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情
《晚安，好運》影片故事根據發生在美國50年代的真實新聞事件改編，再現了C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記者愛德華R•莫羅同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以及“非美活動委員會”的一段被寫入史冊的矛盾衝突。在上世紀中葉美蘇冷戰時期，當美國人正為“贏得戰爭、喪失和平”的局勢而沮喪時，麥卡錫主義應運而生。1950年2月9日，威斯康星州初出茅蘆的參議員麥卡錫宣布，他手上已經掌握了國會內部共黨奸細的大批材料，由此利用美國民眾對共產主義的恐懼發動了一場對共產主義者的政治迫害運動。而莫羅和他的同事們卻不願屈從於政治和輿論壓力，力圖戳穿麥卡錫的謊言。
導演介紹
《晚安，好運》幕後製作
多年前，為了避免和父親競爭，克魯尼終止了自己短暫的記者生涯。但事實證明，新聞工作始終是克魯尼心目中最崇高的職業，《晚安，好運》聚焦的就是上世紀50年代的電視新聞先鋒愛德華·F.莫洛。克魯尼很崇拜莫洛，對於莫洛1953年導致麥卡錫下台的那次“SeeItNow”廣播，他更是津津樂道。多年來他一直希望拍攝一部有關這位影響深遠的新聞工作者的電影。喬治·克魯尼的堅持得到了在這部《晚安，好運》里得到了匯報。編劇喬治·克魯尼與戈蘭特·哈斯洛夫憑藉獲得第62屆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劇本獎。
《晚安，好運》[愛德華·R·莫羅]
作為電視廣播新聞業的先驅，傳奇人物愛德華·R·莫羅不僅影響了新聞業的發展，還促進形成了一種模式。二戰期間他從歐洲發回的短波無線電廣播成為第一手的國際新聞，來自戰鬥前線的生動報導讓莫羅頗具特色的聲音任人皆知。他的電視紀錄片以從人性角度闡釋社會和政治問題而自成一格。憑藉追查事實真相的熱情和發揚民主的不懈努力，莫羅在電視媒體發展的最初階段摸索出電視新聞的雛形，並讓言論自由開始根植進公眾的思維。
1908年4月25日，莫羅出生於北卡羅萊納州的基爾福德郡，廢奴主義家庭賦予了他追求真理的無畏。1930年，莫羅從華盛頓州立大學畢業，到紐約國家學生聯合會工作，隨後又就職於國際教育協會。1935年，莫羅進入CBS，兩年後奔赴CBS在倫敦的歐洲部，負責報導二戰時的英國戰況。戰後回國剛進入上層不久，莫羅便辭職重操舊業，繼續回到無線電廣播話筒前，同製作人弗雷德·弗里恩德利一起創作並主持了系列廣播節目“現在請聽”。由於莫羅的節目廣受歡迎，隨後他又登上電視銀屏，主持了新聞節目“現在請看”，關於麥卡錫的報導不僅結束了曠日持久的政治運動，還開創了電視史上的新紀元。
同時，莫羅還主持了名人訪談類節目“人與人之間”，其節目形式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1958年，莫羅繼續展開新的嘗試，製作了探討國際政壇人物的節目“小世界”。莫羅曾先後獲得四次艾美獎和五次電視花生人獎，1961年被甘迺迪總統委任為美國新聞總署署長。
[真實再現]
作為曾在大銀幕上塑造過無數鮮活形象的老牌演員，喬治·克魯尼早就不甘於單純的幕前工作。1999年，他開始嘗試製片人的工作，2002年推出了自己的導演處女作《危險性隱私》 ，並出乎意料的獲得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銀熊獎。在這部《晚安，好運》中，喬治·克魯尼更是集編、導、演於一身。
