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簡介
《鐵道衛士》抗美援朝期間，美帝轟炸鴨綠江大橋陰謀破產後，派遣特務馬小飛潛入我東北，同暗藏的特務吳濟春勾結，指使特務徐福祥顛覆我軍用列車未遂後，又將徐暗殺滅口。我公安科長高健發動民眾展開反特務鬥爭，從而發現了馬小飛和吳濟春的勾結。為了弄清敵人的陰謀，高健冒充被我逮捕的特務顧野平，打入敵特內部，並讓鐵路服務員何蘭英充任特務的報務員，掌握了敵人的活動計畫和全部名單。馬小飛和吳濟春陰謀在三處同時破環我鐵道運輸線，我公安部門在敵人破環前採取了行動，高健與特務馬小飛在列車上經過一場激烈的搏鬥，排除了馬安入定時炸彈，使我軍用列車勝利通過長嶺隧道，把大批軍用物資運往朝鮮，給予美帝以更沉重的打擊。
正反人物
抗美援朝時的鐵道衛士閱讀提示：“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開紅花，中朝人民力量大，打敗了美國兵呀……”一聽到歌詞，您肯定會說：“它就是隨著電影《鐵道衛士》的出現，而成為被民眾所喜愛的一首具有時代特徵的歌曲。”您的眼前一定會浮現出電影中，偵查科長高健駕駛吉普車追趕火車，飛身爬上列車，與敵特馬小飛在火車頂上展開殊死搏鬥的那一幕……然而，您可曾知道，這個發生在抗美援朝時期的反特故事，是取材於瀋陽鐵路公安機關所偵破的真實案件。今年10月，恰好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兵朝鮮56周年，也是電影《鐵道衛士》拍攝48周年，謹以此文，獻給那些曾為保衛新中國和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做出貢獻的共和國的鐵道衛士們！
“徐福祥”搞破壞公安原型換成了鐵路職工
公安機關對反動勢力成員進行公開逮捕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後，鐵路便凸現出巨大的作用，為了加強統一指揮，中朝兩國政府在瀋陽專門成立了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設在瀋陽鐵路局，瀋陽鐵路公安處現瀋陽鐵路公安局的民警們頓時置身於戰火硝煙之中。為了確保參戰將士和軍用物資能安全運抵朝鮮戰場，為了穩定後方粉碎敵人的破壞陰謀，他們在無形的戰線上同敵人展開殊死搏鬥。
1950年10月18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從瀋陽登上火車，瀋陽鐵路公安處民警隨車護衛，秘密將他送至中朝邊境。在戰爭爆發後的一段時間裡，朝鮮人民軍最高統帥金日成，連同他的指揮部一起移至中國境內本溪地區的鐵路附近。鐵道衛士們承擔起金日成專用列車的警衛工作，無論列車走到哪裡，衛士們就跟隨到哪裡。在整個戰爭期間，鐵道衛士隨車護送中朝黨政軍高官等總計11000人次，從來沒出現過差錯。
原沈鐵丹東公安分處民警許廣福，講述了他當年的親身經歷：“我當時在本溪湖車站公安分駐所派出所當民警，1950年底的一寒冬夜晚，我帶著上級配發給我的一支二戰時期的美式衝鋒鎗，在沈安鐵路上的高家歲車站執行任務時，忽然發現鐵道邊有人影閃動。仔細一看，有人悄悄往鐵路上爬，我便大聲令他站住，讓其回答口令。這人聽到我的喊聲後，起身就跑。我一邊鳴槍，一邊追了過去。當我和護路的公安部隊戰士追到近前時，發現鐵路一側的鋼軌上有一個足以使列車顛覆的障礙物，顯然有人在搞破壞。就在這時，一列滿載赴朝參戰軍人的列車朝這裡駛來，我和一名部隊戰士留在現場排除危險，其他人繼續去追蹤搞破壞的人。由於危險被及時發現並排除，使軍列安全通過。後來，上級公安機關挖出了這名藏在鐵路部門的壞人。在日後拍攝《鐵道衛士》電影時，將這起事件加了進去，也就是影片中描寫潛伏在鐵路的特務‘徐福祥’在鐵道上搞破壞的那一幕。但是，電影將發現和排除危險的公安人員換成了鐵路職工。”張國才是“偵查科長高健”的原型之一 。
