以虛寓實，增強現代性表現力外，它自己還常常生髮出超逸詩人意圖的成分，像是奇妙的“窯變”，其神秘的花紋召喚著讀者進一步打開。詩人胡丘陵是有信心也有功底的，他選取的是大角度的偏射方式，球進啦！這樣偏鋒的方式，帶給讀者的喜悅會是更強烈更持久的。
這部優秀的長詩，除去我上面提到的大與小、實與虛的精彩融匯外，還有幾組辨證關係也由此被連帶出來，比如重與輕，莊與諧，快與慢，機巧與誠樸，往與今……都在詩人筆下得到了平衡而精審的把握。限於篇幅不再論列，留與讀者自行品藻。也正是諸種因素的恰當而內行的掂兌，使這部吟述歷史的《長征》，同時具備了“生命史詩”性和“靈魂史詩”性。總之，這是一部有獨特眼光和意趣，其結構特徵和修辭手法在當下同類詩歌中具有某種“補白”意義和價值的好詩。讀它時，我的心情也愉快地跟隨著詩人走動。胡丘陵持久的努力終得報償，我為他而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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