將自己的偶像愛德華·R·莫羅的傳奇式經歷拍成電影是克魯尼多年以來的素願，但他並不打算將影片拍成純粹的人物傳記，於是選取了美國50年代一段舉世矚目的政治風波作為背景，讓人物作為載體呈現歷史和電視業的巨大變遷。為了精確起見，克魯尼請來當年被麥卡錫迫害的海軍飛行員麥洛、製片人弗雷德的妻子和兩個兒子、以及莫羅團隊中的兩位記者共同探討劇本。而片中麥卡錫的畫面則全部來源於當時的錄像，精湛的合成效果讓試映會上的很多觀眾都以為麥卡錫是由演員扮演的。
對克魯尼來說，本片不僅表達了對莫羅的敬意，還顯現出濃重的懷舊意境。克魯尼的母親長期在電視台工作，父親則是新聞主播，童年時的克魯尼經常出入電視台，耳濡目染下對電視新聞並不陌生。他想告訴觀眾，5、60年代的電視新聞一向曾是傳達社會輿論和呼聲的利器，而現今卻與商業和娛樂為伍。身為美國民主黨的一員，克魯尼曾和西恩·潘一起登上某本雜誌的封面，並被打上“叛國者”的字樣，以“譴責”他們反對政府出兵伊拉克。從某種角度講，克魯尼想借莫羅百折不回的精神，來表達自己不肯屈服的心聲。在2005年的威尼斯電影節上，《晚安，好運》贏得了5項大獎和金獅獎提名。
《晚安，好運》花絮
·影片是用彩色膠片在灰白布景中拍攝完成，經過後期處理才成為純粹的黑白影像。
·片中莫羅的節目台詞很多都取自當年講稿，而片名“晚安，好運”正是莫羅在“現在請看”節目中的結束語。
·現實中，威廉·佩雷的辦公室內收藏有很多麥克風，劇組人員選用了克魯尼在《逃獄三王》中使用過的麥克風，令克魯尼驚喜不已。
·本片成為繼1980年的《象人》以來第一部被提名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黑白電影。
·影片拍攝投入為750萬美元。
·全部布景被建造在同一層中，電梯以鏇轉替代了升降。
精彩對白
Edward R. Murrow：The actions of the Junior Senator from Wisconsin have caused alarm and dismay amongst our allies abroad and given considerable comfort to our enemies. And who's fault is that? Not really his, he didn't create this situation of fear he merely exploited it, and rather successfully. Cassius was right, the fault dear Brutus is not in our stars, but in ourselves.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愛德華R·莫羅：威斯康星州議員的行為已經敲響了警鐘並在我們的海外盟友間引起恐慌，卻讓我們的敵人倍受安慰。是誰的錯？其實並不僅僅是他（麥卡錫）的錯，這恐慌的局勢並非他一手造成。卡西烏斯說的對，布魯圖的過錯是因為我們自己。晚安，好運。
《晚安，好運》穿幫鏡頭
·影片衛生間的畫面中出現了三孔插座，這種插座在10年之後才廣泛套用。
·影片中提到的莫斯科與華盛頓之間的熱線直到1963年才得以開通。
相關評論
《晚安，好運》——猜疑年代的光榮與夢想
一、猜疑的年代
18世紀末的一天，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端坐著一眾神父和紅衣主教，他們傳看著戈雅的畫作。泛黃畫紙上是一番猙獰的世界：獰笑的魔鬼，憔悴乾枯的女人，因痛苦而痙攣的男人，籠罩著仇恨與無知的薄霧，粗糙土地上苟延殘喘的生命。雖然早在15世紀，宗教法庭就開始把異教徒推上火刑架，但是所謂的聖戰對於殘忍的教廷從來都是不夠的，遠遠不夠，他們的勢力需要更多獻血的祭奠。於是，洛倫佐神父站出來，帶領神父們以上帝的名義記錄人們的竊竊私語，觀察人們的舉止，讓每個“異教徒”都無所遁形。
