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簡介
文化軟實力
文化軟實力
文化軟實力相關分析
“把文化軟實力的概念寫進黨代會的報告，說明執政黨在推進社會發展中越來越重視文化的作用。”中央黨校教授戴焰軍認為，文化是一個社會重要的精神支柱，強調文化的力量，既能豐富人民的社會生活，也能創造不同於科技、經濟等的新的發展動力。
中共十七大報告洋洋灑灑，生態文明、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服務型政府等新名詞不斷湧現，解讀它們，需要新的實踐。
“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風貌更加昂揚向上”。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曾將綜合國力分為硬實力與軟實力兩種形態。文化軟實力是國家軟實力的核心因素，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文化的影響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文化軟實力為此，就要樹立“文化軟實力是重要國力”的觀念，把文化產業列入國家戰略，大力推動和扶植文化產業。要詳細制定文化發展戰略目標、戰略措施和文化發展政策，加快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完善文化產業政策，推動其發展成為國家戰略性產業，做到“國家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軟實力對世界各國制定文化戰略和國家戰略是一個重要的參照系。表面上文化確乎很“軟”，但卻是一種不可忽略的偉力。任何一個國家在提升本國政治、經濟、軍事等硬實力的同時，提升本國文化軟實力也是更為特殊和重要的。
當代中國文化與已開發國家經濟的關係呈現出相當複雜的形態。
正如珀金斯《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所揭示的：在美國出現的“經濟殺手”披著經濟學家、銀行家、國際金融顧問之類的合法外衣，其實卻為美國全球霸權的戰略服務，他們拉攏控制他國的政治與經濟精英，向他們提出蓄意製造的錯誤的巨觀經濟分析和產業投資建議，誘騙開發中國家落入預設的經濟陷阱，從而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和自然資
源。近來美國《混合語》雜誌不斷曝料：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96年後加緊了對第三世界學術界的滲透，出巨款讓一些人宣傳推進全盤美國化，打壓第三世界那些保護和振興本民族文化的人。
在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一書披露：為了滲透美國的霸權思想，中央情報局在文化領域展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文化輸出活動：舉辦講座和研討會，創辦學術刊物，開設圖書館，資助學者互訪，捐助講座教授位置等。
實際上，冷戰本質上是一場文化戰爭，就連西方內部，文化冷戰也從未斷絕。戰後美國文化強勢進入歐洲，包括西歐和東歐。但是，歐洲文化絕非被動全盤接受文化美國化，法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一致致力於維護本國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國為甚。為抵制美國文化的入侵，保護法國文化，針對美國在關貿總協定的烏拉圭談判中提出的文化產品貿易自由化，法國堅持“文化例外”政策，反對將視聽產品納入世貿組織貿易規章制度中。法國為此對歐洲各國進行不懈的遊說，終於使得1993年歐洲議會採納了“文化例外”原則。2001年12月2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該宣言第五條規定：“文化權利是人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創造多樣性的繁榮有賴於文化權利的全面實現。”
今天，應對從文化冷戰到文化熱戰的重要方式就是進行文化戰略的研究。二戰以後，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文化產業發展迅猛，根據聯合國的一項統計，1980年到1998年，世界印刷品、文獻、音樂、視覺藝術、電影、攝影、廣播、電視、遊戲和體育用品的年度貿易額從953.4億美元，增長到3879.27億美元。文化發展之快可見一斑。
當前，中國政府對於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問題有著自己的主張，提出了中國自己的文化安全觀，改革開放以來歷任國家領導人的文化立場，多在於強調合而不同，求同存異，鼓勵和加強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文明對話。中國也開辦了孔子學院和語言文化學院，希望有3000萬甚至3億的外國人都來學漢語。然而比起周邊日、韓政府目標明確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中國的文化政策層面卻顯得氣象不足且特徵不夠鮮明。
近些年來，中國經濟日漸崛起令世人矚目，與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響則亟待拓展。有數據表明，目前美歐占據世界文化市場總額的76.5%，亞洲、南太平洋國家19%的份額中，日本和韓國各占10%和3.5%。美國文化產業創造的價值早已超過了重工業和輕工業生產的總值。中國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我們需要培養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識分子和文化工作者，他們知道什麼是最中國的、最優秀的、最能成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麼是全球市場；知道誰在消費中國，誰在了解中國，否則很可能將導致文化生產過剩或者錯位。
文化傳播機制是一個大問題。美國用三大片（薯片、晶片、影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從1996年開始，美國的文化產業已經超過航空、重工業等傳統領域，成為美國最大的出口產業。美國的文化產業已經占美國GDP的25%左右。這種情況下，中國不得不借鑑西方的模式，如製作模式、宣傳模式、廣告模式、行銷模式、收回成本模式等。
最近幾年，一些中國電影逐漸走出國門，在為世界所認知的同時，也贏得了部分海外市場，其中貢獻大者如張藝謀、陳凱歌等。但恰恰是這些大踏步走出去賺取海外票房和美元的電影導演，在很多人眼裡，他們的作品不僅“媚洋”、“求大”，而且“沒有思想”。結果，錢投得越來越多，電腦製作越來越虛假，畫面越來越殘酷。成本越高，就越期待從市場獲得高回報。這在美學上被稱為“形式取代思想”——即以形式的視覺狂歡取代了思想的深層感動和內在靈魂的拷問。面對美國文化三片齊下的文化戰略，中國文化在相當長一段時期處於“失聲”狀態。
文化軟實力因此，需要解決以下四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官方應有文化的高度。第二，熟悉市場，了解西方和全球的市場，知道誰在消費和需求中國的東西，否則就會導致產品過剩或者嚴重錯位。一方面，一些人受“名牌”機制影響，人云亦云，喜好消費那些宣傳海報里的商業“大片”；另一方面，相對於全國平均收入水平，文化產品總體上仍屬於奢侈品，很多人受經濟條件約束卻消費不起。這些都制約了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的良性發展。第三，中介環節問題，主要是體制性問題，需要有一種彈性的合作性的制度、財務制度等，否則從事文化產業的人最後很可能是債台高築，官司纏身。第四，專業和思想的介入，即邀請一批真正的專家、學者和撰稿人，吸收、改編他們的思想以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
1.新世紀亞洲格局重組與話語權爭奪
亞洲正在崛起，其動向大致有三：一是韓國宣布將在全球一百個地區開辦“世宗學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設“日語學習中心”欲與中國的“孔子學院”抗衡，三是印度的文化很早就輸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龍象之爭”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籌。
