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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沙奈為本書撰文破解危機！《突破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緣由與對策》是一本西方學者系統地研究、闡述金融危機和全球化問題的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凱恩斯學派、調節學派和馬克思學派作者之間對話的成果。大部分章節為法國作者撰寫，來自紐約的羅伯特·古特曼教授也參加了本書的編撰，因為他，讀者得以更準確地判斷美國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危機過程中的作用。目錄
中文版前言從古老的高利貸資本到現代金融資本
全球化與金融危機：當代帝國主義的表現形式
貨幣資本向全球擴張的原動力
緣由與對策：金融全球化中國家自主權的喪失
預測：嚴重危機是否已經避免？
“美國的奇蹟”還能持續多久？
第一章 總序言
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及其特點
書中各章的相互聯繫
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三個階段
目前的傳導機制是否不可逆轉？
第二章 國際貨幣的不穩定性
匯率理論
國際貨幣關係分析：金融與政治
調整與改革的建議
第三章 國際金融資本的變化
信用貨幣與滯脹
信用貨幣自由化
利率：調節機制
虛擬資本的統治地位
走向新的貨幣制度
第四章 國際金融的危機與不平衡性
自由主義政策應負的責任
80年代向自由主義的轉變
公共赤字增長與金融全球化
國際金融走上投機的歧途
受金融自由化制約的生產性積累
對策：重新調整公共政策方向
第五章 工業企業集團在經濟金融化中的地位
金融資本中心：大企業集團
財務的集中管理及其意義
外匯市場對工業集團的挑戰與機遇
80年代法國企業集團金融投資的上升勢頭
金融資產增長與生產性投資：金融資產模式論
今日金融：與其說是支撐物不如說是寄生物
工業集團被“金融市場”看作收益資產
結論
第六章 英美養老基金與集體投資基金
在金融全球化中的作用
英美養老基金的特徵與增長勢頭
互助基金與其他機構投資者
基金的金融資產結構與英美資本主義
英美養老與投資基金的投機活動，國際金融的不穩定性與競爭
英美機構投資，企業治理與世界經濟動力
結論
第七章 排斥性的金融化：拉美國家的教訓
自由化與“金融抑制”
從自由化到“金融抑制”
金融化與勞動彈性
結論
第八章 金融全球化與體系的脆弱性
資本主義特定環境下固有的金融衝擊
積累金融化與“不完善”全球化體制具有的特殊體系風險
機構投資，股市暴跌與最終貸款人的行為：1987年紐約
銀行脆弱化與金融領域出現的危機現象
1994—1995年墨西哥危機
結論
第九章 在金融占統治地位的積累制度下危機的
特徵及其向世界傳導的機制
一、金融體系脆弱性與積累制度
二、亞洲危機與危機的國際傳導機制
參考書目
人名對照表
譯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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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弗朗索瓦·沙奈我們以十分滿意和高興的心情向中國讀者介紹這部由七位世界金融問題專家和教授集體完成的著作。該書譯成中文並在中國出版令我們感到萬分榮幸。在此，我們謹向所有倡議和最終完成這一工作的人們深表謝忱。
本書是凱恩斯學派、調節學派和馬克思學派作者之間對話的成果。大部分章節為法國作者撰寫，來自紐約的羅伯特·古特曼教授也參加了本書的編撰，因為他，讀者得以更準確地判斷美國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危機過程中的作用。
在中文版前言中，首先簡要說明我們對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中一些內容的思考，這些內容鮮為人知，但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之後，我們通過對新興國家（它們在資本貨幣增值方面被認定確實具有“吸引力”）融人一體化過程的分析，揭示金融全球化與金融危機的物質原動力。我們還將論述金融一體化帶來的種種危險。最後，對1997—1998年經濟危機和國際金融方面的教訓提出我們的看法。本書的作者自1996年出版該書以來仍未間斷有關問題的討論，下面的許多思想皆出自這些討論。
從古老的高利貸資本到現代金融資本