這是“戈雅之靈”在開場展示給人們的世界，充滿猜疑、質詢、信仰規範。德國神學家馬丁•路德曾這樣評價音樂對宗教的影響，“音樂僅次於對上帝的愛，理應被頌揚為人類情感的主人和統治者……再沒有什麼東西比音樂能和《聖經》更緊密地結合起來。”戈雅也用他的畫筆記錄著他眼中的宗教，巫魔們的夜會，傳達著他的疑問與恐懼。
1957年5月2日，美國曾經的非美活動委員會主席約瑟夫•麥卡錫因為飲酒過度引發疾病氣絕身亡，那場鬧哄哄的“麥卡錫事件”的影響餘波並未因此而銷聲匿跡。之後，對此事件的反思一直持續到今日。2001年有金•凱瑞主演的“忘了我是誰”，2005年則有喬治•克魯尼執導的“晚安，好運”。兩部電影正好是從電影和電視兩個相似卻又不同的行業視角，講述了身處“麥卡錫事件”中的人們如何面對突如其來的調查，眾口一詞的指控。他們有些人逃離家園，隨波逐流，有些人則堅守崗位，憤然抗爭。
實際上，僅憑麥卡錫的一己之力，肯定不會將二戰過後沒多久的美國攪得天翻地覆，人心惶惶。二戰後的美國，面對強大的蘇聯和日漸崛起的中國，開始變得焦慮重重。其實，在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中的人們對共產主義者的概念一直模糊不清，乾脆就把“一切社會改革都包括在內”，對於那些保守主義者來說，任何給美國帶來改變的人都“形跡可疑”。在“麥卡錫事件”的前後幾年間，聯邦調查局辭去了378個人的職務，傳訊了2961人，初步控告了9097個人，全面調查了1萬人的家世行蹤，在300多萬的美國民眾中甄別權衡。
當戴維•利連撒爾被指責為曾包庇過共產黨時，他擲地有聲的回應這些捕風捉影的指控，“這些人不管用拐彎抹角的方法，或者用含沙射影的方法，把莫須有的東西加在一個人的身上，竊去他最可貴的東西——他的名譽……而特別不幸的是，有時這竟是以民主的名義進行的。”共和黨忙著搞他們政治上的迫害，以民主的名義剝奪人們的人權。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到處蒐集任何可疑的資料，證據不夠就偽造證據，不給當事人辯白的機會就匆匆塞給他們一份認罪書，讓他們簽名了事。
這種行為與幾百年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倒是驚人的相似。宗教裁判所並不直接執行或判決“異教徒”的死刑，而是把可疑的人關起來，折磨他們逼迫他們承認自己的罪行，然後把他們交給世俗法庭，並建議對他們處以火刑。
政治鬥爭從來都是戰爭的另外一種形式，在無形中改變著人們的態度和生活。政治的問題可以交給學者們去研究，觀眾更關注的是處在政治事件中人們的不同應對方式。
《晚安，好運》二、 忘了我是誰
“事實是，我從不是一個有偉大信念的人，一點都沒有。坦白說，我認為我缺乏勇氣。我不像路克•川普，他讓市集上的人群也關心那些事情。我從沒見過他，但我覺得我想認識他。因為，我不得不對他說的感到詫異，我想他可能會告訴各位，這房間所表現出來的美國，並不是他誓死捍衛的美國！”——彼德•阿普頓
上世紀50年代，電影業受到了電視發展的巨大衝擊。人們對電影的狂熱逐漸消退，他們更喜歡穿著睡衣，抱著甜品筒倒在沙發上，面對一個14英寸的熒幕無所事事，也不願意盛裝打扮，舉家出行，排很長的隊到影院裡去看一場電影。電影人得想盡辦法把觀眾拉回影院。
“忘了我是誰”就開始於一個劇本討論會，形形色色的人對著彼德•阿普頓的劇本指手畫腳，把故事修改的面目全非。他雖然非常不滿，卻也只能強顏歡笑。他畢竟只是一個剛剛起步的三流劇作家，只能寫些B級片的劇本，沒有能力維護什麼。
年輕時的一次社團經歷讓彼德捲入了不久之後的“麥卡錫事件”，非美調查委員會編制著關於他的一些謊言，並要求他對這些“罪行”供認不諱。失意的彼德喝醉了酒，開車衝下了橋，並因此失去了記憶，順水漂到了加州勞森鎮的海灘上。因為長相酷似哈里•川普在二戰中喪生的兒子路克•川普，他被愛子心切的哈里當成了生還的路克來疼愛。