韓國是新興的文化產業大國。1998年,韓國遭遇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提出了“文化立國”的方針，明確提出“兩個五”：力爭五年之內把韓國在世界文化產業市場上的占有率從1%提高到5%；力爭五年內能培養出10000個內容創作者，其中10％有外銷的能力。為實施這一戰略，韓國先後頒布了十幾部法律法規，又於2001年成立了“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並且每年獲得政府5000萬美元的撥款用於文化事業的發展。《大長今》的熱播，絕非一個電視劇而已，而是事關韓國的文化輸出、文化戰略。而且，他們要把“韓流”變成“亞流”，甚至“世流”。韓國只有4900萬人口，卻在海外有12個韓國文化院。2004年韓國文化產品已占世界市場份額的3.5％，成為世界第五大文化產業強國。韓國成功地輸出了自己的文化，拯救了韓國經濟。為了塑造東亞大國形象，韓國新辦的“世宗學院”將面向世界，尤其是東亞民眾免費教韓國文字和文化，使得現有學習韓語的百萬餘人借“韓流”大潮迅速膨脹。
東亞的日本是世界第二經濟強國，早在1985年，日本經濟持續增長之時，就試圖從“經濟大國”轉向“政治大國”最終走向“文化大國”。日本的文化立國戰略其目的就是要推出日本文化。試圖確立日本文化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使亞洲國家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時，也接受日本文化。
日本因為二戰罪行其國際形象一直不佳，為了塑造未來親善的國家形象，同時為了同中國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相抗衡，日本政府計畫在全球各地增設“日語學習中心”100所以上，學習中心的規模擴大近10倍，從而從文化深層次改善世界對日本的看法。據報導，2007年4月18日，日本政府“教育再生會議”在首相官邸舉行了分科會議，與會者一致決定把“到2025年將在校留學生數量擴大至目前的10倍即100萬人”這一目標寫進5月的第二份報告中，說明日本致力於通過吸引世界而傳播日本文化。
印度在軟體工業和區域特色文化方面已經擁有了世界性聲譽，而其通過科技、軍事、文化獲得全球擴展的心思也不可不察。
從1985年日本的文化輸出到1998年韓國的文化輸出,其間我們中國重點在發展經濟，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但是新世紀中國的發展戰略應該根據世界新格局有所調整，怎樣讓中國人信服自己的文化，然後才是拿什麼讓世界人民欣賞。論實力，中國的GDP總量居世界第三，但論觀念和策略，中國卻沒有跟進。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的文化產業應該在推進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方面有更多的作為。
東亞崛起的文化格局預示著當今世界文化的重大轉折：國際間的經濟技術軍事競爭正顯現為文化競爭，或者說那種可見的國力“硬實力”競爭，已逐漸被更隱蔽的文化“軟實力”競爭所遮掩。我們更應該關注新世紀文化戰爭與中國文化安全問題。在我看來，經濟成長是重要的，但比經濟成長更重要的是經濟成長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2.四大發明遭遇挑戰
東亞各國對中國19世紀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對20世紀以降的文化充滿隔膜，有意誤讀甚至敵視。中國在經濟、軍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時，在文化方面卻沒有跟上。
20世紀後期，亞洲各國在經濟上、政治上爭大國話語權，而且在文化上爭首發權成為亞洲文化的新動向。近些年考古學界出現的幾個重大問題，表明所謂“遠東”各大國在“四大發明”和亞洲歷史問題上出現了話語權力之爭，引起了各方的關注。實際上，全球化中的“文化爭端”是“文化衝突”的先兆。
韓國學者以韓國慶州的佛國釋迦塔發現的雕版印刷本《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1966年10月）為據，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屬（鐵）活字印刷是韓國人的“發明”。一些韓國學者撰文，稱此經為新羅印本，刊印時間是公元706至751年，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強調韓國是雕版印刷的發源地。有的韓國學者甚至呼籲召開國際學術會議，邀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參加，要求國際社會予以公認。到了1978年，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館長錢存訓教授將這一訊息傳進來，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其實，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單頁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羅尼咒》（公元650—670年）已經表明中國是雕版印刷的發源地。1906年在新疆吐魯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蓮花經》，同樣可以證明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
如果說，韓國質疑中國雕版印刷和金屬活字印刷的發明權，那么，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堅持認為，活字印刷（鉛字印刷術）是德國人古登堡15世紀“創造”的：“古登堡以他的才智對各個時代的潮流和嘗試進行了綜合。在前人的基礎上，他將合適的紙張、具有特定的連續性的墨水、合適的印刷機，以及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打出上千個字的打字設備組合到了一起。西方歷史學家一致認為，這一傑作是15世紀50年代於美因茨出現的。”事實上，這種發明比中國活字印刷晚了約四百年，當然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發明。所以，作者也不得不這樣說“他也可能曾受益於遠東的某些思想，那裡的人們早在幾個世紀之前就開始利用某種活字進行印刷，並且發明了紙、絲綢、火藥和瓷器。”這種說法顯然難以成立，什麼叫“可能曾受益”？什麼是“利用某種活字”？這無異於以西方中心主義的方式，取消了畢昇的活字印刷的發明權。甚至有人懷疑畢昇的存在，認為泥活字字模和印刷品至今未見出土，其記載僅見於沈括的《夢溪筆談》，不過是一個傳說而已。這就完全不顧事實了。活字印刷術是北宋慶曆年間（公元1041年—公元1048年）由畢昇發明的,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詳細記述了畢昇發明泥活字印刷及具體工藝過程，是真實可信的。
“四大發明”中遭遇挑戰的還有“造紙術”。除了一些18—19世紀西方傳教士認為“紙是文藝復興時期於14—15世紀由德國人或義大利人發明的”以外，還有造紙術是“埃及發明”的說法。甚至，“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女士致信《加拿大製漿造紙雜誌》，
信中只是列舉文獻後說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質量相當好的紙，因而聲稱紙最初由印度人所‘發明’”。這種觀點其實不值一駁，季羨林先生早就論證了梵文中的“紙”（kakali）字是7世紀才出現的，而印度的紙是由中國傳入的。
另外，日本的考古學家藤村新一連續通過所謂的考古發掘，把日本的歷史從幾萬年推進到了50萬、60萬、70萬年。日本人究竟起源於何年何地是日本考古學界一直想要解決的重大研究課題，與此密切相關的考古發掘就成為解開這一歷史之謎的重要途徑。藤村新一是日本考古界專門作假的“神手”。問題在於，他為什麼要把日本的歷史從幾萬年推到70萬年？而且近年來揚言要推進100萬年挖出原始人遺骨？因為他要通過偽造日本歷史來改變整個世界歷史！他在2000年的10月被媒體揭露曝光，成為震驚考古學界的醜聞。這說明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社會思潮有所抬頭，某些人已經在不擇手段地粉飾甚至偽造歷史。