鐵道衛士新中國成立初期，反動殘餘勢力並沒有得到完全肅清。“就當時的社會形勢而言，與電影《鐵道衛士》中所描述的情況完全一致。潛伏在國內的反動分子與境外派遣的敵特人員緊密配合，進行破壞活動。誰能想像得到，韓戰一爆發，便一下子冒出來那么多的壞傢伙來。”原沈鐵公安處處長孫旭東說。像電影《鐵道衛士》中的在鐵路當調度的“顧野平”、在車站當工人的“徐福祥”和在餐車當主任的女特務“王曼莉”等人，確有其人其事。
時任瀋陽鐵路公安處機要幹事的陳尚武說：“在那個年代，就連平日關係很好的同志也非常注意保密。雖說都是公安人員，但也不能隨便打聽哪位同志在忙什麼。因為，這是保密原則。比如說，在抗美援朝時期，咱們的偵查員張國才同志就有一段時間不見蹤影。多年後，我在參加《鐵道衛士》電影文學創作組時才知道，原來張國才同志在那段時間裡去敵特‘窩裡搞臥底’了。他那次的行動收穫可不小，連鐵路帶地方的潛伏特務一下子揪出了幾十號人。”他所說的張國才同志，就是電影《鐵道衛士》中“偵查科長高健”的原型人物之一。
當時情況是這樣的：1951年初，沈鐵公安處接到上級公安機關轉來的情報：“一名負有重要任務的敵特人員將在我國東北地區上空實施空降，然後與在瀋陽鐵路潛伏多年的‘資深’特務接頭。”公安機關決定對入境的特務實施監視，以便獲得更大的線索。當派遣特務聯繫接頭時，我偵查員張國才“接待”了他。原來，省公安廳和沈鐵公安處將在外地工作的張國才同志調至瀋陽，“冒名頂替”已被我抓獲的潛伏特務，伺機打入敵特內部，進行“內線”偵查。起初，由於敵特對張國才不放心，因而不肯“亮底”，並對他反覆進行“考驗”。但張國才同志卻憑藉著對鐵路業務嫻熟，加上膽大心細，“表演出色”，使敵人對他放下戒心。隨後，張國才同志了解了敵特此行的目的是為了配合韓戰，啟用“潛伏力量”對在中國境內的支前鐵路實施大規模的破壞行動。這次行動，就有60餘名特務組織成員“入賬”。
“‘高科長’的生活原型並不止張國才這一名偵查員，還有偵破另一起案件的幾名偵查員。”陳尚武接著說……1950年11月3日，活動在遼西地區的國民黨特務組織“國際青年救國軍”，預謀發動武裝叛亂。在某火車站當值班員的王某等人參加了該組織，並積極收集我軍的軍事情報。在省公安廳的部署下，沈鐵公安機關的偵查員楊成弟後任瀋陽鐵路公安局副局長和省公安廳偵查科長趙皎等人，深入虎穴，運用靈活機智的鬥爭策略和多種偵查手段，一舉破獲此案。58名陰謀叛亂分子被一網打盡，被判處死刑28名，有期徒刑12名。街道女治保委員換成了鐵路女報務員“說真話，要論偵查經驗和業務技能，我們這些年輕人是無法與敵人那些訓練有素的職業特工相比的。但是，我們卻戰勝了他們。經驗有兩條：一是有人民民眾擁護；二是我們走了‘專門工作與民眾路線相結合’的公安工作路線”原瀋陽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局長李文彬，是這樣概括民眾工作的重要性……
1951年的一天，一位家住瀋陽市和平區民族街道姓王的女治保委員，向本轄區的南站公安派出所民警反映情況。前不久，她家的一個在鐵路部門工作的鄰居家裡來了一個陌生男人，從此，這家的主人與外來人一樣，變得行為異常。派出所迅速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上級機關。為了配合公安機關的偵查，女治保委員帶著任務接近被偵查對象，經過了一個階段的工作後，她發現了全部特務名單、密碼本和電台、手槍、炸彈等犯罪證據，並及時向公安機關報告了敵人準備對瀋陽站行車樞紐等重要部位實施破壞的陰謀企圖。後來，這一案例也被溶進了《鐵道衛士》的電影中，只不過將街道女治保委員換成了鐵路女報務員賀蘭英了。