彼德的出現讓死氣沉沉的勞森鎮又煥發了生機，人們開始從二戰的噩夢中甦醒過來。彼德不斷融入了路克的生活，並擁有了路克的朋友、老師、戀人和家人，他也逐漸意識到自己和路克之間的不同。
彼德•阿普頓不是什麼偉人，不是英勇赴死的鬥士，他只是個普通人，一心只想有自己人生的普通人。他從善如流，只求安靜的活著。當路克迫不及待去拯救世界，彼德卻樂得不用冒險。他寧願卑微的活著，也不願意偉大的死去，成為機槍掃射下的亡魂。他只想躲在電影的幻想世界中，一償他的英雄夢，讓故事中的男主角衝鋒陷陣、英雄救美去吧，他只要默默在一旁欣賞就好。
這不僅是彼德，也是大多數人面對事情的態度。人們頌揚英雄，卻鮮少有人願意成為英雄，因為英雄就意味著犧牲。沒人願意做領頭羊，開闢道路，為全人類的理想和未來奮鬥。為自己的理想還忙不過來，又有人願意為別人的理想奮鬥呢？
路克•川普在奔赴戰場之前，就知道自己注定無法回來。他深信，總要有人站出來守護家園，總要有人為了我們努力爭取實現的夢想挺身而出。平時人們把崇高的理想掛在嘴邊，可知道很多人用生命和鮮血來實現這些信仰。
可畢竟英雄是少數，大多數人還是在自己的小世界中碌碌無為。我們這些平凡人到底能做些什麼？
在聽證會上，主席顯然並不想聽彼德的辯解，只想聽他念那份早就擬好的聲明，敲敲他的小木槌就宣告結束，阿普頓就能滾出他的視野了。可是彼德並未像以往那樣妥協，他選擇站出來慷慨陳詞，說出他真正的想法。
路克•川普在信中寫過，“當惡霸強權興起時，我們必須不計一切代價去打倒它。這是個單純的想法，但是已比任何事情都有價值。”這便是人們常說的英雄。
彼德成為了人們心中的英雄，哪怕他的作為無法改變整個事態的發展，但這是一種精神上的激勵和鼓舞。每個像他一樣平凡的人都有可能變得勇敢，站出來說出自己心中的話。就像最後，彼德對著胡亂篡改他劇本的頂頭上司終於可以釋懷而瀟灑的說出，“這真是我聽過最愚蠢的想法。”
其實，每個人都有改變自己生活的能力，只是他們都無法邁出第一步。就像加州勞森鎮的人，他們都知道彼德並不是路克•川普，但他們寧願相信他是，他們只是需要一個希望，一個幸福的啟示。他們缺乏的只是一點勇氣。
《晚安，好運》三、 晚安，好運
“對反對參議員麥卡錫那套做法的人們說來，現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時候。我們可以不顧我們的傳統和我們的歷史，但我們對後果不能迴避責任。一個共和國的公民是沒可能放棄自己的責任的。”——愛德華•羅斯科•默羅
與阿普頓不同，愛德華•羅斯科•默羅恰恰是在高射炮彈的轟鳴中屹立不倒的那個人。沒有電視的時候，他就用廣播在現場播報聖保羅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災情報導出去，沒人見到他因為在身邊爆炸的幾顆炸彈而動搖。
在影片的最後，雖然默羅的努力迎來了勝利——麥卡錫的垮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老闆佩利先生卻因為他帶來的麻煩和政客施加的壓力，準備削減他的節目。他無奈且又憤慨的對固執己見的默羅說，“你該去教新聞學！”
