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王元化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思想家，著述宏富。在其六十餘
圖書封面作者簡介
王元化（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著名文學理論家、評論家、現代作家、著名學者、《文心雕龍》研究學者。1920年11月30日生湖北武昌，祖籍湖北江陵。曾用筆名洛蝕文、方典、函雨等。1935年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戰爆發後，輾轉天津、青島流亡到上海。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江蘇省委的文委領導下工作。曾在上海戲劇交誼社工作。後在上海《文藝通訊》負責組織工作。1940年至1941年參加編輯《奔流》和《奔流新輯》。1942年任上海地下黨文委。1945年負責編輯《時代日報》副刊《熱風》。同年下半年至1946年下半年，負責編輯《聯合晚報》副刊《夕拾》。此後在北京鐵道學院任中文講師，在上海負責編輯《展望》雜誌。1949年初《展望》被反動派查封，後又負責編輯《地下文萃》。目錄
小引序
劉勰身世與士庶區別問題
《滅惑論》與劉勰的前後期思想變化
劉勰的文學起源論與文學創作論
《文心雕龍》創作論八說釋義小引
釋《物色篇》心物交融說——關於創作活動中的主客關係
〔附釋一〕心物交融說“物”字解
〔附釋二〕王國維的境界說與龔自珍的出入說
〔附釋三〕審美主客關係札記
釋《神思篇》杼軸獻功說——關於藝術想像
〔附釋一〕“志氣”和“辭令”在想像中的作用
〔附釋二〕玄學言意之辨撮要
〔附釋三〕劉勰的虛靜說
釋《體性篇》才性說——關於風格：作家的創作個性
〔附釋一〕劉勰風格論補述
〔附釋二〕風格的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
釋《比興篇》擬容取心說——關於意象：表象與概念的綜合
〔附釋一〕“離方遁圓”補釋
〔附釋二〕劉勰的譬喻說與歌德的意蘊說
〔附釋三〕關於“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的一點說明
〔附釋四〕再釋《比興篇》擬容取心說
釋《情采篇》情志說——關於情志：思想與感情的互相滲透
〔附釋一〕《辨騷篇》應歸入《文心雕龍》總論
〔附釋二〕文學創作中的思想和感情
釋《鎔裁篇》三準說——關於創作過程的三個步驟
〔附釋一〕思意言關係兼釋《文心雕龍》體例
〔附釋二〕文學創作過程問題
釋《附會篇》雜而不越說——關於藝術結構的整體和部分
〔附釋一〕文學創作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附釋二〕整體與部分和部分與部分
釋《養氣篇》率志委和說——關於創作的直接性
〔附釋一〕陸機的應感說
〔附釋二〕創作行為的自覺性與不自覺性
附錄
《文心雕龍創作論》初版後記
《文心雕龍創作論》第二版跋
《文心雕龍講疏》日譯本序
精彩書摘
劉勰身世與士庶區別問題劉勰的生平事跡史書很少記載，現在留下的《梁書》和《南史》的《劉勰傳》幾乎是僅存的文獻資料。這兩篇傳記過於疏略，甚至未詳其生卒年月。清劉毓崧《通誼堂集·書文心雕龍後》，根據《時序篇》“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白天，緝遐（熙）景祚。今聖歷方興，文思光被”一段文字，考定《文心雕龍》成書不在梁時而在齊末。所據理由有三：一、《時序篇》所述，自唐虞至劉宋，皆但舉其代名，而特於齊上加一皇字。二、魏晉之主，稱諡號而不稱廟號；至齊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後追尊，止稱為帝，余並稱祖稱宗。三、歷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貶，獨於齊則竭力讚美，絕無規過之詞。《書後》又說：“東昏上高宗廟號，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據高宗興運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之後。梁武帝受和帝之禪位，系中興二年四月事，據皇齊馭寶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之前。其問首尾相距，將及四載。”這一考證經過近人的研究，已漸成定讞。