鐵道衛士再現“鐵道衛士”“在新中國成立後所攝製的反特題材電影中，《鐵道衛士》無論什麼時候看，都會使人有真實和震撼之感。”多年後，藝術家們仍對《鐵道衛士》的藝術成就進行了如下評價。但在當年，由於爭論激烈，險些使這部好作品付諸東流……
1954年，沈鐵公安處的一名民警提出了要寫一個以反特為主題故事的構想。此建議一出，立即引發“衝突”。一方認為“鐵路裡面有特務搞破壞，這的確是事實，但絕對不能說出去，否則，人們會說鐵路壞人太多，影響不好。”而另一方面則認為“用事實教育和警示人們，使大家提高警惕，防止敵人搞破壞活動。”最後，問題反映到了公安部，部領導決定先由沈鐵公安處拿出一個初稿。令人沒想到的是，這個劇本不僅寫得好，而且寫得妙，各方面都沒有挑出“毛病”。整個劇情被寫成了是在鐵路局的領導下，由鐵路工人發現了隱藏在鐵路內的特務，並收集掌握了犯罪證據，就連研究和制定偵查計畫，也是由鐵路局的領導來審定的。
1956年底，瀋陽鐵路公安處完成了電影文學的創作，隨後在《東北日報》、《電影文學》、《北方文學》、《鴨綠江》等報刊上發表或轉載，收到了良好的社會反響，中宣部和文化部因此決定將劇本拍成電影。1958年，由長春電影製片廠開始拍攝，選擇了瀋陽和安東兩個車站、與沈安鐵路相連的鳳凰城上河口鐵路線、鴨綠江大橋和瀋陽市的中街、中山公園及本溪市南芬地區等地點為外景拍攝地。1960年，歷時兩年，電影《鐵道衛士》完成攝製，由周恩來總理親自審閱。電影一上映，立即引起轟動效應，成為不衰的經典之作。印質明回憶拍攝往事
2005年12月5日，筆者採訪了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名譽理事、天津電影家協會名譽主席印質明。印質明坦言，拍電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1958年，在北國冰城哈爾濱的一次拍攝時，由於他全神貫注到戲中，誤將自己的手用手槍打傷。手術後未精心護養，造成傷口發炎、化膿以致連日低燒，就這樣帶著傷痕，拖著病體的印質明又進入了《鐵道衛士》的劇組。在拍戲的過程中，印質明的傷口一直未痊癒，雖然不用挎“木板”了，可仍在“引流”。為了避免被觀眾發現，印質明藉此機會便為人物設計了個習慣動作，經常把手插在褲子口袋中。兩年前，哈爾濱的一些老觀眾、影迷，自動組織起來，約印質明去哈爾濱，其中有的人把這個插手的動作說成是“創造”，加上他本人有著參加抗美援朝的親身經歷，因而構成了高科長這個人物的特色。
雖然在拍攝高科長與馬小飛在火車頂上格鬥的那場戲只有幾十個鏡頭，但演員為了儘可能地節省膠片，要在正式開拍前翻來覆去練習好多遍，而實拍時確是完全動真格的。印質明年輕氣盛，身手矯健，不斷地在車廂粗糙的木棱上滾打摸爬將近一個星期。拍完這場戲後，印質明身上的皮膚，被車頂的木棱給磨得青紫。
在“十年浩劫”時，“公安偵查科長”也因此受到牽連，但印老卻說：“比起那些忠心耿耿誓死捍衛黨和人民利益及保衛國家安全，而受人身侮辱和含冤死去的共和國的衛士們，我是幸運的。在抗美援朝那個戰火硝煙瀰漫的年代裡，鐵道衛士們與敵人展開鬥爭和保衛運輸大動脈安全的忙碌身影，始終縈繞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相關評價
《鐵道衛士》在“文革”前十七年的公安題材電影中，攝製於1960年的《鐵道衛士》可以算得上是整體成就較為突出的一部作品。