其實，問題的進一步複雜化，是在中國文化發源問題上，“西方文化東移造成中國文化之說”一度幾乎成為世界學術界的主流觀點。20世紀20年代（1921年10月）,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對仰韶文化遺址進行發掘後，即鼓吹中國的彩陶製作技術是先在西方成熟後才傳入的，並將這一觀點寫進他的著作《甘肅考古記》一書中，至1934年，他在自己最有影響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黃土的兒女》中，仍然堅持這一觀點。日本學者石田乾之助甚至推測出了具體的西方文化東漸的路線。“中國文化西來說”得到不少中國學者的認可，包括章太炎、劉師培，甚至當時中國人編歷史、地理教科書，幾乎無不奉“西來說”為據，不惟坊間教科書為然，即使京師大學堂的中國史、中國地理講義，亦曾一時全采這種說法。
當然，同這種觀點相反，明末清初即有中國學者提出“西學中源說”。如徐光啟、方以智、李之藻等就認為中國傳統科技與西學之間存在相近之處，是受“一源輻射”影響，西學只不過是“唐虞三代之缺典遺義”，“皆謂聖人所已言”，“與上古《素問》、《周髀》、《考工》、《漆園》諸編，默相勘印”。黃宗羲講學時認為，西方的科學技術不過是拾中國聖人之餘緒：“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積極倡導西學的康熙帝同時也積極倡導“西學中源說”。梅文鼎、王錫闡、戴震、阮元等都有西學源於中學的說法，下迨清末，王韜、鄭觀應、陳熾、薛福成、俞樾、黃遵憲等依然老調重彈。這些說法，一方面表現了中國打開國門過程中“天朝上國”的民族中心觀念；另一方面，將西學納入中國學術系統中，可以迴避嚴苛的“夷夏大防”而得以移植西學。
近年來，韓國申遺“端午祭”以後，一些學者提出若干違反歷史的論題：中醫乃是韓國人發明，稱為“韓醫”，老子和孔子據說都是韓國人，甲骨文乃韓國人發明的，王羲之的《蘭亭序》是用韓國高麗紙寫的，還要改書法、書道為韓國的書藝，等等，不一而足。這種瘋狂掠奪中華原創文化為己有的民族主義成為對中國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戰，也讓中國文化走向海外面臨了更多的危機和障礙。
3.當代中國的文化安全
今天中國的崛起一方面依靠國內的和諧，一方面則依靠國際形勢的穩定，但是中國所面對的世界正以異樣的眼光看著我們。首先，台灣問題懸而未決，成為中國最大的不穩定因素，也成為中國文化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其次，各類中國分裂論甚囂塵上。早在1887年，日本軍國主義參謀部提出的《征討清國策》中，就曾明確地提出要把中國分成7塊，這就是東北、華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準葛爾）、甘肅。根據一些資料顯示，日本右翼學者中島嶺雄，在1993年曾發表文章，主張把中國分割成12塊，除了上面7個地區外，還包括香港、澳門、廣東、山東、四川等地區。同時，日本右翼政客宮奇正弘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內，又拋出所謂《中國的大分裂》一文，鼓吹中國應在鄧小平以後“分成16個小國”，其中增加上海、福建、廣西、寧夏、雲南等省市，甚至把不是中國的新加坡也列入其中。在台灣島內則有一個叫王文山的人，他1996年12月在台灣出版了一本書叫《和平七雄論》，這是又一個妄圖肢解中國的“七塊論”。這7塊包括滿洲（東北）、內蒙古、新疆、西藏、四川（含黔、滇、桂）、江北、江南。他認為，台灣已經分割出來了，不必將其列入。
身處當代世界之中的中國，其未來處境並非可以高枕無憂。在20世紀末，美國《華爾街導報》的一篇文章說，中國是“花架子”的中國，看上海、北京、深圳都是穿西裝打領帶像模像樣，而再往西部看就是穿草鞋和短褲，這叫做“花架子的中國”。正是因為中國內部發展的不均衡，使得西方在1985年提出了“七國論”——日本最早提出然後得到美國的附議，而在21世紀初被李登輝加以系統化。以七國論為代表，西方、日本和美國等西方現代國家存在的形形色色中國分裂論，使得中國面對的國際形勢變得空前複雜。
在面對這些分裂輿論的同時，一方面中國應加強自身的民族凝聚力建設，建立這個時代、這個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另一方面也應通過大規模的輸出有力回應各類分裂輿論。
國家分裂是民族凝聚力下降的表征，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正需要文化。王國維在後期研究蒙古史，蒙古史和王國維有什麼關係？王國維早年研究叔本華、尼采、康德等西方哲學，是為了喚取民智，喚醒民眾，以救國人精神疲弱；然後寫《人間詞話》是要喚醒自己；寫《宋元戲曲考》——把唐詩宋詞之後所謂難登大雅之堂的戲劇重新加以闡釋並訂其譜系；再往後研究甲骨文和上古史，是希望借發掘中華民族遠古文化的雄強精神，喚起民眾的憂患意識；後來他研究敦煌學，是因為伯希和、斯坦因等從敦煌搶走了很多珍貴文物資料，使得中華文化命脈有中斷之險，如果中國學者不去研究敦煌，那么誰研究？後來，他又研究蒙古史，那是因為那時他已經意識到外蒙古將從中國母體上割裂出去。王國維做的每一門學問都和這個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關。那么，今天如果“七國論”成功，難道匹夫無責嗎？如果“港獨”、“藏獨”、“疆獨”、“蒙獨”、“台獨”都出現的話，中國還是中國嗎？軍事強大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歷史上有很多軍事強大的國家內亂不斷，所以文化的重要性異常明顯。
為什麼這些亞洲國家先行一步進入現代化以後還要進而爭奪文化領先權呢？為什麼在經濟領域成功後還會有對文化領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領域優越性的圖謀呢？為什麼有人不斷想從文化上做文章大談分裂中國的“七國論”？對此中國應該怎么辦？是繼續跟在別人後面作為第三世界欠已開發國家？還是漸漸地學會同西方他者對話呢？是繼續全盤西化使中國文化成為即將消逝的文化？還是在對話中逐漸進入國際文化共識並強調自己的文化特性，從而生出一種真正的文化精神並使中國文化成為人類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淪為博物館文化？這些文化問題需要每一個中國人深深思考！
文化問題空前重要。如果當年秦始皇不在文字方面統一中國，在今天看來會是多么危險。科技、制度的並軌階段都將過去並成為常態，構成我們的一種“集體無意識”。文化之道需要“大而化之”，需要去檢視衝突進而化解衝突，這種工作應由未來的思想家、學者、知識分子去做。
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亞洲的經濟是“雁形”經濟。領頭雁是誰？當然他們認為是日本，而且經濟中心是在大阪。中國人不同意，提出“雁形”經濟的領頭雁是未來的中國，經濟中心可能是上海。韓國人不同意，說未來的“雁形”經濟中心應該是在韓國，它的中心是首爾（原名漢城）。亞洲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問題的敏感程度相當高，不管是北邊的中俄邊境問題，朝鮮半島核問題，還是南邊的西沙群島問題和周邊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核競賽問題，以及台海問題，中日東海油田問題、釣魚島問題等，都是一觸即發的。很多人認為今天是和平盛世，就國際文化形勢而言，我卻覺得實在應該居安思危！
2008年，美國CNN主持人辱罵13億中國人。這種對中國的不友好也出現在英國、德國、法國等歐洲國家以及日本、韓國、印度等亞洲國家中。為什麼近年來美洲、歐洲和亞洲強國對中國都不太友好了呢？為什麼在中國走向富強和自主的時代西方對科學民主的訴求變成了政治仇視和文化對抗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西方的冷戰思維模式的幽靈作怪，認為國家間關係非友即敵，國際關係就是二元對立。
4.走出誤讀與妖魔化中國的怪圈
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國戰爭頻仍、民生凋敝，救國救民成為知識分子的當然使命。20世紀30年代陳序經提出了“全盤西化”和“走出東方”的思想，胡適為避免“全盤”二字的僵硬而提出“充分現代化”的觀點，並導致一場重大的文化論戰。大半個世紀以後，對這場文化論戰的是非學界已經有了更清醒的認識，那種“全盤”之聲的誤區經歷了歷史的公正驗證，真正死抱不放的人大抵不多了。如今，經濟的崛起必將引發對文化的重新思考。
中國的經濟崛起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但對這種事實的看法可謂判若天淵：一方面是中國民族自信力的提升，一方面又可能被西方認為是民族主義情緒上升。一方面是經濟科技的強大，另一方面世界對中國文化依然不了解。