事實上，默羅一直遵守並追求著他心中的新聞的意義和價值：準確、客觀、及時、簡明扼要。他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主義者，他當不了總經理，做不了資本家，因為他不懂經營管理預算那套理論，更不忍心解僱員工壓縮成本。他是新聞界的藝術家，精確的遵循著歷史，堅持著“事實勝於雄辯”。電視媒體在默羅的經營中不再是娛樂大眾的玩具，也不再是逃避現實、隔離於社會之外的世界。他兢兢業業，用真實的播報重現歷史。你不會看到他挖什麼明星的八卦，談論當下的時尚流行，說些不切實際但是無傷大雅的笑話。他會去訪問赫魯雪夫、麥克阿瑟、安妮•李•莫斯等等。當記者們都指望著捕捉到艾森豪幕後操縱之類的新聞時，只有默羅提議報導米洛•瑞杜維奇被空軍掃地出門的事情，大多數人只覺得他是個倒霉的人，看看便過去了。默羅與其他人看一樣的報紙，卻能發現更多有待挖掘的真相，那些與西方文明價值標準相違背的事件。很多時候，真相不是被很好的隱藏起來了，只是被我們習慣性的忽略掉了。
默羅在給父母的信中曾寫道：“我不時會錯，但我要努力像個傳道士那樣講話。要講真話不一定要當牧師。”他並非像很多人想像中的滿懷信仰，信守規條。他雖然是個保守主義者，但是他相信個人榮譽感，相信他所做的正確事業，相信他所見到的真實。
當人們在疑雲重重中度日，安慰自己說麥卡錫會倒台，等著他自己玩得過火的時候參議院去對他進行調查，只有默羅堅持為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們說話，認為兒子不應為父親背負偏見。很多事情不該歸咎於盟友、敵人，往往追根究底正是我們自己做錯了，這是比被敵人擊倒更可怕的事情。
面對環境的突變，大多數人選擇忍氣吞聲的適應現況，甚至由此“大出風頭”，沃爾特•迪斯尼和伊利亞•卡贊便是飽受非議的兩位名人，他們揭露了上百個圈內的好友或者相識的人，為了自保或者出於狹隘的嫉妒，這都不得而知。當記者們因為“身世不乾淨”而退出節目製作組時，默羅卻帶著他常有的語氣，半認真半調侃地說：“如果我們都沒看過所謂的‘危險’書籍，結交持“異見”的朋友，或者從不參加任何提倡‘革新’的組織，那我們就成了麥卡錫所期望的那類人了。”
當人們嗅到恐怖氣息的第一反應都是逃避時，只有默羅這樣的人選擇站起來，因為這恐怖的氣氛已經來到身邊了，不能再任由他囂張，否則人們將就此失去自我，成為了被人擺弄的布偶。
“晚安，好運”這個名字出自他做節目的習慣結束用語，“晚安——祝你好運”，像一個朋友臨別前謹慎、真誠的祝願。只可惜人們還是喜歡拿他手中猶如明星一般從未間斷的香菸做文章，哪怕是播放他去世訊息的時候，還不忘緊接著追加一條香菸的廣告。不過，正如埋在地下的電纜一樣，默羅的精神頑強而影響深遠，真相總有一天通過這條電纜傳到每家每戶的電視中。
《晚安，好運》四、 光榮與夢想
“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 1945）
以上援引自波士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碑文。西班牙宗教裁判所1492年開始屠殺猶太人，當年西班牙國內的伊斯蘭教徒也沒有說話。十年之後的1502年，宗教裁判所的屠刀又伸向了穆斯林，他們起義反抗，卻孤立無援，只得被暴力鎮壓。從此西班牙成為了基督教在歐洲抵抗伊斯蘭教擴張的橋頭堡。歷史在無形中，不斷地重複，一次又一次成為了這句碑文的註解。
總有一些電影或者故事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也許，我們注定不是那閃耀的百萬分之一，無法像默羅一樣冷靜沉穩，成為一個行業乃至一個時代的豐碑式人物，但是我們可以堅持自己的理想，不讓自己對世界正在發生的一切置若罔聞，傾聽那些孩子的呼喊。
平時，我們都是像彼德•阿普頓一樣安分守己，甚至可以說膽小怕事，但總有一個時刻，當我們必須做出選擇的時候，我希望自己的抉擇會讓今後想起來都感到驕傲。誰都會犯錯，但是一定要活得真實。
精彩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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