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呂熒先生像呂熒（1915—1969），原名何佶，筆名呂熒，安徽省天長縣新何莊（今仁和集鎮）人。
民國4年（1915 年）11 月25 日出生於一地主家庭，7 歲起在家讀私塾，民國17 年去南京，在南京讀完國小和中學。中學期間，愛好文學，開始學習寫作詩歌和散文，閱讀了魯迅等人作品和蘇聯小說。民國24 年考取北京大學歷史系。“一·二九”學生運動中，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開始研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大學期間寫詩，又寫文藝評論文章，是北京大學進步文藝團體“浪花社”的主要成員之一。
民國26年北平淪陷後，呂熒隨流亡學生赴武漢，民國27 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並結識了胡風等文藝界知名人士。胡風還在《七月》雜誌為他發表短篇小說《新中國的火炬》。是年，又與羅鋒等結伴赴延安，至西安時因國民黨封鎖了道路，遂去山西臨汾“民族解放先鋒隊”工作。後因身體多病，難以適應，於民國28年去西南聯大復讀。
民國29年，開始以呂熒的筆名發表譯作和文藝理論文章。民國30 年大學畢業，民國31 年至民國34 年在四川教中學，與重慶文化界進步人士胡風、邵荃麟、馮雪峰、駱賓基等聯繫甚多。民國35 年春，任貴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與一些進步教授創辦《時代周刊》，進行爭取民主、和平，反對內戰、獨裁的宣傳，遭到校方保守勢力的攻擊，民國36 年夏憤然離校，輾轉至台灣師範學校任教授。
自民國30 年大學畢業到民國38年全國解放前夕，呂熒發表大量譯著和論著，他的主要研究方面是：翻譯俄國普希金等人的作品，評價蘇聯文學，研究國內革命文學等。 民國32 年譯著《普希金論》（盧那察爾斯基著）由遠方書店出版。民國33 年重慶之圍書屋出版他翻譯的普希金詩體小說《葉普益尼·奧涅金》。民國34 年，他和夫人潘俊德以“泥土社”的名義，自費出版論文集《人的花朵》，書中對魯迅、艾青、田漢、曹禺等革命作家的現實主義作品給予高度評價，對普列漢諾夫等人的著作作了探討研究。民國36年，譯著《普希金傳》（吉爾波丁著）、《敘述與描寫》（匈·盧卡契著）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1949年，為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呂熒離開台灣經香港至北京，擺脫了國民黨的統治。到北京後，即以欣喜的心情撰文指出：新的時代已經到來，文藝工作者應將表現新現實、新人物作為自己的新課題。7 月出席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 全國解放後，去大連深入了解工人文藝的情況並輔導創作；1950 年應邀至山東大學任中文系教授；此間，發表了不少關於新中國文學的評論文章，同時力求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指導文藝理論研究。1952 年3 月完成文藝論文集《關於工人文藝》和譯著《列寧論作家》（均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正當呂熒以十分的熱情投入新中國文藝事業之時，厄運襲來。1951 年11 月，《文藝報》發表文章，以“左”的觀點，點名批評呂熒所謂在文藝理論教學中的脫離實際和教條主義傾向。具有詩人氣質、性格倔強的呂熒對這樣的批評難以接受，發表文章予以反駁，以致被認為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採取了不正確的態度”，山東大學召開批判大會數次，形成運動的聲勢。山東大學校長華崗不想擴大勢態，幾次勸說呂熒，象徵性地做一點自我批評，以便解脫，但呂熒堅決不肯做違背心愿之事，並於1952 年春不辭而別，拂袖離去。 1952 年冬，呂熒應老友馮雪峰之邀至人民文學出版社任特約翻譯。1954 年3月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後擔任《人民日報》社文藝部顧問至1956 年。 