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書》

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 ”由此可見,《三國志》書成之後,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 然而,《三國志》也有其不足之處,不可不注意。

《三國志》是一部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紀傳體國別史。其中,《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共六十五卷。記載了從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歷史。作者是西晉初的陳壽。

陳壽(233—297年),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學,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任觀閣令史。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後,歷任著作郎、治書待御史等職。280年,晉滅東吳,結束了分裂局面。陳壽當時四十八歲,開始撰寫《三國志》。

陳壽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國志》便尊魏為正統。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只有傳,沒有紀。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

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地位是相同的。就記事的方法來說,《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事緯,與本紀完全相同,只是不稱紀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附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見。《三國志》總起來說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是三國時人,蜀國滅亡時三十一歲。他所修的《三國志》在當時屬於現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按說是有條件蒐集史料的。但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同時,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從魏、蜀、吳三書比較來看,《蜀書》僅得十五卷,較魏、吳兩書更簡。這大概是魏、吳兩國的史料多於蜀的原故。陳壽寫《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王沈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蒐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成的史書可借鑑,蒐集史料就非常困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注意搜尋,《蜀書》才僅得十五卷之數。《蜀書》中的許多重要人物的事跡,記載都十分簡略,可見蜀漢的史料是相當缺乏的。另外,因為政治上的原因,陳壽也可能捨棄了一些材料,如牽涉到司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寫,只好捨棄了。

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後,尚書郎范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由此可見,《三國志》書成之後,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陳壽敘事簡略,三書很少重複,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捨上也十分嚴慎,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

但是,唐朝 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晉書·陳壽傳》,在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時,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說“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晉書·陳壽傳》關於陳壽索米的這條史料,只有少數幾位史學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劉知幾等相信,而多數的史學家則認為這條史料不合事實,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國志考證》中指出:“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奸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無升堂廟勝之效,黨於陳思王,冀搖冢嗣,啟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晉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也指出:《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定《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由此可見,《晉書》貶陳壽之說,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

然而,《三國志》也有其不足之處,不可不注意。在敘事時,除了在某些人的紀和傳中有矛盾之處外,其最大的缺點,就是對曹魏和司馬氏多有回護、溢美之詞,受到了歷代史學家的批評。另外,全書只有紀和傳,而無志和表,這是一大缺欠。

《三國志》成書之後,由於敘事過於簡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時,著名史學家裴松之便為其作注,又增補了大量材料。

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東晉時歷仕零陵內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後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註。為了注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數約超過原文的三倍。他注《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所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裴注的最大特點,就是廣采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亡失,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我們在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當作正文來讀。

魏、蜀、吳三書,原是各自為書,一直到北宋才合而為一,改稱《三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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