《資本論》第三卷第五篇（第21章至第36章）研究了利率與企業利潤對利潤的分割問題，我們從中可以發現分析金融問題的理論線索。在這些章節中，馬克思對有關問題（我們認為這些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起已發生某些形式的變化）作出了一個概括的說明。熟悉馬克思理論的人都知道，馬克思在第36章開頭回顧說“生息資本或高利貸資本……和它的孿生兄弟商人資本一樣，是洪水期前的資本形式”（《資本論》第三卷第671頁）。中國在革命前也曾長期和痛苦地經歷過這類高利貸資本以及與之相聯繫的商業資本的發展。然而，人們不大了解的是馬克思在這段引言的後面所作的分析。他認為，貨幣資本在由產業資本而不是由它自己的推動完成了資本積累階段之後，便建立起一系列機構，成功地顯示了自己的“自治”，即面對作為生產價值和剩餘價值唯一源泉的資本的自治。由於這種自治，貨幣資本取得了一種獲取金融收益（利息和紅利）的能力，當然這種收益的本質不過是對利潤的分割，也就是對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分割。
在《資本論》第一、二卷中馬克思確認了這樣的事實，“產業資本是唯一的這樣一種資本存在方式，在這種存在方式中，資本的職能不僅是占有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而且同時創造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資本論》第二卷第66頁）。正因為如此，產業資本可以優越於貨幣資本和商業資本，並使貨幣和商業資本成為資本的“職能機構”或特殊營業部門的承擔者。然而這種居高只是暫時的，因為貨幣資本能夠獲得一種驚人的能力來重新證明自己在產業資本面前的自治，甚至能夠迫使後者不得不接受某些自己的特殊規則。帶來金融收益的貨幣資本的自治有著多方面的根據，但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由於局限於對資本“生產性”的某種解釋，幾乎完全忽視了它們的存在。這種自治的第一位的、也是最基本的根據與貨幣的性質和地位相聯繫。在《資本論》第二卷同一章節的稍後部分，馬克思在提出產業資本的居高地位假說之後，就作出了這樣一種警示性的說明：“正因為價值的貨幣形態是價值的獨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現形式，所以，以實在貨幣為起點和終點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就是賺錢。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乾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資本論》第二卷第68頁）
這種“狂想病”可以從階段性的病狀（它與周期上升期的結束階段相聯繫）變為結構性的病狀。從19世紀末到1930年大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整個歷史時期情形就是如此（列寧曾揭示了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徵）。從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這種“狂想病”又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這種從階段性到結構性的病變，一般是在部分純利潤開始結晶並在利息的形式下變得自主的時候實現的，而這一結晶過程的起點總是發生在產業資本形式的資本積累放緩、利潤不再投入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的領域的時候，此外，這種結晶過程還必須以金融資本家階級把貨幣資本的自主化作為目的或主要目的而建立特殊機構為前提。這些機構包括所有大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如今天的養老基金和集體金融投資機構等互助基金），這些機構也包括那些向金融投資者提供流動資金保證的二級證券市場。這樣，“貨幣資本家階級是作為一種特殊的資本家，貨幣資本是作為一種獨立的資本，利息是作為一個與這種特別資本相適應的獨立的剩餘價值形式，來同產業資本家相對立的。”“從質的方面來看，利息是資本的單純所有權所提供的剩餘價值……雖然資本的所有者一直處在再生產過程之外；因此，是資本在和自己的過程相分離的情況下提供的剩餘價值。”（《資本論》第三卷第423頁）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24章還進一步詳細說明，與這種發展相聯繫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拜物教水平達到了最高程度。生息資本是通過G—G韻簡化公式增值的，這就提供了一種表象：貨幣產生貨幣，價值產生價值。接下來，馬克思指出，“儘管利息只是利潤，即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從工人身上榨取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現在它卻反過來表現為資本的真正果實，表現為某種本原的東西，而現在轉化為企業主收入形式的利潤，卻表現為只是在再生產過程中附加進來、增添進來的東西。在這裡，資本的拜物教形態和資本拜物教的觀念已經完成。”（《資本論》第三卷第442頁）