《遠東經濟評論》、《紐約時報》等出於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偏見，指責中國“民族主義”高漲和所謂“中國欲向海外擴張”，反映出西方學人群體中仍然存在相當程度的文化種族偏見。這種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立場應受到批判，同時，需要在學術思想上杜絕“文化戰爭”的錯誤觀念。
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立場在許多地方都有所表現。長期以來，西方對於中國有定式化的“印象”，將其視為比西方要弱小甚至帶有女性氣質的“第三世界”，因此儘管中國文化不乏其雄強自信的一方面，但西方很少意識到，中國也很少去展示。張藝謀的《英雄》進入美國後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公映時間推後了40天。因為審片專家組看了電影以後大惑不解，說過去看中國電影《秋菊打官司》、《大紅燈籠高高掛》，大都是以女性為中心。《秋菊打官司》中那位又醜又髒奔跑在黃土高坡、說著寶雞方言的女性，使西方的男性眼光很容易就能俯視這片黃土地上孤獨行走的人。同樣，他們也很容易看到大紅燈籠高高掛下面中國式的惡習，從而使他們在“現代化”的咀嚼過程中感到欣然自得——幸好我們美國“現代化”了，幸好我們不像那個愚昧落後的國家那樣。這是他們評審當時的看法。張藝謀突然出了一張新牌，讓這些評審感覺到理解很困難：黑色的軍陣，紅色的樹，藍色的天，白色的紗，而且秦軍軍威震地、萬箭齊發。當箭穿透趙國書院時，那位長者說國可破，家可亡，人可死，書法不能丟，文化不能亡。這說明了文化長於軍事，文化勝於戰爭。於是，美國人發現中國形象變了，不再是“自我女性化”的中國，相反，軍威震天的秦國形象代表了雄壯威武的男性化的中國。最後，這個片子終於得以播出，播出之後即獲得一片好評！
2009年12月3日，奧地利郵政總公司公開發行一枚孔子學院特種郵票。郵票圖案為維也納大學校園內的奧地利孔子學院教學樓，郵票下方分別用德文和中文寫著“維也納大學孔子學院”。
韓國慶州發現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幾乎顛覆了中國的印刷術發明權。
《夢溪筆談》記載復原的泥活字版，正是由於我們的考古學家和文化學家在寧夏山洞裡發現了一本12世紀的泥活字印刷品，才奠定了中國無以顛覆的活字印刷發明權，奧運會才可以在世人面前展示我們的泥活字。
《蘭亭序》代表魏晉書法成就的最高峰
文化資本
中國文化正在成為國際上受尊重的文化實體，並由東方向西方傳播而成為人類新的文化感受方式。
大國崛起不是民族性口號和單一的願望，文化創新和可持續輸出是大國崛起的重要軟實力地基，同樣是消除“中國威脅論”獲得大國文化競爭力的必由之路。
1.從經濟資本走向文化象徵資本
法國當代思想家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將整個社會資本分成三個資本域，即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
就“經濟資本”而言，每個國家都可以用GDP來量化。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有一條很重要的統計信息：從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遠遠領先於世界其他國際經濟體，占世界經濟的25％左右，1820年的時候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9%。從1820年到1870年這50年間,中國經濟的制度性障礙,使得中國成為“停滯的帝國”。1820年左右，西歐經濟總量占世界總量的23.6%，但到了1870年，就達到了33.6%，遠遠超過同期的中國經濟總量。到199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僅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1.5%。到20世紀後期，從1952年到2005年，僅僅53年,中國的GDP增加了20倍。2006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英國,2008年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三。
如今美國、日本加上中國變成了世界的前三強，中國這個歷史上的落後國家，綜合國力排在了世界第三。中國在掉下低谷後已經走上了復甦之路。這種復甦使得中國的身份變得空前複雜。一會兒是“中國落後”、“第三世界”、“中國的環境污染”等，一會兒是“中國的崛起”、“中國威脅”、“中國分裂”等。
我堅持認為，關鍵問題不在於我們的科技經濟，軍事崛起，而在於我們的文化身份不清。這就說明中國的“文化資本”還不豐厚，需積極進行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的積累和創新，通過經濟崛起與文化創新共同提升中國新世紀大國地位。
2.消除中國威脅論的文化牌
在西方現代性統治世界的近200年間,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東方文化整體上喪失了自己的聲音，喪失了主動支配自己的能力，而只能淪為西方現代性的邊緣或附庸。中國在古今中西四個維度之間擺動，或認為自身歷史悠久，或崇拜現在的西方。人們一方面在忘記中國自身的傳統，一方面對西方這一他者總是霧裡看花、琢磨不透。向西方學習並沒有獲得西方人或者西方文化的內在特性，反而往往通過西方抹去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沒有文化的凝聚力，文化身份認同就將出現問題。在經濟起飛之後，全盤西化之中還有什麼東西能夠代表東方文化？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那么崛起速度越快，文化則越弱。
文化需要去“化”，宗教是需要去“傳”，國家衝突需要去“解”，當代思想戰略需要去“行”。然而，在大眾媒體的炒作和平面化中，今天滿地的“文化侏儒”和消費享樂主義者，卻少有能夠擔當“天下”的大氣象者，這意味著，中國文化在新一輪文化競爭中有可能處在不利的地位。事實上，文化殖民、語言殖民、精神生態失衡是當代最大的文化病症，這種病症造成了國人的文化自卑主義和文化失敗主義情結。這一局面必須花大力氣加以改觀，否則文化軟實力競爭就落不到實處。
在我看來，那些一味目光向內感嘆地球變小為“地球村”的人，沒有注意到時代已經悄悄發展而進入“星際交流”的太空文明時代，中國文化應該在新世紀有大的作為。中國文化不僅是東方的，而且正在成為世界的。每個時代的思想家都有其自身文化立場，並進而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眾多思想家互動形成大國文化身份的價值認同。
中國文化正在成為國際上受尊重的文化實體，並由東方向西方傳播而成為人類新的文化感受方式。我們必須冷靜思考人類的未來是否可以將東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來，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消除文化誤讀，發現差異性文化之間的心靈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整體創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氣著手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精神生態失衡問題，讓人類告別戰爭、瘟疫、罪惡，走向新世紀綠色生態的自然和社會。
守正創新是新世紀中國崛起的文化戰略。新世紀中國文化不僅是中國的，也應該“走出去”而成為人類的和世界的。在我看來，這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
解決途徑
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努力提高國民綜合素質，是增強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方面。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著眼於滿足人民民眾日益增長的多方面、多層次、多樣性的精神文化需求，著眼於提高人民民眾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著眼於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努力提高國民的精神狀態、意志品格和內在凝聚力，構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實的文化根基。