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根據此說進一步考定劉勰於齊明帝建武三、四年間撰《文心雕龍》，時三十三四歲，正與《序志篇》“齒在逾立”之文相契。從而推出劉勰一生跨宋、齊、梁三代，約當宋泰始初年（公元四六五年）生，至梁普通元、二年間（公元五二。或五二一年）卒，得年五十六七歲。至此，劉勰的生平才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輪廓（關於劉勰的卒年還有待於進一步探索）。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就在這個基礎上，參照《宋書》、《南齊書》、《梁書》、《南史》並《梁僧傳》中有關資料，加以對勘，寫成《梁書劉勰傳箋注》。這篇箋注雖不越《梁書》本傳範圍，但對劉勰的家世及其在梁代齊以後人仕的經歷，都有相當豐富的增補。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不少線索，但仍留了一些問題尚待解決。這裡首先想要提出劉勰的身世問題。
《梁書》本傳說到劉勰的家世只有寥寥幾句話：“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靈真、劉尚二人，史書無傳，事跡已不可考。但是我們從這裡知道靈真為宋司空秀之之弟，而秀之又是輔佐劉裕的謀臣劉穆之的從兄子。根據這條線索，就可以從劉穆之、劉秀之兩傳來推考劉勰的家世了。楊明照《本傳箋注》曾參考有關資料，制出劉勰的世系表。《本傳箋注》分析劉勰的世系表說：“南朝之際，莒人多才，而劉氏尤眾，其本支與舍人同者，都二十餘人，雖臧氏之盛，亦莫之與京。是舍人家世淵源有自，其於學術，必有啟厲者。”這裡所說的臧氏，亦為東莞莒人，是一個僑姓大族，其中如臧燾、臧質、臧榮緒、臧嚴、臧盾、臧厥等，史書並為之立傳。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稱：“自江左以來，其文學之士，大抵出於世族。”其中所舉能文擅名的士族，舍琅邪王氏、陳郡謝氏、吳郡張氏、南蘭陵蕭氏、陳郡袁氏、東海王氏、彭城到氏、吳郡陸氏、彭城劉氏、會稽孔氏、廬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東海徐氏、濟陽江氏外，就有東莞臧氏在內。《本傳箋注》雖然沒有明言劉勰出身士族，但以之比配東莞臧氏，似乎認為劉勰也是出身於一個士族家庭。這種看法在王利器《文心雕龍新書序錄》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肯定。《序錄》作者直截了當地把劉勰歸人士族。近來探討劉勰出身的文章也多持此說。
劉勰究竟屬於士族還是庶族，這是研究劉勰身世的關鍵問題。自然，在南朝社會結構中，無論士族或庶族，都屬於社會上層（當時的下層民眾是小農、佃客、奴隸、兵戶、門生義故、手工業勞動者等）。但是由於南朝不僅承襲了魏文帝定立的九品中正門選制，而且逐漸形成了一種等級森嚴的門閥制度，因而使士族享有更大的特權。士、庶區別是南朝社會等級編制的一個特點。這一點我們可以舉《南史·王球傳》來說明：“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日：‘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這裡清楚地說明了士、庶區別是國家的典章。當時士族多是占有大塊土地和莊園的大地主，有的甚或領有部曲，擁兵自保。晉代魏改屯田制為占田制後，士族可以按照門閥高低，蔭其親屬。這也就是說，通過租稅和徭役對被蔭庇的族人和佃客進行剝削。他們的進身已無須中正的品評，問題全在區分血統，辨別姓望。在這種情況下，官有世胄，譜有世官，於是賈氏、王氏的“譜學”成了專門名家的學問，用以確定士族的世系，以防冒濫。士族擁有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權，實際上成了當時改朝換代的幕後操縱者。至於庶族則多屬中小地主階層，但是在豪族右姓大量進行搜刮、土地急劇集中的時代，他們占有的土地時有被兼併的危險。在進身方面，他們由於門第低卑，更是受到了壓抑，絕不能像士族那樣平流進取坐至公卿。《晉書》載劉毅陳九品有八損疏，第一條就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意思說庶族總是淪於卑位。左思在《詠史詩》中也發出了“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嘆。