在這個拜物教的面紗後面其實隱藏著極為確定的現實過程，即貨幣資本逐漸地對投資部門方向和節奏實現控制，尤其決定性地改變著收入分配的結構。這種變化更有利於享有金融企業收益、利息和紅利的食利者。這個過程不僅出現在國內，而且還擴張到國際範圍，因為國家之間資源的流動往往給每個國家內部由股票和債券市場控制的各社會階級和階層之間財產的轉移造成影響，這正是“金融全球化”的目的。儘管資源流動表現為貨幣和對金融投資的回報形式，但無論如何這是“實際”資源的轉移。
全球化與金融危機：當代帝國主義的表現形式
今天，“金融全球化”是“資本全球化”的支柱，正如我們後面的分析指出的，也是資本全球化的致命弱點。“資本全球化”在我們看來不過是帝國主義的當代表現形式。資本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基礎是戰後經濟的長期高速發展，這種高速發展並不是什麼奇蹟，而是各種歷史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其中諸多因素又與作為帝國主義核心的軍國主義有著相當緊密的聯繫。一方面，美國只是在參與戰爭和發展軍工生產之後才擺脫了1929年危機的陰影；另一方面，正是帝國主義戰爭對歐洲和亞洲造成的大規模毀滅，才創造了戰後符合高利潤率積累要求的新市場。當戰爭的破壞效應開始減弱時，美國於1950一1952年建立了龐大的軍工體系。從此，軍工成為美國一切高工藝技術的源泉，成為調節需求的工具和為大工業集團獲取利益提供持續援助的手段。
戰後經濟的長期高速發展在重新刺激積累的同時，也使資本再次啟動了國際擴張和集中與積聚的空前過程。但值得指出的是，如果沒有1979—1981年由柴契爾夫人和里根總統開始實施的自由化、放寬金融管制和私有化經濟政策，“資本全球化”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是這些政策的實施使資本在工業化國家成功地打破了自1945年至70年代末以來束縛和制約資本活動的大部分羈絆和屏障。貨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占據的決定性地位又使自由化和放寬金融管制政策具有了戰略特徵和後果。
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最集中形式的資本（以工業為主的金融資本或“純”金融投資資本）的活動領域和統治空間擴展到全球的大部分地區，在所有有形的商品領域中，跨國工業集團都承擔了建立世界資本主義政治和社會統治的責任。
然而，主導今天整個資本積累運動的並不是這些跨國集團，而是經過20年發展變化的、各種以食利性金融資本為基礎的機構，它們不論在收入的分配還是在投資節奏上，或是在工薪就業水平和條件方面，都可以通過操縱金融市場活動而起著決定性作用。
這類機構包括各種銀行，並且尤其包括那些被稱為機構投資者的組織：保險公司、養老基金、集體金融投資公司以及為散戶服務的資產高度集中的管理機構（互助基金），後者往往是大的國際銀行或保險公司的信用分支機構。機構投資者通過操縱交易市場而成為工業集團的所有者，它們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股東所有者，其金融收益戰略與工業投資的需求毫不相干，而且它們以極其粗暴的方式提高剩餘價值率和獲取剩餘價值。
在以金融占主導地位的積累過程中，就業水平成為一種關鍵性“調節變數”。在金融統治下，工業管理的核心詞是“減員增效”和“結構重組”。加工業以及受上市大企業制約的服務業中的就業遭到破壞，成為“新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特徵。在美國，來自全球的資金支持著其經濟的強勁增長，這裡傳統就業機會的減少因大量臨時性和流動性極強的勞動就業的出現而得到補償，因此，美國工薪者如今不得不接受這樣一種觀念：平均每四年換一個僱主，無期限的勞動契約已成為過去。在歐洲，大量失業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而專業水平較低或一般的年輕人就業面臨嚴重困難，與這種現象相聯繫出現了新的社會不穩定。
……
“美國的奇蹟”還能持續多久？
第三個可以表明自1999年2月出現過渡性平靜的世界形勢特點的原因是與最終控制了亞洲危機傳導機制的種種機制和政策有關的，這些機制和政策全部建立在近年來美國出現的特殊經濟成長方式上。
美國的以及一定意義上歐洲的金融市場，包括股票和債券市場，給那些從亞洲撤回的金融資本提供了投資機會。如果說許多國際性銀行，首先是日本銀行蒙受了巨額虧損的話，那么其他金融投資者則在離開這個地區時腰纏萬貫，賺了一大筆錢，他們撤向華爾街和歐洲金融中心的直接原因是股市證券價格上揚，這一上揚時期是在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因美聯儲的干預，避免了破產危險之後開始的。由於仍在美聯儲控制下調低短期利率的支持，這種救助得以進行並使華爾街股價在1998年9—10月間關鍵的幾周里得以維繫。然而，正是這些背景條件和股市的行情使股市泡沫空前膨脹。在美聯儲所給的信號刺激下。美國銀行體系開始大規模創造借貸。美國的家庭儲蓄率變成了負值。消費與經常性可支配收入（其中20％來自於金融收益）的關係已達到103％。