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首要資源和重要基礎。要充分發掘中華傳統文化的優勢，全面認識祖國的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其與時代特徵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與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行為相聯繫，自覺實現民族文化現代化的轉換。要大力推進民族文化創新工作，加大制度創新力度，加快構建文化傳播體系，使我國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通過各種媒體傳遞到世界各地。如何理解老子的“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問題之一。方爾加先生運用喻象性的方法將“道”解讀為“生命力”，這是語言訓詁學和古籍整理學的有益探索。
但我們對“道”也經常出現混淆和誤解。比如北京大學的《儒藏》的重要課題《中國儒釋道三教關係史》里把道教和道家混用；華東師範大學的《子藏》，把《道藏》當做單純的諸子的典籍；京劇《赤壁》諸葛亮的唱“我本是臥龍崗一道家”，曹操的唱“我實實服了那妖道孔明”，出現混用。
道家與道教二者的區別：一是，道家是一種哲學流派，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二是道家以老莊為思想主體，而道教則是尊老子為道祖，卻沒有莊子；三是道家不信仙丹和符籙，反對巫術和鬼神，而道教則相反；四是道教有團體、教派、教義、信徒以及傳授系統，而道家則沒有這些。
另外，《道藏》既有大量的“道家”及諸子類一百多種書、醫藥養生的書、科技史的書，又有“道教”的宗教經書，類似於《大藏經》；這不同於儒藏和子藏的單純學派書目。明代《道藏》原有1476種書，1926年的影印通行本1120冊，2004年我國出版了《中華道藏》49冊，內容非常豐富。
可見，我們要從道家、道教、道藏三個層面和視角全面解讀，才能有助於理解老子的“道”。
《道德經》對後世影響深遠，歷代學者對它的理解可謂見仁見智。方爾加教授提出的“‘道’就是生命力”的命題令人耳目一新，讀後熱血沸騰，仿佛有一股無形之力激起我對《道德經》的重新審視——原來《道德經》也可以這樣解讀。老子的理想是萬物相容，而不是萬物對抗、為敵，即宣揚的是“天地合一，和諧自然”的理念，這對於我們今天和諧社會建設極具借鑑意義。“治大國如烹小鮮”，願更多的當政者研究、理解、把握、熟悉《道德經》，並運用到為人民服務的實際工作中去。
方爾加先生對“道”的闡釋解讀，著實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深刻印象。任何思想觀念都產生於具體的歷史時代，或者說思想觀念首先是時代的產物。而《道德經》畢竟產生於兩千多年前，那個時代是我國上古禮樂文明初創的時代，時代迫切要求建立與其相適應的社會和政治倫理關係，使文明為之確立，社會為之有序，從這個意義上看，方先生依據《道德經》文本，將“道”看作是老子對於客觀存在的事物生命力的考察，告誡人們要道法自然，辯證地看待一切，如“無為而無不為”等，從而立身為人，治國安邦。我認為方先生這番闡釋既符合《道德經》文本本意，又體現了尊重人類思想認識史基本現實的科學精神。總之，讀了方先生的演講，使我們進一步明確了對於祖國傳統文化思想既要學習傳承，更要穿過神秘主義的迷霧，正確把握定位，歷史地給予認識和借鑑。
提高實力
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提升國家形象的國際親和力
國家形象的國際親和力，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的直接體現。我國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全方位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特別要重視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統籌協調。一方面，和平的國際環境是國內現代化建設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和諧的國內社會是對外展示的最好形象。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為提升我國國家形象的國際親和力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現在，對外文化交流工作和對外宣傳工作的最重要任務，是要把科學發展觀有關國內的“和諧發展”與國際的“和平發展”的豐富內容，準確有效地傳遞給外部世界。要讓儘可能多的人們理解，中國已經取得和將要取得的發展成果，不僅意味著中國越來越“成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會更加充滿活力而又安定團結的國家”，而且意味著中國越來越“成為對外更加開放、更加具有親和力、為人類文明作出更大貢獻的國家”。
近幾年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出訪的時候，身體力行地宣傳“和諧世界”理念中蘊涵的中華文化思想，充分展示社會主義中國的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國際形象，懇切表達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努力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美好心愿，為提升我國的國家形象的親和力作出了重要貢獻。
提升國家形象的國際親和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重視吸收世界各國優秀文明成果，包括吸收各國人民共同接受的一些基本價值，如保障人權、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等政治價值，公共服務、終身教育、生活質量、生態文明等社會文化價值。2008年北京奧運會“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2010年上海世博會“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口號，表達了各國人民共同心愿。提升國家形象的國際親和力的關鍵，是我們不僅在口頭上而且要在行動上把“和諧”、“共享”的理念當作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的共同理念，積極履行國際義務，認真執行國際規則。近幾年來，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重要國際組織，簽署了多個公民權利保護和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國際公約，倡導並發起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同時為推動“南南合作”、落實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抵禦亞洲金融危機、推動朝核問題六方會談、解決非洲國家債務問題、促進伊朗核危機和平解決、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等等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要貢獻。
提升國家形象的國際親和力不僅涉及國家行為，也涉及公民的個人行為。中國的科學家、藝術家、體育明星都是很有影響力的形象大使。中國遊客、留學生、商人、官員等在其他國家的言行舉止同樣也會被看作是中國人的文明水平的代表。努力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不僅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核心目標，而且是提升國家形象的國際親和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當務之急。