在此期間，翻譯出版了《列寧與文學問題》、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普列漢諾夫的《論西歐文學》，並以主要精力從事美學研究。1953 年7 月完成美學論文《美學問題—— 兼評蔡儀教授的〈新美學〉》，對蔡儀的“美是客觀”的觀點提出批評，在國內美學界較早提出“美是物在人的主觀中的反映，是一種觀念”的觀點，認為美是主觀的。這一時期呂熒的文藝理論和美學論文結集為《藝術的理解》和《美學書懷》兩個集子出版。 正當研究與翻譯不斷取得成果之際，呂熒又一次被捲入政治漩渦。1955年5月25日，全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舉行聯席擴大會議，決定開除胡風中國作家協會會籍，撤銷其中國作協理事等職務。心口如一的呂熒不滿這種做法，立即登台發言，提出思想意識領域的問題不應等同於政治問題，當場遭到斥責，被趕下台。6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的編者指出：還有一部分暗藏的反動分子，“或者就是胡風集團裡面的人，例如北京的呂熒”，“站起來替胡風辯護的就是這個呂熒”。19日，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批准，呂熒被隔離審查，長達一年之久。 直到1957年12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他的著名美學論文《美是什麼》（毛澤東親自校閱了該文的“編者按”），才公開為其平反，恢復聲譽。 在長時間的隔離審查中，呂熒精神上遭受嚴重摧殘，導致嚴重的精神分裂症。1959年以後，身體時好時壞，加之家庭破裂，單身生活幾不能自理。肖軍、聶紺弩等人時常去探望他，呂熒在桌上、床上、沙發上到處都放著書，亂放著香腸、罐頭、麵包，菸灰缸里的菸蒂疊成塔形，屋子裡瀰漫著中藥味，有時甚至不肯讓朋友進屋。病情嚴重時，神智不清。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仍堅持學術研究，1962 年發表了《關於“美”與“好”》的美學研究論文。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呂熒再遭迫害，作為“胡風分子”被投進勞改農場。臨行帶去英文打字機和一包蠟燭，準備在農場從事寫作和翻譯。但在農場他被視為“瘋子”，受盡非人的折磨。 平時他既不帶《毛主席語錄》又不肯“早請示晚匯報”，被作為大會小會鬥爭的靶子，常遭斥責、謾罵和毆打。整日沉默寡言、閉目靜坐以示抗議。他囚室的門前一片苗圍和稻田，田野上有株開著白花的茨菇，瘦弱不堪的呂熒披著破舊的衣衫，拄一根柳條，繞著那白花轉，一轉就是幾小時。有時與花對話，不斷喃喃稱讚：“真美，真美！” 1968年冬天病情嚴重，身體瘦弱得只有50多斤，得不到治療。 1969年3月5日，於凍餓中逝世於北京清河農場，終年55歲。 1979年公安部為其平反。 1984年，由其學生李希凡等發起，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出版《呂熒文藝與美學論集》，以為紀念。
人物成就
呂熒先生21歲就參加了進步文藝團體“浪花社”，為該社的主要成員；24歲，發表了進步小說《北中國的炬火》；26歲，發表了譯作：G·盧卡契的《敘述與描寫》；27歲，發表了論艾青與田間的《人的花朵》，譯作：高爾基的《普式庚論草稿》。從此，文思若涌，多產而且高質量；32歲，當了貴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36歲，當了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39歲，參加當時我國美學界的激烈論爭，成了“美在主觀”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呂熒先生的美學研究，奠定了山東大學美學研究的精神傳統；呂熒先生在山大教書時的學生，後來在美學研究上卓有成績的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周來祥先生曾深情地回憶起呂熒先生給他授課時的情景；周先生承認，他對於美學的興趣和愛好，正得之於呂先生的啟蒙和指導。周先生認為，呂先生對於真理的探求精神，治學的嚴格與嚴謹態度，尤其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的介紹，都對自己後來的治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可以說，山東大學的美學研究之所以在全國舉足輕重，呂熒先生有開啟之功。