這種雙重的機制使美國在1999年（此前數年中在更大程度上）扮演了被人們譏諷為“最終消費者”的角色。從世界各地源源不斷流向這裡的資金，其目的都在於向華爾街投資以獲取股市帶來的意外收穫，正是這些巨額資金填補了美國外貿經常項目總是極高水平的貿易赤字；另一方面，居民的家庭債務則以人為的方式造成了一種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使美國的國內生產總量和很大一部分世界供給找到了出路。華爾街超高的股市行情是這一機制的核心。而家庭可支配的部分收入（這份收入現在是實際的。但它又是建立在虛擬資本的所有權基礎上的，一旦出現危機就會化為烏有）以及它們的借貸能力（因為它們往往是用金融資產作為銀行借貸的擔保的）都依賴於股市行情的這一變數。
在經常性的外國投資資本流的壓力下行情持續的上漲運動對相關的企業形成了過大的壓力，以天文數字般上漲的行情繼續使紅利收入與股價的比率（即價格一收入比率）降低，該比率是投資者計算投資收益率所使用的一個代表性指標，因為人們是根據自己所持有的股票獲得分配收益的。此後，這個比率很低，現在僅為2％，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最近的40年）內其平均值則為4.8％。實際上，十年以來紅利收入當然有一個增長，在投資者所謂“企業治理”的壓力下，其比率已達到了純利潤的20％，但股市價格卻以更高的比率上漲。我們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期，在這個時期，與美國國庫券相關的利率（人們認為這是可靠的價值）明顯地高於股票金融資產的價格一收入比率（大致為6％），而後一種資產具有無限高的風險。
一些經濟學家為所謂的“新時代”拍手叫好，並且總是建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接受這樣的時代，我們現在看到了這一時代的真實基礎，實際上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夠接受這種制度，因為這個制度建立在美元的特殊作用上，建立在靠聯邦債務和金融資產收益的美國金融市場獨有的特徵上，建立在美國債券特點上（沒有任何一位投資者對美國國債的價值表示懷疑）。然而這種“增長制度”也將面對美國自己的局限，因為它建立在股市內的自行增值上，而與美國的或世界的現實經濟條件沒有絲毫聯繫。石油價格的上升已經令美聯儲感到極大擔憂。最近兩年，多虧世界價格下降，金融資產的膨脹才沒有影響到整個經濟，至少價格下降的結束只涉及某種戰略產品，這些因素將促使通脹不斷發展，直至國債的證券持有者要求美聯儲進行某種干預，以使利率得到提高，利率一旦上揚就有可能引發一場股市風暴。然而任何經濟或政治事件引發的股市風暴都有可能在地球的任何地方發生。
本書所有讀者都應高度重視可能出現的世界危機及其災難，並為中國和世界人民——工人、雇員和農民——的共同利益而鬥爭！
精彩書摘
自80年代初的通貨膨脹隨著大幅度貨幣緊縮而得到抑制以來，聯邦儲備銀行似乎採取了一項更穩健的貨幣政策。美國央行雖然繼續實行高利率政策，以保證有節制的通貨膨脹趨勢，但是每當經濟放緩時又都不得不放鬆這一政策。在關鍵時刻，如1985年世界原材料市場價格下跌，1987年股市暴跌，以及在1990一1991年金融蕭條時期，美國銀行業60年來第一次被迫面對嚴重系統風險條件的時候，聯邦儲備銀行都利用大大降低利率的方法，成功地戰勝了因負債造成的極具潛在危險的通貨緊縮惡化勢頭。德國和日本的情況相反，這兩個國家都擁有中心貨幣，但其經濟非常依賴國際貿易，這就使控制匯率重要得多，而美國不需要真正關心美元的浮動。自1985年以後，美元對馬克和日元長期的持續性下滑，始終伴隨著對拉美貨幣以及美國其他主要貿易夥伴的再評估，這些都表明了美國“勢力範圍”內部美元的穩固地位。只有當美元對其他兩種中心貨幣下跌程度過大時（1987、1994一1995年），或者當用來支持美國嚴重財政和貿易赤字所必需的外來資本驟然減少的時候，美國才會首先考慮匯率（1989年）。即使美聯儲似乎有效地治理了這些矛盾，我們只需深入研究一下就不難看出美國貨幣政策所遇到的嚴重漩渦。瀏覽一下聯儲各地分行的刊物就可以看出，銀行家們已經意識到，在占傳統地位的信用貨幣業已國際化、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私有化的時代，傳統藥方已失去意義，不論是凱恩斯的理論（低利率），還是貨幣主義理論（穩定的貨幣供應），負責美聯儲政策方針的委員會所制定的各種新目標，主要是在實際利率結構和名義國內生產總值上做文章。另外，貨幣政策工具也失去了它們的效力，特別是在受央行監控的法定儲備問題上，情況尤其是這樣：法定儲備直線下滑，非銀行機構紛紛貼現，清理外匯交易市場困難重重，銀行信貸相對於其他不太規範的信貸渠道來說已失去民心。
這些困難反映了因向新的貨幣形式過渡而提出的一個更廣泛的問題，電子貨幣的廣泛傳播威脅著央行對支付體系的有效控制，而這種控制卻是央行能否管理貨幣的關鍵所在。面對這種威脅，聯邦儲備銀行利用它交易量最大的競爭優勢，清除那些擁有國家級市場潛力的私人競爭者，同時把更小一些的票據交換所，主要是地區一級的以及一些業已信息化的資金轉戶網路支付體系並聯到自己的體系中來。當銀行在關門的時候沒有資金來補充流量時，央行也可盡力把道德風險問題限制在支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