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
楊絳先生說:錢先生寫了一部《圍城》,反映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青年知識分子的生存,生活狀態,我寫了一部《洗澡》,反映五十年代青年知識分子的生存、生活狀態。對於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交替期間青年知識分子的生存和生活狀態,我了解不多,看了張者的小說,我很驚奇。
在《桃李》中,為人師表如邵景文者表現令人失望,“傳道”、“授業”、“解惑”,我看他樣樣可疑,學生們呼之為“老闆”,其實他又像“老大”,率一幫小兄弟闖江湖、討生活。你可以說這是商業原則對學院精神的侵蝕,但問題是你那個慘遭侵蝕的“學院精神”在哪兒呢?它真的曾經有過嗎?小說里有位藍教授,那是法學院的祖師爺、是“道統”之所系,但該老爺子除了坐享學術政治的霸權之外,連女兒的風流事兒都弄得進退失據一塌糊塗,最後這位民事訴訟法兼刑事訴訟法的大師居然搬出了《女兒經》、《道德經》還有《論語》!
——也許有點誇張,但張者無情地暴露了事情的真相:學院之中本來就缺乏牢固深厚的精神根基,牆內和牆外的劃分純屬想像和虛構。
沒有根基的生活就是“飄”,就“自由”就“快樂”就不成正形不負責任不知道嚴肅深沉的表情為誰而做,就是青春衝動廣闊天地無邊無際,於是像固執的狗逮著某個現成的目標死命追,比如掙錢、比如“追女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