中國的公安題材電影，到上世紀50年代後期，已經成為中國電影中獨具特色的一個題材種類，形成了貼近中國公安工作實際，緊跟當前國家現實政治鬥爭形勢，現實主義創作原則指導下莊重、嚴謹、樸實的美學旨趣的藝術傳統。應該說，在此基礎上本應迎來一個電影思想內涵提升和藝術表現拓展的新的發展階段。但遺憾的是，自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以後，社會政治風雲動盪起伏，嚴重地波及到文藝創作領域，有的甚至就是直接在文藝領域掀起波瀾，使整箇中國文藝的正常發展受到遲滯。對於中國公安題材電影創作而言，到上世紀60年代前期，基本上仍停留在50年代所達到的水平上，難以繼續進展前行，頂多也不過是在50年代業已形成的創作模式框架內沿襲重複，整體上沒有超越前10年的創作。在這一時期的影片中，攝製於1960年的《鐵道衛士》可以算得上是整體成就較為突出的一部作品。
從故事內容上說，《鐵道衛士》沒有跳出上世紀50年代反特影片的固定套路：圍繞著一樁陰謀（其性質肯定是反革命的政治陰謀）的實施，境外的派遣敵特與境內的潛伏敵特聯絡勾結；我公安人員在得知此陰謀的最初信息後，展開偵查活動，派出人員冒名頂替，打入敵特集團內部，掌握敵特行動部署，最後將敵特分子一網打盡，徹底粉碎他們的陰謀。我們在這之前的《天羅地網》《虎穴追蹤》《寂靜的山林》《羊城暗哨》等影片中都可以看到此類大同小異的故事模式。
《鐵道衛士》是一部以情節表現為主的影片。從影片情節衝突的設定來看，敵特分子預謀實施破壞我鐵路運輸線和我公安機關為防止敵特的破壞而展開偵查工作，構成影片中兩條方向相對的行動線索，影片中出現的所有人物都分別被拴系在這兩條線索上的某一個特定位置，並對這兩條線索的推進發揮著或強或弱、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處於這兩條線索中的雙方對於對方的人員情況和行動步驟，有一個隨著劇情的推進，從最初的互不知曉、摸底到逐漸互相掌握、了解的過程，兩條線索在這一過程中逐漸靠攏，情節衝突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強化。到最後雙方互相攤牌，兩條線索終於交匯，情節衝突也達到高潮。這兩條線索的相向推進和最終交匯，主導了影片的情節走向，也撐起了影片的劇情結構。
從電影觀眾觀賞影片的角度來看，反特影片注重緊張、驚險效果的營造，而這又離不開懸念效果的生成。《鐵道衛士》沒有有意識地通過設定謎局來造成懸念效果，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去煞費心思地琢磨、猜測誰是真正的敵人？他們想乾什麼？他們是怎么乾的？它採用的是一種展開式的情節結構模式，雖然劇情中的敵我雙方對於對方互不知悉，雙方的人員情況和行動過程卻都清楚無誤地呈現在觀眾面前，這兩條線索的曲折推進始終沒有對觀眾的敵我、正反判斷形成干擾，以造成撲朔迷離的劇情效果。觀眾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情節迷宮中的猜測、推理和分辨，而更多地集中在思量這兩條線索往後將會怎樣推進，到底能否交匯，其結果將會如何等方面，這是懸念效果生成的另一種方式和途徑。與那種布設層層迷障，讓觀眾左猜右想，直到最後才弄明白誰是真正的罪犯的懸念生成方式（如《羊城暗哨》所做的那樣）相比，如果說後者是採用的“抑制”的手法的話，那么前者採用的就是所謂“延宕”的手法。在《鐵道衛士》中，這種“延宕手法”的運用還是比較圓熟到位，沒有給人以生澀、牽強之感。這也許就是它能夠在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公安題材反特電影中顯得突出的原因之一吧。