結合傳統智慧和現代文明，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努力“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這是增強國際社會對我國的理解、信任和尊重的重要途徑。
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的一個基礎性工作就是弘揚中華文化。中華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不僅具有歷史文獻和文明遺產的價值，也是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並以包容性的特徵彰顯其全球性價值。我們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要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開發利用民族文化豐厚資源，挖掘和保護各民族文化遺產，在國內進行教育傳授，去國外參與文明對話。
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的一項迫切任務，是認真總結現代化建設的“中國經驗”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這需要我們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資源，提煉中華民族在思考和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群己關係、公私關係、義利關係、理欲關係、仁智關係等問題上的傳統智慧，總結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的途徑和經驗，探索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之間的內在聯繫。
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的一個長遠之計，是不斷創造出體現民族文化活力和生機的新作品、新成果。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在時代的高起點上推動文化內容形式、體制機制、傳播手段創新，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是繁榮文化的必由之路。”這不僅是對於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普遍要求，而且也指出了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的關鍵所在。我們的學者、作家、藝術家能否不斷創造出文化精品，我們的企業、地區和文藝院團能否逐步形成一些國際知名的文化品牌，是衡量我們的民族文化是否具有強大而持久的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標準。
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必須加快構建傳輸快捷、覆蓋廣泛的文化傳播體系。在信息社會，文化的傳播能力已經成為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決定性因素。一個國家文化的影響力，不僅取決於獨特魅力的文化內容，也取決於先進的傳播手段和強大的傳播能力。目前，要做大做強主流媒體，形成與我國國際地位相稱的輿論力量，同時高度重視網際網路的運用與管理，使之成為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新引擎。
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需要我們發揮多種力量的積極性，向中華文化的傳播廣度和深度進軍。當前，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渠道豐富多樣。我們不僅要發揮各級政府和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的作用，而且要發揮民間團體和公民個人的作用；不僅要發揮文化單位和外宣部門的作用，而且要發揮旅遊、商貿、會展、教育、科研、體育、僑務等各個部門的作用。在對外文化宣傳中，我們也應該根據文化傳播的不同內容和不同對象選擇最為適合的傳播形式，使中華文化為世界上更多的人們了解、理解和認同。
推進文化創新和產業升級，提高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大力發展文化產業，不斷提高我國文化的總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不僅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增強國家經濟實力的重要任務，也是文化多樣化背景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工作重點。
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雙重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物質生產領域資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而且是精神生產領域資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作為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文化產業的成長和發展有助於進一步提高國家的經濟實力；作為一種以文化為內容的現代產業，文化產業的拓展和提升則有助於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加強國家形象的國際親和力和民族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為了完成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雙重任務、實現提高硬實力和提高軟實力的雙重目標，文化產業的發展應該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提供的新的政策空間和經濟動力。2005年年初，國務院發布《關於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一年以後，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明確地提出要在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努力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形成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和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黨的十七大進一步要求，“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實施重大文化產業項目帶動戰略，加快文化產業基地和區域性特色文化產業群建設，培育文化產業骨幹企業和戰略投資者，繁榮文化市場，增強國際競爭力。”
創新是文化的靈魂，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提高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文化領域的創新，首要條件是形成一個使儘可能多的人們競相迸發創新智慧、使各方面創新人才大量湧現的制度環境、文化環境和教育環境。
利用現代高新技術手段實現文化產品的內容創新和文化生產的方式創新，培育新的文化業態、提高和擴大文化信息的傳播速度和覆蓋範圍，是提升我國文化競爭力的發展重點。不僅要在以數位化、網路化為主的新的文化業態中實現創新，在傳統文化產業部門也要依靠現代科技改造和提升傳統文化，推動傳統文化市場轉型升級，實現內容、形式、管理、行銷等多方面的創新。