到了宋、齊兩朝，庶族進身的條件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梁書-武帝紀》載齊時有“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的規定。當時，雖然也有一些庶族被服儒雅，僥倖升遷高位，但都遭到歧視和打擊。《晉書》記張華庶族儒雅，聲譽日隆，有台輔之望，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深恩，憎疾之，每伺閒隙，欲出華外鎮。《宋書》記蔡興宗居高位，握重權，而王義恭詆其“起自庶族”。興宗亦言：“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南齊書》稱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畏懼之色。嘗謂其子日：“麈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這些事例充分說明士、庶區別甚至並不因位之貴賤而有所改變。所謂“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仆隸，易如草芥，曾不以為之伍”（《文苑英華》引《寒素論》）。所以，無論從政治上或經濟上來說，庶族都時常處於升降浮沉、動盪不定的地位。
根據筆者對劉勰家世的考定，並參照他在著作中所表現的思想觀點來加以印證，劉勰並不是出身於士族，而是出身於家道中落的貧寒庶族。理由有下面幾點：
第一，按照士族身份的規定，首先在於魏晉問的祖先名位，其中以積世文儒為貴，武吏出身的不得忝列其數。可是我們在劉勰的世系表中，不能找到一個在魏晉間位列清顯的祖先。秀之、靈真的祖父爽，事跡不詳，推測可能是劉氏在東晉時的最早人物。《南史》只是說他做過山陰令，而晉時各縣令系由卑品充任。至於世系表稱東莞劉氏出自漢齊悼惠王肥後，則頗可疑。此說原本之《宋書·劉穆之傳》，似乎應有一定根據。但是，南朝時偽造譜牒的現象極為普遍，許多新貴在專重姓望門閥的社會中，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編造一個做過帝王將相的遠祖是常見的事。因此，到了後出的《南史》，就把《宋書·劉穆之傳》中“漢齊悼惠王肥後”一句話刪掉了。這一刪節並非隨意省略，而是認為《宋書·劉穆之傳》的說法是不可信的。這一點，我們可以據《南史》改削《齊書》本紀一事推知。《齊書》本紀曾記齊高帝蕭道成世系，自蕭何至高帝之父，凡二十三世，皆有官位名諱。《南史·齊本紀》直指其誣說：“據齊、梁紀錄，並雲出自蕭何，又編御史大夫望之，以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於漢俱為勛德，而望之本傳，不有此言，齊典所書，便乖實錄。近秘書監顏師古，博考經籍，註解《漢書》，已正其非，今隨而改削雲。”可見《南史》改削前史是以其有乖實錄為依據的。據此，我們知道東莞劉氏不僅沒有一個在魏晉間致位通顯的祖先，而且連出於漢齊悼惠王肥後的說法也是不可靠的。這是劉勰並非出身士族的第一個證據。
第二，在劉氏世系中，史書為之立傳的有穆之、穆之從兄子秀之、穆子曾孫祥和劉勰四人（其餘諸人則附於各傳內）。其中穆之、秀之二人要算劉氏世系中最顯赫的人物。據《宋書》記載，穆之是劉宋的開國元臣，出身軍吏，因軍功擢升為前軍將軍，義熙十三年卒，重贈侍中司徒，宋代晉後，進南康鄭公，食邑三千戶。秀之父仲道為穆之從兄，曾和穆之一起隸於宋高祖劉裕部下，克京城後補建武參軍，事定為餘姚令。秀之少孤貧，何承天雅相器重，以女妻之；元嘉十六年，遷建康令，除尚書中兵郎。他在益州刺史任上，以身率下，遠近安悅。卒後，追贈侍中司空，並贈封邑千戶。穆之、秀之都被追贈，位列三公，食邑千戶以上，自然應該歸人官僚大地主階級。可是，從他們的出身方面來看，我們並不能發現屬於士族的任何痕跡。穆之是劉氏世系中最早顯露頭角的重要人物，然而史籍中卻有著充分證據說明他是以寒人身份起家的。《宋書》記劉裕進為宋公後追贈穆之表說：“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端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此表為傅亮代劉裕所作，亦載於《文選》，題為《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這裡明白指出穆之出身於布衣庶族。《南史》也曾經說到穆之的少時情況，可與此互相參照：“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日：‘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此事亦見於宋孔平仲之《續世說》）這段記載正和上表“爰自布衣”的說法相契。