最後，說到電影的懸念效果，《鐵道衛士》在結尾處所使用的情節片常用不衰的“最後一分鐘的營救”的表現手法，確實給人印象深刻。偵查科長高健和特務馬小飛在滿載軍火的列車頂上殊死搏鬥，高健在列車駛入長嶺隧道前的最後一刻甦醒過來，排除了即將爆炸的定時炸彈的場景，在上述兩條行動線索交匯處，起到了將劇情推向高潮的作用，即使今天看來，仍有驚心動魄的效果。
電影《鐵道衛士》的情節模式，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十七年時期反特類型的影片在藝術表現方式和手段上的一些特點，通過對這一模式的解析，我們可以對十七年時期中國公安題材電影在形成自己藝術風格和傳統方面的一些情況有所了解。
藝術特色
《鐵道衛士》中的一些對白，如今聽來也還是那么親切，像“只要認真依靠民眾，那就是天羅地網”，“只要牢牢記住黨的教導，緊緊依靠人民民眾，敵人就是再狡猾，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掌心”，等等，也許會讓今天熱衷韓劇日劇的中國少男少女們說，這就像在背書，根本沒有個性。但是，在當時的那種時代背景，即解放初期，人民剛剛享受當家作主的權利，而美蔣特務顛覆新政權野心不死，總是伺機搞破壞，因此人民具有極其高昂的革命鬥志和警惕性，如此說來，那樣的對白倒是真正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色和人物特徵。 而這種具有時代烙印的藝術提煉和藝術加工，由於來源於生活和實踐，因此聽來並不顯乾澀，加上演員和民眾表演得都富於激情和真情，因此觀眾都被劇情深深吸引。劇中對白所再三強調的“依靠民眾”，如今依然是我們公安工作得以順利開展所講求的“民眾路線”。正是全心全意地依靠民眾，我們的公安民警才能夠在不斷變革的時代大潮中堅定方向，屢建殊榮。遠的不說，今年殺害四名大學同學並潛逃的全國通緝犯馬加爵，就是由普通老百姓發現並檢舉報告公安人員，從而落入法網的。
老觀眾的心聲
《鐵道衛士》的故事情節照今天的判斷標準來看仍然曲折生動，而且充滿懸念，引人入勝；照樣看得心潮澎湃。甚至一些特技鏡頭因為是演員親自表演而顯得異常的珍貴，像偵查科長高健飛身從疾馳的吉普車上跳下追趕火車的場面，以及他與潛藏特務馬小飛在火車頂上的激烈搏鬥等等，儘管當年的拍攝手段根本無法與今天的高科技技術相比，但它們是那樣的真實與樸實，實在得讓我們情不自禁為英雄人物擔心，並對英雄產生了深深的崇敬。
有特色的歌曲
“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開紅花，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國兵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帝國主義害了怕。嘿啦啦啦啦……”這是抗美援朝時期的一首著名歌曲，在影片開始出現，點明故事發生年代。
相關信息
老作家王文林《鐵道衛士》的作者之一是王文林，王文林說《鐵道衛士》是集體創作的。當年的合作者還有兩位，一位叫馬家驥，一位叫陳文同。當時他們三人都供職於瀋陽鐵路公安局，他是辦公室主任，馬家驥和陳文同是辦公室的幹事。
劇本寫成是1956年底，先後發表和轉載的有《電影文學》《北方文學》《鴨綠江》等刊物。王文林介紹說，這部電影以著名的抗美援朝戰爭為背景，取材於瀋陽鐵路公安局破獲的兩起敵特案。劇中大智大勇的偵查科長高健的生活原形是他的戰友———瀋陽鐵路公安局的偵查科長。