呂熒“美是觀念”的主張，在當時許多“唯物論”者看來，頗有些“唯心論”的嫌疑，這當然得不到多少人的贊同。但呂熒並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對真理的探求，反而極力為自己的主張辯護。這種“獨戰眾數”的精神，凸現出呂熒的人格和追求，這也為他後來在胡風落難時敢於力排眾議，在大會上公開為朋友辯護埋下了註腳。
人物佚事
執教山東大學
1950年，呂熒應邀到青島山東大學任中文系主任、教授，主講文藝理論課程。當時還是山大中文系學生的李希凡先生回憶道：他高高的身材，臉龐白皙而清癯，戴著一副深度的近視鏡。
我記得，他開始給我們上課時，似是初春季節（可能是1951年的3、4月間），學生們的春裝已經上身，可呂先生仍然是全副冬裝——大衣、絨線帽，棉鞋，外出時還要戴著口罩！那身體衰弱的情況，確如碧野同志在文章中所說，誰也難以想像，我們的呂先生，在當年的北京大學的跳遠比賽中曾獲得過第一名！不過，他身體雖然衰弱，講課時聲音不高，卻沉穩有力，哪怕是坐在後面的同學也聽得很清楚。他的講課言簡意賅，條理分明，正像他的論著一樣，高度概括，很少水分，如濃縮的結晶品，但又決不枯燥，讓你明白地把握到原理，並能引起你舉一反三的聯想。他講授的文藝學，在那時就已有了系統的理論體系，貫串著鮮明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例證、分析，都出自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和體會，這些都是我們從當時已有的一些文藝理論教材中難得見到的。（李希凡回憶錄：《呂熒文藝與美學論集·編後記》，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
1951年11月的《文藝報》（第5卷第2期）發表了山東大學中文系某幹事（後調離）的來信《離開毛主席的文藝思想是無法進行文藝教學的》。這封信指責和批評呂熒先生在文藝學教學中所謂的嚴重脫離實際和教條主義的傾向。這封信在文壇引起了軒然大波，由此引發了“關於高等學校文藝教學中的偏向問題”的大討論。在當時的政治情勢下，這類的“文藝批判”總是和“運動”聯繫在一切的。
因此，這封來信不僅在山大中文系引起了思想震動（不如說是引起混亂），而且還造成了一種‘運動’的聲勢”（李希凡語）。儘管呂熒先生在《文藝報》上極力為自己辯護，指出：“XX同志沒有去聽過文藝學的課，可是他引了我在課堂上講的話。這些話經他一寫之後，和原意正正相反。還有一些話我根本就沒有講過”，表明自己的文藝理論教學不但不是對馬克思主義採取“教條主義態度”，而且盡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來解釋文藝現象，儘管在運用過程中不是那么純熟和全面，但當時寧左勿右的思想大勢，卻使呂熒先生不得不接受《文藝報》（1952年第2期）上“編輯部的話”里概括的定論：“在該校的行政領導下，該系同學經過了熱烈的學習和討論之後，大都明確地認識了呂熒同志教學中脫離實際、脫離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教條主義的錯誤，並迫切要求改進”。
呂熒的性格倔強執拗，他自是很難接受這樣的“批判”，山東大學校長華崗愛呂熒的才華，他為了保護呂熒，曾幾次勸說他，只要做一點自我批評就可以了。但以呂熒的個性，是不肯做這樣違背自己心愿的事的。這樣，他終於不辭而別，拂袖而去了。
事過三十年後，當時參加這次批判“運動”的學生李希凡先生曾懷著深深的自責和懺悔談到這次批判運動，他認為：“實際上學生只是被運動起來給先生提意見，批評先生的‘教條主義’。事情過了三十二年，這場我們所獨有的‘運動’，似也可以看清楚了，即它反映了十七年文藝思潮中‘左’的傾向，或者也可以叫做‘左’的傾向的萌芽……這場批判運動，並不是張祺同志一人的過錯，這種‘左’的不實事求是的學風，在我們這些學生們身上也是存在的……而我們卻很快懂得了，這樣的‘左傾’幼稚病，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多么好的師長，也給我們那未完的文藝學學習造成了怎樣的損失！”