在當時朝代遞嬗、政局變化的情勢下，往往有一些寒人以軍功而被拔擢高位，參與了最高統治集團。但是，他們並不因此就得列入士族。這裡可舉一個突出的事例。《南史》稱：“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日：‘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婚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日：‘由江斆謝鍙，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便命左右日：‘移吾床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日：‘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這個例子清楚說明身居高位的庶族乞作士大夫，連皇帝都愛莫能助。我們在《南史·劉祥傳》里還可以找到有關穆之身世的一個旁證：“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疏，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為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日：‘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日：‘寒士不遜。’”劉祥是穆之曾孫，時隔四世，仍被士族人物呼為“寒士”，更足以說明劉氏始終未能列入士族。“寒士”亦庶族之通稱。（《唐書·柳沖傳》稱“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即以寒士與世胄對舉。）總之，細審劉穆之、劉秀之、劉祥三傳的史實，劉氏出身布衣庶族，殆無疑義，這是劉勰並非屬於士族的第二個證據。
第三，再從劉勰本人的生平事跡來看，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些線索。首先，這就是《梁書》本傳所記下面一段話：“初，勰撰《文心雕龍》……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乾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據《范注》說，《文心雕龍》約成於齊和帝中興初。案此時劉勰已居定林寺多年，曾襄佐僧祐校訂經藏，且為定林寺僧超辯墓碑制文（據《梁僧傳》載，超辯卒於齊永明十三年），不能說是一個完全默默無聞的人物。另一方面，當時沈約與定林寺關係也相當密切，這裡只要舉出定林寺僧法獻於齊建和末卒後由他撰制碑文一事即可說明。法獻為僧祜師，齊永明中被敕為僧主，是一代名僧。劉勰與僧祐關係極為深厚，而僧祐地位又僅次於其師法獻。沈約為法獻碑制文在建武末，《文心雕龍》成書在中興初，時間相距極近。在這種情況下，劉勰如果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於沈約，似乎並不十分困難。為什麼《文心雕龍》書成之後，劉勰不利用自己在定林寺的有利地位以及和僧祐的密切關係去會見沈約，相反卻無由自達，非得裝成貨鬻者乾之於車前呢？這個疑問只能用“士庶天隔”的等級界限才能解答。南朝士族名士多以拒庶族寒人交際為美德。庶族人物即使上升為貴戚近臣，倘不自量，往見士族，仍不免會受到侮辱。這類故事史籍記載極豐，不煩贅舉。沈約本人就是極重士、庶區別的人物，《文選》載他所寫的《奏彈王源》一文可為證。東海王源為王朗七世孫，沈約以為王源及其父祖都位列清選，竟嫁女給富陽滿鸞；雖然滿鸞任吳郡主簿，鸞父璋之任王國侍郎，可是滿氏“姓族士庶莫辨”，因此“王滿連姻，實駭物昕”，玷辱世族，“莫斯為甚”。劉勰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於這樣一個人物，只有出於裝成貨鬻小販之一途了。其次，《梁書》本傳又說，沈約得書取讀後，“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沈約重視的原因，前人多有推測，以為在於《聲律篇》，因為它和沈約自詡獨得胸襟的《四聲譜》有相契之處。紀昀《沈氏四聲考》曾謂：“勰以宗旨相同，故蒙賞識。”這是不無理由的。距此時不久，劉勰就於梁天監初起家奉朝請，進入仕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