有趣的是，這位偵查科長在案件偵破後期因病住院了，王文林接替他搞完了案子。豐厚的生活底蘊，或許是高健這個人物真實、生動的原因之一。
他說:“搞了多年的公安工作，我最深刻的體會就是公安工作始終要堅持民眾路線。劇中人物何蘭英為破案提供線索，立了大功，生活中的原形就是我們的一位女治保員。”
王文林後來調到公安部創作組。在這個著名的四人創作組有李文達(著名作家、民眾出版社原社長)、趙明(電影《寂靜的山林》的作者)、張志民(著名詩人，文革後曾任《詩刊》總編)。王文林是創作組裡最年輕的一位。說起已經仙逝的李文達，王文林還嗟嘆不已。周總理改一字動全身
工作中王文林曾多次接觸周總理，親耳聆聽總理的教誨。令他記憶猶新的是1974年1月15日，我國公安機關成功地破獲了蘇聯大使館間諜案。參與案件偵破工作的王文林，與新華社的著名記者穆青合寫了通訊《蘇聯間諜落網記》。1月15日夜，總理親自審閱這篇署名為“新華社特派記者”的稿件。看完後，總理中肯地批評了王文林。總理說，“王文林同志，你是搞公安的，但要學習國際法，你在文中寫了‘捕獲蘇修間諜謝苗諾夫’，這個提法不妥，謝苗諾夫是蘇聯大使館的一秘，按國際慣例，是享有外交豁免權的，這樣見報後(指捕獲一詞)，外國人會笑話我不懂國際法，你說對不對？”後來經當時外交部的安致遠、錢其琛等同志反覆推敲、商榷，將“捕獲”一詞改為“拿獲”。
王文林對總理懷著十分渾厚的感情。他說:“我寫的電影《熊跡》(署筆名‘公卓’)是1974年4月總理住院前夕交給我的任務。遺憾的是4月份總理住院後，再也沒能出院。”
《鐵道衛士》的導演是呂熒，他對自己的這部片子並不滿意，因為它誕生在一個特殊的年代———1958年開始拍攝，1960年攝製完成———那是著名的大躍進時代。那時，全國各大電影廠出產的影片恐怕可以和現在每年出品的電視連續劇相媲美，所以呂熒導演對自己的這部作品印象並不太好。
幕後花絮
“老壞人”———方化
有意思的是，在那個以好人和壞人劃分的年代，電影人物更是顯得涇渭分明。由於是反面人物，所以表演這些角色的演員名字也不能出現在主演的名單上，儘管他們表演得也是那樣的盡心盡力。在《鐵道衛士》中扮演暗藏特務吳濟春的著名演員方化，戲份不少，但在主要演員名單上卻沒有“名分”。方化的遭遇可以說是那個年代扮演反派角色演員的典型遭遇，善良的中國觀眾將他們扮演的角色和他們本人混為了一談，從而剝奪了他們成為明星的待遇。方化在《平原游擊隊》中將日本鬼子松井小隊長刻畫得比真鬼子還像鬼子，因而在文革中還受了不少罪。晚年他還為此整容，希望能夠改改自己留在銀幕上的形象，演演正派人物。現在的環境寬鬆多了，中國的觀眾再也不會以貌取人，但方化卻過早離世了，再也聽不到觀眾給予他熱烈而尊敬的掌聲了，想到這裡就覺得挺辛酸。（楊翼）
你就是美國佬
“文革”後期，文方熒老師是山田大隊埔隆片的片長。他高高的個子，高高的鼻子，十足的老外模樣，還有那口不鹹不淡讓本地人聽得吃力的廣州話，很快就被村裡的男女老少認識———人們都叫他“高佬方”。電影隊到村里放映《鐵道衛士》。電影放完了，村民們帶著崇敬和好奇問他：“那高鼻子美國佬就是你扮的呀？”他笑著反問：“扮得像不像呀？”“很像，很像。”他的笑臉流露出自豪。有人為他可惜：“怎么不在片頭或片尾打上你的名字和演員表呀？”他憤憤不平：“都讓四人幫給拿去了！”
描寫韓戰的影視作品
| 時值那場發生在朝鮮半島上的戰爭過去五十年了，對於這場戰爭，中國人與美國人有著一些截然不同的記憶，當這種記憶體現在文藝作品中的時候，除了表達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錯位，還在於對這場戰爭勝負的模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