美學討論中的“主觀派”
離開山東大學後，呂熒來到北京。在馮雪峰任社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任高級翻譯員。在此期間，他參加了文藝界正在進行的美學大討論，並卓然成為“主觀派”的代表人物。
探討美的本質問題，也就是回答什麼是美的問題。在當時的美學界主要有四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看法認為美是主觀的，“美是觀念”，持這種看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呂熒和高爾泰；第二種看法以蔡儀為代表，認為美是客觀的，“美在物本身”；第三種看法認為美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其代表人物是朱光潛；第四種看法主張美是客觀性和社會性的統一，這種看法的代表是李澤厚。他們當時就美的屬性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辯。
呂熒早在《美學問題》（1953年《文藝報》第16期）一文中提出：“美是人的一種觀念”。他說：“美，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對於美的看法，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相同的。同是一個東西，有的人會認為美，有的人卻認為不美，甚至於同一個人，他對美的看法在生活過程中也會發生變化，原先認為美的，後來會認為不美；原先認為不美的，後來會認為美。所以美是物在人的主觀中的反映，是一種觀念。”“自然界的事物或現象本身無所謂美醜，它們美或不美，是人給它們的評價”。
1957年，呂熒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美是什麼》一文，又進一步提出：“美是人的社會意識”。他說：“我仍然認為：美是人的社會意識，它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第二性的現象”。他在《美學書懷》中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這一定義作了這樣的解釋：“美是通過生活概念被人認識的”。“美和善一樣，是社會的觀念”。他認為自己的美學觀是依據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他認為“宣稱‘美的觀念’是客觀事物的美的映像，用以肯定美是物的屬性時……美學就必然離開社會生活的基礎，只能限於物本身立論，在物本身尋找美的規律（即種類典型），走生物學的美學道路了。因此，“辨證唯物論者認為美不是物的屬性或者物的種類典型，它是人對事物的判斷或評價”。
呂熒“美是觀念”的主張，在當時許多“唯物論”者看來，頗有些“唯心論”的嫌疑，這當然得不到多少人的贊同。但呂熒並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對真理的探求，反而極力為自己的主張辯護。這種“獨戰眾數”的精神，凸現出呂熒崇高人格，這也為他後來在胡風落難時敢於力排眾議為朋友辯護埋下了註腳。
而在另一方面，呂熒先生的美學研究，也奠定了山東大學美學研究的精神傳統。
呂熒先生在山大教書時的學生，後來在美學研究上卓有成績的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周來祥先生曾深情地回憶起呂熒先生給他授課時的情景。
周先生承認，他對於美學興趣和愛好，正得之於呂先生的啟蒙和指導。周先生認為，呂先生對於真理的探求精神，治學的嚴格與嚴謹態度，尤其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的介紹，都對自己後來的治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可以說，山東大學的美學研究之所以在全國舉足輕重，呂熒先生有開啟之功。
公開為胡風叫屈