發展方式不僅影響國家的硬實力，而且影響國家的軟實力，而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式對於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影響更值得重視。低級趣味、崇洋媚外的文化產品，即使在文化國際貿易中市場份額再大，經濟效益再好，也是對社會環境的污染，對國家形象的損害。以粗製濫造、無聊戲說甚至肆意褻瀆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代價來換取市場成功，更是對文化資源的浪費，對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破壞。至於那些靠盜版、剽竊和低成本複製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文化產品，則不僅影響我國的國際形象，更會妨礙我國相關產業未來的長遠發展，以至危及國家的文化安全。
上海世博會和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構建
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是繼北京奧運會後我國舉辦的又一個世界盛會。舉辦世博會是上海在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進程中的一件大事，將大大推進上海的現代化和國際化。世博會已經經歷了150多年，而上海世博會將成為在我國、也是在開發中國家第一次舉辦的綜合性世界博覽會。上海世博會將為全面推進中華文化的復興、展示和提升中國的軟實力，提供一個很好的契機。
一
20世紀80年代，西方學者提出了“軟實力”（SoftPower）概念。軟實力指的是一種能力，它能通過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誘達到目的，是一國綜合實力中除傳統的、基於軍事和經濟實力的硬實力之外的另一組成部分。這一概念的提出，明確了軟實力的重要價值，將它提高到了與傳統的“硬實力”同等甚至比其更為重要的位置，人們也開始從關注國家軍事、經濟力量等有形的“硬實力”，轉向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價值觀的感召力和文化的感染力等無形的“軟實力”。
在21世紀，綜合國力的博弈對一個國家在未來世界秩序中的排序起著關鍵性作用。文化軟實力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響力，在國與國之間的影響也在不斷地擴大，世界大國紛紛重視軟實力的建設，這是與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相伴隨的，也是與一個國家和地區發展的強盛和自信相統一的。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把它作為一項長遠的戰略任務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標誌著我們黨對文化建設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境界。
上海能夠舉辦世博會以及世博會自身的國際影響力，不但惠及經濟層面的硬實力，也會帶來間接效益，尤為突出的便是文化軟實力的提升。
二
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各國的文化也呈現出交流與交鋒、合作與較量的新格局，文化已經成為西方國家顛覆和控制別國、實現自身戰略意圖的重要工具，文化領域已經成為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較量的重要領域。所以，大力提升本國的軟實力已在國際主流社會達成共識。
1.世博會是舉辦國展示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水平的視窗。經過新中國6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努力，以及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國的文化軟實力，我國的國際話語權也擁有了更廣闊的空間。2010年上海世博會又為展示中國文化、增強人民的文化自覺提供了寶貴的契機。世博會的價值有四個“大”，即大展示、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它對於中國的展示，既是國家形象的宣傳，又是中華文化的傳播。我國要借這次世博史上規模最大的博覽會為載體，充分展示中國五千年的燦爛文明、改革開放以來的光輝成果和中國城市的美好生活，為未來帶來信心，給未來發展提供豐富的資源。
2.中國通過學習世界文明使文化影響力得到提升。在展示現代中國的同時，還需要保持清醒的認識：中國目前的軟實力與一些西方國家還存在著差距，相對於硬實力的顯著提高，文化軟實力亟待加強。
所以，除了展示中國，我國也要面向世界，虛心學習，把世博會當作中國人民擁抱人類文明最新成果的一次絕好機會，展示和學習並舉。園區參展國的城市建築和城市生活實踐，既代表了先進的科技水平，又濃縮了各國歷史和文化，這樣不出國門就能和全世界優秀城市進行“無縫對接”，對拓寬國民的視野以及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中國文化更可以通過與世界各種文明的交流、碰撞得到發展和升華。
三
文化是國家的根脈，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只有認識文化的價值，重視文化建設，才能大力發展、大有可為；只有形成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地位相適應的文化優勢，我們才能在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盪和碰撞中掌握主動權，有效應對來自各方面的挑戰。為此，必須從戰略上思考和謀劃文化軟實力的提升。
第一，作為一個系統工程，文化軟實力的構建需要創新公共文化服務方式和管理體制。只有通過深化改革，改變陳舊的思想觀念、做法規定和體制弊端，才能為文化的繁榮開闢廣闊空間、提供強大動力支持。通過世博會，加快完善政府職能，堅持“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增強依法行政和服務社會的觀念，強化服務意識，簡化審批手續，提高工作效率，為促進文化軟實力的建設提供服務。
第二，要進一步吸收世界各國優秀的文明成果以及各國人民共同接受的一些基本價值。如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政治價值，公共服務、終身教育、生活質量、生態文明等社會文化價值，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為我所用，促進我國文化軟實力的不斷提升。比如申博後，上海總結了“胸懷祖國、不負使命的信念，萬眾一心、頑強拼搏的作風，顧全大局、團結協作的風格，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品質，自信從容、博採眾長的風範”等五種精神，積極發揚這些精神，對市民素質的培養是很有幫助的。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一直影響著國人的價值取向、行為方式與人生追求。首先應摒除傳統文化的消極因素，創造性地吸收、消化傳統文化的營養。比如吉祥物“海寶”，是以漢字“人”作為核心創意的，可以傳播中國的傳統文化和“以人為本”的時代精神內涵，展示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社會以及人的精神面貌的巨大變化。其次要通過“走出去”戰略進一步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輸出能力，使我國在經濟總量列為世界強國以後，自覺轉型為價值和文化意義上的強國。
第四，著力增強硬實力的同時，進一步提升文化軟實力，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又好又快發展。一方面，增加商品和服務的文化含量，努力打造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文化產品和文化品牌。另一方面，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文化產業展現了蓬勃發展的生命力，成為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通過世博會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經驗，大力發展文化產業，規範外資引進和文化產品進口，形成以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場格局。
第五，大力開展提升文化軟實力的教育工作，促進公民素質的提高。上海世博會籌辦期間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以及符合國際標準的禮儀教育，有利於提升城市的人文內涵和精神文明；在運營期間票務、市內交通等方面公民的積極配合，也要求其具備健康的群體心理和良好的素質。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作為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中之重，要做精雕細刻、潛移默化、入耳入腦、深入人心的工作，並以此帶動社會道德規範、法制規範和行為規範建設，促進全黨全民族素質的提高。這也將成為世博會結束以後，留給上海乃至中國極為寶貴的財富。
總之，上海世博會的效應不只限於184天，還將長遠地發揮。通過世博會的主辦，努力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城市發展之路，將對城市形象、基礎設施和生活環境的改善產生綜合性和潛在性的影響。隨著中國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文化建設的新高潮即將到來，通過構建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將放射出更加奪目的光芒。
根本指引
一個民族的生命基因，熔鑄著文化的力量；一個民族前進的每一行足印，都閃耀著文化的光芒；一個民族的興衰存亡，說到底是文化的興衰存亡。在上世紀初葉，包括中國與印度在內的古老東方民族遭受列強欺凌的年代，印度詩人泰戈爾曾熱切預言文化的根脈“正像活的種子一樣，天上降下滋潤的雨水，它就會抽芽、成長，伸展它造福的樹枝，開花、結果。”數千年風吹雨打仍傲然挺立的文化自信，植根在血液中的文化基因，讓中華文化的種子總是能頑強地抽芽、成長，不屈地開花、結果。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說政治是骨骼、經濟是血肉，文化則是靈魂。今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而文化正是道路、精神和力量之魂。當今世界各國，除了經濟、科技、軍事力量等“硬實力”的比拼，文化軟實力的競爭也日趨激烈，因為文化愈來愈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愈來愈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這種“軟較量”往往潤物無聲、潛移默化，運巨變於無形，某種程度上比硬實力的滲透力更強，影響力更持久。一個國家能否真正成為強大的經濟體，越來越取決於文化創新的力量，取決於依託文化的制度創新與科技創新的力量。能否高瞻遠矚提高文化軟實力，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未來。
文化軟實力的根基，是全社會的崇德向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夯實國內文化建設根基，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從思想道德抓起，從社會風氣抓起，從每一個人抓起。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中華古聖先賢歷來崇尚“以德服人”，中華民族最深層的文化脈動中，崇德向善始終是一種最強大的力量。尤其在社會轉型期，崇德向善是改善社會軟環境、抵禦污濁與逆流的定海神針。
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但是，美德不是與生俱來的。扶正祛邪，激濁揚清，必須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激發全社會向善的力量。文化軟實力最終要靠國民素質來支撐，國民素質首先是道德素質。提升國民道德素質，要以中華傳統美德為基，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使知禮守法、誠信友愛、團結奉獻等基本道德規範，融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匡正社會風氣、陶冶人們情操，使中華文化軟實力的光域不斷增大、亮度持續增強。
中國的和平崛起決不能止於經濟的規模和效益，更要有文化軟實力的匹配和壯大。要引起重視的是，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出國旅遊人數年年增加，但大聲喧譁、隨地亂扔雜物等不文明行為卻令國人蒙羞。事實證明，如果文化素質和道德水準不能隨經濟實力同步上升，金錢再多也得不到人家的尊重。因此，我們必須牢記總書記的要求，繼承和弘揚我國人民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的傳統美德，堅持馬克思主義道德觀、堅持社會主義道德觀，引導人們嚮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讓13億人的每一分子都成為傳播中華美德、中華文化的主體。
文化軟實力的比拼，說到底是核心價值觀的較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觀念，代表了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要加強提煉和闡釋，拓展對外傳播平台和載體，把當代中國價值觀念貫穿於國際交流和傳播的方方面面。貫徹總書記的要求，要以“三個自信”為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的立足點，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既大膽吸收和借鑑世界有益文化，又堅決避免盲從。
恩格斯曾說過，文化植根於“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們只能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我們共有的精神家園。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為中華文化注入了新的精、氣、神。我們要通過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對內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對外贏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傳播文化軟實力的基本功，是“講好故事”。講好故事，“曲高”的同時做到“和眾”，往往事半功倍。中國傳統的忠孝仁義靠民間故事宣揚傳承，西方的基督教傳統也喻於一個個聖經故事中，啟示我們用淺顯的、通俗的方式傳播文化。惟有潤物無聲，軟實力才能實至名歸。無論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還是提高國際話語權，都要求我們創新對外宣傳方式，以人們喜聞樂見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恰恰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功課要補。因為，不太會講故事仍然是影響中國文化軟實力的短板。無論是出版、影視還是新聞傳播，我們之所以存在著巨大的“文化逆差”，很大程度上就是講故事的功夫還不夠，有時甚至還處於“有理說不出”“有口難辯”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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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2期《瞭望》新聞周刊將發表慎海雄的署名特稿：讓我們的文化軟實力硬起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2013年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係“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總書記圍繞努力夯實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根基、努力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努力提高國際話語權四個方面所作的精闢闡述，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根本指引。