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發。胡風和他的戰友們如路翎、魯藜、阿壠、綠原、曾卓、牛漢、賈植芳、彭柏山、王元化、冀汸、張中曉等紛紛被捕入獄。
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憤怒聲討和深入揭批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民眾運動。但不知為什麼，這一年5月13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後，曾經和胡風關係密切的呂熒，沒有被列入逮捕的名單。
5月20日的《人民日報》上，他還發表了一篇《評明朗的天》的評論文章，分析曹禺新作的優劣。
早在1937年初，呂熒與胡風就開始聯繫了。1953年胡風全家由上海搬到北京後，呂熒便成了胡風家中的常客。在胡風夫人梅志的印象中，“他比過去見得更為古板了，學究氣更重了。他在我們家聊天很少有開懷暢笑的時候，只有文文靜靜地說點什麼，他年紀並不大，但看去已沒有了青年人的朝氣，成了一個老成持重的學者。”但“老成持重”的描述，絕對與1955年5月25日的呂熒掛不上號。
5月25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家協會主席團召開聯席擴大會議。郭沫若主持會議並致開幕辭。他的題為《請依法處理胡風》，第一次向人們透露出胡風等人已經遭受的結局，第一次向人們透露出即將全面開展的“肅反”運動的信息。到會的700多人以熱烈的掌聲表示出對郭沫若講話的歡迎，700多人舉手通過了把胡風開除出文聯和作協、並依法懲處他的決議。接著，有20幾位代表發言，異口同聲重複著報上的語言、郭沫若的建議。
在這700人中，也包括呂熒。將胡風等一下子打成反黨、反革命集團，呂熒忿忿不平。他一直將胡風的問題視為文藝問題，過去對胡風的批判，雖然已經令他反感，但畢竟限於文藝範疇，他還能夠接受，可如今……這時，呂熒走了上去。
他坐到了郭沫若、周揚的中間，對著話筒，振振有辭地說， “胡風不是政治問題，是認識問題，不能說他是反……”
他的話未完，會場頓時一陣喧譁，誰也不會想到，時到如今，他還會站出來說出這樣的話，和他平時的少言寡語，判若兩人。人們更多的是氣憤夾雜著驚奇，這樣一個神聖、嚴肅的會上，怎么能容忍他說出這樣的話，明目張胆為一個全國聲討的反革命集團頭子鳴冤叫屈。不等呂熒再往下說，便有人跑了過來，在此起彼伏的斥責聲中，呂熒被帶下台去。暫時未上逮捕名單的呂熒，隨即被帶回家中，從此不讓他出門，軟禁一年後，才恢復行動自由。
新華社報導5月25日中國文聯、中國作協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的訊息中，提到了這個與700多人不同的人—呂熒。“會上，胡風分子呂熒在發言中為胡風集團辯護，遭到會議一致的駁斥。”
十幾年後，在文革中，呂熒被捕入獄，罪名是手持刀威脅革命民眾。起因是因為生活瑣事他與人爭吵，吵架時他拿著手中的水果刀胡亂比劃著名——他正用它削蘋果。
1969年，呂熒冤死於獄中，他再也無法看到他為之辯護的胡風后來終於平反出獄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於1979年5月31日作出的《關於呂熒同志被收容強制勞動問題的複查結論》說：“……呂熒同志在林彪、‘四人幫’干擾和破壞下，於1969年3月5日在清河農場含冤病亡，現撤銷原收容呂熒同志強制勞動的決定，推倒一切不實之詞，予以平反，恢復政治名譽。”
人物著作
人的花朵（論文集）1944，重慶泥土社
火的雲霞（論文集）1949，上海書報聯合發行所
文學的傾向（論文集）1950，上海書報聯合發行所
關於工人文藝（論文集）1952，新文藝
藝術的理解（論文集）1958，作家
美學書懷（論文集）1959，作家
呂熒文藝與美學論集 1984，上海文藝
翻譯書目
普式庚論（理論）蘇聯·盧那卡爾斯基著，1943，遠方書店
葉甫蓋尼．奧涅金（長詩）俄國·普希金著，1944，雲圍書屋
普式庚傳 蘇聯·吉爾波丁著，1946，國際文化服務社
敘述與描寫（理論）匈牙利·盧卡契著，1947，新新出版社
列寧論作家 1952，新文藝
列寧與文學問題 蘇聯·米雅斯尼科夫等著，1953，國際文化服務社
仲夏夜之夢（戲劇）英國·莎士比亞著，1954，作家
論西歐文學 蘇聯·普列漢諾夫著，1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